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承前启后的理论物理学家
　　在其科学生涯之初，索末菲并不是一名物理学家。他以一篇数学论文完成在柯尼斯堡大学的学业，随后到当时的“世界数学中心”格丁根工作。此后，他先后在克劳斯塔尔矿业学院以及亚琛高等工学院经历了10年的摸爬滚打。直到1906年，38岁的索末菲才受命担任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学教习，得以将物理学作为毕生事业。
　　 这一切与他的特殊经历有着极大关系。受格丁根大学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所托，索末菲参与编辑《数学科学百科全书》的物理卷，开始与当时的物理权威们打交道，得以了解该领域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从而受到激发并在各个问题上投入研究，把自己的数学能力与当时物理学研究的前沿结合起来。
　　 在此过程中，索末菲直言不讳、不耻下问的做法让他收获了不少友谊。针对比自己大15岁且享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前辈亨德里克·洛伦兹的有关电动力学的文章，他直言：“还可以在一些地方更详细一些，在物理学上更清楚一些。”同时，尽管他比爱因斯坦大10岁，成名也更早，但遇到相对论的问题时，他还是亲自跑到苏黎世向晚辈请教，并与爱因斯坦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
　　 索末菲伴随着洛伦兹一起进入电子论的新领域，这也促使他着手研究当时物理学中其他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在研究X—射线的本质问题时，他收到了慕尼黑大学抛出的“橄榄枝”。该校聘任委员会在记录中写着，“像玻尔兹曼、洛伦兹和维恩这样非常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支持他，他被“描写为一位和蔼的同事和优秀的教师”。
　　 在方在庆看来，目前仍然再版的6卷本《理论物理学讲义》也散发着索末菲的人格魅力。
　　2.发现大师的伯乐
　　 索末菲的名字与现代理论物理学的第一个“学派”联系在一起，他所在的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是一批杰出理论物理学家的起步之地。索末菲自己称其为“理论物理学摇篮”。
　　 索末菲善于发现天才，并想尽办法引导他们迅速成长。当索末菲在亚琛高等工学院任教时就注意到德拜，后来他到慕尼黑任教后就让其成为自己的第一个博士生，并将许多习题课交给德拜来上。当大二学生海森伯对反常塞曼效应的光谱测量有自己的想法时，索末菲鼓励他将想法写出来发表，并向同事郑重推荐。正是在索末菲的鼓励下，还是大学一年级的泡利就为《数学科学百科全书》的“相对论”写了词条，后来单独出版，得到爱因斯坦的赞赏。
　　 索末菲还经常与学生一起去酒吧喝酒，打保龄球，邀请学生到家中聚餐聊天，到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度假屋里享受自然风景与畅谈學术。对于索末菲的很多学生来说，巴伐利亚山区的滑雪旅行是慕尼黑学生时代难忘的经历。
　　 在索末菲个人魅力的感召下，大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加入了他的团队。形成了一门“7位诺奖得主”的现象，他培养的其他博士生后来也都成为各自领域的知名人物。形成了“索末菲学派”的神话，他也被称为“大师之师”。
　　 爱因斯坦对索末菲的这种才能赞不绝口：“我尤其钦佩您的是，您神速地培养出一大批年轻的天才。这真是太神奇了。您肯定有一种能把听众的精神聚焦和激活的特殊才能。”
　　3.历经动荡岁月的正直学者
　　 1926年，当柏林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普朗克准备退休时，他想到的最理想接班人是索末菲，但索末菲不想放弃在慕尼黑20多年建立的事业。他觉得“在庞大而繁忙的柏林，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很难像在慕尼黑那样密切”。他喜欢巴伐利亚的生活方式，轻松愉快，接近自然。
　　 两次世界大战让德国在迅速崛起后，又迅速衰落。像这一时代大多数德国学者一样，索末菲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对国家无条件的忠诚，把军国主义视作德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在纳粹当政后，遇到的一些事情开始让他反省。尤其是1935年4月，索末菲到了退休年龄，纳粹教育当局任命力学教授威廉·米勒作为他的接任者，米勒没发表过一篇理论物理学论文，甚至不是德国物理学会的会员。这直接羞辱了索末菲，让他清醒过来。
　　 “他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科学家，一个受到迫害后又自我反省的人。终其一生的表现，他配得上一位正直学者的称号。这样的学者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稀缺品。”方在庆如是说。他表示，当艾克特了解到科学传记类图书在我国销路有限时，就无偿将本书中文版给予他翻译，以此促进更多人对索末菲及其学派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