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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到，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碑志自成体系，地方特点明显，时代跨度大，上自汉魏，下迄清明，数量众多，以北魏墓志、辽代墓志中的帝后哀册最具特色。碑志是指镌题文字的刻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先秦已出现刻石记事的实例，两汉树碑立传的风气盛行，魏晋则开启了后世墓志之端，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渐成定制。碑志是集中多种文化元素于一体的艺术品，蕴含社会历史、书法、雕刻、人物传记、丧葬礼俗等信息，是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料。墓志也称墓志铭，通常是埋在地下的。最早的基志是东汉时期的，魏晋时期，发生了多次大力禁碑的事件，使墓碑的数量减少，墓志的数量增加。建安十年曹操下令禁止厚葬、立碑;晋武帝咸宁四年诏云：“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最初的墓志，无论其形制还是称名均与碑无异。基志即为小碑，直立圹中，与后世墓志平放者不同，故无盖而有额。这种仿照碑式的遗风至南北朝时还可以见到，唐代偶尔一见。墓碑转入地下以后，吸收了其他明器（如盒）的形制特点，盘顶盒式墓志就逐渐成了占据主流的基本形制。这种基志，由志底与志盖两部分组成。志底多为正方形石板，刻志文，志盖多为梯形石板，刻题目，志底四周与志盖四杀往往刻有绞饰。对于石碑与墓志等各类石刻上的纹饰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
2东汉时期
刻辞之碑，始于东汉（公元25——220年）初年，为述德纪事、标志葬地、颂扬逝者之用。其后，渐成固定形制，书写形式以秦篆过渡到隶书。随着崇尚儒学及厚葬之风盛行，产生大量风格多样、艺术水平高的碑刻。由于年代久远，汉代墨迹目前难得一见，碑刻文字成为了解汉代史实及书法艺术的重要标本。书丹古代刻碑，先以朱笔在碑上写字，然后镌刻。后亦泛指书写在碑上的文字。“书丹”，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蔡邕传》.“熹平四年 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书丹其工序是，首先必须把碑制好磨光后，再涂上一层黑色，按碑的文字多少，计算好行数，打成格，书者用红色直接写在碑上，写完即可奏刀刻之。碑皆为竖行，自右而左，因碑的大小和字数多少不同，因而行数和每行的字数，也各有不同。刻碑是一种极为精细的工作，首先是阅稿，即仔细审视书法家写出的样稿大小、行距、结构、排列等。然后是选择合适的石料，先以沙石粗磨平整，继用沙皮打磨，复以细刀砖磨光，直至腻滑为止。接着，用磨得浓酽的上等墨汁，刷在石上，名曰“上墨”。待墨汁干后，用烙铁烫白蜡均匀地在墨上覆盖一层， 尔后用细铲削去过厚和多余的部分。另外，还要把透明的纸张覆盖在碑文原件上，用细描笔墨线“双钩”，再用银红作红线“双钩”，叫做“过朱”。将“过朱”的透明纸，妥贴地平铺在上过蜡的碑石上，用木棰垫着羊毛毡，敲击钩本字样，让“双钩”红线清晰地印到蜡面上，接下来就可以进行镌刻了。
3北朝时期
南北朝（公元386—589年）时期，中国北部动荡的社会环境、对于生命意义的探讨和对生命的关注作用于丧葬礼俗，客观上促进了北朝墓志的发展和兴盛。由于统治者采取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促使魏碑形成率意、雄强的书法风格，影响深远。20世纪初，河南洛阳北邙山出土的一批北魏墓志，便是此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书丹上石的书法珍品，使“魏碑体”流传百世，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北邙山，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北，黄河南岸，是秦岭山脉的余脉，啸山支脉。海拔300 米左右，东西横旦数百里。山势雄伟，水深土厚，伊、洛之水自西而东贯洛阳城而过。立墓于此，即圆了古人所崇尚的“枕山蹬河”的风水之说，被视为殡葬安家的风水宝地。自后汉建武十一年城阳王刘祉葬于北邙山，其后王侯公卿多选墓地于此。唐代诗人王建说“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白居易则问“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 俗语道：“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皆源于此北邙山自东汉以来就是洛阳人的墓地。
4 隋唐时期
隋唐（公元581—907年）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书法艺术进入兴盛时期。唐代碑刻，数量众多，名碑溢出，大量使用骈文 唐碑对中国书法影响深远，是后世学书者之楷范。河南洛阳北邙山地区，民国时期出土了大量隋唐墓志，部分为罗振玉购藏，后辗转入藏辽宁省博物馆。建国以来，辽宁省朝阳地区也陆续出土了一批隋唐墓志，记载了许多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及社会活动背景，对于东北史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晚唐碑志文的发展整体上趋于衰落，这其中，政治环境的巨变、文体革新的思潮、作家个人的遭遇及情怀都起了重要作用，而作家的创作理念也随之发生转变，其从家国之思转向人生如梦的命运感慨，伤悼岁月变迁，多咏史怀古、以古喻今的创作旨趣，由此也带来晚唐碑志文文体形态的转变，幽思沉郁，苍凉复杂、结构上崇尚小品，骈散两体并行。
5 辽朝时期
公元10世纪初，契丹族建立辽王朝（公元918——1125年），立国200余年，实行“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与汉字并行使用，这一史實充分体现于辽代碑志之中。从20世纪初开始，辽代碑志陆续出土，20年代，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圣宗、兴宗、道宗三代帝后哀册面世。这些保存在地下的石刻档案成为研究辽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各民族关系的宝贵资料。
6 金元明清时期
金元明清时期（公元1115——1921年）辽宁地区遗留的众多石刻是几代王朝经略东北，加强边疆管理，促进民族融合，巩固封建统治的实录，也是各族人民建设和保卫国家的真实写照。其中，明代碑志是记述“九边之首”辽东的重要历史实证，清代碑志则是满族崛起及明亡清兴的重要铭刻。清代，许多学者、金石家对前代石刻碑志的研究日益深入，著作迭出。史学家也十分重视从石刻碑志中发掘新的史料，金石学日渐流行，成为考古学的前身。
7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碑志文的发展随着历史朝代的不断更替，出现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承，对文字学、历史、书法文学、图书学等方面发展起到了较为重要的助推作用，形成了较多的历史专著，为后续研究碑志文提供了完整里历史资料。一方碑志一殷历史。本次展览陈列的碑志是我们解读历史、感受文明、欣赏艺术、陶冶性情的珍贵文物，也是中国东北古代各民族文化融合、建设家园历史进程的真实写照。
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到，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碑志自成体系，地方特点明显，时代跨度大，上自汉魏，下迄清明，数量众多，以北魏墓志、辽代墓志中的帝后哀册最具特色。碑志是指镌题文字的刻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先秦已出现刻石记事的实例，两汉树碑立传的风气盛行，魏晋则开启了后世墓志之端，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渐成定制。碑志是集中多种文化元素于一体的艺术品，蕴含社会历史、书法、雕刻、人物传记、丧葬礼俗等信息，是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料。墓志也称墓志铭，通常是埋在地下的。最早的基志是东汉时期的，魏晋时期，发生了多次大力禁碑的事件，使墓碑的数量减少，墓志的数量增加。建安十年曹操下令禁止厚葬、立碑;晋武帝咸宁四年诏云：“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最初的墓志，无论其形制还是称名均与碑无异。基志即为小碑，直立圹中，与后世墓志平放者不同，故无盖而有额。这种仿照碑式的遗风至南北朝时还可以见到，唐代偶尔一见。墓碑转入地下以后，吸收了其他明器（如盒）的形制特点，盘顶盒式墓志就逐渐成了占据主流的基本形制。这种基志，由志底与志盖两部分组成。志底多为正方形石板，刻志文，志盖多为梯形石板，刻题目，志底四周与志盖四杀往往刻有绞饰。对于石碑与墓志等各类石刻上的纹饰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
2东汉时期
刻辞之碑，始于东汉（公元25——220年）初年，为述德纪事、标志葬地、颂扬逝者之用。其后，渐成固定形制，书写形式以秦篆过渡到隶书。随着崇尚儒学及厚葬之风盛行，产生大量风格多样、艺术水平高的碑刻。由于年代久远，汉代墨迹目前难得一见，碑刻文字成为了解汉代史实及书法艺术的重要标本。书丹古代刻碑，先以朱笔在碑上写字，然后镌刻。后亦泛指书写在碑上的文字。“书丹”，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蔡邕传》.“熹平四年 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书丹其工序是，首先必须把碑制好磨光后，再涂上一层黑色，按碑的文字多少，计算好行数，打成格，书者用红色直接写在碑上，写完即可奏刀刻之。碑皆为竖行，自右而左，因碑的大小和字数多少不同，因而行数和每行的字数，也各有不同。刻碑是一种极为精细的工作，首先是阅稿，即仔细审视书法家写出的样稿大小、行距、结构、排列等。然后是选择合适的石料，先以沙石粗磨平整，继用沙皮打磨，复以细刀砖磨光，直至腻滑为止。接着，用磨得浓酽的上等墨汁，刷在石上，名曰“上墨”。待墨汁干后，用烙铁烫白蜡均匀地在墨上覆盖一层， 尔后用细铲削去过厚和多余的部分。另外，还要把透明的纸张覆盖在碑文原件上，用细描笔墨线“双钩”，再用银红作红线“双钩”，叫做“过朱”。将“过朱”的透明纸，妥贴地平铺在上过蜡的碑石上，用木棰垫着羊毛毡，敲击钩本字样，让“双钩”红线清晰地印到蜡面上，接下来就可以进行镌刻了。
3北朝时期
南北朝（公元386—589年）时期，中国北部动荡的社会环境、对于生命意义的探讨和对生命的关注作用于丧葬礼俗，客观上促进了北朝墓志的发展和兴盛。由于统治者采取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促使魏碑形成率意、雄强的书法风格，影响深远。20世纪初，河南洛阳北邙山出土的一批北魏墓志，便是此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书丹上石的书法珍品，使“魏碑体”流传百世，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北邙山，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北，黄河南岸，是秦岭山脉的余脉，啸山支脉。海拔300 米左右，东西横旦数百里。山势雄伟，水深土厚，伊、洛之水自西而东贯洛阳城而过。立墓于此，即圆了古人所崇尚的“枕山蹬河”的风水之说，被视为殡葬安家的风水宝地。自后汉建武十一年城阳王刘祉葬于北邙山，其后王侯公卿多选墓地于此。唐代诗人王建说“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白居易则问“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 俗语道：“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皆源于此北邙山自东汉以来就是洛阳人的墓地。
4 隋唐时期
隋唐（公元581—907年）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书法艺术进入兴盛时期。唐代碑刻，数量众多，名碑溢出，大量使用骈文 唐碑对中国书法影响深远，是后世学书者之楷范。河南洛阳北邙山地区，民国时期出土了大量隋唐墓志，部分为罗振玉购藏，后辗转入藏辽宁省博物馆。建国以来，辽宁省朝阳地区也陆续出土了一批隋唐墓志，记载了许多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及社会活动背景，对于东北史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晚唐碑志文的发展整体上趋于衰落，这其中，政治环境的巨变、文体革新的思潮、作家个人的遭遇及情怀都起了重要作用，而作家的创作理念也随之发生转变，其从家国之思转向人生如梦的命运感慨，伤悼岁月变迁，多咏史怀古、以古喻今的创作旨趣，由此也带来晚唐碑志文文体形态的转变，幽思沉郁，苍凉复杂、结构上崇尚小品，骈散两体并行。
5 辽朝时期
公元10世纪初，契丹族建立辽王朝（公元918——1125年），立国200余年，实行“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与汉字并行使用，这一史實充分体现于辽代碑志之中。从20世纪初开始，辽代碑志陆续出土，20年代，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圣宗、兴宗、道宗三代帝后哀册面世。这些保存在地下的石刻档案成为研究辽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各民族关系的宝贵资料。
6 金元明清时期
金元明清时期（公元1115——1921年）辽宁地区遗留的众多石刻是几代王朝经略东北，加强边疆管理，促进民族融合，巩固封建统治的实录，也是各族人民建设和保卫国家的真实写照。其中，明代碑志是记述“九边之首”辽东的重要历史实证，清代碑志则是满族崛起及明亡清兴的重要铭刻。清代，许多学者、金石家对前代石刻碑志的研究日益深入，著作迭出。史学家也十分重视从石刻碑志中发掘新的史料，金石学日渐流行，成为考古学的前身。
7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碑志文的发展随着历史朝代的不断更替，出现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承，对文字学、历史、书法文学、图书学等方面发展起到了较为重要的助推作用，形成了较多的历史专著，为后续研究碑志文提供了完整里历史资料。一方碑志一殷历史。本次展览陈列的碑志是我们解读历史、感受文明、欣赏艺术、陶冶性情的珍贵文物，也是中国东北古代各民族文化融合、建设家园历史进程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