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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米德在《萨摩亚的成年》一书中介绍了萨摩亚人的青少年生活,来探讨美国青少年的青春期问题。本文作者将比照其对“他者”文化的思考方式对本土青少年成长问题进行探究,同时对家庭教育模式提出新思路。
【关键词】:儿童成长 家庭教育 青春期
玛格丽特·米德于1973年出版《萨摩亚人的成年》这一社会学界公认的伟大著作。本书通过对萨摩亚人一系列生命活动的描写,尤其是对萨摩亚人未成年人的详细描写,表达了作者这样的猜想:“青春期”这一症候并不是人类青少年必须经历的一段艰难时期,相反,“青春期”是否出现由其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对其造成的影响决定。以博厄斯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家都倾向于强调“后天”因素在塑造人类个性上的巨大影响力,米德当年进行异文化中青少年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这种理念,她想要通过对异文化中的“他者”进行研究来对照,解释发生在自己所属文化中的社会现象,即美国少年的青春期问题。她认为,美国青少年的生活中竞争压力大, 而萨摩亚人度过青少年的时期的方式非常平稳健康;此外对于性生活萨摩亚人态度更为自然开放,美国则由于观念,宗教约束,青少年在其青春期有更多的懵懂躁动,这也是美国青少年难以平稳度过所谓“青春期”的一大原因。
国内也素来有“青春期”这一说法。除了有舶来品之嫌疑以外,也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共识和认同。中国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遇到诸多问题,如学习压力大,对就学就业选择迷茫,就学期间对自身人身自由控制力弱等问题,这会导致青少年心理压力较大,甚至引发心理疾病。同时,“早恋”在中国青少年教育中仍然属于禁忌,青少年容易受到自身懵懂冲动和外界阻止打击的双重压力,因此重重冲突不断。相对的,萨摩亚人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整个萨摩亚社会所充溢的随和性的影响。玛格丽特说“在萨摩亚这块土地上,没有人孤注一掷,没有人愿意做重大牺牲,没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难,也没有人为了某种特别的目的而殊死搏斗”,萨摩亚人的生活极其简单,因此需要做的选择,比较少很多;青少年遇到的生活压力少很多。他们往往自由成长,按照前辈的足迹慢慢承担力所能及的劳动,任何人的生活步骤都不会被别人催促,也没有人因身心发育缓慢而受到严厉惩罚----相反天资聪慧的人却要受到遏制使得他们与多数人的成长能保持一致,因此在遭遇现代文明的影响之前,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是几乎一样的,没有区别。
更有借鉴意义的是萨摩亚人的教育方式。萨摩亚人的儿童和少年采用一种对主流社会而言十分特别的教养方式,笔者在这里姑且称之為“非小家庭模式”。“父母与子女之间若有不睦,只要孩子搬到对街居住便可万事大吉”,萨摩亚人的这种教养方式使青少年与家人的矛盾得到缓解,同时也得到“局外人”开导,面对挫折不会过于悲伤和感到压力。在萨摩亚人的成长过程中有多到六七个的成年妇女关心照顾他们,有多个成年男子能对他们进行合法保护,因此父母与子女间没有密切的联系,也没有过度控制与过度的情感依赖。当当代青山年由于“独生子女”身份,“双生子女”身份保守父母关爱之压力时,看到过去萨摩亚青少年的成长方式或许会感到羡慕吧。米德在“从与萨摩亚的对比中看我们的教育问题”一章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感情的专门化固然不错,但许多人终生保留儿童式的依赖性态度,与父母的纽带彻底挫败了孩子们进行其他选择的尝试,某些十分必要的选择也变得过于复杂和棘手。”
当然现代社会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当代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不可能不遭受挫折,但是怎样缓解压力,使得青少年更好得面对挫折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笔者认为无论萨摩亚人简单的社会模式是否存在过,其文中描述的“儿童少年不固定成长于某个家庭”的模式很值得借鉴。从心理学角度考虑,越多的行为模板进行言传身教,更多元化的相处交流模式的出现能够使得青少年富有更多的社会交流经验,使得青少年更少产生各种错误的,片面的印象,同时也获得更多的社会经验,来补足自身的天然个性。
对于这样的培养模式,最大的异议除了传统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天伦之乐”不能够延续外,还有安全问题。但是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以宗族模式进行群居生活,这和萨摩亚人的以“户”为单位而居住的模式是类似的。在这种新的教养模式下父母对子女的生活仍然有监督之权利,同时亲属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有一定指导监督作用。同时在这种教育模式下青少年的安全问题反而会得到解决,因为每个成年人甚至每个儿童都具有监督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拐卖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留守儿童问题都能更好的得到解决。
当然这种教育模式依托于社会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的普及,也与贫富差距有密切关系。社会资源如何再分配,中国社会在当代的社会基础条件下如何选择群居对象都是新问题。因此不如说,这样美好的社会生活,和共产主义理想生活才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米德. 萨摩亚人的成年[M]. 北京市:商务印书出版社, 2008. 1-205
【关键词】:儿童成长 家庭教育 青春期
玛格丽特·米德于1973年出版《萨摩亚人的成年》这一社会学界公认的伟大著作。本书通过对萨摩亚人一系列生命活动的描写,尤其是对萨摩亚人未成年人的详细描写,表达了作者这样的猜想:“青春期”这一症候并不是人类青少年必须经历的一段艰难时期,相反,“青春期”是否出现由其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对其造成的影响决定。以博厄斯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家都倾向于强调“后天”因素在塑造人类个性上的巨大影响力,米德当年进行异文化中青少年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这种理念,她想要通过对异文化中的“他者”进行研究来对照,解释发生在自己所属文化中的社会现象,即美国少年的青春期问题。她认为,美国青少年的生活中竞争压力大, 而萨摩亚人度过青少年的时期的方式非常平稳健康;此外对于性生活萨摩亚人态度更为自然开放,美国则由于观念,宗教约束,青少年在其青春期有更多的懵懂躁动,这也是美国青少年难以平稳度过所谓“青春期”的一大原因。
国内也素来有“青春期”这一说法。除了有舶来品之嫌疑以外,也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共识和认同。中国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遇到诸多问题,如学习压力大,对就学就业选择迷茫,就学期间对自身人身自由控制力弱等问题,这会导致青少年心理压力较大,甚至引发心理疾病。同时,“早恋”在中国青少年教育中仍然属于禁忌,青少年容易受到自身懵懂冲动和外界阻止打击的双重压力,因此重重冲突不断。相对的,萨摩亚人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整个萨摩亚社会所充溢的随和性的影响。玛格丽特说“在萨摩亚这块土地上,没有人孤注一掷,没有人愿意做重大牺牲,没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难,也没有人为了某种特别的目的而殊死搏斗”,萨摩亚人的生活极其简单,因此需要做的选择,比较少很多;青少年遇到的生活压力少很多。他们往往自由成长,按照前辈的足迹慢慢承担力所能及的劳动,任何人的生活步骤都不会被别人催促,也没有人因身心发育缓慢而受到严厉惩罚----相反天资聪慧的人却要受到遏制使得他们与多数人的成长能保持一致,因此在遭遇现代文明的影响之前,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是几乎一样的,没有区别。
更有借鉴意义的是萨摩亚人的教育方式。萨摩亚人的儿童和少年采用一种对主流社会而言十分特别的教养方式,笔者在这里姑且称之為“非小家庭模式”。“父母与子女之间若有不睦,只要孩子搬到对街居住便可万事大吉”,萨摩亚人的这种教养方式使青少年与家人的矛盾得到缓解,同时也得到“局外人”开导,面对挫折不会过于悲伤和感到压力。在萨摩亚人的成长过程中有多到六七个的成年妇女关心照顾他们,有多个成年男子能对他们进行合法保护,因此父母与子女间没有密切的联系,也没有过度控制与过度的情感依赖。当当代青山年由于“独生子女”身份,“双生子女”身份保守父母关爱之压力时,看到过去萨摩亚青少年的成长方式或许会感到羡慕吧。米德在“从与萨摩亚的对比中看我们的教育问题”一章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感情的专门化固然不错,但许多人终生保留儿童式的依赖性态度,与父母的纽带彻底挫败了孩子们进行其他选择的尝试,某些十分必要的选择也变得过于复杂和棘手。”
当然现代社会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当代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不可能不遭受挫折,但是怎样缓解压力,使得青少年更好得面对挫折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笔者认为无论萨摩亚人简单的社会模式是否存在过,其文中描述的“儿童少年不固定成长于某个家庭”的模式很值得借鉴。从心理学角度考虑,越多的行为模板进行言传身教,更多元化的相处交流模式的出现能够使得青少年富有更多的社会交流经验,使得青少年更少产生各种错误的,片面的印象,同时也获得更多的社会经验,来补足自身的天然个性。
对于这样的培养模式,最大的异议除了传统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天伦之乐”不能够延续外,还有安全问题。但是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以宗族模式进行群居生活,这和萨摩亚人的以“户”为单位而居住的模式是类似的。在这种新的教养模式下父母对子女的生活仍然有监督之权利,同时亲属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有一定指导监督作用。同时在这种教育模式下青少年的安全问题反而会得到解决,因为每个成年人甚至每个儿童都具有监督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拐卖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留守儿童问题都能更好的得到解决。
当然这种教育模式依托于社会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的普及,也与贫富差距有密切关系。社会资源如何再分配,中国社会在当代的社会基础条件下如何选择群居对象都是新问题。因此不如说,这样美好的社会生活,和共产主义理想生活才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米德. 萨摩亚人的成年[M]. 北京市:商务印书出版社, 2008. 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