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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号，我到了四川灾区，见证了“15勇士伞降”的事。
战士们13号晚上乘军机赶到成都，当时天上正下着大雨。地震发生当天晚上8点，都江堰就开始下雨，到了凌晨，汶川也开始下。降落条件非常不好，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次伞降，全国人民都在看，全世界都在看。战士们背负了太多东西。
13号晚上6点，成都某军用机场，天降大雨。候机厅里的100人的先遣队。当时他们正在吃饭。100个队员，全副武装，伞靴，伞盔，背囊，伞包，伞刀，伞降山区可能会遇见野兽，有些骨干配了枪。当时这个场面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肃杀，从中国空军唯一的特种部队里选出来的最精锐部队，100来人，没有任何交流，没有任何人说话，再小声的说话都没有。唯一的声音就是官兵们的伞靴踩在地上，偶尔走过的声音。除此以外，鸦雀无声。
这就是大战前的宁静。我们在和平年代，很少有机会遇到这样的场面。这些官兵都是空降部队中的精英，都身经百战。他们很清楚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但是你在他们脸上看不出，吃完了就抓紧时间休息，这些本事都练出来了，把伞包往墙角一垫，马上就能睡着。
现场领导除了空降兵研究所的李振波所长以外，是特种大队的副大队长詹新雄负责具体的战术指挥。13号晚上11：45，詹通知各营连骨干在候机厅二楼开会。但是，会议并不对媒体开放，即使是军事记者也不例外。有军事记者过去，詹副队长立刻表情严肃地说：“对不起，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接受旁听会议，请你出去。”默默退出的军事记者告诉我们，他看到詹副大队长的脸上在出汗。这是一种担心，他是在为接下来参加行动的兵的生命担心。
当时的情况，云，雨，地面条件，都很恶劣。伞降用的大型军用运输机至少要飞到5000米才是安全高度，那里的气温是零下10摄氏度，加上大雨，还有，这批先遣队飞的是翼伞，遇上大雨很容易加重，加速向下。就是到了14号跳的那天，15个人里也有两个是没打开主伞，最后用备份伞降落的。而当时下雨云层低，叫“爬山云”，云就在山上，人从飞机里跳出去，看不见地面目标，穿过云层，可能出来就撞山。其实13号中午，先遣队刚到四川的时候，飞机就已经在茂县上空转了三圈，当时正下暴雨，飞机已经结冰了，最后才迫降成都。
汶川，茂县，理县这几个地方都在山窝窝里，在山头上还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高压线，叫“过山线”，山下至少还有一层，电网错杂。这个时候如果跳下去，会是什么后果？用鲜血换取所谓的“荣誉”？
危险之下，战士们本身的情况却是求战心切。我在候机厅门口抽烟的时候，边上过来一个少校，满身披挂，随时准备领命上天。他走到候机厅门口，看着在下雨的夜空，说：“老天爷，你也该开开眼了，我们这么多人千里迢迢赶来，你就真不给我们一个机会吗？”
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这一跳意味着什么，军里在等着看，首长在等着看，灾区群众在等着看，全国人民都在等着看，甚至全世界都在盯着这一跳。他们不怕死，他们真的不怕死。他们在等待命令，命令只要来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都会跳。
14号上午，首长下令，准备空降。
很多人写下了生死书，媒体管这叫“遗书”，在部队里叫“请战书”，也叫“生死书”，内容可能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壮烈，说的就是“我是解放军的一员，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培养了我，现在灾区遇到困难，请求部队把我分配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我一定不负众望，誓死完成部队交给我的任务”这样的。语言很朴素，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没有任何的畏惧，没有任何的迟缓，对国家，对军队，对灾区人民的那种忠诚，战士们把这种忠诚本身视作了最高的荣誉。
这里有一份时间表：
11：15，军用运输机开动
11：20，起飞
11：40，飞机高度5020米（插嘴：就是5020米，绝对没错，不是所谓的4999米，当时我就在机场塔台看着高度），云间可看见地面目标，伞降地点选定茂县
11：43，开始准备
11：44，跳伞，第一批7个，第二批8个
12：25，第一批伞降队员集合完毕，用卫星电话发回报告：“茂县上方布满高压线，地形地势非常复杂”
12：36，指挥部发出命令，剩余伞降任务取消
12：45，飞机返航降落
其实就在第一批先遣队跳伞后到他们传回信息的40分钟里，指挥部已经做好了剩下90人伞降的准备，如果报告再晚一点回来，可能也就跳了。
先遣队登机以前的一点时间里，我问参加跳伞的军直属引导队队长于亚宾有什么想法，他充满自信，说没有任何问题，说根据他的经验，在空中出现任何险情他都有把握处理。
还有一个叫任涛的四期士官，他家里离茂县不到100千米，“5·12”家里也遭了灾，13号他的同学从废墟里爬出来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家里房子倒了，他奶奶死了，老婆和一岁的孩子没地方住。我问他怎么想，他说，“我虽然很担心家里，但我是军人，国家需要我，人民需要我，我义无反顾。”
2008年5月14日，大地震发生后第二天，空降部队15名先遣队员在茂县实施空降，迅速与茂县县委、县政府取得联系，经过他们的艰苦勘察，先后在茂县、汶川沿途选择机降场6个，指挥引导机降、空投20余架次，传回重要情报12次。
编辑/姚晟
战士们13号晚上乘军机赶到成都，当时天上正下着大雨。地震发生当天晚上8点，都江堰就开始下雨，到了凌晨，汶川也开始下。降落条件非常不好，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次伞降，全国人民都在看，全世界都在看。战士们背负了太多东西。
13号晚上6点，成都某军用机场，天降大雨。候机厅里的100人的先遣队。当时他们正在吃饭。100个队员，全副武装，伞靴，伞盔，背囊，伞包，伞刀，伞降山区可能会遇见野兽，有些骨干配了枪。当时这个场面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肃杀，从中国空军唯一的特种部队里选出来的最精锐部队，100来人，没有任何交流，没有任何人说话，再小声的说话都没有。唯一的声音就是官兵们的伞靴踩在地上，偶尔走过的声音。除此以外，鸦雀无声。
这就是大战前的宁静。我们在和平年代，很少有机会遇到这样的场面。这些官兵都是空降部队中的精英，都身经百战。他们很清楚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但是你在他们脸上看不出，吃完了就抓紧时间休息，这些本事都练出来了，把伞包往墙角一垫，马上就能睡着。
现场领导除了空降兵研究所的李振波所长以外，是特种大队的副大队长詹新雄负责具体的战术指挥。13号晚上11：45，詹通知各营连骨干在候机厅二楼开会。但是，会议并不对媒体开放，即使是军事记者也不例外。有军事记者过去，詹副队长立刻表情严肃地说：“对不起，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接受旁听会议，请你出去。”默默退出的军事记者告诉我们，他看到詹副大队长的脸上在出汗。这是一种担心，他是在为接下来参加行动的兵的生命担心。
当时的情况，云，雨，地面条件，都很恶劣。伞降用的大型军用运输机至少要飞到5000米才是安全高度，那里的气温是零下10摄氏度，加上大雨，还有，这批先遣队飞的是翼伞，遇上大雨很容易加重，加速向下。就是到了14号跳的那天，15个人里也有两个是没打开主伞，最后用备份伞降落的。而当时下雨云层低，叫“爬山云”，云就在山上，人从飞机里跳出去，看不见地面目标，穿过云层，可能出来就撞山。其实13号中午，先遣队刚到四川的时候，飞机就已经在茂县上空转了三圈，当时正下暴雨，飞机已经结冰了，最后才迫降成都。
汶川，茂县，理县这几个地方都在山窝窝里，在山头上还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高压线，叫“过山线”，山下至少还有一层，电网错杂。这个时候如果跳下去，会是什么后果？用鲜血换取所谓的“荣誉”？
危险之下，战士们本身的情况却是求战心切。我在候机厅门口抽烟的时候，边上过来一个少校，满身披挂，随时准备领命上天。他走到候机厅门口，看着在下雨的夜空，说：“老天爷，你也该开开眼了，我们这么多人千里迢迢赶来，你就真不给我们一个机会吗？”
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这一跳意味着什么，军里在等着看，首长在等着看，灾区群众在等着看，全国人民都在等着看，甚至全世界都在盯着这一跳。他们不怕死，他们真的不怕死。他们在等待命令，命令只要来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都会跳。
14号上午，首长下令，准备空降。
很多人写下了生死书，媒体管这叫“遗书”，在部队里叫“请战书”，也叫“生死书”，内容可能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壮烈，说的就是“我是解放军的一员，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培养了我，现在灾区遇到困难，请求部队把我分配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我一定不负众望，誓死完成部队交给我的任务”这样的。语言很朴素，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没有任何的畏惧，没有任何的迟缓，对国家，对军队，对灾区人民的那种忠诚，战士们把这种忠诚本身视作了最高的荣誉。
这里有一份时间表：
11：15，军用运输机开动
11：20，起飞
11：40，飞机高度5020米（插嘴：就是5020米，绝对没错，不是所谓的4999米，当时我就在机场塔台看着高度），云间可看见地面目标，伞降地点选定茂县
11：43，开始准备
11：44，跳伞，第一批7个，第二批8个
12：25，第一批伞降队员集合完毕，用卫星电话发回报告：“茂县上方布满高压线，地形地势非常复杂”
12：36，指挥部发出命令，剩余伞降任务取消
12：45，飞机返航降落
其实就在第一批先遣队跳伞后到他们传回信息的40分钟里，指挥部已经做好了剩下90人伞降的准备，如果报告再晚一点回来，可能也就跳了。
先遣队登机以前的一点时间里，我问参加跳伞的军直属引导队队长于亚宾有什么想法，他充满自信，说没有任何问题，说根据他的经验，在空中出现任何险情他都有把握处理。
还有一个叫任涛的四期士官，他家里离茂县不到100千米，“5·12”家里也遭了灾，13号他的同学从废墟里爬出来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家里房子倒了，他奶奶死了，老婆和一岁的孩子没地方住。我问他怎么想，他说，“我虽然很担心家里，但我是军人，国家需要我，人民需要我，我义无反顾。”
2008年5月14日，大地震发生后第二天，空降部队15名先遣队员在茂县实施空降，迅速与茂县县委、县政府取得联系，经过他们的艰苦勘察，先后在茂县、汶川沿途选择机降场6个，指挥引导机降、空投20余架次，传回重要情报12次。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