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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不震，吉
人物周刊：取消中考，阻力大吗？
罗崇敏：我们（云南省）已经取消全省统一的中考。变统一考试为各州市各学校自己的考试，变一次性考试为过程性考试，变一张试卷评价为综合素质评价。原来全省统一的一张试卷来对学生进行录取，现在由地州自定，考不考由你自己决定，考不考都可以。
开始的时候遇到一些阻力，有的学校不理解，然后怂恿一些家长、学生间接反对，上我的微博反对，发信息威胁：你要我们改，我要你的命什么的，都有。
人物周刊：没有惧怕过吗？
罗崇敏：没有。我还回复：因为我是教育厅长，你不会要我的命，因为我是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的教育厅长，你不会要我的命。就这样调侃一下。
人物周刊：你也说过要取消高考，因为云南省还是一个小环境，整个大环境没有变，你会觉得无力吗？
罗崇敏：不但会觉得无力，还会觉得无助。我们国家的教育，如果不从体制上进行彻底变革，只会使人失望。体制变革，现在最关键的是考试体制的变革。我们现在整个教育都是高考指挥棒左右，如果不对高考进行改革，中国的教育是没有希望的。
我查过，30年，1800名高考状元，一个省两名，现在看看，这些状元都到哪里去了？他们被我们的考试选拔体制给埋没了，甚至伤害了！所以教育改革，首先要从教育评价改起，要从招生考试改起。
人物周刊：敢于改革的人都会有政治风险，你会担忧自己的政治前途吗？
罗崇敏：我在谋划任何一项改革，特别是在红河，在分析区域改革的时候，考虑的是怎么来以国家的理念治理好一个地方。此外还要在可控范围内来推进各项改革。更重要的是，政治上要可控。易经二十四卦叫革卦：革不震，吉。意思就是变革只要不产生社会震荡，都是吉利的。
这些把握住了，就是操作方法问题。政治风险是有的，比如我在红河推进基层民主政治改革，中央调查组专门调查，调查回去以后觉得没有问题，最后又请我到中组部去交流、汇报改革的经验。
不这样做，只为了谋个官，没有意义嘛。现在有多少干部不做事，当然也就没有风险，但我认为，最大的风险还是不做事的风险。做了多少年没有留下什么，你的价值风险多大，值得吗？个人在写个人的历史，让别人去评价我们所做的事情就行了。
人物周刊：回头看红河的改革还剩多少，您觉得这样的改革留下了什么？
罗崇敏：几乎不存在。留下了一种精神，留下了经验。
有的领导干部患得患失，总是希望后来的人高度评价自己，我不是这样的，我离开我工作过的地方后几乎不回去的，我喜欢从熟悉的环境里走出来去发现新的开始。我不会留恋过去。
我不在意后人怎么来看，继任者怎么看，我来到这儿是写通史的，不是来写断代史的，至于别人写不写通史那是他的事情。我每到一个地方，从来不评价前人怎么样，我从来不去辩驳前人，但我该怎么做，我在前人的基础上去做。否定原来的基础是没有良心的。
人物周刊：你不会考虑改革政策的可持续性吗？
罗崇敏：我不考虑。我考虑的是整个国家的发展。这样说好像太理想化了，考虑一些或者承担一些一个厅长、一个书记不应该承担、不应该考虑的事情。但恰恰相反，我就是这样考虑的。刚才我说我留下的是精神，所谓精神就是改革者的脊梁精神，这是财富。留下经验，就是今后国家在推行这方面改革的时候有经验可借鉴。至于别人怎么评价，那是别人的事情。不要期盼哪天组织部来主持交接仪式，给你肯定两级，那就层次太低了。所以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最假的就是追悼会的悼词，经不住历史考验。
壮志未酬
人物周刊：从政之前，你是否有过假设，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官员？
罗崇敏：我没有。我从政很简单，一直都是炊事员，后来有一个机会，读了书，30岁拿到专科文凭，就把我调到江川县政府办公室做秘书，我去了一年就提了个副科，提了办公室主任。做了一年多，搞干部推荐，把我当作副县长候选人，我感到莫名其妙。就这样从政了。当时我的追求是当个老师。从政的时候我40岁了。
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突然通知我到红河去开会，我从来没有去过红河。到了红河之后，我看了看，就有个念头，假如这个地方我来治理，我要把州府从个旧迁到蒙自，我要怎么怎么做，有过这个念头。几年后，我就真的到红河去了。
人物周刊：你的工作经历这么豐富，什么工作都做过，哪一阶段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对你特别重要？
罗崇敏：有3个转折时期，第一是知青，我是农业人口，按道理应该回乡，但我出身不好，受气太多，我就给省长写了封信，要求不回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本来是农村的孩子，应该是回乡的，当时我16岁。因为回乡以后，家庭出身不好，会受欺负。我母亲是地主的子女，我是地主的孙子，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第二个转折是我从炊事员转成干部，拿到专科文凭。第三个转折，是我到教育厅，其实我这一生最有意义的还是教育厅这5年。一般人看来，在红河有权啊，拓荒地啊，管着几百万人啊，我认为虽然可以做很多事情，各方面都可以涉及到，但毕竟是个小地方。我在省里面做教育，会影响整个中国，甚至在美国，我在十多个国家演讲，人家都很赞同，所以真正有意义的就是在教育厅。
人物周刊：你的改革，都是走在中国现实的前面。如果不接触一些西方民主思想，国外政治家的思想，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改革胆量和勇气。
罗崇敏：我在刚刚从政前夕，就读了外国名著汉译本一套，比如《契约论》、《国家论》、《大逻辑》、《小逻辑》，当时都比较系统地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诚信法治，这些应该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应该是人类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价值，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现在我一再强调，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要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创造之能力，特别是独立之人格。人格最主要的就是人的独立性，人的价值的存在性。所以我经常都在讲，我就是要求希望从小学到大学，培养学生自由之思想。要敢于想，要善于想，要有信心地去想，现在我们的孩子，哪儿有信心啊，想象力极差！
人物周刊：你在云南，有没有人拿你跟仇和做比较？
罗崇敏：我跟仇和的取向是一致的。他在宿迁可以推，但是在云南就是推不了，他阻力很大啊。首先是人民的观念，第二是领导的阻力，第三是下面的执行力。这三个方面导致他无法向前推进。
他刚来的时候他在昆明改，我在红河改，他把宿迁的拿到这儿，就是推不开，大家的观念总认为他太超前了，省里有压力，下面执行不利。但是我在红河，在教育厅，一句话就改了。
因为他还有很多顾虑，我没有顾虑了。他还有自己的政治生涯，我没什么可考虑的。
我非常赞赏仇和的施政风格，所以我们两个共同语言很多。
人物周刊：说实话，就这么卸任下来，会不会有点壮志未酬的感觉？
罗崇敏：有的。我现在就面对回归自身。本来我这个人是不善于回忆的，我善于从熟悉的环境里走出来。在一个岗位，我基本不超过5年。我一直在一个岗位，也会给下属带来太大压力，给他们任务太重。我离开红河的时候，办公室里好多人都给我打电话说，唉现在轻松了，当然，轻松了也觉得没价值了。每天喝酒打牌，这个我都理解。壮志未酬，我不能用所谓文人的态度来对待现实，必须理性地回归到自我。我对我的自我设计有信心。
人物周刊：取消中考，阻力大吗？
罗崇敏：我们（云南省）已经取消全省统一的中考。变统一考试为各州市各学校自己的考试，变一次性考试为过程性考试，变一张试卷评价为综合素质评价。原来全省统一的一张试卷来对学生进行录取，现在由地州自定，考不考由你自己决定，考不考都可以。
开始的时候遇到一些阻力，有的学校不理解，然后怂恿一些家长、学生间接反对，上我的微博反对，发信息威胁：你要我们改，我要你的命什么的，都有。
人物周刊：没有惧怕过吗？
罗崇敏：没有。我还回复：因为我是教育厅长，你不会要我的命，因为我是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的教育厅长，你不会要我的命。就这样调侃一下。
人物周刊：你也说过要取消高考，因为云南省还是一个小环境，整个大环境没有变，你会觉得无力吗？
罗崇敏：不但会觉得无力，还会觉得无助。我们国家的教育，如果不从体制上进行彻底变革，只会使人失望。体制变革，现在最关键的是考试体制的变革。我们现在整个教育都是高考指挥棒左右，如果不对高考进行改革，中国的教育是没有希望的。
我查过，30年，1800名高考状元，一个省两名，现在看看，这些状元都到哪里去了？他们被我们的考试选拔体制给埋没了，甚至伤害了！所以教育改革，首先要从教育评价改起，要从招生考试改起。
人物周刊：敢于改革的人都会有政治风险，你会担忧自己的政治前途吗？
罗崇敏：我在谋划任何一项改革，特别是在红河，在分析区域改革的时候，考虑的是怎么来以国家的理念治理好一个地方。此外还要在可控范围内来推进各项改革。更重要的是，政治上要可控。易经二十四卦叫革卦：革不震，吉。意思就是变革只要不产生社会震荡，都是吉利的。
这些把握住了，就是操作方法问题。政治风险是有的，比如我在红河推进基层民主政治改革，中央调查组专门调查，调查回去以后觉得没有问题，最后又请我到中组部去交流、汇报改革的经验。
不这样做，只为了谋个官，没有意义嘛。现在有多少干部不做事，当然也就没有风险，但我认为，最大的风险还是不做事的风险。做了多少年没有留下什么，你的价值风险多大，值得吗？个人在写个人的历史，让别人去评价我们所做的事情就行了。
人物周刊：回头看红河的改革还剩多少，您觉得这样的改革留下了什么？
罗崇敏：几乎不存在。留下了一种精神，留下了经验。
有的领导干部患得患失，总是希望后来的人高度评价自己，我不是这样的，我离开我工作过的地方后几乎不回去的，我喜欢从熟悉的环境里走出来去发现新的开始。我不会留恋过去。
我不在意后人怎么来看，继任者怎么看，我来到这儿是写通史的，不是来写断代史的，至于别人写不写通史那是他的事情。我每到一个地方，从来不评价前人怎么样，我从来不去辩驳前人，但我该怎么做，我在前人的基础上去做。否定原来的基础是没有良心的。
人物周刊：你不会考虑改革政策的可持续性吗？
罗崇敏：我不考虑。我考虑的是整个国家的发展。这样说好像太理想化了，考虑一些或者承担一些一个厅长、一个书记不应该承担、不应该考虑的事情。但恰恰相反，我就是这样考虑的。刚才我说我留下的是精神，所谓精神就是改革者的脊梁精神，这是财富。留下经验，就是今后国家在推行这方面改革的时候有经验可借鉴。至于别人怎么评价，那是别人的事情。不要期盼哪天组织部来主持交接仪式，给你肯定两级，那就层次太低了。所以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最假的就是追悼会的悼词，经不住历史考验。
壮志未酬
人物周刊：从政之前，你是否有过假设，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官员？
罗崇敏：我没有。我从政很简单，一直都是炊事员，后来有一个机会，读了书，30岁拿到专科文凭，就把我调到江川县政府办公室做秘书，我去了一年就提了个副科，提了办公室主任。做了一年多，搞干部推荐，把我当作副县长候选人，我感到莫名其妙。就这样从政了。当时我的追求是当个老师。从政的时候我40岁了。
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突然通知我到红河去开会，我从来没有去过红河。到了红河之后，我看了看，就有个念头，假如这个地方我来治理，我要把州府从个旧迁到蒙自，我要怎么怎么做，有过这个念头。几年后，我就真的到红河去了。
人物周刊：你的工作经历这么豐富，什么工作都做过，哪一阶段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对你特别重要？
罗崇敏：有3个转折时期，第一是知青，我是农业人口，按道理应该回乡，但我出身不好，受气太多，我就给省长写了封信，要求不回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本来是农村的孩子，应该是回乡的，当时我16岁。因为回乡以后，家庭出身不好，会受欺负。我母亲是地主的子女，我是地主的孙子，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第二个转折是我从炊事员转成干部，拿到专科文凭。第三个转折，是我到教育厅，其实我这一生最有意义的还是教育厅这5年。一般人看来，在红河有权啊，拓荒地啊，管着几百万人啊，我认为虽然可以做很多事情，各方面都可以涉及到，但毕竟是个小地方。我在省里面做教育，会影响整个中国，甚至在美国，我在十多个国家演讲，人家都很赞同，所以真正有意义的就是在教育厅。
人物周刊：你的改革，都是走在中国现实的前面。如果不接触一些西方民主思想，国外政治家的思想，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改革胆量和勇气。
罗崇敏：我在刚刚从政前夕，就读了外国名著汉译本一套，比如《契约论》、《国家论》、《大逻辑》、《小逻辑》，当时都比较系统地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诚信法治，这些应该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应该是人类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价值，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现在我一再强调，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要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创造之能力，特别是独立之人格。人格最主要的就是人的独立性，人的价值的存在性。所以我经常都在讲，我就是要求希望从小学到大学，培养学生自由之思想。要敢于想，要善于想，要有信心地去想，现在我们的孩子，哪儿有信心啊，想象力极差！
人物周刊：你在云南，有没有人拿你跟仇和做比较？
罗崇敏：我跟仇和的取向是一致的。他在宿迁可以推，但是在云南就是推不了，他阻力很大啊。首先是人民的观念，第二是领导的阻力，第三是下面的执行力。这三个方面导致他无法向前推进。
他刚来的时候他在昆明改，我在红河改，他把宿迁的拿到这儿，就是推不开，大家的观念总认为他太超前了，省里有压力，下面执行不利。但是我在红河，在教育厅，一句话就改了。
因为他还有很多顾虑，我没有顾虑了。他还有自己的政治生涯，我没什么可考虑的。
我非常赞赏仇和的施政风格，所以我们两个共同语言很多。
人物周刊：说实话，就这么卸任下来，会不会有点壮志未酬的感觉？
罗崇敏：有的。我现在就面对回归自身。本来我这个人是不善于回忆的，我善于从熟悉的环境里走出来。在一个岗位，我基本不超过5年。我一直在一个岗位，也会给下属带来太大压力，给他们任务太重。我离开红河的时候，办公室里好多人都给我打电话说，唉现在轻松了，当然，轻松了也觉得没价值了。每天喝酒打牌，这个我都理解。壮志未酬，我不能用所谓文人的态度来对待现实，必须理性地回归到自我。我对我的自我设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