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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英国发生的骚乱，来得迅猛，去得也突然，在伦敦托特纳姆的火光燃起之后的第五个晚上，一切忽然恢复平静了。这当然和街道上大批的警察有关，不过英格兰中西部的一场大雨，恐怕也起了作用。
骚乱期间，记者正在利物浦南边的切斯特小城，看《卫报》和《每日电讯报》的网站“直播”（Live blog）、Channel 4 News和BBC的电视新闻画面，以及主要是来自Twitter上的目击者报道。这个英格兰西北部的城镇，距离发生骚乱的利物浦或曼彻斯特市，大约是一小时的车程，但自身依然安宁。记者的前同事Paul Lewis是深入现场的记者之一，他的“骚乱5日”报道让我想起“没有源头的骚乱”（rioting without a cause）这句话。
骚乱过后，剩下的是收拾残局的工作。街道可以清扫、店铺可以修复、烧毁的房屋都可以重建，但骚乱给英国社会留下的创伤，却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对许多人来说，最让他们失望和担心的，是在骚乱期间，他们所倚重的机构——警察、消防，竟然无法保护他们。而对世人来说，明年伦敦奥运安保是否无虞，是他们最为关心的。
井然有序的秋后算账
骚乱平息，秋后算账开始了。英国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闭路电视这时候起了作用，其实这本来就是警方的战术，在骚乱的第一晚，他们采取的是控制场面而不是主动出击的方式，准备事后根据闭路电视录像来识别和拘捕肇事者。警方失策的地方，是把骚乱者当作了示威者对付，“袖手旁观”的战术，被人看成是警方软弱，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骚乱。
与对付骚乱相比，英国警方事后的拘捕行动，倒十分高效，一个星期内光是伦敦大都会警区，即所谓的“苏格兰场”，就已经抓捕了至少1500人，并对其中超过800人提出起诉。在距离记者所在地方不远的曼城地区，警方还开出宣传车，张贴从闭路电视上截取的嫌疑人照片，邀请公众把这些人给“卖”了。
拘押了大批嫌疑人，又因为他们参与了骚乱不允许保释，警方必须尽快处理。于是骚乱结束后的几天内，几个大城市的治安法庭几乎是连轴转，连星期天都破例开庭。治安法庭由推事（magistrate，又译治安法官）或地方法官主理，没有陪审团，当庭就可以给予判决，处理速度比刑事庭快得多。不过治安法庭能判的案子种类、能给出的处罚有限，对于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来说，治安法庭可以判处的是“强制令”，要求这些未成年人参与社区服务，以补偿社区和受害人的损失。
人们很快发现，对于这次骚乱的参与者，治安法庭下手很重。原来，负责管理治安法庭的皇家法庭与仲裁署一名高级书记员发出指引，要求治安法庭在量刑时，不再考虑平时的标准，而是增加考虑骚乱因素，因此骚乱时去商店“拿”东西就不再仅仅是盗窃行为了，原来可能是警告或罚款的，这次全部改成入狱。于是发生了诸如一个23岁的伦敦学生从一家被抢的超市拿了价值3.5英镑的瓶装水而被判入狱6个月的情况，而且绝不是个别例子。治安法庭的重判，虽然有人拍手称快，但还是有许多反对的声音，认为法庭应该体现量刑适度，而不是成为逞一时之快的工具。
不管量刑是否得当，治安法庭确实是快速地审理了大批被捕的参与者，而不至于造成案件挤压，酝酿更多的社会矛盾。那些被指控严重破坏财物、纵火、伤人等的嫌疑人，将由刑事法庭处理，需要陪审团定罪，速度较慢，然而一旦罪成，判决也较为严重。
社区自主收拾残局
在治安法庭夜以继日开庭审判的同时，受骚乱影响的社区已开始了自我修复的过程。骚乱尚未完全平息时，伦敦市民就已自发动员起来，通过社交媒体召集志愿者开始“清扫骚乱”活动。相对于骚乱者毫无顾忌的破环行为，志愿者的扫把成了伦敦人表达社区归属感的道具。连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到现场视察，也举着一支扫把。
在黑暗迷茫的时刻，人们需要英雄，伯明翰的塔瑞克·贾哈（Tariq Jahan）成了一个不情愿的英雄。骚乱期间，贾哈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夜晚在守卫穆斯林街区时，被一辆汽车故意撞死，警方已将此事作为谋杀案处理。许多附近街道的穆斯林和黑人青年，在激动愤怒之下，打算到市中心示威和进行报复。在儿子死后48小时内，贾哈一直在努力劝阻这些年轻人，这个刚刚失去儿子的父亲，用自己的哀伤和冷静，阻止了暴力事件的扩大。他手持儿子的照片呼吁邻居们克制的场面，十分让人动容。示威与报复行动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伯明翰市中心举行的和平吊唁活动，这位平凡的穆斯林成了许多人心中的英雄。
另一个莫名其妙地成了明星的是马来西亚留学生阿斯拉夫·哈兹克（Asyraf Haziq），骚乱期间，一位旁观者拍下了他在伦敦东区街头被打后接着被抢的遭遇，让英国人十分羞愧。但他却很乐观，在下巴骨折、口齿不清之时，就已经笑呵呵地接受记者采访了。这种用微笑面对磨难的积极态度，让英国人喜欢，他不仅被议员邀请参观议会，还成了正在伦敦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的特邀贵宾。
政客与警方各拉战线
如果不是骚乱过后政客与警方的高调争执，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负责国内安全的政府最高首长、内务大臣特蕾莎·梅其实是不能直接指挥警察的。内务大臣有任命和罢免伦敦大都会警区总长的权力，却不可以向他发号施令。骚乱爆发之后，特蕾莎·梅是第一个从度假地赶回来的政府高官，在与各地警察总长开会之后接受BBC电台采访时，说了句“我命令警方”如何如何。随后赶回的首相卡梅伦也在议会辩论时称是他要求警方改变策略云云。警方立刻高调回应，说那些话是“没在现场”不了解情况的人在瞎扯，完全不给政客留面子。
政客要显得自己代表人民说话，警方要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这样的争执可以理解，不过闹得如此高调，根源在于联合政府与警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英国警方近几年对付大规模示威游行时，经常被指责下手太重，2009年G20伦敦峰会期间一名警察推倒一名报贩导致他心脏病发作身亡，现在这名警察已经被起诉误杀。警方认为政府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让他们在对付骚乱时难以果断下手，过后政客却又来指责警察软弱。
英国警方对政府不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联合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将警方的开支裁减20%。按照警方的说法，经费削减必然导致警察数量的减少，应付突发事件能力降低，这次的伦敦骚乱正好是个例子。保守党却坚称警方应该“提高效率”，经费少了照样可以对付骚乱。卡梅伦“引进”美国警察、当年改变纽约治安面貌的比尔·布拉顿来改革英国警察体系，这等于说本地警察无能，要用美国警察的强势执法取代英国警察的温和协作，让英国警方如鲠在喉。
社交媒体：代罪羔羊？
这次骚乱发生时，社交媒体特别是微博网站Twitter上信息大爆发，其中不少是传闻、谣言，也有一部分是煽动骚乱的。当时警方首脑即警告这些在社交媒体上煽动唆使打砸抢烧的，必将“受到惩罚”，果然在骚乱之后，两名在Facebook上召集“粉丝”去抢商店的英国人分别被判处入狱4年，尽管这些抢商店活动根本还来不及发生两人就被警察抓走了。
对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负责，英国公众对此并无太大意见，然而首相卡梅伦关于在骚乱发生时禁止使用社交媒体的提议，却引发相当多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已有证据表明骚乱者使用社交媒体相互召集，联合发动打砸抢烧，对社会造成了实际的危害，这时候关闭社交媒体不属于损害言论自由。反对者则警告，如果把对社交媒体的控制权交给政府，将开启非常危险的先例，言论自由的存在，正是因为公众不相信政府能保证不滥权。
实际上英国政府是有权力关闭部分地区的手机信号站的，但这一般只能用在其它任何办法都没法控制局面的时候。至于社交媒体，许多人指出其实要控制和关闭非常难，因为使用社交媒体的途径非常多，而且比如这次骚乱中广泛使用的“黑莓”手机短信，其服务器在加拿大，要关闭起来有许多法律问题。不少人相信用户自律才是辨别社交媒体上谣言的最好办法。在骚乱期间《卫报》即发表了《负责任地使用Twitter的9种办法》的文章，提醒读者如果看到微博上出现重大消息，不要随便转发，即便只是为了“求证”，也要直接向发微博的人求证真伪，要求提供细节和证据。
与卡梅伦相比，大曼城警区就更懂得如何有效利用社交媒体，他们的拘捕行动是在Twitter上“直播”的，其中一条微博写道：“刚刚又抓了一个抢商店的。他在Facebook上洋洋得意地说没人抓得住他。他想错了。”
“膨胀的权利感”
骚乱尚未结束之际，对骚乱的成因已经有了激烈的讨论。许多人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伦敦也发生过因示威而引发的骚乱，但示威者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机器。而这次的骚乱，被砸被抢被烧的，却是骚乱者生活的社区中的商店、民居，也就是说他们目标是自己的邻居，更令人不解也是让人忧心的，这些年轻人陶醉于破环的快感中，似乎他们不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
对于这次骚乱的成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来。左翼人士看到的是一个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造就了一个底层阶级（underclass），社会剥夺了他们改善生活的一切希望。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消费品成了身份的象征。那些底层阶级的年轻人，想要的是可以代表他们身份的商品，这就是为什么手机和运动鞋是最热门的被抢物件。社会流行病学家理查·威尔金森在他《平等指数》一书中所说的贫富分化会造成社会动荡，在这次骚乱中完全体现了出来。
右翼人士看到的则是一个破碎的社会，一个破碎的家庭中孩子不受管教的社会，一个对权威缺乏尊重的社会，一个“对”与“错”模糊化的社会。而这一切，推源祸始，是社会过于自由化。英国记者麦克斯·黑斯廷在《每日邮报》上的文章《多年来自由化教条造就了一代没有道义感、没受过教育、依赖福利、行为残忍的年轻人》最能概括这一看法。伦敦市长约翰逊则用“膨胀的权利感”来形容骚乱者的心态。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要给社会底层上升的希望，或是教给10几岁的单亲父母教育孩子的技巧，都需要政府或是社区机构介入，需要资源的投入。在一个僵硬地执行紧缩政策的联合政府领导下，连警方都无法说服政府减少经费裁减的幅度，更不必提用于社会服务的经费了。所以要根本改善社会底层的状况，让他们融入到社会主流中来，恐怕不是这一届政府能够办到的。
骚乱期间，记者正在利物浦南边的切斯特小城，看《卫报》和《每日电讯报》的网站“直播”（Live blog）、Channel 4 News和BBC的电视新闻画面，以及主要是来自Twitter上的目击者报道。这个英格兰西北部的城镇，距离发生骚乱的利物浦或曼彻斯特市，大约是一小时的车程，但自身依然安宁。记者的前同事Paul Lewis是深入现场的记者之一，他的“骚乱5日”报道让我想起“没有源头的骚乱”（rioting without a cause）这句话。
骚乱过后，剩下的是收拾残局的工作。街道可以清扫、店铺可以修复、烧毁的房屋都可以重建，但骚乱给英国社会留下的创伤，却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对许多人来说，最让他们失望和担心的，是在骚乱期间，他们所倚重的机构——警察、消防，竟然无法保护他们。而对世人来说，明年伦敦奥运安保是否无虞，是他们最为关心的。
井然有序的秋后算账
骚乱平息，秋后算账开始了。英国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闭路电视这时候起了作用，其实这本来就是警方的战术，在骚乱的第一晚，他们采取的是控制场面而不是主动出击的方式，准备事后根据闭路电视录像来识别和拘捕肇事者。警方失策的地方，是把骚乱者当作了示威者对付，“袖手旁观”的战术，被人看成是警方软弱，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骚乱。
与对付骚乱相比，英国警方事后的拘捕行动，倒十分高效，一个星期内光是伦敦大都会警区，即所谓的“苏格兰场”，就已经抓捕了至少1500人，并对其中超过800人提出起诉。在距离记者所在地方不远的曼城地区，警方还开出宣传车，张贴从闭路电视上截取的嫌疑人照片，邀请公众把这些人给“卖”了。
拘押了大批嫌疑人，又因为他们参与了骚乱不允许保释，警方必须尽快处理。于是骚乱结束后的几天内，几个大城市的治安法庭几乎是连轴转，连星期天都破例开庭。治安法庭由推事（magistrate，又译治安法官）或地方法官主理，没有陪审团，当庭就可以给予判决，处理速度比刑事庭快得多。不过治安法庭能判的案子种类、能给出的处罚有限，对于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来说，治安法庭可以判处的是“强制令”，要求这些未成年人参与社区服务，以补偿社区和受害人的损失。
人们很快发现，对于这次骚乱的参与者，治安法庭下手很重。原来，负责管理治安法庭的皇家法庭与仲裁署一名高级书记员发出指引，要求治安法庭在量刑时，不再考虑平时的标准，而是增加考虑骚乱因素，因此骚乱时去商店“拿”东西就不再仅仅是盗窃行为了，原来可能是警告或罚款的，这次全部改成入狱。于是发生了诸如一个23岁的伦敦学生从一家被抢的超市拿了价值3.5英镑的瓶装水而被判入狱6个月的情况，而且绝不是个别例子。治安法庭的重判，虽然有人拍手称快，但还是有许多反对的声音，认为法庭应该体现量刑适度，而不是成为逞一时之快的工具。
不管量刑是否得当，治安法庭确实是快速地审理了大批被捕的参与者，而不至于造成案件挤压，酝酿更多的社会矛盾。那些被指控严重破坏财物、纵火、伤人等的嫌疑人，将由刑事法庭处理，需要陪审团定罪，速度较慢，然而一旦罪成，判决也较为严重。
社区自主收拾残局
在治安法庭夜以继日开庭审判的同时，受骚乱影响的社区已开始了自我修复的过程。骚乱尚未完全平息时，伦敦市民就已自发动员起来，通过社交媒体召集志愿者开始“清扫骚乱”活动。相对于骚乱者毫无顾忌的破环行为，志愿者的扫把成了伦敦人表达社区归属感的道具。连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到现场视察，也举着一支扫把。
在黑暗迷茫的时刻，人们需要英雄，伯明翰的塔瑞克·贾哈（Tariq Jahan）成了一个不情愿的英雄。骚乱期间，贾哈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夜晚在守卫穆斯林街区时，被一辆汽车故意撞死，警方已将此事作为谋杀案处理。许多附近街道的穆斯林和黑人青年，在激动愤怒之下，打算到市中心示威和进行报复。在儿子死后48小时内，贾哈一直在努力劝阻这些年轻人，这个刚刚失去儿子的父亲，用自己的哀伤和冷静，阻止了暴力事件的扩大。他手持儿子的照片呼吁邻居们克制的场面，十分让人动容。示威与报复行动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伯明翰市中心举行的和平吊唁活动，这位平凡的穆斯林成了许多人心中的英雄。
另一个莫名其妙地成了明星的是马来西亚留学生阿斯拉夫·哈兹克（Asyraf Haziq），骚乱期间，一位旁观者拍下了他在伦敦东区街头被打后接着被抢的遭遇，让英国人十分羞愧。但他却很乐观，在下巴骨折、口齿不清之时，就已经笑呵呵地接受记者采访了。这种用微笑面对磨难的积极态度，让英国人喜欢，他不仅被议员邀请参观议会，还成了正在伦敦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的特邀贵宾。
政客与警方各拉战线
如果不是骚乱过后政客与警方的高调争执，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负责国内安全的政府最高首长、内务大臣特蕾莎·梅其实是不能直接指挥警察的。内务大臣有任命和罢免伦敦大都会警区总长的权力，却不可以向他发号施令。骚乱爆发之后，特蕾莎·梅是第一个从度假地赶回来的政府高官，在与各地警察总长开会之后接受BBC电台采访时，说了句“我命令警方”如何如何。随后赶回的首相卡梅伦也在议会辩论时称是他要求警方改变策略云云。警方立刻高调回应，说那些话是“没在现场”不了解情况的人在瞎扯，完全不给政客留面子。
政客要显得自己代表人民说话，警方要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这样的争执可以理解，不过闹得如此高调，根源在于联合政府与警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英国警方近几年对付大规模示威游行时，经常被指责下手太重，2009年G20伦敦峰会期间一名警察推倒一名报贩导致他心脏病发作身亡，现在这名警察已经被起诉误杀。警方认为政府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让他们在对付骚乱时难以果断下手，过后政客却又来指责警察软弱。
英国警方对政府不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联合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将警方的开支裁减20%。按照警方的说法，经费削减必然导致警察数量的减少，应付突发事件能力降低，这次的伦敦骚乱正好是个例子。保守党却坚称警方应该“提高效率”，经费少了照样可以对付骚乱。卡梅伦“引进”美国警察、当年改变纽约治安面貌的比尔·布拉顿来改革英国警察体系，这等于说本地警察无能，要用美国警察的强势执法取代英国警察的温和协作，让英国警方如鲠在喉。
社交媒体：代罪羔羊？
这次骚乱发生时，社交媒体特别是微博网站Twitter上信息大爆发，其中不少是传闻、谣言，也有一部分是煽动骚乱的。当时警方首脑即警告这些在社交媒体上煽动唆使打砸抢烧的，必将“受到惩罚”，果然在骚乱之后，两名在Facebook上召集“粉丝”去抢商店的英国人分别被判处入狱4年，尽管这些抢商店活动根本还来不及发生两人就被警察抓走了。
对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负责，英国公众对此并无太大意见，然而首相卡梅伦关于在骚乱发生时禁止使用社交媒体的提议，却引发相当多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已有证据表明骚乱者使用社交媒体相互召集，联合发动打砸抢烧，对社会造成了实际的危害，这时候关闭社交媒体不属于损害言论自由。反对者则警告，如果把对社交媒体的控制权交给政府，将开启非常危险的先例，言论自由的存在，正是因为公众不相信政府能保证不滥权。
实际上英国政府是有权力关闭部分地区的手机信号站的，但这一般只能用在其它任何办法都没法控制局面的时候。至于社交媒体，许多人指出其实要控制和关闭非常难，因为使用社交媒体的途径非常多，而且比如这次骚乱中广泛使用的“黑莓”手机短信，其服务器在加拿大，要关闭起来有许多法律问题。不少人相信用户自律才是辨别社交媒体上谣言的最好办法。在骚乱期间《卫报》即发表了《负责任地使用Twitter的9种办法》的文章，提醒读者如果看到微博上出现重大消息，不要随便转发，即便只是为了“求证”，也要直接向发微博的人求证真伪，要求提供细节和证据。
与卡梅伦相比，大曼城警区就更懂得如何有效利用社交媒体，他们的拘捕行动是在Twitter上“直播”的，其中一条微博写道：“刚刚又抓了一个抢商店的。他在Facebook上洋洋得意地说没人抓得住他。他想错了。”
“膨胀的权利感”
骚乱尚未结束之际，对骚乱的成因已经有了激烈的讨论。许多人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伦敦也发生过因示威而引发的骚乱，但示威者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机器。而这次的骚乱，被砸被抢被烧的，却是骚乱者生活的社区中的商店、民居，也就是说他们目标是自己的邻居，更令人不解也是让人忧心的，这些年轻人陶醉于破环的快感中，似乎他们不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
对于这次骚乱的成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来。左翼人士看到的是一个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造就了一个底层阶级（underclass），社会剥夺了他们改善生活的一切希望。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消费品成了身份的象征。那些底层阶级的年轻人，想要的是可以代表他们身份的商品，这就是为什么手机和运动鞋是最热门的被抢物件。社会流行病学家理查·威尔金森在他《平等指数》一书中所说的贫富分化会造成社会动荡，在这次骚乱中完全体现了出来。
右翼人士看到的则是一个破碎的社会，一个破碎的家庭中孩子不受管教的社会，一个对权威缺乏尊重的社会，一个“对”与“错”模糊化的社会。而这一切，推源祸始，是社会过于自由化。英国记者麦克斯·黑斯廷在《每日邮报》上的文章《多年来自由化教条造就了一代没有道义感、没受过教育、依赖福利、行为残忍的年轻人》最能概括这一看法。伦敦市长约翰逊则用“膨胀的权利感”来形容骚乱者的心态。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要给社会底层上升的希望，或是教给10几岁的单亲父母教育孩子的技巧，都需要政府或是社区机构介入，需要资源的投入。在一个僵硬地执行紧缩政策的联合政府领导下，连警方都无法说服政府减少经费裁减的幅度，更不必提用于社会服务的经费了。所以要根本改善社会底层的状况，让他们融入到社会主流中来，恐怕不是这一届政府能够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