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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魯迅和梁实秋在30年代的翻译大论战中存在很大分歧，存在分歧的方面涵盖翻译标准、欧化与归化、汉语发展以及重译等。其中，鲁迅主张“硬译”、“宁信而不顺”，不仅倾向于欧化文，而且认为汉语需要凭借“拿来主义”来优化自身。梁实秋则批判“硬译”，提倡“信”与“顺”兼顾，不赞成使用欧化文，而且认为中文文法不存在不精密一说。论战的原因，是两人对翻译的认识不同，即翻译是该注重保持原文的感染性以启发国人还是注重通俗易懂以适用于大众。
【关键词】鲁迅;梁实秋;硬译;异化与归化
【作者简介】宋柳霖，湖南师范大学。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期间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爱国文人学士，他们奋笔疾书，开创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期，翻译文学也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学者不仅受传统文化浸润，还经异国文化熏陶。其中就有鲁迅和梁实秋两位文学大家，两位分属于“语丝”和“新月”两大文学流派，为中国的觉醒贡献了不少振聋发聩的力作，不仅在文学上颇有造诣，在翻译上也独有自己的见解。但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这两位文学巨擘之间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翻译论战，论战的导火索是梁实秋在9月10日的《新月》杂志第2卷第6、7期合刊上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该文抨击了鲁迅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的一段话，将鲁迅的“硬译”定义为“死译”，并强调“死译”比“曲译”更加偏离翻译初衷。
一、 信与顺的争论
1.“硬译”之争。在梁实秋抨击鲁迅“硬译”之后，鲁迅旋即以《“硬译”与“文学阶级性”》一文予以反击，文中阐述了鲁迅自身对“硬译”的看法，表明自己的“硬译”与“死译”有区别，并不是故意的“曲译”，只是在翻译理论书籍中尚未摸索到更好的译法所以只能“硬译”（陈福康，2000：292-293）。而梁实秋则针对鲁迅的反驳发表了《答鲁迅先生》一文，其中指责鲁迅采取回避态度，且鲁迅译文晦涩难懂是因为“鲁迅先生自己的糊涂与懒惰”（黎照，1997：200），而不是鲁迅能力不够，更不是中文文本的缺点问题。
而实际上，鲁迅的“硬译”只是“直译”的替代说法，这里的“硬”字实际上只是针对某些句法词法而言的。鲁迅提倡的“硬译”只是想更加忠实原文，即“信”，而他后来的“宁信而不顺”只是意气用事。鲁迅始终是坚持以一种分析、区别的态度来翻译，他主张根据译著的内容（一般书还是理论书）和读者的身份（一般读者还是专家）来进行不同风格的翻译，他的“硬译”实则是针对理论书和研究者的（陈福康，2000：295）。
就此笔者对比了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主张和翻译目的：
鲁迅主张原文意义的基本传达，但为了读者能感受到源语的风格，形式上可以有所取舍，故他坚持还原源语的韵味，即欧化;梁实秋更加注重译文的易懂性，认为不仅要传达原文意义，还要让读者能读懂源语的独特风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译者须将源语的表达转化为中文的对应表达，且要通顺易读，即归化。
鲁迅的翻译目的是“拿来主义”，他重视译文的质量，意欲通过这些精神食粮来达到启迪国人、改变国人麻木不仁的状态的目的;梁实秋的翻译目的是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种文字忠实地表现出来，给不懂原文的人看。
综上所述，鲁迅和梁实秋争论只因两人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对保留原作风格的理解和主张有区别，争论焦点在于文句是否通顺，或者说行文是否欧化。
2.汉语不精密之争。1931年在鲁迅与瞿秋白的翻译讨论中，鲁迅认为翻译过程中之所以“不顺”是因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而解决汉语不精密的问题，鲁迅认为“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后来便可以占为己有”（黎照，1997：589）。鲁迅提出对待翻译过程中这些“新造”的表达应“一方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因为这些表达也存在优胜劣汰，“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陈福康，2000：297）。因而他在翻译上主张译文“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这点不仅出于“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李富根，1996：270），还出于“输入新的内容，新的表现法”（陈富康，2000：296）以促进汉语发展、丰富民众表达。而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汉语曾吸收佛教翻译表法，日语曾吸收西方文法表达，据此而论，鲁迅的观点有其可取性。在这里笔者认为鲁迅倾向于欧化文，是由于欧化文具有一种迥异的感染力，而正是由于这种感染力，使其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并为人所用。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白话文刚普及不久，仍不够成熟，鲁迅也和翻译大家严复当年一样面临在本文化中找不到与原文本所对应的专有名词，所以他会选择生造一些表达，意图使这些表达逐渐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梁实秋则不认为中文存在缺点，他在《翻译》一文中表明“中国文是如此之圆润浑厚”以及“许多欧洲文的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都不成问题”（黎照，1997：618）。梁实秋还不赞成欧化文，认为欧化文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汉语不精密，而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融会贯通、灵活处理、或是疏于懒散导致的。但梁实秋并没有否认汉语文法存在发展性，“中国文字文法因接触欧语之故将起新的变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黎照，1997：619），只是梁实秋认为汉语发展不能急于求成，而须循序渐进。
二、 翻译论战的背后
1.翻译论战的原因。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的缘由是两人对翻译功用的认识不同。鲁迅认为“文艺是可以转译性情，改造社会的”（鲁迅，1982：161），所以他注重翻译对中国有利、能唤醒民众意识的作品，且翻译选材上重心向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偏倚。因为民族弱小导致文明发展相对滞缓，所以鲁迅还希望借翻译向汉语“输入新的内容、新的表现法”从而进行中文改良，促进汉语的发展，以便汉语作为一个语言媒介更好地使本国人才与国际接轨。而梁实秋认为翻译主要是为了向不懂原文内容的人传递原作者的思想和内容，所以在内容上忠于原文且表达上符合译入语习惯则是梁实秋的翻译重点，而且梁实秋提倡“读一流的书，译一流的书”，认为名著中才有深刻影响人的思想内容。辩证地来看待两人的争论，可以说双方各有所取之处，有利于翻译界的学术讨论，进而促进翻译学的发展。 2.翻译标准的讨论。自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问世以来，诸多翻译家对翻译都有自己的见解。鲁迅力求原文意思传达，而形式可取舍，以达到用欧化表达以影响人的更崇高的使命，即取“信”而“达”折中;梁实秋提倡忠实原文的同时也要保证译文在译入语中易懂可读，即“信”与“达”兼备。笔者认为当时所争辩的翻译标准问题在如今已不再严重，因为现在中文词法、句法已成熟，很多外来词汇已归化，外来新词也能及时翻译。
这场翻译论战深入研究和发展了近代一直争论的“直译”与“意译”问题，引起了人们对归化与异化问题的瞩目，进而延伸到现代对于翻译“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讨论。文人学士对翻译标准的争论虽然激烈，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学的发展。
三、结语
鲁迅、梁实秋二人在翻译论战的分歧从表面上看是“信”与“顺”的争论，待剖析细查，会发现交锋缘由是二人在译文“异化”还是“归化”的不同认识，究其根源，则是二人在翻译思想上存在差异。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通过翻译来引起读者共鸣，进而激起国人反抗精神和革命热情，其次是意欲以翻译上的“拿来主义”来吸收好的外国文明以“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由此可见，鲁迅的翻译具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正是在此翻译思想观念的指导下，鲁迅更加强调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原作的用语习惯，反对归化。因而鲁迅的“硬译”并不是像梁实秋所认为的只顾“信”不顾“达”，而是在翻译的时候注重保持源语的语言特征而适当舍弃译入语的语言习惯。梁实秋中英文功底深厚且学贯中西，翻译思想为“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因其自小在父亲的影响下精通和熟练运用母语，所以他在翻译上支持归化，强调译文应以译入语的语言习惯为准，忠实且通顺才是好的译文。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郭著章.翻译名家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李富根，刘洪.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
[4]刘全福.鲁迅梁實秋翻译论战焦点[J].中国翻译，2000（3）：56-60.
[5]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黎照.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7]赵军峰.30年代翻译标准论战分析[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4（5）：18-22.
【关键词】鲁迅;梁实秋;硬译;异化与归化
【作者简介】宋柳霖，湖南师范大学。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期间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爱国文人学士，他们奋笔疾书，开创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期，翻译文学也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学者不仅受传统文化浸润，还经异国文化熏陶。其中就有鲁迅和梁实秋两位文学大家，两位分属于“语丝”和“新月”两大文学流派，为中国的觉醒贡献了不少振聋发聩的力作，不仅在文学上颇有造诣，在翻译上也独有自己的见解。但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这两位文学巨擘之间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翻译论战，论战的导火索是梁实秋在9月10日的《新月》杂志第2卷第6、7期合刊上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该文抨击了鲁迅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的一段话，将鲁迅的“硬译”定义为“死译”，并强调“死译”比“曲译”更加偏离翻译初衷。
一、 信与顺的争论
1.“硬译”之争。在梁实秋抨击鲁迅“硬译”之后，鲁迅旋即以《“硬译”与“文学阶级性”》一文予以反击，文中阐述了鲁迅自身对“硬译”的看法，表明自己的“硬译”与“死译”有区别，并不是故意的“曲译”，只是在翻译理论书籍中尚未摸索到更好的译法所以只能“硬译”（陈福康，2000：292-293）。而梁实秋则针对鲁迅的反驳发表了《答鲁迅先生》一文，其中指责鲁迅采取回避态度，且鲁迅译文晦涩难懂是因为“鲁迅先生自己的糊涂与懒惰”（黎照，1997：200），而不是鲁迅能力不够，更不是中文文本的缺点问题。
而实际上，鲁迅的“硬译”只是“直译”的替代说法，这里的“硬”字实际上只是针对某些句法词法而言的。鲁迅提倡的“硬译”只是想更加忠实原文，即“信”，而他后来的“宁信而不顺”只是意气用事。鲁迅始终是坚持以一种分析、区别的态度来翻译，他主张根据译著的内容（一般书还是理论书）和读者的身份（一般读者还是专家）来进行不同风格的翻译，他的“硬译”实则是针对理论书和研究者的（陈福康，2000：295）。
就此笔者对比了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主张和翻译目的：
鲁迅主张原文意义的基本传达，但为了读者能感受到源语的风格，形式上可以有所取舍，故他坚持还原源语的韵味，即欧化;梁实秋更加注重译文的易懂性，认为不仅要传达原文意义，还要让读者能读懂源语的独特风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译者须将源语的表达转化为中文的对应表达，且要通顺易读，即归化。
鲁迅的翻译目的是“拿来主义”，他重视译文的质量，意欲通过这些精神食粮来达到启迪国人、改变国人麻木不仁的状态的目的;梁实秋的翻译目的是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种文字忠实地表现出来，给不懂原文的人看。
综上所述，鲁迅和梁实秋争论只因两人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对保留原作风格的理解和主张有区别，争论焦点在于文句是否通顺，或者说行文是否欧化。
2.汉语不精密之争。1931年在鲁迅与瞿秋白的翻译讨论中，鲁迅认为翻译过程中之所以“不顺”是因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而解决汉语不精密的问题，鲁迅认为“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后来便可以占为己有”（黎照，1997：589）。鲁迅提出对待翻译过程中这些“新造”的表达应“一方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因为这些表达也存在优胜劣汰，“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陈福康，2000：297）。因而他在翻译上主张译文“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这点不仅出于“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李富根，1996：270），还出于“输入新的内容，新的表现法”（陈富康，2000：296）以促进汉语发展、丰富民众表达。而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汉语曾吸收佛教翻译表法，日语曾吸收西方文法表达，据此而论，鲁迅的观点有其可取性。在这里笔者认为鲁迅倾向于欧化文，是由于欧化文具有一种迥异的感染力，而正是由于这种感染力，使其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并为人所用。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白话文刚普及不久，仍不够成熟，鲁迅也和翻译大家严复当年一样面临在本文化中找不到与原文本所对应的专有名词，所以他会选择生造一些表达，意图使这些表达逐渐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梁实秋则不认为中文存在缺点，他在《翻译》一文中表明“中国文是如此之圆润浑厚”以及“许多欧洲文的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都不成问题”（黎照，1997：618）。梁实秋还不赞成欧化文，认为欧化文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汉语不精密，而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融会贯通、灵活处理、或是疏于懒散导致的。但梁实秋并没有否认汉语文法存在发展性，“中国文字文法因接触欧语之故将起新的变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黎照，1997：619），只是梁实秋认为汉语发展不能急于求成，而须循序渐进。
二、 翻译论战的背后
1.翻译论战的原因。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的缘由是两人对翻译功用的认识不同。鲁迅认为“文艺是可以转译性情，改造社会的”（鲁迅，1982：161），所以他注重翻译对中国有利、能唤醒民众意识的作品，且翻译选材上重心向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偏倚。因为民族弱小导致文明发展相对滞缓，所以鲁迅还希望借翻译向汉语“输入新的内容、新的表现法”从而进行中文改良，促进汉语的发展，以便汉语作为一个语言媒介更好地使本国人才与国际接轨。而梁实秋认为翻译主要是为了向不懂原文内容的人传递原作者的思想和内容，所以在内容上忠于原文且表达上符合译入语习惯则是梁实秋的翻译重点，而且梁实秋提倡“读一流的书，译一流的书”，认为名著中才有深刻影响人的思想内容。辩证地来看待两人的争论，可以说双方各有所取之处，有利于翻译界的学术讨论，进而促进翻译学的发展。 2.翻译标准的讨论。自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问世以来，诸多翻译家对翻译都有自己的见解。鲁迅力求原文意思传达，而形式可取舍，以达到用欧化表达以影响人的更崇高的使命，即取“信”而“达”折中;梁实秋提倡忠实原文的同时也要保证译文在译入语中易懂可读，即“信”与“达”兼备。笔者认为当时所争辩的翻译标准问题在如今已不再严重，因为现在中文词法、句法已成熟，很多外来词汇已归化，外来新词也能及时翻译。
这场翻译论战深入研究和发展了近代一直争论的“直译”与“意译”问题，引起了人们对归化与异化问题的瞩目，进而延伸到现代对于翻译“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讨论。文人学士对翻译标准的争论虽然激烈，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学的发展。
三、结语
鲁迅、梁实秋二人在翻译论战的分歧从表面上看是“信”与“顺”的争论，待剖析细查，会发现交锋缘由是二人在译文“异化”还是“归化”的不同认识，究其根源，则是二人在翻译思想上存在差异。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通过翻译来引起读者共鸣，进而激起国人反抗精神和革命热情，其次是意欲以翻译上的“拿来主义”来吸收好的外国文明以“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由此可见，鲁迅的翻译具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正是在此翻译思想观念的指导下，鲁迅更加强调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原作的用语习惯，反对归化。因而鲁迅的“硬译”并不是像梁实秋所认为的只顾“信”不顾“达”，而是在翻译的时候注重保持源语的语言特征而适当舍弃译入语的语言习惯。梁实秋中英文功底深厚且学贯中西，翻译思想为“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因其自小在父亲的影响下精通和熟练运用母语，所以他在翻译上支持归化，强调译文应以译入语的语言习惯为准，忠实且通顺才是好的译文。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郭著章.翻译名家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李富根，刘洪.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
[4]刘全福.鲁迅梁實秋翻译论战焦点[J].中国翻译，2000（3）：56-60.
[5]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黎照.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7]赵军峰.30年代翻译标准论战分析[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4（5）：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