当代美国音乐与文学跨学科研究学者、现为圣路易斯大学教授的菲莉丝·韦利弗（Phyllis Weliver）在《英国小说中的音乐群体，一八四0至一九一0：阶级、文化与民族》等著作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观点：至少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英国小说的叙事中呈现出了对音乐表演与音乐听众聆听行为的高度关注，音乐愈来愈被视作一种形塑国家、民族、社群“想象之共同体”的重要手段。这不禁让人适时地联想到E.M.福斯特颇有争议的小说《霍华德庄园》的卷首语——“唯有联结”（only connect）。
　　“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经美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推出，后又被中国学者汪晖、吴叡人等人进一步阐发，已然成为今日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常常会借用的概念。韦利弗的贡献，在于将这一理念创造性地应用到了音乐小说（musical novel）的分析之中，让我们注意到小说中那些很容易被忽略或者被仅仅视作“背景”的音乐场景、音乐人物、音乐事件，尤其是这些形形色色的音乐话语在塑造小说人物群体时的作用。
　　作为二十世纪初的代表性音乐小说之一，《霍华德庄园》的一个重要情节确实是第五章出现的一场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为重要曲目的周日音乐会。乍看起来，小说的叙事者似乎试图不厌其烦地在读者心中产生一种印象，那就是：这位被E.T.A.霍夫曼、瓦格纳、罗曼·罗兰等人极力推崇的、具有巨大包容力与魅力的乐圣之音是进入人耳最崇高的声音。它成功地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藩篱，将这些形形色色、身份与性情迥异的人物“其乐融融”地聚合在了一起。确实，不论是听到旋律便会轻叩手指的裘丽姑妈、音乐洪流袭来时便可在头脑中产生画面感与叙事感的海伦·施莱格尔、可以“看到”音乐本身的玛格丽特·施莱格尔、一边看乐谱一边听音乐的“对位控”蒂比·施莱格尔，还是可以在音乐中联想到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莫泽巴赫小姐，抑或是带着维多利亚时期的阿诺德式文化理想，希望通过音乐（文化）来“装”绅士派头、“充”上流阶层的伦纳德·巴斯特，似乎都从中发现了“生活的激情”。贝多芬俨然成为向听众提供人人民主、人人平等、人人心仪这一美好愿景的伟大力量。
　　然而，吊诡的是，这热闹异常的“联结”其实仅仅是一种“连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结”。或者说，它具有非常临时性与脆弱性的特征。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缘分”（孽缘？），小说中的男男女女（尤其是被作家视作小说的愿景家，他本人也在情感上与其站在一边的海伦·施莱格尔）才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才更加强化了社会人群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注定最终成为“活在碎片”中的一个个个人。这差异涉及性别、阶级/层等多个不可调和的冲突层面，它隐隐展露出的其实是福斯特深层次的悲观主义情绪（尤其是在看似“盛世”的当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从“维多利亚一爱德华时期”的家庭小说向更为深刻的“现代主义”式的小说演进，而随之可以管窥的当然也包括那个变迁的英国大时代。
　　在《霍华德庄园》中，首先凸显这种潜在矛盾与冲突的便是这场贝多芬周末音乐会发生的场域——女王音乐厅。在很大程度上，音乐厅（concert hall）这一新兴的“公共场域”似乎在逐渐取代（其本意也是如此）私人化、过于封闭与排他的中产阶级客厅（drawing room）和沙龙（salon），尤其是那些票价并不昂贵、即使是中下阶层也可以负担得起的音乐厅，更是把形形色色的国民都容纳进来。甚至“concert”一词原意便是一致、和谐，似乎更是营造了一种美好的愿景与氛围。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当不同的人群被“拉”到一起时，本来被暂时隐藏的矛盾反而被大大激化，甚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廉价的座位也许确实做到了让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在身体上“摩肩”“接踵”，但是彼此之心却依旧遥远如常。小说中原本完全不可能有深入交集羁绊的二人——海伦·施莱格尔与伦纳德·巴斯特正是由于同去女王音乐厅而结缘，后来更是因一念之差跨越了阶级界限，珠胎暗结，导致伦纳德·巴斯特最终命丧庄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砸死伦纳德的正是放有那天在音乐厅演奏的贝多芬乐谱的书架。他简直可以说是被音乐厅、被贝多芬杀死的。而更具“预兆”意味的，便是海伦·施莱格尔在听完贝多芬作品之后便“匆忙”离席的举动。这位“愿景家”似乎已经在冥冥之中预料到之后的某些遭际。不过，命运还是跟她开了一个玩笑，她匆忙离开的过程中却又误拿了伦纳德·巴斯特的雨伞，注定还是无法逃离这一命定的羁绊。
　　与音乐厅相比，《霍华德庄园》中被详细描述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则以更为微妙的方式呈现了这些不同人群更为深层次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在小说中，最热衷于描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听感的，莫过于中产阶级中上层的施莱格尔一家人。对他们来讲，聆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在女王音乐厅的每一场演出是必不可少的仪式。然而，不论是玛格丽特·施莱格尔还是蒂比·施莱格尔，其口中描述的这首作品都似乎脱离了这首作品与其生活、与英国社会的相关性。对于前者而言，贝多芬似乎仅仅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能指;对于后者来说，贝多芬則完全成了音符本身。
　　与其姐弟不同，海伦·施莱格尔眼中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无疑更为具体，也更为具象化。事实上，她几乎化身为现场乐评家，不厌其烦、无比详细地描述了第二乐章与第三乐章的音乐事件，尤其是自己对这两乐章颇具争议性的听感——她本来期待的是从这首作品中听到持续不断的英雄史诗叙事（就像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一样）。然而，在这里，她却听出了两种令她不安的“他者”的存在：一是第二乐章“稍快的行板”中过于甜美、过于女性化的旋律，二是第三乐章里具有威胁性的哥布林（goblin）式音符。
　　在一些女性主义音乐学家（如苏珊·麦克拉瑞、玛莎·J.西特伦等）看来，贝多芬的交响曲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父权话语，光是聆听它本身便是与父权制度的合谋。包括第五交响曲在内的多部交响曲里常见的奏鸣曲式（sonata form），更是以音乐的方式赤裸裸地展示了男性征服、压迫女性这一现实。这主要体现在音乐中第一主题与第二主题之间的博弈——第一主题代表的是有进取精神、充满推力的男性气质，第二主题则代表着充满煽情与矫饰的女性气质。在一次次的对抗中，最终第一主题会战胜第二主题，完成对自身男性身份的构建与完成。其中，在女性气质较为明显的一个个音乐瞬间，都是令男性格外焦虑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