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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张新亮：男，1979年10月生人，中共党员。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河北支援湖北第五批医疗队成员，武汉江岸方舱医院医务处副主任。
【凡人语录】
“病人以性命相托，岂敢懈怠。”——张新亮
采访者：出征前情况如何，家里人支持吗？
张新亮：2020年2月9日凌晨4：30，我接到了科里的电话，当时心里非常激动，感觉终于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报效祖国了，挺骄傲的。
接到电话之后，我没有立即告知家人，只说去科里开会。到医院后，领导询问我去武汉支援的意愿，我说：“行啊！咱们现在走吧！”
我和父母同住，消息是瞒不住的，就打算临走时再告诉父母，省得他们担心。早饭后，我先到科里做了简单地工作交接。然后去超市采购，准备了一些生活物资，同时又给家里多准备了些蔬菜。回家后，我将支援武汉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他们当时很担心我，但是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爱人帮我一起收拾行李，开启嘱咐模式，让我千万注意防护注意安全。
虽然疫情严重，但是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我还是很有信心能完成任务的。
采访者：出发前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
张新亮：肯定有做过最坏的打算，当时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走的那天交接完工作后，在医院含着泪写了三封遗书，给媳妇、爸妈、儿子各一封，走得很匆忙也没有太多交代。主要还是跟孩子说，一个是要锻炼身体，身体是工作的根本，再一个就是希望孩子要有一个正常、健康的心理，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和父母解释，国家有难，儿子又作为急诊医生，这个特殊的职业一定要上不能后退，希望二老保重身体;再有就是给爱人的信中对家里的琐事交代的多一些。遗书写完放到了我的更衣柜中，之后和我们护士长简单地交代“若遇不测，请我爱人来收拾，后事处理听从组织安排，不给组织添麻烦。”
采访者：您之前去过武汉吗？疫情前后您的感受有什么变化？
张新亮：2017年时，我去武汉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有三天的短暂逗留，会议间隙也看了看武汉市容市貌，热闹繁荣。
这次到了武汉，与原来完全不同。2月10日凌晨00：40左右飞机降落武汉天河机场，机场特别空旷，当时就我们这一批人员乘坐的两架飞机停在停机坪上。
那天凌晨的武汉特别冷，路上湿漉漉的，城市像生病了一样，顿时有种想把它抱在怀里的冲动。
采访者：去武汉之前，对方舱医院了解多少？
张新亮：当时只是看新闻报道说要建一个可以收治1000个病人的方舱医院。我本身是干急诊重症的，会重点关注重症或危重症病人治疗方案、呼吸情况、感染情况、CT情况，所以当时对方舱医院真的没有太多的了解，后来才知道方舱是收治轻症和普通型病人的。
在方舱工作一周后，才有了基本的了解。方舱医院是从战地医院转换过来的形式，最主要作用是控制传染源，切断病毒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方舱医院集中收治了包括社区、医院在内的所有轻症和普通型的具有传染性的病人，确保居家人员是身体健康的人群，这样就将病患和未患病人群完全分开，有效切断了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采訪者：能谈谈您在方舱医院工作情况吗？
张新亮：江岸方舱医院，2020年2月12日开始收治病人，2月20日第一个病人出院，3月8日闭舱，医治患者626人，收集病历647份，安全平稳运行26天。
江岸方舱医院设置900张床位，河北医疗队与江西国家应急医疗队、天津应急医疗队、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四支医疗队共同管理江岸方舱医院。方舱内我们分成两大病区，一病区由河北医疗队管理。我当时任方舱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兼任病区的医疗组组长，同时也做一些管理工作。
刚刚进入方舱工作的时候，时间紧急，我们六小时一个班次，一天二十四小时四班倒，又按照医生级别（医师、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高、正高）分层次将100名医生分级、分组倒班，收治病人。
单从治疗角度来讲，方舱的治疗工作要做的第一个是了解清楚病人基本病情，第二个就是防止病人向重症、危重症发展。
病人进舱后，我们要分诊，平日都是用身份证刷卡办理并进行电脑录入，简单快捷，但在这里没有条件，分诊完全靠人工录入。病人到达后，护士先安排床位，病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既往病史等情况全部要人工书写。早期的防护物资并不是特别充分，当时的物资真的是“百家饭”，各式各样的防护服，各式各样的口罩。进舱首日，医护人员都是第一次穿防护服，都担心有没有被感染的风险，但是当大家投入工作以后就顾不上那么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力量就上来了，任何事情都能办到。
采访者：从武汉撤离时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
张新亮：闭舱之后工作并没有结束。一部分医疗队员又去支援武汉七院，剩下的人员组织完成方舱医院病人病历整理等后续工作，共整理病历647份，工作繁琐耗时，我们成立了整理病历工作突击队，加班加点地干。整理好的病历按顺序装满了5个箱子，这项工作完成以后，大家特别高兴。
完成方舱这边工作以后，我们这批还有一部分人在支援市七院，那边当时还有30多人的危重症患者需要治疗。随着出院人数的增多、病人的减少，武汉市的医疗状况趋于好转。3月中旬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可以撤离了。
3月18日，我们从武汉回来了。回来的路上，河北航空空乘人员也特别让人感动，他们说“接英雄回家了”，其实我们也并不觉得自己是英雄，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场所而已，现在从武汉“下班”回来了，再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是国家、社会、单位给我们的荣誉太多了。
采访者：这次经历是否使你对未来工作、生活有了更新的认识？
张新亮：第一个感谢祖国对我这么多年的教育与培养，从1999年上大学到2004年参加工作，之后又读研究生、博士生继续深造，在这次国家有难的时候，自己能为国家作一些贡献也是非常高兴的。
第二个是病人以性命相托，岂敢懈怠。在方舱工作中，小到病人需要一个指甲刀、一节电池，大到病人怎么治疗，都是我们的事情。抱着这个想法为病人去服务，都是心与心的交流，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医患关系在那时已经逾越了医患关系，而成为了“战友”，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把疾病打倒”而共同努力。这是在平时从医工作经历中没有感受到的。回归正常医疗工作中，我将继续怀着感恩的心，为病患做好服务，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心与心的交换，会换来病人对你的尊重。
文稿部分节选自河北省档案馆刘慧鑫采访整理口述档案资料
张新亮：男，1979年10月生人，中共党员。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河北支援湖北第五批医疗队成员，武汉江岸方舱医院医务处副主任。
【凡人语录】
“病人以性命相托，岂敢懈怠。”——张新亮
采访者：出征前情况如何，家里人支持吗？
张新亮：2020年2月9日凌晨4：30，我接到了科里的电话，当时心里非常激动，感觉终于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报效祖国了，挺骄傲的。
接到电话之后，我没有立即告知家人，只说去科里开会。到医院后，领导询问我去武汉支援的意愿，我说：“行啊！咱们现在走吧！”
我和父母同住，消息是瞒不住的，就打算临走时再告诉父母，省得他们担心。早饭后，我先到科里做了简单地工作交接。然后去超市采购，准备了一些生活物资，同时又给家里多准备了些蔬菜。回家后，我将支援武汉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他们当时很担心我，但是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爱人帮我一起收拾行李，开启嘱咐模式，让我千万注意防护注意安全。
虽然疫情严重，但是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我还是很有信心能完成任务的。
采访者：出发前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
张新亮：肯定有做过最坏的打算，当时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走的那天交接完工作后，在医院含着泪写了三封遗书，给媳妇、爸妈、儿子各一封，走得很匆忙也没有太多交代。主要还是跟孩子说，一个是要锻炼身体，身体是工作的根本，再一个就是希望孩子要有一个正常、健康的心理，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和父母解释，国家有难，儿子又作为急诊医生，这个特殊的职业一定要上不能后退，希望二老保重身体;再有就是给爱人的信中对家里的琐事交代的多一些。遗书写完放到了我的更衣柜中，之后和我们护士长简单地交代“若遇不测，请我爱人来收拾，后事处理听从组织安排，不给组织添麻烦。”
采访者：您之前去过武汉吗？疫情前后您的感受有什么变化？
张新亮：2017年时，我去武汉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有三天的短暂逗留，会议间隙也看了看武汉市容市貌，热闹繁荣。
这次到了武汉，与原来完全不同。2月10日凌晨00：40左右飞机降落武汉天河机场，机场特别空旷，当时就我们这一批人员乘坐的两架飞机停在停机坪上。
那天凌晨的武汉特别冷，路上湿漉漉的，城市像生病了一样，顿时有种想把它抱在怀里的冲动。
采访者：去武汉之前，对方舱医院了解多少？
张新亮：当时只是看新闻报道说要建一个可以收治1000个病人的方舱医院。我本身是干急诊重症的，会重点关注重症或危重症病人治疗方案、呼吸情况、感染情况、CT情况，所以当时对方舱医院真的没有太多的了解，后来才知道方舱是收治轻症和普通型病人的。
在方舱工作一周后，才有了基本的了解。方舱医院是从战地医院转换过来的形式，最主要作用是控制传染源，切断病毒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方舱医院集中收治了包括社区、医院在内的所有轻症和普通型的具有传染性的病人，确保居家人员是身体健康的人群，这样就将病患和未患病人群完全分开，有效切断了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采訪者：能谈谈您在方舱医院工作情况吗？
张新亮：江岸方舱医院，2020年2月12日开始收治病人，2月20日第一个病人出院，3月8日闭舱，医治患者626人，收集病历647份，安全平稳运行26天。
江岸方舱医院设置900张床位，河北医疗队与江西国家应急医疗队、天津应急医疗队、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四支医疗队共同管理江岸方舱医院。方舱内我们分成两大病区，一病区由河北医疗队管理。我当时任方舱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兼任病区的医疗组组长，同时也做一些管理工作。
刚刚进入方舱工作的时候，时间紧急，我们六小时一个班次，一天二十四小时四班倒，又按照医生级别（医师、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高、正高）分层次将100名医生分级、分组倒班，收治病人。
单从治疗角度来讲，方舱的治疗工作要做的第一个是了解清楚病人基本病情，第二个就是防止病人向重症、危重症发展。
病人进舱后，我们要分诊，平日都是用身份证刷卡办理并进行电脑录入，简单快捷，但在这里没有条件，分诊完全靠人工录入。病人到达后，护士先安排床位，病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既往病史等情况全部要人工书写。早期的防护物资并不是特别充分，当时的物资真的是“百家饭”，各式各样的防护服，各式各样的口罩。进舱首日，医护人员都是第一次穿防护服，都担心有没有被感染的风险，但是当大家投入工作以后就顾不上那么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力量就上来了，任何事情都能办到。
采访者：从武汉撤离时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
张新亮：闭舱之后工作并没有结束。一部分医疗队员又去支援武汉七院，剩下的人员组织完成方舱医院病人病历整理等后续工作，共整理病历647份，工作繁琐耗时，我们成立了整理病历工作突击队，加班加点地干。整理好的病历按顺序装满了5个箱子，这项工作完成以后，大家特别高兴。
完成方舱这边工作以后，我们这批还有一部分人在支援市七院，那边当时还有30多人的危重症患者需要治疗。随着出院人数的增多、病人的减少，武汉市的医疗状况趋于好转。3月中旬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可以撤离了。
3月18日，我们从武汉回来了。回来的路上，河北航空空乘人员也特别让人感动，他们说“接英雄回家了”，其实我们也并不觉得自己是英雄，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场所而已，现在从武汉“下班”回来了，再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是国家、社会、单位给我们的荣誉太多了。
采访者：这次经历是否使你对未来工作、生活有了更新的认识？
张新亮：第一个感谢祖国对我这么多年的教育与培养，从1999年上大学到2004年参加工作，之后又读研究生、博士生继续深造，在这次国家有难的时候，自己能为国家作一些贡献也是非常高兴的。
第二个是病人以性命相托，岂敢懈怠。在方舱工作中，小到病人需要一个指甲刀、一节电池，大到病人怎么治疗，都是我们的事情。抱着这个想法为病人去服务，都是心与心的交流，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医患关系在那时已经逾越了医患关系，而成为了“战友”，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把疾病打倒”而共同努力。这是在平时从医工作经历中没有感受到的。回归正常医疗工作中，我将继续怀着感恩的心，为病患做好服务，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心与心的交换，会换来病人对你的尊重。
文稿部分节选自河北省档案馆刘慧鑫采访整理口述档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