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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6-06-20
[作者简介] 师学良（1982-），男，甘肃白银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师资博士后。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6）02-0107-05
编者按：顾斯文教授（Prof. Dr. Sven Günther），1978年生于德国，2008年获德国美因茨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学术旨趣为古代希腊与罗马的经济理论研究，兼治钱币学、铭文学、古典语言教学法与古典接受史等，在古典历史专业杂志《居穆纳西翁》（Gymnasium）等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另有专著刊行。2014年秋，顾斯文博士受聘于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担任古典学外籍专家，讲授拉丁语、拉丁语文献阅读、罗马法史料选读、拉丁铭文学、钱币学入门等课程。2015年，任期届满后，顾斯文博士又被聘为东北师范大学古典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教授专注于古典史学研究且长于教学，他开设的古典语文和历史课程吸引了此间众多师生参与，反响良好。顾斯文教授还多次受邀在校内外举行学术讲座。笔者曾亲历顾斯文教授的一些课程和研讨会且日常又多有学术交流，每每受益匪浅；与会同仁亦受顾教授强烈而积极的影响，对自身学业与研究有所启发。有感于此，征得顾教授的同意，在张强教授的指导下，笔者对顾教授进行了访谈。
访谈录旨在介绍顾斯文教授求学、治学与教学经历，涉及古典语文修习、古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古典学术研究中如何处理原始史料与研究文献等方面的内容。期望这个访谈可为国内蓬勃发展的西方古典史学研究提供一些学术信息，以飨同仁。
师学良：您是怎样对古典史学研究产生兴趣的？哪些师长和学者对您的学习和学术研究产生了影响，从中您得到了哪些启示？
顾斯文：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古代世界产生兴趣源于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的《古代希腊神话》。小时候，我的父母和祖父母给我讲书中有关玻耳修斯、赫拉克勒斯、特洛伊战争等神话故事与传说，激发了我对古代世界的兴趣，后来我也阅读了这部故事集，发蒙之教至关重要。后来在学校中我的确迷恋上了历史课，尤其是中学时期的古代史课。德国高中开设历史、拉丁语课程，两科授业教师特别有魅力，由此我对古代史兴趣更浓。从这些课程中，我不仅掌握了如何学习，也学会了如何思考、分析和判断，而且我们总是从批判地阅读史料这个基础开始，我从中受益匪浅。
在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周围很多朋友劝我应该学那些能带来实际效益的专业，比如经济或法律。最终，我在美因茨大学首先注册为神学系学生。我认为历史、文献分析和宗教信仰的结合似乎是开启心智的正确选择，后来我选择了古代历史、近代史以及哲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专业组合，现在想想的确如此。大量有意思的研讨课、讲座、同窗之间的交流，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我在这一学习阶段的宝贵经历。
很幸运，一开始我就在沃夫冈·霍本博士的指导下学习，他是美因茨大学古代史研究所的学术主管，深谙古希腊语、古拉丁语，熟知古代史事，此后几年我一直问学于他。这个古代史研究所逐渐成为我的学术家园，不仅是因为有霍本博士，还有莱昂哈德·舒马赫教授博士、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格哈德·豪斯曼教授博士、奥利佛·施托尔教授博士以及弗兰克·伯恩斯坦教授博士等，他们的为学为人都十分出众。在古代史所，一方面我体会到了学术研究，当然还有人人追求进步而产生的学术竞争压力，但另一方面，当硕士毕业时我和研究所这个大家庭的各位同事成了可以相互倚重的朋友。这段经历对我影响至深，原来学者们都有“常人”的一面。特别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为人随和，极具“权威”（auctoritas）和个人魅力，但却从不刻意地凸显自己的权威。
我个人从中得到启示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是与教学活动分不开的，这两方面是一体的。我在学期间一直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可以说，比起仅阅读书本，对我的学术研究颇有启发意义的思想火花是在中学、大学讲授各种专题的教学互动中捕捉到的。
在很多方面，我当前任教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也是这样。这里的师生不仅是一个团队，更是一个融洽而稳定的大家庭。与我先前的经历一样，在他们眼中，教与学对双方同等重要。
师学良：我们知道，在古典语文教学、特别是古拉丁语教学与研究方面，您有丰富的经验和成果。那么，您是怎样学习掌握拉丁语的？您又是怎么教授拉丁语的？您认为古典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您或许了解，当前中国世界古代史和西方古典史学研究领域，西方古典语文的教学和研究也在普及之中，所以您的经验或能对此有所助益。
顾斯文：“Domitilla cantat. Lucius ridet et clamat： ‘Domitilla ululat！’”（意为：多米提拉唱歌。鲁基乌斯笑着大喊道：“多米提拉在哀号”）。这些句子是我在高中七年级时首次读到的，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在开始学习拉丁语的几周时间里，我们得反复记诵这个短文，而老师教我们的则是：拉丁语如何构造语句，怎么描述词汇形式、句法结构、句子词汇的各种功能、拟声动词“哀号”（ululare）的修辞用法，怎么理解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如男童、女童以及专名等。我这么讲的意思是，当我一开始学习拉丁语的时候，不是单纯从一个角度而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审视阅读材料的。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不曾有卡尔·马克思那样全面学习拉丁语的机会——每周至少12小时，既翻译拉丁语文献又用拉丁语说话、写作和讨论。但是，直至高中毕业，我的拉丁语老师在数年间一直采取这种多元化的方式教学，这对我后来教授拉丁语影响至深。在德国高中，拉丁语学满5年考试合格可获“拉丁语证书”（Latinum），学满7年考试合格后则可获得“大拉丁语证书”（groes Latinum），我高中毕业时即获得后一种。我很幸运，在后来我所就读的大学里，教授们亦是并非仅就语言谈论语言。在我学习古代历史课程的时候，教授们授课时当然也喜欢从原始文献开始讲起，但他们在授课过程中同样体现出将所讲文献置于其政治、历史和文化等背景中的娴熟技艺，最终为我们挑明了那些常常晦涩难解的文献的丰富含义。 同样，我在中学和大学教授语言的核心理念也是如此，这就是力求让学生们在学习语法、词汇和句法结构的同时也要掌握语境分析。换句话说，这两方面不可分割，如果只注重文献内容与篇章划分但却不明白文献所以如此的框架结构，那么眼前的文献还是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我记得以前有一位拉丁语教授曾找到我的指导教授，说他在读一篇史料时看到著者用到了“sestertii”这个词，问这是否于史有征。当我的指导教授打开保险箱向他展示了一些这种“sestertii”钱币后，这位教授大感惊讶。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将语言、历史和考古等等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将之对立起来。遗憾的是，在当今学界中，这些学科通常被人为设置在不同研究机构，结果“古代研究”（Altertumswissenschaften）不复存在，而从“古代研究”出发，综合各学科的不同理论、模型和方法，我们对史料会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在教学中，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首先会向学生们传达这样一个理念，即所有这些研究领域同属一体，然后才按学习小组、课题或其他情况来选择相应的方式方法。
师学良：除语言问题外，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文献的。我们看到，通常情况下，以研究论著为主的二手文献其数量显然大于原始文献，请您结合研究实践谈谈您是怎么处理原始文献的，又是怎样在研读原始文献和搜读研究论著之间取得平衡的？
顾斯文：美因茨大学古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门上，曾张贴了两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一句是“Sekundaerliteratur verwirrt nur！”（“二手研究论著只使人困惑”），另一句是“Kopiert ist nicht kapiert！”（“复制不是领悟”），当时我们在研究中循此而为。首先，我一定会反复阅读原始文献，查考字典辞书搞清楚尚不知道的史实，确定著作家及其著作的背景、意图、承袭的传统、目标读者等等，接下来最重要的是针对文献提出问题。不仅要提出对于分析文献史料来说很重要的“W”类（who， when， where， what， why）问题，还要提出更深层的阐释问题，这种问题通常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在何种程度上”（to what extent）始。接着，我会搜集其他类似史料，组织论据回答之前的分析性问题和阐释性问题，只有在这些完成之后才开始参酌其他论著。当然我知道，我所提出的大部分问题、尤其是分析性问题都已经有人讨论和解决过了。不过这不是什么憾事，反倒恰恰说明我的方向是对的。或许我所思考的这一个阐释性问题在现有研究论著中从未被提出，那么这就是我提出新观点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新贡献。凭借这样的方法，我不会也不用剿袭旧说，而是提升了自己的学术能力。
当然，在平时的学术研究中，这两个方面是同时并进的，因为我们掌握了原始文献和研究论著类文献的区别。但在教学活动中，十分重要且有必要的是向学生阐明并传授给他们这两类文献之间的区别，而且需要指出，一种文献是原始文献还是二手研究论著取决于阐释性问题。例如，若用一部有关西塞罗的古代评注著作（如阿斯康尼乌斯的评注）来考察西塞罗的思想，那么这部评注就应被视为是二手研究论著，但如果研究课题是讨论西塞罗著作的接受史，那么这部评注便是典型的原始文献。
我们可以举一个关于阐释性问题的例子。如果古代著作家甲引用了另一个古代著作家乙的一段文献来佐证其论点，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著作家甲的这个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著作家乙的说法”，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阐释性问题则是“著作家乙的说法是如何被著作家甲用于其著作中的”，这后一个问题应更富于探讨价值。当然，若拥有其他具体可用的材料、更深入研究的话，这其中还涉及其他具体问题。这两个问题可以让我们考察不同方面，这样我们就不必蹈袭已有研究论著中有关这两位著作家的种种观点，而是仅需参考为数不多的专著或论文，这些研究著作对我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才是重要的。若这些论著在我看来未能圆满的解决问题，则我会撰文立说。
但是，在学术研究中若采取相反的步骤，即搜读二手研究论著在先、阅读原始文献在后，那么我们仅能就原始史料读出现有研究论著中所列的种种看法，我们的思维就会被那些其他学者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框定，由此我们或许发现不了新问题。对那些承受竞争压力且急于发表论著的学者来说，这种情况最为糟糕，但在当今却很常见。随着学术出版市场的急速繁荣，此举仅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书评，对原始文献本身的思考反被遮掩难见。总之，我的看法是，阅读原始文献是第一位的。
师学良：您的学术研究重点是古代经济与国家财政的理论和历史，就此发表过大量论著，请谈谈您有何创获和心得。另外，请简述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并介绍一下您下一步的学术研究工作。
顾斯文：有时候不仅各种方法交织在一起，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也难解难分。我在硕士学习期间注意到从规章制度和官僚体制入手可了解社会的框架和构造，因此我对法律和行政管理研究特别感兴趣，这就是为何即便我修完规定学分后仍选择修习（国家）法律而不是哲学的原因。研究这个相当复杂的课题需要一系列学术工具，这些都是从我的导师那里学到的，他一直专注于铭文学、钱币学和法律史料。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是，考虑到文献史料记载不足，那么如何凭借一套明确的方法论，通过分析、综合和阐释其他类型史料中的相关残篇记载来重构这一行政管理模式。我在研究中至今仍在不断思考的问题是，古代世界中一个人仅仅操控着一个小小的转轮，但整台机器却能驶向不同的方向。
我博士论文的主题是罗马帝国的间接税制度，研究中我首次涉及这种相互关系。例如，我在研究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奥古斯都如何通过设立遗产税这一举措，将给老兵发饷的当务之急与抬高贵族家族地位的目的结合在一起。由这一举措，奥古斯都支持单个家族内的遗产继承，打乱了旧有贵族网络，反对上层家族将遗产赠予政治同盟或庇护者的习惯做法，在几乎仅有君主统治尚属安全的时期维护了他作为元首的地位，这是奥古斯都的创举。结果，研究这些看似没有吸引力的国家财政和行政管理问题让我的学术兴趣延伸到政治史领域。 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开始转向古希腊史研究，侧重经济史。在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到，人们通常被史料牵着走，相当盲目地据守史料，却不曾深入探究其内在意义。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古希腊经济理论著作中，这是古代经济性质论战的主战场之一。古代经济理论研究中，通常自名为实质论者的原始派学者主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色诺芬等人著作仅传达各种政治或道德价值，因此古人根本不关注经济问题。而自称为形式论者的现代派学者认为，古代实况一如当今，即古代亦有纯粹的理性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但在我看来，上述两说均不成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经济极难与社会的其他制度截然分开，从不同且毫无联系的结构和话语中找不出解决问题之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只是“内嵌”（embedded）于社会、文化、宗教或其他之中。经济有自身的规律、模式和目的，这些才是涉及经济问题的史料的基础。这些经济思想尤其在文献史料中并未径直表达，而是通过设立一系列框架（frames）表达，这些框架促使著者与读者借助著作来交流。例如，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强烈反对外邦人按照他们的观念来破坏他的理想、陈旧、封闭的城邦的道德观。然而仅当公元前四世纪的历史实际是另一番景象、即在一个开放社会结构中外邦人构成关键经济团体时，柏拉图主张才能对读者产生影响。从其他史料中可见，柏拉图恰恰生活在有这一类外邦人的环境中并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著作，可以说这是柏拉图对现实的反讽。
我在研究中尝试探讨并说明这种框架，据此参与到晚近以来的古代经济研究与争论中。我的研究主要援引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这一非加超的理论（nonplusultra theory）似乎可将原始派理论和现代派理论纳入一体。但我认为，这仅是一个虚构的共识，因为主张经济行为可由影响决策的制度来阐明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上述两派都赞同，但却不能促使这两派提出研究古代与现代经济的新思维。所有的解释模型和理论学说都面临这样的难题，包括我的观点在内，这就是说：我们仅能在这些理论或模型的范围之内做出成就或得到结果，不少但却也不多。但同时也要看到，每一代学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模型、理论和问题，并以此来研究现存史料，所以说学术研究无止境，唯有变迁而已。
师学良：作为西方古典史学者，您长期在本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从事教学科研活动，那么请问这种跨文化体验是否对您的古典历史研究有所影响？
顾斯文：是的！人们常常引用德国古典学家乌沃·豪尔舍的一句名言“古代是‘最近的陌生者’”（Antike ist das nchste Fremde），这是说人们常常着迷于古代世界，是因为面对相似的问题、需求和困难，古代世界提供了不同的回答和可能性。但问题是，如果人们不在生活中保持开放的心态，怎么能对“最近的陌生者”保持开放呢？我坚信，当前我在中国的经历、曾经在横滨的东京德国学校做中学主管和讲授历史与拉丁语的经验，对我的古代史研究有着强烈而积极的影响。一旦亲身体验了不同的文化、行为方式和观念，切实感受到作为一名外国人真正意味着什么，则人们将会拥有另一种审视自己国家的眼光，同样也一定能够想象到古代史有多么的不同。另外，你也能跳出自身传统框架，提出诸多新问题。
举例来说，在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学工作的第一个学年，我给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了研讨课，基于各人的研究课题，我们在课堂上考虑到了不同的方法论和基本理论，最终深化了对各自目标作者及其著作的认识。在互动讨论“state”和“law”这两个概念时，我和学生们一起探索合适的中文译法，并且认识到西方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自身历史、特别是启蒙运动以及19世纪民族—国家建构历史进程中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而塑造和建构自我的。显然，这一看法或许对理解古代时期这两个概念的用法未添新意，例如罗马共和国晚期或西塞罗时代，但却对今日阐释这种话题增添了很多新见解；在这次研讨课之后，我进一步认识到“更可能像罗马人、希腊人一样”的重要意义，这样才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基本术语的内涵，并且给出所在文化传统中相应译法的理由。正因为探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最近的陌生者”观念，我们才能更接近古代史研究中“最近的陌生者”，提出尚未触及的新疑问。
师学良：我们知道您新近受聘为东北师范大学古典学教授，那么您对进一步推动西方古典史学研究有什么建议？您在此工作期间有哪些新的愿景？
顾斯文：对于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师生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相互激励，这里的每个人都具备发现适合自身古代史研究方式方法的潜力。与“最近的陌生者”极为相关的是找到自己的方式和问题，我很高兴且乐于同他们一起前行。中国有自己的古老文化、不同的社会、国家和经济的观念，你们能从古代文献中提出他人未曾触及的问题。这样你就能获得新见解，促进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其影响不仅限于学术方面，也有社会意义。作为将古代传达到当今时代的古代史研究者，对于当下讨论的一些公共问题，我们必须提供古人有关同类问题的解答，我们不能掌握古人的解答将传向何方，但却必须给出这一可能性供人们选择。
所以，我鼓励我的同事和学生打破常规思考问题，深入理解文献史料，同时综合考虑其他材料。借助新近收藏的古代钱币、铭文集成和考古材料，我们现在可以从各个角度研究古代世界。对所有这些文献与资料，我们不仅在日常课程也在每周五晚举行的“古典研究讨论会”进行研讨。我邀请了一些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参与其中，每次讨论的主题由参与人员提前选定，包括每个人当前的研究课题、新史料如铭文或钱币等等。讨论会上，报告人介绍完此次研讨主题后，我们开始对本次论题涉及的史料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参与者的观点和立场相当多样化，当然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平等地抒发己见。这样做的益处是，从各种知识背景出发提出的诸多不同问题可使参与者更深入掌握史料，并联系到其他证据，通常会给予后续相关研究以新的思考或观点。我很高兴地看到，当新见解出现时，参与者们对此感到极为兴奋；经过这样的讨论会，若有新论文撰写和发表，我想我终于实现了当教师的目的。换句话说，我的目的就是，作为一名教师和完整的人，既激励学生又以身作则。“勤奋创新、为人师表”是这所大学的校训，我亦引为座右铭。我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也构成了目前我用力最勤的希腊古典著作家色诺芬的思想基础；色诺芬坚信，成功应对时代挑战的关键是具有示范意义、充满创造性的领导力。
师学良：谢谢您接受访谈。
顾斯文：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的观点和体验，谢谢。
（责任编辑：冯雅）
[作者简介] 师学良（1982-），男，甘肃白银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师资博士后。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6）02-0107-05
编者按：顾斯文教授（Prof. Dr. Sven Günther），1978年生于德国，2008年获德国美因茨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学术旨趣为古代希腊与罗马的经济理论研究，兼治钱币学、铭文学、古典语言教学法与古典接受史等，在古典历史专业杂志《居穆纳西翁》（Gymnasium）等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另有专著刊行。2014年秋，顾斯文博士受聘于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担任古典学外籍专家，讲授拉丁语、拉丁语文献阅读、罗马法史料选读、拉丁铭文学、钱币学入门等课程。2015年，任期届满后，顾斯文博士又被聘为东北师范大学古典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教授专注于古典史学研究且长于教学，他开设的古典语文和历史课程吸引了此间众多师生参与，反响良好。顾斯文教授还多次受邀在校内外举行学术讲座。笔者曾亲历顾斯文教授的一些课程和研讨会且日常又多有学术交流，每每受益匪浅；与会同仁亦受顾教授强烈而积极的影响，对自身学业与研究有所启发。有感于此，征得顾教授的同意，在张强教授的指导下，笔者对顾教授进行了访谈。
访谈录旨在介绍顾斯文教授求学、治学与教学经历，涉及古典语文修习、古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古典学术研究中如何处理原始史料与研究文献等方面的内容。期望这个访谈可为国内蓬勃发展的西方古典史学研究提供一些学术信息，以飨同仁。
师学良：您是怎样对古典史学研究产生兴趣的？哪些师长和学者对您的学习和学术研究产生了影响，从中您得到了哪些启示？
顾斯文：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古代世界产生兴趣源于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的《古代希腊神话》。小时候，我的父母和祖父母给我讲书中有关玻耳修斯、赫拉克勒斯、特洛伊战争等神话故事与传说，激发了我对古代世界的兴趣，后来我也阅读了这部故事集，发蒙之教至关重要。后来在学校中我的确迷恋上了历史课，尤其是中学时期的古代史课。德国高中开设历史、拉丁语课程，两科授业教师特别有魅力，由此我对古代史兴趣更浓。从这些课程中，我不仅掌握了如何学习，也学会了如何思考、分析和判断，而且我们总是从批判地阅读史料这个基础开始，我从中受益匪浅。
在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周围很多朋友劝我应该学那些能带来实际效益的专业，比如经济或法律。最终，我在美因茨大学首先注册为神学系学生。我认为历史、文献分析和宗教信仰的结合似乎是开启心智的正确选择，后来我选择了古代历史、近代史以及哲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专业组合，现在想想的确如此。大量有意思的研讨课、讲座、同窗之间的交流，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我在这一学习阶段的宝贵经历。
很幸运，一开始我就在沃夫冈·霍本博士的指导下学习，他是美因茨大学古代史研究所的学术主管，深谙古希腊语、古拉丁语，熟知古代史事，此后几年我一直问学于他。这个古代史研究所逐渐成为我的学术家园，不仅是因为有霍本博士，还有莱昂哈德·舒马赫教授博士、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格哈德·豪斯曼教授博士、奥利佛·施托尔教授博士以及弗兰克·伯恩斯坦教授博士等，他们的为学为人都十分出众。在古代史所，一方面我体会到了学术研究，当然还有人人追求进步而产生的学术竞争压力，但另一方面，当硕士毕业时我和研究所这个大家庭的各位同事成了可以相互倚重的朋友。这段经历对我影响至深，原来学者们都有“常人”的一面。特别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为人随和，极具“权威”（auctoritas）和个人魅力，但却从不刻意地凸显自己的权威。
我个人从中得到启示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是与教学活动分不开的，这两方面是一体的。我在学期间一直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可以说，比起仅阅读书本，对我的学术研究颇有启发意义的思想火花是在中学、大学讲授各种专题的教学互动中捕捉到的。
在很多方面，我当前任教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也是这样。这里的师生不仅是一个团队，更是一个融洽而稳定的大家庭。与我先前的经历一样，在他们眼中，教与学对双方同等重要。
师学良：我们知道，在古典语文教学、特别是古拉丁语教学与研究方面，您有丰富的经验和成果。那么，您是怎样学习掌握拉丁语的？您又是怎么教授拉丁语的？您认为古典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您或许了解，当前中国世界古代史和西方古典史学研究领域，西方古典语文的教学和研究也在普及之中，所以您的经验或能对此有所助益。
顾斯文：“Domitilla cantat. Lucius ridet et clamat： ‘Domitilla ululat！’”（意为：多米提拉唱歌。鲁基乌斯笑着大喊道：“多米提拉在哀号”）。这些句子是我在高中七年级时首次读到的，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在开始学习拉丁语的几周时间里，我们得反复记诵这个短文，而老师教我们的则是：拉丁语如何构造语句，怎么描述词汇形式、句法结构、句子词汇的各种功能、拟声动词“哀号”（ululare）的修辞用法，怎么理解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如男童、女童以及专名等。我这么讲的意思是，当我一开始学习拉丁语的时候，不是单纯从一个角度而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审视阅读材料的。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不曾有卡尔·马克思那样全面学习拉丁语的机会——每周至少12小时，既翻译拉丁语文献又用拉丁语说话、写作和讨论。但是，直至高中毕业，我的拉丁语老师在数年间一直采取这种多元化的方式教学，这对我后来教授拉丁语影响至深。在德国高中，拉丁语学满5年考试合格可获“拉丁语证书”（Latinum），学满7年考试合格后则可获得“大拉丁语证书”（groes Latinum），我高中毕业时即获得后一种。我很幸运，在后来我所就读的大学里，教授们亦是并非仅就语言谈论语言。在我学习古代历史课程的时候，教授们授课时当然也喜欢从原始文献开始讲起，但他们在授课过程中同样体现出将所讲文献置于其政治、历史和文化等背景中的娴熟技艺，最终为我们挑明了那些常常晦涩难解的文献的丰富含义。 同样，我在中学和大学教授语言的核心理念也是如此，这就是力求让学生们在学习语法、词汇和句法结构的同时也要掌握语境分析。换句话说，这两方面不可分割，如果只注重文献内容与篇章划分但却不明白文献所以如此的框架结构，那么眼前的文献还是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我记得以前有一位拉丁语教授曾找到我的指导教授，说他在读一篇史料时看到著者用到了“sestertii”这个词，问这是否于史有征。当我的指导教授打开保险箱向他展示了一些这种“sestertii”钱币后，这位教授大感惊讶。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将语言、历史和考古等等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将之对立起来。遗憾的是，在当今学界中，这些学科通常被人为设置在不同研究机构，结果“古代研究”（Altertumswissenschaften）不复存在，而从“古代研究”出发，综合各学科的不同理论、模型和方法，我们对史料会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在教学中，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首先会向学生们传达这样一个理念，即所有这些研究领域同属一体，然后才按学习小组、课题或其他情况来选择相应的方式方法。
师学良：除语言问题外，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文献的。我们看到，通常情况下，以研究论著为主的二手文献其数量显然大于原始文献，请您结合研究实践谈谈您是怎么处理原始文献的，又是怎样在研读原始文献和搜读研究论著之间取得平衡的？
顾斯文：美因茨大学古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门上，曾张贴了两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一句是“Sekundaerliteratur verwirrt nur！”（“二手研究论著只使人困惑”），另一句是“Kopiert ist nicht kapiert！”（“复制不是领悟”），当时我们在研究中循此而为。首先，我一定会反复阅读原始文献，查考字典辞书搞清楚尚不知道的史实，确定著作家及其著作的背景、意图、承袭的传统、目标读者等等，接下来最重要的是针对文献提出问题。不仅要提出对于分析文献史料来说很重要的“W”类（who， when， where， what， why）问题，还要提出更深层的阐释问题，这种问题通常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在何种程度上”（to what extent）始。接着，我会搜集其他类似史料，组织论据回答之前的分析性问题和阐释性问题，只有在这些完成之后才开始参酌其他论著。当然我知道，我所提出的大部分问题、尤其是分析性问题都已经有人讨论和解决过了。不过这不是什么憾事，反倒恰恰说明我的方向是对的。或许我所思考的这一个阐释性问题在现有研究论著中从未被提出，那么这就是我提出新观点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新贡献。凭借这样的方法，我不会也不用剿袭旧说，而是提升了自己的学术能力。
当然，在平时的学术研究中，这两个方面是同时并进的，因为我们掌握了原始文献和研究论著类文献的区别。但在教学活动中，十分重要且有必要的是向学生阐明并传授给他们这两类文献之间的区别，而且需要指出，一种文献是原始文献还是二手研究论著取决于阐释性问题。例如，若用一部有关西塞罗的古代评注著作（如阿斯康尼乌斯的评注）来考察西塞罗的思想，那么这部评注就应被视为是二手研究论著，但如果研究课题是讨论西塞罗著作的接受史，那么这部评注便是典型的原始文献。
我们可以举一个关于阐释性问题的例子。如果古代著作家甲引用了另一个古代著作家乙的一段文献来佐证其论点，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著作家甲的这个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著作家乙的说法”，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阐释性问题则是“著作家乙的说法是如何被著作家甲用于其著作中的”，这后一个问题应更富于探讨价值。当然，若拥有其他具体可用的材料、更深入研究的话，这其中还涉及其他具体问题。这两个问题可以让我们考察不同方面，这样我们就不必蹈袭已有研究论著中有关这两位著作家的种种观点，而是仅需参考为数不多的专著或论文，这些研究著作对我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才是重要的。若这些论著在我看来未能圆满的解决问题，则我会撰文立说。
但是，在学术研究中若采取相反的步骤，即搜读二手研究论著在先、阅读原始文献在后，那么我们仅能就原始史料读出现有研究论著中所列的种种看法，我们的思维就会被那些其他学者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框定，由此我们或许发现不了新问题。对那些承受竞争压力且急于发表论著的学者来说，这种情况最为糟糕，但在当今却很常见。随着学术出版市场的急速繁荣，此举仅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书评，对原始文献本身的思考反被遮掩难见。总之，我的看法是，阅读原始文献是第一位的。
师学良：您的学术研究重点是古代经济与国家财政的理论和历史，就此发表过大量论著，请谈谈您有何创获和心得。另外，请简述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并介绍一下您下一步的学术研究工作。
顾斯文：有时候不仅各种方法交织在一起，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也难解难分。我在硕士学习期间注意到从规章制度和官僚体制入手可了解社会的框架和构造，因此我对法律和行政管理研究特别感兴趣，这就是为何即便我修完规定学分后仍选择修习（国家）法律而不是哲学的原因。研究这个相当复杂的课题需要一系列学术工具，这些都是从我的导师那里学到的，他一直专注于铭文学、钱币学和法律史料。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是，考虑到文献史料记载不足，那么如何凭借一套明确的方法论，通过分析、综合和阐释其他类型史料中的相关残篇记载来重构这一行政管理模式。我在研究中至今仍在不断思考的问题是，古代世界中一个人仅仅操控着一个小小的转轮，但整台机器却能驶向不同的方向。
我博士论文的主题是罗马帝国的间接税制度，研究中我首次涉及这种相互关系。例如，我在研究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奥古斯都如何通过设立遗产税这一举措，将给老兵发饷的当务之急与抬高贵族家族地位的目的结合在一起。由这一举措，奥古斯都支持单个家族内的遗产继承，打乱了旧有贵族网络，反对上层家族将遗产赠予政治同盟或庇护者的习惯做法，在几乎仅有君主统治尚属安全的时期维护了他作为元首的地位，这是奥古斯都的创举。结果，研究这些看似没有吸引力的国家财政和行政管理问题让我的学术兴趣延伸到政治史领域。 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开始转向古希腊史研究，侧重经济史。在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到，人们通常被史料牵着走，相当盲目地据守史料，却不曾深入探究其内在意义。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古希腊经济理论著作中，这是古代经济性质论战的主战场之一。古代经济理论研究中，通常自名为实质论者的原始派学者主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色诺芬等人著作仅传达各种政治或道德价值，因此古人根本不关注经济问题。而自称为形式论者的现代派学者认为，古代实况一如当今，即古代亦有纯粹的理性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但在我看来，上述两说均不成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经济极难与社会的其他制度截然分开，从不同且毫无联系的结构和话语中找不出解决问题之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只是“内嵌”（embedded）于社会、文化、宗教或其他之中。经济有自身的规律、模式和目的，这些才是涉及经济问题的史料的基础。这些经济思想尤其在文献史料中并未径直表达，而是通过设立一系列框架（frames）表达，这些框架促使著者与读者借助著作来交流。例如，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强烈反对外邦人按照他们的观念来破坏他的理想、陈旧、封闭的城邦的道德观。然而仅当公元前四世纪的历史实际是另一番景象、即在一个开放社会结构中外邦人构成关键经济团体时，柏拉图主张才能对读者产生影响。从其他史料中可见，柏拉图恰恰生活在有这一类外邦人的环境中并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著作，可以说这是柏拉图对现实的反讽。
我在研究中尝试探讨并说明这种框架，据此参与到晚近以来的古代经济研究与争论中。我的研究主要援引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这一非加超的理论（nonplusultra theory）似乎可将原始派理论和现代派理论纳入一体。但我认为，这仅是一个虚构的共识，因为主张经济行为可由影响决策的制度来阐明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上述两派都赞同，但却不能促使这两派提出研究古代与现代经济的新思维。所有的解释模型和理论学说都面临这样的难题，包括我的观点在内，这就是说：我们仅能在这些理论或模型的范围之内做出成就或得到结果，不少但却也不多。但同时也要看到，每一代学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模型、理论和问题，并以此来研究现存史料，所以说学术研究无止境，唯有变迁而已。
师学良：作为西方古典史学者，您长期在本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从事教学科研活动，那么请问这种跨文化体验是否对您的古典历史研究有所影响？
顾斯文：是的！人们常常引用德国古典学家乌沃·豪尔舍的一句名言“古代是‘最近的陌生者’”（Antike ist das nchste Fremde），这是说人们常常着迷于古代世界，是因为面对相似的问题、需求和困难，古代世界提供了不同的回答和可能性。但问题是，如果人们不在生活中保持开放的心态，怎么能对“最近的陌生者”保持开放呢？我坚信，当前我在中国的经历、曾经在横滨的东京德国学校做中学主管和讲授历史与拉丁语的经验，对我的古代史研究有着强烈而积极的影响。一旦亲身体验了不同的文化、行为方式和观念，切实感受到作为一名外国人真正意味着什么，则人们将会拥有另一种审视自己国家的眼光，同样也一定能够想象到古代史有多么的不同。另外，你也能跳出自身传统框架，提出诸多新问题。
举例来说，在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学工作的第一个学年，我给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了研讨课，基于各人的研究课题，我们在课堂上考虑到了不同的方法论和基本理论，最终深化了对各自目标作者及其著作的认识。在互动讨论“state”和“law”这两个概念时，我和学生们一起探索合适的中文译法，并且认识到西方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自身历史、特别是启蒙运动以及19世纪民族—国家建构历史进程中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而塑造和建构自我的。显然，这一看法或许对理解古代时期这两个概念的用法未添新意，例如罗马共和国晚期或西塞罗时代，但却对今日阐释这种话题增添了很多新见解；在这次研讨课之后，我进一步认识到“更可能像罗马人、希腊人一样”的重要意义，这样才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基本术语的内涵，并且给出所在文化传统中相应译法的理由。正因为探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最近的陌生者”观念，我们才能更接近古代史研究中“最近的陌生者”，提出尚未触及的新疑问。
师学良：我们知道您新近受聘为东北师范大学古典学教授，那么您对进一步推动西方古典史学研究有什么建议？您在此工作期间有哪些新的愿景？
顾斯文：对于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师生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相互激励，这里的每个人都具备发现适合自身古代史研究方式方法的潜力。与“最近的陌生者”极为相关的是找到自己的方式和问题，我很高兴且乐于同他们一起前行。中国有自己的古老文化、不同的社会、国家和经济的观念，你们能从古代文献中提出他人未曾触及的问题。这样你就能获得新见解，促进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其影响不仅限于学术方面，也有社会意义。作为将古代传达到当今时代的古代史研究者，对于当下讨论的一些公共问题，我们必须提供古人有关同类问题的解答，我们不能掌握古人的解答将传向何方，但却必须给出这一可能性供人们选择。
所以，我鼓励我的同事和学生打破常规思考问题，深入理解文献史料，同时综合考虑其他材料。借助新近收藏的古代钱币、铭文集成和考古材料，我们现在可以从各个角度研究古代世界。对所有这些文献与资料，我们不仅在日常课程也在每周五晚举行的“古典研究讨论会”进行研讨。我邀请了一些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参与其中，每次讨论的主题由参与人员提前选定，包括每个人当前的研究课题、新史料如铭文或钱币等等。讨论会上，报告人介绍完此次研讨主题后，我们开始对本次论题涉及的史料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参与者的观点和立场相当多样化，当然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平等地抒发己见。这样做的益处是，从各种知识背景出发提出的诸多不同问题可使参与者更深入掌握史料，并联系到其他证据，通常会给予后续相关研究以新的思考或观点。我很高兴地看到，当新见解出现时，参与者们对此感到极为兴奋；经过这样的讨论会，若有新论文撰写和发表，我想我终于实现了当教师的目的。换句话说，我的目的就是，作为一名教师和完整的人，既激励学生又以身作则。“勤奋创新、为人师表”是这所大学的校训，我亦引为座右铭。我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也构成了目前我用力最勤的希腊古典著作家色诺芬的思想基础；色诺芬坚信，成功应对时代挑战的关键是具有示范意义、充满创造性的领导力。
师学良：谢谢您接受访谈。
顾斯文：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的观点和体验，谢谢。
（责任编辑：冯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