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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文献中记载用枭、破镜祭祀黄帝，后人对此众说纷纭。笔者联系考古、甲骨文、金文等信息，试对黄帝与枭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枭，皇帝部族；图腾崇拜
枭是猫头鹰的别称，厉荃《事物异名录》统计，猫头鹰的称呼多达三十几种。在古汉语中，多称为鸱、鸮、枭、鸱鸮等。
《史记·武帝纪》中有一段记载，说汉武帝听信“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以后，后有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泰一、皋山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以春解祠”，索隐：“谓祠祭以解殃咎，求福祥也。”即为免除殃祸而祭祀，祈求神的保佑。关于祭祀黄帝所用的“一枭破镜”，《史记集解》引孟康日：“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镜如貙而虎眼”，是将枭、破镜释为恶鸟、恶兽，这种解释屡见文献，流传很广，在文献中二者还往往合称“枭獍”。梁任昉《述异记》卷上：“獍之为兽，状如虎豹而小，始生，还食其母。”纪一主编的《中国婚姻家庭词典》则是将破镜解释为传说中的恶鸟，长大后食其父母。关于破镜为何物，至今未有定论，有待进一步考证。
再看这些祭祀对象，太一，索隐有“太一，天神也。皋山君地长，谓祭地于皋山。”并引“顾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处，即《汉书》所谓武夷君”。冥羊、马行、阴阳使者等，亦为神名。梁任昉《述异记》云：“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清姚福均案：“此说与《枕中书》合，是阴阳使者，亦即元始天王。”冥羊、马行为自然神。由此可以看出，祭祀的物品有羊、牝马、牛、乾鱼，都是古人认为很珍贵的物品，古人对于祭品是很重视的，罗琨在《一枭破镜解》中举例甲古文殷中商人好白色，而多以纯白之物敬献神灵的例子如“侑于王亥惟三白牛”、“白羊用于之，有大雨”、“大御王自上甲盟用白貑九”、“求生于妣庚、妣丙”，用牡牛、牡羊、“白犬”等等，可见献祭都是用最好、最珍重的祭品，而偏偏祭祀祭黄帝却用“恶鸟、恶兽”，是不合古代祭祀习俗的。再者，祭祀每个神明的祭品都是与神明有一定关系的。如祭祀在武夷山的武夷君，由于靠溪水而选择了鱼，那么黄帝与枭、破镜有什么联系呢？
关于黄帝的记载，汉以后的人大多认为司马迁记载在《史记·五帝本纪》里的内容最为真实可靠。但是也有很多人对此提出质疑。在从文献上否定黄帝与姬周族起源于关中西部渭水流域姬水说方面，沈长云认为：从《国语·晋语》黄帝二十五子为十二姓说中无姜姓，和《诗·大雅·绵》周人自古公亶父方始与姜姓通婚的记载看，《国语·晋语四》炎、黄二族共居于渭北岐下姬、姜二水之滨的记载，明显只是周人迁居岐下以后才兴起的较晚的传说，它只是古公亶父以后周、姜二族联姻通好关系的曲折反映。事实上，黄帝与周族均不是发祥于关中西部渭水流域的部族，而是于商代中期以前，自冀西北涿鹿向西南溯桑干河、越管涔山而入晋，再由晋西渡黄河而迁入陕西的。春秋战国时散布于秦晋高原的姬姓诸戎狄和古史中关于黄帝、炎帝、蚩尤大战于冀西北涿鹿的传说，正是这一迁徙过程的佳证。苏秉琦以古史中黄帝与炎帝、蚩尤大战于冀西北张家口地区涿鹿邑下的传说为背景依托，以冀西北蔚县三官遗址仰韶文化彩陶盆与红山文化彩陶罐同存共出和辽西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两大考古发现为地下实证，提出了红山文化为早期黄帝族文化的学说。苏先生说：“仰韶文化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类型的主流，是通过山西省境到河北省西北一隅，和源于辽西的红山文化的一支（西支）汇合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仰韶文化，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一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套一带，同源于燕山以北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汇合。……产生许多新文化因素，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组合，碰击出陶寺这支文明的火花，遂以《禹贡》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这一说法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另外《越绝书》中风胡子与楚王的一段对话，是风胡子向楚王讲述兵器演进的历史时，特别加上的一句话，全文如下:“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斫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通平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 当此之时，做铁兵，威服三军，天下向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越绝卷第十一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可以看出玉在黄帝时代是非常重要的，而红山文化是“惟玉为葬”，出土了大量玉器，这与黄帝“以玉为兵”正好相呼应。故笔者也认同苏先生的说法，黄帝时代，就属于红山文化时期，不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具有一致性。
雷广臻先生在有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见解，经过梳理文献，他认为黄帝部族的图腾有5个，即熊、龙、鸟、神龟、云，而最终成为共同图腾的是以蛇为原型的龙和以猫头鹰为原型的凤。从红山出土玉器实物上看也是如此：大量的玉龙，玉鸮、以及以猫头鹰为原型的凤，组成了玉龙、玉凤系列。例如新出土的玉凤，在墓主人头部，这件大型鸟类器物可以视为红山所有飞禽类玉器的代表，据挖掘此墓的辽宁省考古所王来柱先生研究、查阅大量的鸟类动物资料后，发现与此玉凤最为接近的是鹄。再者胡头沟遗址出土的玉鸮，身短而翅宽，张翅，肩部呈圆弧状，小头短尾。腹面雕琢精致，背部平滑，雕琢简练。除此之外的玉鸮还有很多，但是鸮形古玉不论大小，背面都有两个马蹄形对穿孔。小形玉鸮多为佩饰，大型的多作祭祀用器或陪葬用器，与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有密切。这种对鸮的崇拜很符合当时的情况，红山文化时期正值气候大暖，适合人类居住，同样适合猫头鹰的生存。猫头鹰凌厉凶猛，善于飞翔与捕猎，远古先民崇拜它的勇猛与力量，幻想自己也能够与猫头鹰一样自由飞翔、健壮有力。古人是恐惧黑夜的，猫头鹰能在晚上飞行捕猎，这也无疑使古人艳羡不已，对这位邻居由衷的尊崇。他们将这种尊崇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鸮形器的出现就是如此，这种崇拜一直延续。
2004年3月，杨伯达先生在中国文物信息网发布《“玉神物”解》一文，对“玉亦神物也”做了三方面的解释:1.玉是神灵寄托的物体或外壳；2.玉是神之享物，也就是供神灵吃的食物；3.玉是通神之物。那么玉鸮或许可以理解为是献给神的祭礼，以人们崇拜的枭来祭祀心中敬仰万分的神灵。
这种以枭祭祀的活动，在商周时期，还被继续继承着。崔恒昇《简明甲骨文词典》中认为雚、萑字样都类似猫头鹰。笔者翻检甲骨文，发现有众多这样的例子：
七月雚，受有又（佑）。佚，五七0
祭大乙，其用雚。《邺中片羽》三、四、六、一0
王其遘雚又（侑）大乙。《明续》五四五
乙未又（侑）岁于且（祖）乙牝三十牢，惟萑岁。《甲骨文合集》二三八八
乙酉，酒雚，其受又（侑）。《殷契粹编》四五二
其用七雚。《殷墟摭拾续编》九三
来辛亥酒雚匚（祊）于且（祖）辛。《甲骨文合集》二0五
还有周早期雚觯、周中期的御尊、效卣、王人甑，这些器物中都出现了雚这样的金文。
笔者认为这些古文字中，雚、萑都是枭，用枭祭祀神明，是与用酒祭、用羊、牛祭祀一样，盛行于商周时代。商周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枭形器物，《中国青铜器全集》收录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中装饰枭纹或铸成枭的青铜器就达16件，器类有觯、觥、尊、卣等，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鹗器就有6件，并有青铜鹗尊多件。这些器具在商周时期也是用作礼器的，规格较高，那么位于其上的枭，也不是寻常之物。孙西旦《礼记集解》云：“祭主敬，故器有饰。”枭饰于礼器之上，大概不止工匠表现自己精湛技术与独特创意这么简单，而是像祭器自身一样成为其象征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枭在人们心目中有着特殊的位，用枭来祭祀神明，能够体现自己的虔诚。
由此可以推断，猫头鹰是黄帝部族的图腾之一，古人以枭来祭祀黄帝倒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商周时代沿用了这一习俗，以枭祭祀祖先、神明，春秋战国长期的纷乱导致这一祭礼逐渐被淡忘，才出现了汉武帝时期，有人建议恢复枭祭祀黄帝这一古礼。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枭，不孝鸟也。故日至捕枭磔之，从鸟在木上。”三国魏如淳也继承此说：“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由此可知，许慎、如淳、等人已经不了解用枭祭祀的涵义了，红山文化的发掘，才让我们靠真实更近。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汉武帝本纪[M].中华书局,1959:456.
[2]纪一.中国婚姻家庭词典[M].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8,12:362.
[3]沈长云.从周族的起源论及黄帝氏族发祥地,1995.
[4]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J].史学史研究,1991(3).
[5]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J].文物与考古论集.
[6]苏秉琦.论西辽河古文化[J].北方民族文化(增刊),1993.
[7]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J].考古,1991(12).
[8]崔恒昇.简明中国甲骨文词典[M].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9:661.
[9]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63.
【关键词】枭，皇帝部族；图腾崇拜
枭是猫头鹰的别称，厉荃《事物异名录》统计，猫头鹰的称呼多达三十几种。在古汉语中，多称为鸱、鸮、枭、鸱鸮等。
《史记·武帝纪》中有一段记载，说汉武帝听信“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以后，后有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泰一、皋山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以春解祠”，索隐：“谓祠祭以解殃咎，求福祥也。”即为免除殃祸而祭祀，祈求神的保佑。关于祭祀黄帝所用的“一枭破镜”，《史记集解》引孟康日：“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镜如貙而虎眼”，是将枭、破镜释为恶鸟、恶兽，这种解释屡见文献，流传很广，在文献中二者还往往合称“枭獍”。梁任昉《述异记》卷上：“獍之为兽，状如虎豹而小，始生，还食其母。”纪一主编的《中国婚姻家庭词典》则是将破镜解释为传说中的恶鸟，长大后食其父母。关于破镜为何物，至今未有定论，有待进一步考证。
再看这些祭祀对象，太一，索隐有“太一，天神也。皋山君地长，谓祭地于皋山。”并引“顾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处，即《汉书》所谓武夷君”。冥羊、马行、阴阳使者等，亦为神名。梁任昉《述异记》云：“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清姚福均案：“此说与《枕中书》合，是阴阳使者，亦即元始天王。”冥羊、马行为自然神。由此可以看出，祭祀的物品有羊、牝马、牛、乾鱼，都是古人认为很珍贵的物品，古人对于祭品是很重视的，罗琨在《一枭破镜解》中举例甲古文殷中商人好白色，而多以纯白之物敬献神灵的例子如“侑于王亥惟三白牛”、“白羊用于之，有大雨”、“大御王自上甲盟用白貑九”、“求生于妣庚、妣丙”，用牡牛、牡羊、“白犬”等等，可见献祭都是用最好、最珍重的祭品，而偏偏祭祀祭黄帝却用“恶鸟、恶兽”，是不合古代祭祀习俗的。再者，祭祀每个神明的祭品都是与神明有一定关系的。如祭祀在武夷山的武夷君，由于靠溪水而选择了鱼，那么黄帝与枭、破镜有什么联系呢？
关于黄帝的记载，汉以后的人大多认为司马迁记载在《史记·五帝本纪》里的内容最为真实可靠。但是也有很多人对此提出质疑。在从文献上否定黄帝与姬周族起源于关中西部渭水流域姬水说方面，沈长云认为：从《国语·晋语》黄帝二十五子为十二姓说中无姜姓，和《诗·大雅·绵》周人自古公亶父方始与姜姓通婚的记载看，《国语·晋语四》炎、黄二族共居于渭北岐下姬、姜二水之滨的记载，明显只是周人迁居岐下以后才兴起的较晚的传说，它只是古公亶父以后周、姜二族联姻通好关系的曲折反映。事实上，黄帝与周族均不是发祥于关中西部渭水流域的部族，而是于商代中期以前，自冀西北涿鹿向西南溯桑干河、越管涔山而入晋，再由晋西渡黄河而迁入陕西的。春秋战国时散布于秦晋高原的姬姓诸戎狄和古史中关于黄帝、炎帝、蚩尤大战于冀西北涿鹿的传说，正是这一迁徙过程的佳证。苏秉琦以古史中黄帝与炎帝、蚩尤大战于冀西北张家口地区涿鹿邑下的传说为背景依托，以冀西北蔚县三官遗址仰韶文化彩陶盆与红山文化彩陶罐同存共出和辽西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两大考古发现为地下实证，提出了红山文化为早期黄帝族文化的学说。苏先生说：“仰韶文化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类型的主流，是通过山西省境到河北省西北一隅，和源于辽西的红山文化的一支（西支）汇合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仰韶文化，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一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套一带，同源于燕山以北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汇合。……产生许多新文化因素，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组合，碰击出陶寺这支文明的火花，遂以《禹贡》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这一说法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另外《越绝书》中风胡子与楚王的一段对话，是风胡子向楚王讲述兵器演进的历史时，特别加上的一句话，全文如下:“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斫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通平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 当此之时，做铁兵，威服三军，天下向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越绝卷第十一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可以看出玉在黄帝时代是非常重要的，而红山文化是“惟玉为葬”，出土了大量玉器，这与黄帝“以玉为兵”正好相呼应。故笔者也认同苏先生的说法，黄帝时代，就属于红山文化时期，不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具有一致性。
雷广臻先生在有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见解，经过梳理文献，他认为黄帝部族的图腾有5个，即熊、龙、鸟、神龟、云，而最终成为共同图腾的是以蛇为原型的龙和以猫头鹰为原型的凤。从红山出土玉器实物上看也是如此：大量的玉龙，玉鸮、以及以猫头鹰为原型的凤，组成了玉龙、玉凤系列。例如新出土的玉凤，在墓主人头部，这件大型鸟类器物可以视为红山所有飞禽类玉器的代表，据挖掘此墓的辽宁省考古所王来柱先生研究、查阅大量的鸟类动物资料后，发现与此玉凤最为接近的是鹄。再者胡头沟遗址出土的玉鸮，身短而翅宽，张翅，肩部呈圆弧状，小头短尾。腹面雕琢精致，背部平滑，雕琢简练。除此之外的玉鸮还有很多，但是鸮形古玉不论大小，背面都有两个马蹄形对穿孔。小形玉鸮多为佩饰，大型的多作祭祀用器或陪葬用器，与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有密切。这种对鸮的崇拜很符合当时的情况，红山文化时期正值气候大暖，适合人类居住，同样适合猫头鹰的生存。猫头鹰凌厉凶猛，善于飞翔与捕猎，远古先民崇拜它的勇猛与力量，幻想自己也能够与猫头鹰一样自由飞翔、健壮有力。古人是恐惧黑夜的，猫头鹰能在晚上飞行捕猎，这也无疑使古人艳羡不已，对这位邻居由衷的尊崇。他们将这种尊崇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鸮形器的出现就是如此，这种崇拜一直延续。
2004年3月，杨伯达先生在中国文物信息网发布《“玉神物”解》一文，对“玉亦神物也”做了三方面的解释:1.玉是神灵寄托的物体或外壳；2.玉是神之享物，也就是供神灵吃的食物；3.玉是通神之物。那么玉鸮或许可以理解为是献给神的祭礼，以人们崇拜的枭来祭祀心中敬仰万分的神灵。
这种以枭祭祀的活动，在商周时期，还被继续继承着。崔恒昇《简明甲骨文词典》中认为雚、萑字样都类似猫头鹰。笔者翻检甲骨文，发现有众多这样的例子：
七月雚，受有又（佑）。佚，五七0
祭大乙，其用雚。《邺中片羽》三、四、六、一0
王其遘雚又（侑）大乙。《明续》五四五
乙未又（侑）岁于且（祖）乙牝三十牢，惟萑岁。《甲骨文合集》二三八八
乙酉，酒雚，其受又（侑）。《殷契粹编》四五二
其用七雚。《殷墟摭拾续编》九三
来辛亥酒雚匚（祊）于且（祖）辛。《甲骨文合集》二0五
还有周早期雚觯、周中期的御尊、效卣、王人甑，这些器物中都出现了雚这样的金文。
笔者认为这些古文字中，雚、萑都是枭，用枭祭祀神明，是与用酒祭、用羊、牛祭祀一样，盛行于商周时代。商周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枭形器物，《中国青铜器全集》收录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中装饰枭纹或铸成枭的青铜器就达16件，器类有觯、觥、尊、卣等，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鹗器就有6件，并有青铜鹗尊多件。这些器具在商周时期也是用作礼器的，规格较高，那么位于其上的枭，也不是寻常之物。孙西旦《礼记集解》云：“祭主敬，故器有饰。”枭饰于礼器之上，大概不止工匠表现自己精湛技术与独特创意这么简单，而是像祭器自身一样成为其象征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枭在人们心目中有着特殊的位，用枭来祭祀神明，能够体现自己的虔诚。
由此可以推断，猫头鹰是黄帝部族的图腾之一，古人以枭来祭祀黄帝倒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商周时代沿用了这一习俗，以枭祭祀祖先、神明，春秋战国长期的纷乱导致这一祭礼逐渐被淡忘，才出现了汉武帝时期，有人建议恢复枭祭祀黄帝这一古礼。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枭，不孝鸟也。故日至捕枭磔之，从鸟在木上。”三国魏如淳也继承此说：“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由此可知，许慎、如淳、等人已经不了解用枭祭祀的涵义了，红山文化的发掘，才让我们靠真实更近。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汉武帝本纪[M].中华书局,1959:456.
[2]纪一.中国婚姻家庭词典[M].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8,12:362.
[3]沈长云.从周族的起源论及黄帝氏族发祥地,1995.
[4]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J].史学史研究,1991(3).
[5]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J].文物与考古论集.
[6]苏秉琦.论西辽河古文化[J].北方民族文化(增刊),1993.
[7]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J].考古,1991(12).
[8]崔恒昇.简明中国甲骨文词典[M].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9:661.
[9]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