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GDP这样的综合性指标才是一个“现代指标”，而钢产量是个“近代指标”—在弱肉强食，国际秩序构建完全以武力为后盾的时代的国家博弈“实力指标”。
在普通人眼中，西方殖民者打败落后地区的抵抗力量都是通过先进的“洋枪洋炮”，即“热兵器”对“冷兵器”来实现的。但这是一种不小的“误区”。
西班牙人作为美洲早期的殖民者，其打败和屠杀印第安人主要依靠的并非热兵器，而仅仅是钢铁的刀剑。这种胜利的取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印第安人在殖民者到来之前，竟不知钢铁武器为何物，他们最坚硬的武器是没有利刃的青铜棒，以及石刀、弹弓。
可以说，殖民运动开启了人类最早的“铁血时代”，钢铁是一个民族战胜另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民族免于亡国灭种的“物质基础”。直到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钢铁的这种地位都从未改变。
作为一个工业后发国家，中国人对鋼铁的情结更加独特。到本世纪初，中国已成为了世界上产量第一的钢铁生产国，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成规模钢铁企业。
不过，这个在过去被视为国家实力，并寄托政治精英富国强兵梦想的产业早已不复昔日荣光。它正在成为中国工业体系痼疾的“集大成者”，乃至国家经济的一种“负担”。
任何一个产业，它都不能过分地被“政治化”，否则它最终的“市场化”将面临更严重的痛。
钢铁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指标，这种“铁血倾向”主要是被战争放大和强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的近代和现代战争几乎都是一场钢铁产能的博弈。1800年，英国的钢铁和煤炭产量比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总和还要多，这意味着它作为全球霸主的地位将很难被挑战。
1913年，德国钢产量达到了英国的2.2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联合了 “布娃娃帝国主义”奥匈帝国等多个“二流”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战。
1940年，德国钢产量超过英国和法国的总和，也超过新兴的苏联。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二战格局瞬间改变。
“失道寡助”当然是德国和其盟友战败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两次大战几乎就是一场钢产量的博弈，战争结果基本上就是钢铁产量的“较量”。
一战之前，尽管德国钢铁产量在欧洲排名第一，但美国1913年的产量超过了3100万吨，而德国不过1760万吨。1940年，德国及其占领区的钢产量为 2610万吨，但美国早已达到了6076万吨。两次大战，美国的参战立刻让德国的“钢铁优势”荡然无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对“老冤家”德国和俄国（苏联）的“钢铁博弈”。1913年，俄国钢产量为480万吨，不到德国的1/3。但1940年，德国（含占领区）和苏联的钢铁产量，差距已经不明显。1940年，苏联钢产量达到了1832万吨，达到了德国的70%。
一战时期，俄军根本不是德军对手，德军在东线围歼数倍于自己的俄军，是一种常态。最后，俄国几乎自动投降，而德军也视之为无物，大摇大摆从东线抽调主力回援西线。但二战时期，格局已明显改变，苏联的战争后劲显然超过德国，而钢铁无疑是基础。
这段战争史，本质上也是经济史，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很多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的苏联基于一战俄军可笑的战斗力而“痛定思痛”，其政治精英认为，要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杀出血路，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其基础便是重工业。
另外，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很难加入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因此必须有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而重工业是所有工业的基础。
中国发展钢铁的动因和苏联类似。不论是民国政府还是新中国，都深刻地懂得钢铁为代表的重工业的薄弱是中国长期被欺凌的重要原因。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时，日本的钢产量是580万吨，约为当时美国的1/10。尽管和欧美列强相比，日本不过是个“二流国家”，但它对中国的物质优势几乎是压倒性的。中国当年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中国人只得以血肉之躯和数倍于日寇的伤亡去赢得惨烈的胜利。
因此，建国之后，钢铁工业成为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一个新兴大国的理性选择。在1980年代之前，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除了粮食产量，就是钢铁产量，在一些特殊时段，它们是地方官的“考核指标”。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GDP概念。
但不同经济体对钢铁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在欧洲国家积极“备战”、不断加大对钢铁产业投资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的经济衡量体系已经开始转变。
1932年，为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应对经济危机提供决策参考，美国商务部内外贸易局经济分析处同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的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一起编制了1929年～1932年全国国民收入（NI）数据。这是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时的统计指标是国民收入而不是GDP，但它是后者的滥觞。因为开创性的贡献，西蒙·库兹涅茨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GDP直到1965年才在美国诞生。这一年，美国统计部门首次编制分产业的GDP数据。到了1991年，美国正式将GNP统计改为GDP统计。美国的GDP统计变革显然会影响“国际标准”，到了今天，GDP已经成为了全球宏观经济统计的统一标准。
显而易见，GDP这样的综合性指标才是一个“现代指标”，而钢产量是个“近代指标”—在弱肉强食，国际秩序构建完全以武力为后盾的时代的国家博弈“实力指标”。
GDP和钢产量相比，更能体现一个现代国家的真实经济水平，也更有利于为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美国首次编制分产业GDP数据，目的便是让国家治理者更好地把握国民经济生产结构特征。因为，此时的美国经济正在转型，一个制造业强国正在成为一个服务业（金融业）为主体的强国。 而同一时期的苏联则依然在“铁血之路”上狂奔。数据显示，从1953年～1964年间，苏联的钢产量从3810万吨增加为8500万吨，虽然不敌美国，但差距在不断缩小。这被看作是苏联在美苏争霸中进入进攻性阶段的重要物质基础。
实际上，很多人忽略了苏联占据优势的“基础”并不全是钢铁产量，很大程度在于国际原油市场正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1960，产油国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了和西方国家的“石油恩仇”。
苏联作为一个外汇主要依靠石油出口，而且必须要用外汇购买粮食的石油出口大国，势必会占据“优势”，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沙特在美国支持下将石油产量猛增4倍，直接导致苏联巨额外汇损失为止。
但中国人的“钢铁情结”在经过“大炼钢铁”等发展教训之后，开始慢慢转变。19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以国民收入（NI）和国民生产总值（GNP）来统计经济发展。1993年，我国取消了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核算， GDP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中国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一个现代国家的实力绝非钢铁可以衡量。即便在近代，也是如此。
俄国沙皇曾认为，俄军战斗力远远落后于德军，主要在于俄国工业实力特别是钢铁产业的落后。这种观念影响了后来的苏联，也间接影响了世界上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个思想的源头或许就有问题。
20世纪初，俄国70%的男子是文盲，而同一时代的德国人，识字率已近100%。显然，一支超过半数士兵目不识丁的半文盲部队，即使拥有最好的钢铁武器，也打不过每一位士兵都看得懂作战地图的现代劲旅。钢铁并不代表一切，即便在那个早已过去的“铁血时代”。
1997年，中国的粗钢产量首次超过日本和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此后，这个地位几乎没有被动摇过。但问题在于，这个产业的竞争力却不甚乐观。
国际钢铁协会于每年的年中发布一份世界钢铁企业竞争力排名，这份排名相对权威。在最近的2015年的报告中，“中国军团”业绩欠佳。排名前5的企业分别来自韩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巴西，排名前20的企业之中没有一家是中国大陆企业。其中，中国台湾的“中钢”排名19位，而大陆最领先的宝钢也仅仅排名21位。
目前，中国作为钢铁第一大国，产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仍处于中低端。一般而言，国外特殊钢产量占钢总产量的比重约10%以上，但中国仅5%。特殊钢材需要的技术水准较高，附加值和利润也高，是钢铁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钢铁产业大而不强的产业现状，其背后最重要的根源是产业集中度过低。这个行业的产品容易标准化，因此钢铁行业是一个规模经济很明显的行业，规模大会直接带来两个好处：一是获得针对上游（铁矿）和下游（比如汽车厂商）更大的议价权，二是单家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提高技术实力和产品附加值。
长期盘踞世界钢产量第一，以及行业竞争力前十的安赛乐米塔尔公司就深谙此道。2007年，这家崛起于印度的钢铁巨头钢产量达1.16亿吨，占世界市场份额比例超过10%。早期，安赛乐米塔尔的技术实力并不占据优势，但其领导者米塔尔深谙世界钢铁产业的首要缺陷，即世界钢铁产业集中度，这使得钢铁公司的议价能力很差。
在世界任何国家和经济体，钢铁公司都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因为它们最初都是依托铁矿而建，加之涉及国家竞争的版图分割问题，以及钢铁原料、成品“太重”，运输半径有限，所以钢铁企业分散，并且多是区域性企业。
但米塔尔认识到，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以及资本的跨境流动将给行业带来颠覆性机会，通过并购整合全球分散的钢厂，形成超级大规模的钢铁巨头，其好处至少有三：一是扩大市场份额，对上下游的议价权更大。二是分散全球风险，各地市场可此消彼长。三是加大研发的集聚效应。
遗憾的是，中国同行的发展方向刚好和安赛乐米塔尔相反。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方竞争”的格局，大量地方钢铁企业崛起，加剧了这种分散化趋势。国家部委多次要求加强钢铁行业的整合，但这种分散化的情况并未根本改观。近年来，中国钢铁市场的CR4（排名前四企业的生产集中度）指标甚至不及美、日、韩、印四国钢铁市场的一半。
当前，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钢铁公司“触网”，即钢铁电商的迅速崛起。钢铁电商崛起的背景，正好是钢铁厂商的“弱势”和分散，使得统一的交易平台成为了必要。电商会让信息更加透明，这个新兴产业最大的正面效果是加快那些实力欠佳的钢铁企业的衰落，加速行业的洗牌，而不是“拯救”这个行业。
但钢铁电商本身的前景也未必乐观。事实上，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由于钢铁行业产品高度的标准化，信息不对称并没有想象的严重，一些钢铁电商更多是资本在炒作，或者一些资金缺乏的钢铁企业希望利用“互联网概念”在资本市场“圈钱”而已。
中国钢铁行业的自我拯救，有赖于行业整合的加速，在这一过程中，还必须理性看待“倒闭潮”、“下岗潮”这样的社会之痛，要让这个行业从过度“政治化”回歸“市场化”，而不是靠什么“触网”概念。
在普通人眼中，西方殖民者打败落后地区的抵抗力量都是通过先进的“洋枪洋炮”，即“热兵器”对“冷兵器”来实现的。但这是一种不小的“误区”。
西班牙人作为美洲早期的殖民者，其打败和屠杀印第安人主要依靠的并非热兵器，而仅仅是钢铁的刀剑。这种胜利的取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印第安人在殖民者到来之前，竟不知钢铁武器为何物，他们最坚硬的武器是没有利刃的青铜棒，以及石刀、弹弓。
可以说，殖民运动开启了人类最早的“铁血时代”，钢铁是一个民族战胜另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民族免于亡国灭种的“物质基础”。直到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钢铁的这种地位都从未改变。
作为一个工业后发国家，中国人对鋼铁的情结更加独特。到本世纪初，中国已成为了世界上产量第一的钢铁生产国，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成规模钢铁企业。
不过，这个在过去被视为国家实力，并寄托政治精英富国强兵梦想的产业早已不复昔日荣光。它正在成为中国工业体系痼疾的“集大成者”，乃至国家经济的一种“负担”。
任何一个产业，它都不能过分地被“政治化”，否则它最终的“市场化”将面临更严重的痛。
战争和钢铁
钢铁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指标，这种“铁血倾向”主要是被战争放大和强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的近代和现代战争几乎都是一场钢铁产能的博弈。1800年，英国的钢铁和煤炭产量比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总和还要多，这意味着它作为全球霸主的地位将很难被挑战。
1913年，德国钢产量达到了英国的2.2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联合了 “布娃娃帝国主义”奥匈帝国等多个“二流”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战。
1940年，德国钢产量超过英国和法国的总和，也超过新兴的苏联。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二战格局瞬间改变。
“失道寡助”当然是德国和其盟友战败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两次大战几乎就是一场钢产量的博弈，战争结果基本上就是钢铁产量的“较量”。
一战之前，尽管德国钢铁产量在欧洲排名第一，但美国1913年的产量超过了3100万吨，而德国不过1760万吨。1940年，德国及其占领区的钢产量为 2610万吨，但美国早已达到了6076万吨。两次大战，美国的参战立刻让德国的“钢铁优势”荡然无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对“老冤家”德国和俄国（苏联）的“钢铁博弈”。1913年，俄国钢产量为480万吨，不到德国的1/3。但1940年，德国（含占领区）和苏联的钢铁产量，差距已经不明显。1940年，苏联钢产量达到了1832万吨，达到了德国的70%。
一战时期，俄军根本不是德军对手，德军在东线围歼数倍于自己的俄军，是一种常态。最后，俄国几乎自动投降，而德军也视之为无物，大摇大摆从东线抽调主力回援西线。但二战时期，格局已明显改变，苏联的战争后劲显然超过德国，而钢铁无疑是基础。
这段战争史，本质上也是经济史，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很多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的苏联基于一战俄军可笑的战斗力而“痛定思痛”，其政治精英认为，要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杀出血路，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其基础便是重工业。
另外，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很难加入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因此必须有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而重工业是所有工业的基础。
中国发展钢铁的动因和苏联类似。不论是民国政府还是新中国，都深刻地懂得钢铁为代表的重工业的薄弱是中国长期被欺凌的重要原因。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时，日本的钢产量是580万吨，约为当时美国的1/10。尽管和欧美列强相比，日本不过是个“二流国家”，但它对中国的物质优势几乎是压倒性的。中国当年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中国人只得以血肉之躯和数倍于日寇的伤亡去赢得惨烈的胜利。
因此，建国之后，钢铁工业成为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一个新兴大国的理性选择。在1980年代之前，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除了粮食产量，就是钢铁产量，在一些特殊时段，它们是地方官的“考核指标”。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GDP概念。
实力指标之变
但不同经济体对钢铁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在欧洲国家积极“备战”、不断加大对钢铁产业投资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的经济衡量体系已经开始转变。
1932年，为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应对经济危机提供决策参考，美国商务部内外贸易局经济分析处同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的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一起编制了1929年～1932年全国国民收入（NI）数据。这是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时的统计指标是国民收入而不是GDP，但它是后者的滥觞。因为开创性的贡献，西蒙·库兹涅茨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GDP直到1965年才在美国诞生。这一年，美国统计部门首次编制分产业的GDP数据。到了1991年，美国正式将GNP统计改为GDP统计。美国的GDP统计变革显然会影响“国际标准”，到了今天，GDP已经成为了全球宏观经济统计的统一标准。
显而易见，GDP这样的综合性指标才是一个“现代指标”，而钢产量是个“近代指标”—在弱肉强食，国际秩序构建完全以武力为后盾的时代的国家博弈“实力指标”。
GDP和钢产量相比，更能体现一个现代国家的真实经济水平，也更有利于为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美国首次编制分产业GDP数据，目的便是让国家治理者更好地把握国民经济生产结构特征。因为，此时的美国经济正在转型，一个制造业强国正在成为一个服务业（金融业）为主体的强国。 而同一时期的苏联则依然在“铁血之路”上狂奔。数据显示，从1953年～1964年间，苏联的钢产量从3810万吨增加为8500万吨，虽然不敌美国，但差距在不断缩小。这被看作是苏联在美苏争霸中进入进攻性阶段的重要物质基础。
实际上，很多人忽略了苏联占据优势的“基础”并不全是钢铁产量，很大程度在于国际原油市场正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1960，产油国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了和西方国家的“石油恩仇”。
苏联作为一个外汇主要依靠石油出口，而且必须要用外汇购买粮食的石油出口大国，势必会占据“优势”，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沙特在美国支持下将石油产量猛增4倍，直接导致苏联巨额外汇损失为止。
但中国人的“钢铁情结”在经过“大炼钢铁”等发展教训之后，开始慢慢转变。19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以国民收入（NI）和国民生产总值（GNP）来统计经济发展。1993年，我国取消了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核算， GDP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中国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一个现代国家的实力绝非钢铁可以衡量。即便在近代，也是如此。
俄国沙皇曾认为，俄军战斗力远远落后于德军，主要在于俄国工业实力特别是钢铁产业的落后。这种观念影响了后来的苏联，也间接影响了世界上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个思想的源头或许就有问题。
20世纪初，俄国70%的男子是文盲，而同一时代的德国人，识字率已近100%。显然，一支超过半数士兵目不识丁的半文盲部队，即使拥有最好的钢铁武器，也打不过每一位士兵都看得懂作战地图的现代劲旅。钢铁并不代表一切，即便在那个早已过去的“铁血时代”。
回归“市场化”
1997年，中国的粗钢产量首次超过日本和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此后，这个地位几乎没有被动摇过。但问题在于，这个产业的竞争力却不甚乐观。
国际钢铁协会于每年的年中发布一份世界钢铁企业竞争力排名，这份排名相对权威。在最近的2015年的报告中，“中国军团”业绩欠佳。排名前5的企业分别来自韩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巴西，排名前20的企业之中没有一家是中国大陆企业。其中，中国台湾的“中钢”排名19位，而大陆最领先的宝钢也仅仅排名21位。
目前，中国作为钢铁第一大国，产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仍处于中低端。一般而言，国外特殊钢产量占钢总产量的比重约10%以上，但中国仅5%。特殊钢材需要的技术水准较高，附加值和利润也高，是钢铁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钢铁产业大而不强的产业现状，其背后最重要的根源是产业集中度过低。这个行业的产品容易标准化，因此钢铁行业是一个规模经济很明显的行业，规模大会直接带来两个好处：一是获得针对上游（铁矿）和下游（比如汽车厂商）更大的议价权，二是单家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提高技术实力和产品附加值。
长期盘踞世界钢产量第一，以及行业竞争力前十的安赛乐米塔尔公司就深谙此道。2007年，这家崛起于印度的钢铁巨头钢产量达1.16亿吨，占世界市场份额比例超过10%。早期，安赛乐米塔尔的技术实力并不占据优势，但其领导者米塔尔深谙世界钢铁产业的首要缺陷，即世界钢铁产业集中度，这使得钢铁公司的议价能力很差。
在世界任何国家和经济体，钢铁公司都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因为它们最初都是依托铁矿而建，加之涉及国家竞争的版图分割问题，以及钢铁原料、成品“太重”，运输半径有限，所以钢铁企业分散，并且多是区域性企业。
但米塔尔认识到，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以及资本的跨境流动将给行业带来颠覆性机会，通过并购整合全球分散的钢厂，形成超级大规模的钢铁巨头，其好处至少有三：一是扩大市场份额，对上下游的议价权更大。二是分散全球风险，各地市场可此消彼长。三是加大研发的集聚效应。
遗憾的是，中国同行的发展方向刚好和安赛乐米塔尔相反。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方竞争”的格局，大量地方钢铁企业崛起，加剧了这种分散化趋势。国家部委多次要求加强钢铁行业的整合，但这种分散化的情况并未根本改观。近年来，中国钢铁市场的CR4（排名前四企业的生产集中度）指标甚至不及美、日、韩、印四国钢铁市场的一半。
当前，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钢铁公司“触网”，即钢铁电商的迅速崛起。钢铁电商崛起的背景，正好是钢铁厂商的“弱势”和分散，使得统一的交易平台成为了必要。电商会让信息更加透明，这个新兴产业最大的正面效果是加快那些实力欠佳的钢铁企业的衰落，加速行业的洗牌，而不是“拯救”这个行业。
但钢铁电商本身的前景也未必乐观。事实上，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由于钢铁行业产品高度的标准化，信息不对称并没有想象的严重，一些钢铁电商更多是资本在炒作，或者一些资金缺乏的钢铁企业希望利用“互联网概念”在资本市场“圈钱”而已。
中国钢铁行业的自我拯救，有赖于行业整合的加速，在这一过程中，还必须理性看待“倒闭潮”、“下岗潮”这样的社会之痛，要让这个行业从过度“政治化”回歸“市场化”，而不是靠什么“触网”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