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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约有20万儿童失踪，目前仍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有60万
2008年7月8日，大雨滂沱中记者踏上了深圳的列车，去寻访“寻子联盟”。这是个寻找孩子的组织。如何寻找，现状如何，记者一无所知。但丢失孩子的父母的焦急无助和寻找孩子的迫切已经铺天盖地。
这些从各地奔向深圳谋生的丢失孩子的人，都曾以为在深圳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能够寻找到自己应有的幸福，却没料到，爱子的失踪留给他们的是永远的痛。
广深高速候车室电视里不断播放着寻人启事，湖北人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就在其中；“请注意您的小孩”，深圳地铁电子公告牌也在一遍一遍不停地提醒着乘客。自从湖北人孙海洋丢失儿子的2007年10月起，“寻子”便成了深圳的焦点，此起彼伏。
资料显示，近两年深圳接连发生的儿童失踪事件，发生频率很高，许多失踪儿童的家长满街贴寻子启事，却一无所获。于是，以孙海洋、彭高峰为首的20名失踪儿童的家长发起了“寻子联盟”，在“宝贝回家”的网站接连发贴，“孩子你在哪里”的呼喊痛彻全国。
“其实也不算什么组织”孙海洋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能够联络并达成一致行动的机会很小，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又是外地人，寻子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目前，深圳警方也加大了寻找失踪儿童的力度，悬赏5万、3万不等捉拿人贩子的通告贴在了主要交通路口。
事实上，不光在深圳，也不仅是现在，“寻子”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息过。但是，如何寻子更有效果？怎样才能把失踪的孩子尽快找回来？能不能保证更多孩子的安全成了政府、公安、孩子家长的共同责任。
两个湖北男人和他们的寻子店
2008年7月9日，“儿子已经失踪半年多了，还是没有消息，”面对记者，孙海洋显得很疲惫，他说：“我们现在该用的办法都用到了，能做的一切也正在做。只要能找到孩子，我怎样都愿意”。在孙海洋租住的简单而窄小的屋子里，儿子孙卓带有沙河中心幼儿园字样的蓝色小书包静静地躺在他和妻子的卧房里。孙海洋哀叹地说：“孙卓只上了两天幼儿园，这个书包就和他分开了。”
为了培养3岁多的儿子孙卓能有个好前途，2007年10月3日，孙海洋从湖北监利举家前往深圳并特意把自己的包子店开在南山区沙河中心幼儿园附近。目的就是为接送孩子方便。没想到，在包子铺开张后的第6天晚上，孙海洋躺在椅子上就眯了一会儿，孙卓趁机溜出家门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醒来后不见了儿子的孙海洋，从路口修鞋老头那儿得知：你儿子不是跟一个拿着玩具的亲戚走了吗？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不能再等，他立刻跑到派出所报了案，但被派出所告知24小时后才能立案。没办法，孙海洋便四处散发寻人启事。从这个区到那个区，围绕深圳，能贴到的地方他都贴了。出门的时候，背上背起一大捆寻人启事，坐公交车走。到了地方一直贴，没有公交车了，就贴到第二天公交车上路了再回家。回家简单休息一两个小时就再背起一摞寻人启事，坐公交车四处去张贴。如此几天时间下来，让本就稍弱的孙海洋显得更加单薄了。但他的目光却无比坚定，满眼都是“找儿子”的决心。
6天后，孙海洋在附近一家超市的监控录像中发现了线索：一名身穿白衬衣的40多岁男子，从他店铺门口用玩具将孙卓逗走。“当他们一路走到超市门前时，孙卓不愿意再往前走了，那个男人又从包里掏出零食引诱，一直折腾了近50分钟，才把孩子半哄半拖地弄走。”孙海洋说：“孙卓的背影在监控录像中消失时，自己看了看上面显示的时间，离他去派出所报案的时间仅相隔十分钟。”
让孙海洋没有想到的事时隔100多天后又突然发生。在距离儿子失踪的南山区只有几十公里的光明新区，同样来自湖北潜江的老乡彭高峰也遭遇了同样的痛。
2008年3月25日晚上7点，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开电话超市的彭高峰和他4岁的儿子彭文乐一家吃过晚饭，由于那个时间段前来打电话的人比较多，妻子带着乐乐也来帮忙。那天彭高峰正忙里忙外，当时孩子就在他和妻子的眼皮底下玩耍，仅仅几分钟后，人就不见了。
彭高峰说：“后来警方调出附近的监控录像发现，一个30岁左右、身穿黑色夹克的男子强行将乐乐抱走了……”
孙卓失踪的第二天，他68岁的奶奶带着全家近十口人从监利老家赶到深圳，仅寻人启事就印发了10万份，一开始悬赏 5万，后来把老家的房子变卖，将赏金提高到 10万，最后又提高到20 万。
自此，孙海洋就取下自家的包子铺招牌，找人专门订做了一块长3米、宽1米的广告灯箱，上面写着“悬赏20万寻儿子”。孙海洋说：“孩子一天没找到，招牌一天不倒。”他要让儿子长大后知道，父母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他。
听说孩子可能被人贩子拐到潮州了，孙卓的奶奶拿着孙子照片先后四次前往寻找，跑遍了当地400 余家幼儿园，依然一无所获。老人每次回来都得大病一场。孙海洋说：“出事后，妻子天天以泪洗面，拿着儿子的照片不时喃喃自语，实在想孩子了，就写日记。往往写到一半就已是泪流满面，泪水滴落纸上，把字迹浸得一片模糊，半年多来写满了两大本。
彭高峰的儿子乐乐是彭家的独子。他说：“孩子失踪后，曾发动全家到过广东、福建、四川、宁夏、河南等地寻找。最受不了的是家里的4位老人。妻子现在也瘦到只有 38公斤，天天不怎么吃东西，靠打点滴维持，只知道目光痴痴地抱着孩子的照片，喊着孩子的名字……”
受孙海洋的影响，彭高峰也制作了一幅面积为 20平方米的大广告牌，挂在电话超市门前，广告牌上喷绘了妻子抱着儿子的巨幅照片，书有“变卖家产悬赏 10 万寻找儿子”字样。“请认识我的朋友帮我找回孩子……”这是彭高峰的QQ签名。他说，孩子丢失后，他的手机 24 小时开机，QQ也一直挂在网上，总幻想着有一天，孩子能突然蹦到眼前，扑到他怀里。
“寻子联盟”的自救行动
“我们是来自各地的失踪儿童家长，我们本来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们的孩子却在转眼之间就被人贩子拐走了，更确切地说有些是被从街上，从家里抢走的，我们为了找到孩子差不多走遍全国，我们每个人都债台高筑、倾家荡产，我们每个家中的亲人都有因为思念孩子死的、疯的、病的，其余的人也都是个个心力交瘁，不得已我们才来请求你们的帮助。”这就是以孙海洋彭高峰为首的“寻子联盟”发出的求救信和呐喊声。
在深圳，之前很多报道都说“寻子联盟”有16个孩子的家长，或者有19个孩子的家长。其实，截至2008年7月12日，“寻子联盟”已经扩大到了20个孩子的家长。并且，这个数字还将攀升。
“我这里又有一位4岁女孩的家长打电话来，6月27日，他们的孩子失踪了，也有录像，但就是抓不到”。彭高峰，这位还不到30岁的小伙子，承担起了许多失踪孩子家长的联络人的角色。他告诉记者：“所谓的联盟，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丢孩子的家长通过网络，通过媒体，不断聚集，为了同一个目标，联络在一起的人。其实，我们根本不是组织也不是联盟，是失踪孩子的家长们，为找孩子，走上了一条共同寻子之路。”
自从认识孙海洋后，彭高峰每隔几天就会坐上一个多小时的车，到孙家去聊聊。还有很多失踪孩子的家长，也经常聚到孙海洋的“寻儿子店”互相沟通有无，商量着下一步该如何找孩子，到哪里找孩子。这个南山区沙河一隅便成了寻子联盟的“临时驻地”。
据了解，近年来，拐卖儿童的现象屡打不绝，屡禁不止，危害日益严重。一些人贩子已从单纯的拐骗孩子发展到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强抢孩子，甚至直接冲进住户把家长绑起来，再把孩子抢走。为了抢孩子而杀害孩子家长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拐卖犯罪已向暴力化、集团化、职业化、国际化发展。
尤其是深圳，这两年失踪小孩不断攀升。住在深圳南山区蛇口4岁的符建涛看到电视台播放孙卓失踪的节目时说：“妈妈，我不会丢的，我会打110报警的。”但，仅仅3天之后，符建涛就失踪了，至今没有消息。最近，龙岗区的菜佳玲又失踪。彭高峰气愤地说：“这些人贩子简直太猖狂了，他们简直是顶风作案。”
但是，孙海洋和彭高峰他们都很无奈。因为他们能做的就是四处打探消息，找到线索再向警方提供，警方觉得可靠，便会跟他们一起去寻找。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单打独斗，自己在寻找。结果大老远去了，往往是一无所获。几次三番下来，家长们无法忍耐。16名家长，终于在2008年5月的一天到深圳市长接待日打着“政府欠重视，家长苦寻儿”的标语到深圳市委反映情况。
之后，警方果然加大了对失踪儿童的寻找力度。成立专案组，在深圳主要交通路口悬赏5万、3万不等寻找彭文乐、孙卓等孩子的通告张贴了出来。2008年7月10日，记者拨通专案组成员的电话，他告诉记者正在出差，为了寻找这些孩子，他们警方从东跑到西，从西跑到东，吃尽了苦头。
但是，孩子们却如同泥牛入海，就是毫无消息，案件僵持了下来。寻子联盟的成员们也曾到北京去反映，但刚下火车就被深圳市警方坐飞机拦截回来。可是，“你在哪里？你快回来，妈妈在等你，爸爸在等你”的呼声，呐喊声却日益急迫，让人心酸、心碎、心痛。
失踪儿童家长的无助
我们愿意相信深圳市政府、公安、民政部门谁都不愿意看到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一个个失踪，一个个离去的现状。各级部门也许更为焦急不安。因为，无论如何，“寻子联盟”的家长们已经站在了一起，蓄势待发，为了寻找孩子，他们会不顾一切。这些现状和失踪孩子的事实无论对哪一级部门都是个不小的压力。
“只是，我们还有一个需要面对的更大的现实”，湖北某媒体记者连续关注“寻子联盟”两个多月之后得出结论：“如果孩子们是被人贩子带走，那么，经常是异地处理，这就给警方破案带来很大困难。目前，我国各级公安还没有真正联动起来。而如果要联动，又不能只是公安的联动，还要有各级公安和各级政府的联动，这太复杂了。”
那么，到底怎么把这些失踪的小生命在短时间内找到？
彭高峰的依据是：“一次，我和公安到江西找孩子，在一个村子里解救了两名买来的小孩，可是，当地公安苦于找不到孩子的父母，也无从找，只得又将孩子寄养在买孩子的人家里。”
我国刑法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罪行做了明确规定：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更多的家长和专业人士认为，这样的规定已经不足以适应目前日趋严峻的失踪儿童的形势。
上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统计，2001年，该市各级治安部门共受理登记失踪人员9627人次，而1995年的总失踪数仅为4526人次。同比上升了2.13倍。
“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失踪人口的寻找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构架，类似于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这样的东西还没有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
专家指出，家人失踪后，人们最先想到的求助对象就是警方。但事实上，警方在寻找失踪人口上乏善可陈。据2006年9月一家媒体的报道数据显示，在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历年失踪儿童当中，经记者打电话一一核实，只有31名孩子被找回
2005年的一份资料显示，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安徽省的芜湖等市均建立了“失踪人口信息网”，虽然这个系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存在两个严重性的问题：一个是库容量太小、另一个是地域局限性强。
07年4月30日开通，目前已经有进万名志愿者参与的“宝贝回家亲子网”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公益寻子网站。自开通以来经过不断努力已经帮助20多个宝贝回家。相对于各个省市建立的“失踪人口信息网”库容量小、地域行强的不足的缺憾，宝贝回家亲子网为全国各地的孩子家长及志愿者提供一个信息沟通的平台。但由于寻子过程的艰难以及无法和相关部门做到融洽的配合，相对于全国各地不幸丢失的孩子，能够幸运回家的孩子比例还是微乎其微。
立法与基金会的双管制
“不能再等了”，湖北某报记者说“眼下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出台一部《保护失踪儿童法》。政府方面还要成立一套失踪儿童的保障机制。
据了解，在美国有两部关于儿童的法律。一部是拐卖儿童法，一部是儿童救援法。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
中国维权英雄、深圳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杨剑昌则给温家宝总理写了言辞恳切的信，呼吁成立“中国失踪儿童寻救基金会”。
杨剑昌代表非常关注那些失踪的孩子们和失踪孩子的家长们，他说：“看到他们很心痛，我也很难过，总想着怎样才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我又看到很多企业愿意为失踪孩子献爱心，出力气，于是想到了以成立基金会的形式帮助那些失踪的孩子尽快回到父母身边。”
据了解，杨剑昌代表呼吁成立的“中国失踪儿童寻救基金会”的宗旨是：使失去亲人的孩子们更快、更快捷地找到亲人，回到父母身边。同时，也减轻了公安机关、民政局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寻救失踪儿童工作的负担和压力，节约更多的时间、成本、人力和物力。带动全社会对失踪儿童的关注和帮助，号召社会各界力量帮助失踪儿童重返家园。
呼吁设立的“中国失踪儿童救寻基金会”运作的具体办法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大力推动“中国失踪儿童救寻基金会”的工作，为亲人寻找失踪儿童筑起一条希望的“绿色通道”。通过专设的互联网DNA数据库统计失踪儿童和寻子父母的DNA，对其进行比对来寻找失踪儿童。
具体操作步骤：1、由各地区政府负责为辖区内无人认领和被拐卖的儿童检验。2、DNA检验（各城市的收容所可负责此事的组织实施），将其输入数据库。3、寻找失踪儿童的父母可自己通过指定机构检验DNA，将其输入数据库。困难家庭的检验费用由基金会救助。
失踪孩子的家长也根据切身体会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综合如下：
坚决摧毁买方市场，严惩买主，彻底堵住拐卖儿童的源头。
建立一个国家失踪人口信息系统，公安、民政结合起来，真正地提高寻人效率。
呼吁立法严禁带领未成年人乞讨、卖艺，对流浪乞讨儿童实行强制性救助。
加强户籍管理，追究让被拐儿童身份合法化的相关人员的责任。
修改现行的收养法法规，杜绝以收养名义收买被拐儿童。
进行被拐儿童情况全国大普查，多方协助失踪儿童家长寻找被拐儿童。
建立救助流浪、乞讨儿童专项基金，完善我们的福利制度。
建立一个全国专业的打拐队伍，加强各地的打拐信息交流。
改变现有的报案规定，对失踪儿童要马上立案，并及时向失踪儿童家长通报各地解救的被拐儿童信息，以便家长能及时与失踪儿童相认。
眼下，孙海洋、彭高峰和寻子联盟的其他成员还有另外一个愿望：呼吁媒体。他们希望曾经关注和正在关注或准备关注他们的媒体们也结成一个“联盟”。有规律、有计划地为他们的“寻子联盟”鼓与呼。
2008年7月8日，大雨滂沱中记者踏上了深圳的列车，去寻访“寻子联盟”。这是个寻找孩子的组织。如何寻找，现状如何，记者一无所知。但丢失孩子的父母的焦急无助和寻找孩子的迫切已经铺天盖地。
这些从各地奔向深圳谋生的丢失孩子的人，都曾以为在深圳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能够寻找到自己应有的幸福，却没料到，爱子的失踪留给他们的是永远的痛。
广深高速候车室电视里不断播放着寻人启事，湖北人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就在其中；“请注意您的小孩”，深圳地铁电子公告牌也在一遍一遍不停地提醒着乘客。自从湖北人孙海洋丢失儿子的2007年10月起，“寻子”便成了深圳的焦点，此起彼伏。
资料显示，近两年深圳接连发生的儿童失踪事件，发生频率很高，许多失踪儿童的家长满街贴寻子启事，却一无所获。于是，以孙海洋、彭高峰为首的20名失踪儿童的家长发起了“寻子联盟”，在“宝贝回家”的网站接连发贴，“孩子你在哪里”的呼喊痛彻全国。
“其实也不算什么组织”孙海洋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能够联络并达成一致行动的机会很小，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又是外地人，寻子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目前，深圳警方也加大了寻找失踪儿童的力度，悬赏5万、3万不等捉拿人贩子的通告贴在了主要交通路口。
事实上，不光在深圳，也不仅是现在，“寻子”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息过。但是，如何寻子更有效果？怎样才能把失踪的孩子尽快找回来？能不能保证更多孩子的安全成了政府、公安、孩子家长的共同责任。
两个湖北男人和他们的寻子店
2008年7月9日，“儿子已经失踪半年多了，还是没有消息，”面对记者，孙海洋显得很疲惫，他说：“我们现在该用的办法都用到了，能做的一切也正在做。只要能找到孩子，我怎样都愿意”。在孙海洋租住的简单而窄小的屋子里，儿子孙卓带有沙河中心幼儿园字样的蓝色小书包静静地躺在他和妻子的卧房里。孙海洋哀叹地说：“孙卓只上了两天幼儿园，这个书包就和他分开了。”
为了培养3岁多的儿子孙卓能有个好前途，2007年10月3日，孙海洋从湖北监利举家前往深圳并特意把自己的包子店开在南山区沙河中心幼儿园附近。目的就是为接送孩子方便。没想到，在包子铺开张后的第6天晚上，孙海洋躺在椅子上就眯了一会儿，孙卓趁机溜出家门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醒来后不见了儿子的孙海洋，从路口修鞋老头那儿得知：你儿子不是跟一个拿着玩具的亲戚走了吗？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不能再等，他立刻跑到派出所报了案，但被派出所告知24小时后才能立案。没办法，孙海洋便四处散发寻人启事。从这个区到那个区，围绕深圳，能贴到的地方他都贴了。出门的时候，背上背起一大捆寻人启事，坐公交车走。到了地方一直贴，没有公交车了，就贴到第二天公交车上路了再回家。回家简单休息一两个小时就再背起一摞寻人启事，坐公交车四处去张贴。如此几天时间下来，让本就稍弱的孙海洋显得更加单薄了。但他的目光却无比坚定，满眼都是“找儿子”的决心。
6天后，孙海洋在附近一家超市的监控录像中发现了线索：一名身穿白衬衣的40多岁男子，从他店铺门口用玩具将孙卓逗走。“当他们一路走到超市门前时，孙卓不愿意再往前走了，那个男人又从包里掏出零食引诱，一直折腾了近50分钟，才把孩子半哄半拖地弄走。”孙海洋说：“孙卓的背影在监控录像中消失时，自己看了看上面显示的时间，离他去派出所报案的时间仅相隔十分钟。”
让孙海洋没有想到的事时隔100多天后又突然发生。在距离儿子失踪的南山区只有几十公里的光明新区，同样来自湖北潜江的老乡彭高峰也遭遇了同样的痛。
2008年3月25日晚上7点，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开电话超市的彭高峰和他4岁的儿子彭文乐一家吃过晚饭，由于那个时间段前来打电话的人比较多，妻子带着乐乐也来帮忙。那天彭高峰正忙里忙外，当时孩子就在他和妻子的眼皮底下玩耍，仅仅几分钟后，人就不见了。
彭高峰说：“后来警方调出附近的监控录像发现，一个30岁左右、身穿黑色夹克的男子强行将乐乐抱走了……”
孙卓失踪的第二天，他68岁的奶奶带着全家近十口人从监利老家赶到深圳，仅寻人启事就印发了10万份，一开始悬赏 5万，后来把老家的房子变卖，将赏金提高到 10万，最后又提高到20 万。
自此，孙海洋就取下自家的包子铺招牌，找人专门订做了一块长3米、宽1米的广告灯箱，上面写着“悬赏20万寻儿子”。孙海洋说：“孩子一天没找到，招牌一天不倒。”他要让儿子长大后知道，父母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他。
听说孩子可能被人贩子拐到潮州了，孙卓的奶奶拿着孙子照片先后四次前往寻找，跑遍了当地400 余家幼儿园，依然一无所获。老人每次回来都得大病一场。孙海洋说：“出事后，妻子天天以泪洗面，拿着儿子的照片不时喃喃自语，实在想孩子了，就写日记。往往写到一半就已是泪流满面，泪水滴落纸上，把字迹浸得一片模糊，半年多来写满了两大本。
彭高峰的儿子乐乐是彭家的独子。他说：“孩子失踪后，曾发动全家到过广东、福建、四川、宁夏、河南等地寻找。最受不了的是家里的4位老人。妻子现在也瘦到只有 38公斤，天天不怎么吃东西，靠打点滴维持，只知道目光痴痴地抱着孩子的照片，喊着孩子的名字……”
受孙海洋的影响，彭高峰也制作了一幅面积为 20平方米的大广告牌，挂在电话超市门前，广告牌上喷绘了妻子抱着儿子的巨幅照片，书有“变卖家产悬赏 10 万寻找儿子”字样。“请认识我的朋友帮我找回孩子……”这是彭高峰的QQ签名。他说，孩子丢失后，他的手机 24 小时开机，QQ也一直挂在网上，总幻想着有一天，孩子能突然蹦到眼前，扑到他怀里。
“寻子联盟”的自救行动
“我们是来自各地的失踪儿童家长，我们本来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们的孩子却在转眼之间就被人贩子拐走了，更确切地说有些是被从街上，从家里抢走的，我们为了找到孩子差不多走遍全国，我们每个人都债台高筑、倾家荡产，我们每个家中的亲人都有因为思念孩子死的、疯的、病的，其余的人也都是个个心力交瘁，不得已我们才来请求你们的帮助。”这就是以孙海洋彭高峰为首的“寻子联盟”发出的求救信和呐喊声。
在深圳，之前很多报道都说“寻子联盟”有16个孩子的家长，或者有19个孩子的家长。其实，截至2008年7月12日，“寻子联盟”已经扩大到了20个孩子的家长。并且，这个数字还将攀升。
“我这里又有一位4岁女孩的家长打电话来，6月27日，他们的孩子失踪了，也有录像，但就是抓不到”。彭高峰，这位还不到30岁的小伙子，承担起了许多失踪孩子家长的联络人的角色。他告诉记者：“所谓的联盟，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丢孩子的家长通过网络，通过媒体，不断聚集，为了同一个目标，联络在一起的人。其实，我们根本不是组织也不是联盟，是失踪孩子的家长们，为找孩子，走上了一条共同寻子之路。”
自从认识孙海洋后，彭高峰每隔几天就会坐上一个多小时的车，到孙家去聊聊。还有很多失踪孩子的家长，也经常聚到孙海洋的“寻儿子店”互相沟通有无，商量着下一步该如何找孩子，到哪里找孩子。这个南山区沙河一隅便成了寻子联盟的“临时驻地”。
据了解，近年来，拐卖儿童的现象屡打不绝，屡禁不止，危害日益严重。一些人贩子已从单纯的拐骗孩子发展到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强抢孩子，甚至直接冲进住户把家长绑起来，再把孩子抢走。为了抢孩子而杀害孩子家长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拐卖犯罪已向暴力化、集团化、职业化、国际化发展。
尤其是深圳，这两年失踪小孩不断攀升。住在深圳南山区蛇口4岁的符建涛看到电视台播放孙卓失踪的节目时说：“妈妈，我不会丢的，我会打110报警的。”但，仅仅3天之后，符建涛就失踪了，至今没有消息。最近，龙岗区的菜佳玲又失踪。彭高峰气愤地说：“这些人贩子简直太猖狂了，他们简直是顶风作案。”
但是，孙海洋和彭高峰他们都很无奈。因为他们能做的就是四处打探消息，找到线索再向警方提供，警方觉得可靠，便会跟他们一起去寻找。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单打独斗，自己在寻找。结果大老远去了，往往是一无所获。几次三番下来，家长们无法忍耐。16名家长，终于在2008年5月的一天到深圳市长接待日打着“政府欠重视，家长苦寻儿”的标语到深圳市委反映情况。
之后，警方果然加大了对失踪儿童的寻找力度。成立专案组，在深圳主要交通路口悬赏5万、3万不等寻找彭文乐、孙卓等孩子的通告张贴了出来。2008年7月10日，记者拨通专案组成员的电话，他告诉记者正在出差，为了寻找这些孩子，他们警方从东跑到西，从西跑到东，吃尽了苦头。
但是，孩子们却如同泥牛入海，就是毫无消息，案件僵持了下来。寻子联盟的成员们也曾到北京去反映，但刚下火车就被深圳市警方坐飞机拦截回来。可是，“你在哪里？你快回来，妈妈在等你，爸爸在等你”的呼声，呐喊声却日益急迫，让人心酸、心碎、心痛。
失踪儿童家长的无助
我们愿意相信深圳市政府、公安、民政部门谁都不愿意看到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一个个失踪，一个个离去的现状。各级部门也许更为焦急不安。因为，无论如何，“寻子联盟”的家长们已经站在了一起，蓄势待发，为了寻找孩子，他们会不顾一切。这些现状和失踪孩子的事实无论对哪一级部门都是个不小的压力。
“只是，我们还有一个需要面对的更大的现实”，湖北某媒体记者连续关注“寻子联盟”两个多月之后得出结论：“如果孩子们是被人贩子带走，那么，经常是异地处理，这就给警方破案带来很大困难。目前，我国各级公安还没有真正联动起来。而如果要联动，又不能只是公安的联动，还要有各级公安和各级政府的联动，这太复杂了。”
那么，到底怎么把这些失踪的小生命在短时间内找到？
彭高峰的依据是：“一次，我和公安到江西找孩子，在一个村子里解救了两名买来的小孩，可是，当地公安苦于找不到孩子的父母，也无从找，只得又将孩子寄养在买孩子的人家里。”
我国刑法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罪行做了明确规定：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更多的家长和专业人士认为，这样的规定已经不足以适应目前日趋严峻的失踪儿童的形势。
上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统计，2001年，该市各级治安部门共受理登记失踪人员9627人次，而1995年的总失踪数仅为4526人次。同比上升了2.13倍。
“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失踪人口的寻找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构架，类似于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这样的东西还没有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
专家指出，家人失踪后，人们最先想到的求助对象就是警方。但事实上，警方在寻找失踪人口上乏善可陈。据2006年9月一家媒体的报道数据显示，在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历年失踪儿童当中，经记者打电话一一核实，只有31名孩子被找回
2005年的一份资料显示，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安徽省的芜湖等市均建立了“失踪人口信息网”，虽然这个系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存在两个严重性的问题：一个是库容量太小、另一个是地域局限性强。
07年4月30日开通，目前已经有进万名志愿者参与的“宝贝回家亲子网”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公益寻子网站。自开通以来经过不断努力已经帮助20多个宝贝回家。相对于各个省市建立的“失踪人口信息网”库容量小、地域行强的不足的缺憾，宝贝回家亲子网为全国各地的孩子家长及志愿者提供一个信息沟通的平台。但由于寻子过程的艰难以及无法和相关部门做到融洽的配合，相对于全国各地不幸丢失的孩子，能够幸运回家的孩子比例还是微乎其微。
立法与基金会的双管制
“不能再等了”，湖北某报记者说“眼下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出台一部《保护失踪儿童法》。政府方面还要成立一套失踪儿童的保障机制。
据了解，在美国有两部关于儿童的法律。一部是拐卖儿童法，一部是儿童救援法。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
中国维权英雄、深圳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杨剑昌则给温家宝总理写了言辞恳切的信，呼吁成立“中国失踪儿童寻救基金会”。
杨剑昌代表非常关注那些失踪的孩子们和失踪孩子的家长们，他说：“看到他们很心痛，我也很难过，总想着怎样才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我又看到很多企业愿意为失踪孩子献爱心，出力气，于是想到了以成立基金会的形式帮助那些失踪的孩子尽快回到父母身边。”
据了解，杨剑昌代表呼吁成立的“中国失踪儿童寻救基金会”的宗旨是：使失去亲人的孩子们更快、更快捷地找到亲人，回到父母身边。同时，也减轻了公安机关、民政局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寻救失踪儿童工作的负担和压力，节约更多的时间、成本、人力和物力。带动全社会对失踪儿童的关注和帮助，号召社会各界力量帮助失踪儿童重返家园。
呼吁设立的“中国失踪儿童救寻基金会”运作的具体办法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大力推动“中国失踪儿童救寻基金会”的工作，为亲人寻找失踪儿童筑起一条希望的“绿色通道”。通过专设的互联网DNA数据库统计失踪儿童和寻子父母的DNA，对其进行比对来寻找失踪儿童。
具体操作步骤：1、由各地区政府负责为辖区内无人认领和被拐卖的儿童检验。2、DNA检验（各城市的收容所可负责此事的组织实施），将其输入数据库。3、寻找失踪儿童的父母可自己通过指定机构检验DNA，将其输入数据库。困难家庭的检验费用由基金会救助。
失踪孩子的家长也根据切身体会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综合如下：
坚决摧毁买方市场，严惩买主，彻底堵住拐卖儿童的源头。
建立一个国家失踪人口信息系统，公安、民政结合起来，真正地提高寻人效率。
呼吁立法严禁带领未成年人乞讨、卖艺，对流浪乞讨儿童实行强制性救助。
加强户籍管理，追究让被拐儿童身份合法化的相关人员的责任。
修改现行的收养法法规，杜绝以收养名义收买被拐儿童。
进行被拐儿童情况全国大普查，多方协助失踪儿童家长寻找被拐儿童。
建立救助流浪、乞讨儿童专项基金，完善我们的福利制度。
建立一个全国专业的打拐队伍，加强各地的打拐信息交流。
改变现有的报案规定，对失踪儿童要马上立案，并及时向失踪儿童家长通报各地解救的被拐儿童信息，以便家长能及时与失踪儿童相认。
眼下，孙海洋、彭高峰和寻子联盟的其他成员还有另外一个愿望：呼吁媒体。他们希望曾经关注和正在关注或准备关注他们的媒体们也结成一个“联盟”。有规律、有计划地为他们的“寻子联盟”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