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世界文化是在东西方不同民族长期互相交往中形成的。这在东西方语文各有不同的“中国”名称而语词却同出一源这一点上也得到了印证。对于“中国”一词的外文译名出于同一词源，学术界争议并不大；至今依然无法做定论的问题是，这个词源究竟确指什么？就阿拉伯语“中国”一词而言，“隋尼”（）究竟是对中国地名或朝代名称（秦或隋）的音译，还是对中国特产（丝、瓷、茶、粳等）名称的中国发音的模拟？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是两种对立的说法，即“秦”字音译说与“丝”字音译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秦字音译说已成主流。丝字音译说对它提出的种种质疑，似乎并不能真正驳倒它。本文试图站在“秦字音译说”的立场上，对这类质疑进行辨析，以便澄清自己对中阿文化交流史的某些模糊认识。例如，要是“隋尼”源自于古希腊的“中国”名称“赛里斯”（Seres，意即“丝国”），那么又如何理解后期希腊语中的“中国”一词（Sinai）反而又来自于阿语的“隋尼”呢？同样，倘若把所有“中国”一词的外文译名都归源于同一个汉字“秦”，那么对远在秦王朝建立之前的各类外文古文献中就已出现了所谓“秦”的外文译名应当作何解释呢？通过对这类问题的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勾勒出中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些中间环节，例如，印度和伊朗，尤其是伊朗文化传播的历史作用应当得到充分评估。
《英汉大词典》的一个错误注释
“中国”一词的英文写作China，由此衍生出一个构词成分Chino-，又可写作Sino-。正是Sino- 这个前缀词，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发音上都十分接近于阿语的“隋尼”（）。两者是否存在关联？查阅一下工具书，发现两者果然有某种历史渊源。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在Sino-条目下做了如下的词源说明：
“Fr < LL Sinae the Chinese < LGr. Sinai < Arab Sin China < Chin Ch読n清（朝）。”
其中符号“<”表示“源自”。整段说明可汉译如下：“法文源自拉丁文Sinae，中国人；拉丁文源自晚期希腊文Sinai；希腊文源自阿拉伯文Sin，中国；阿拉伯文源自中文，清（朝）。”
从以上的词源说明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几点有用的信息：
（1）欧洲主要民族语言中的“中国”一词都直接或间接地源出于阿语的“隋尼”一词，尤其是“晚期希腊文Sinai”与阿语“隋尼”的直接渊源关系，更值得注意。所谓“晚期希腊文”是指公元3～8世纪间用的希腊文；当时的希腊人受阿拉伯人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后者已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且正处于强势阶段。
（2）连希腊文的“中国”（Sinai）一词也直接源自于阿语的“隋尼”，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这至少表明古希腊的“中国”名称Seres（丝国）并没有流传下来，晚期希腊人所说的Sinai与之无关。同时，这也暗示了“丝字音译说”对希腊文与阿文中的“中国”一词不适用。
（3）欧洲语文学者大多倾向于“秦字音译说”。这一说法本身就是由欧洲学者鲍狄埃（M.Pauthier）率先提出的。但是，不知何故，《英汉大词典》把“秦”（Chin）误释为“清朝”（Ch読n）了。这是一个常识错误：作为晚期希腊文词汇Sinai之词源的阿文“隋尼”，其出现时间最晚也不能晚于公元8世纪，而中国清王朝的建立最早也不可能早于17世纪；公元8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人怎么可能预先知道900多年之后才出现的中国清王朝呢？
《英汉大词典》的词源说明可能参考过著名的《韦氏新版国际英语大词典（第三版）》。后者在sinologue（汉学）条目中也曾对Sino-这个前缀词作过完全相同的词源说明，但它特别对Chin作了诠释，指出Chin或Ch読n当作“秦国”讲。
另外，这里还有一点疏略，那就是，公元8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直接的来往还未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中阿之间的频繁交往是从公元9世纪（唐朝）以后才开始的。因此，在公元8世纪以前，阿拉伯人极有可能是通过某种间接途径才知道有中国的存在的。所以英文学者把China的词源只追溯到阿语的“隋尼”是很不够的，缺了不少中间环节，例如，犹太人、伊朗人和印度人，因为在这些民族的上古文献中早已出现了“中国”一词。
“支那”不是贬义的日本借词
一般的中国人往往首先是从日本人那里听说“支那”一词的，甚至就连不少学者也误以为“支那”是一个“明显带有贬义的日语借词”（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一）》，载《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3期）。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事实上，“支那”这个词恰恰是日本人借用中国古文献的语词。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为，早期佛经汉译本率先译作“脂那”(《德护长者经》)。公元7世纪，唐代高僧义净（635～713年）从印度求法归来，在自己的著述中写道：“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南海寄归内法传·师资之道》）这恐怕是出现“支那”一词的最早文献。这个梵文词汇的汉译后来就一直沿用下来。例如，据《宋史·外国传六·天竺》记载，在公元982年，宋太宗曾令天竺和尚翻译天竺国王的表文，译文云：“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可见，当时国人对“支那”一词早已耳熟能详，如同当今国人自称“中国人”那样寻常。据考证，“中国”一词虽古已有之，但含义与今天不同，用作国名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事情（据《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因此，我们今天遇到英文China，就不必再音译为“支那”，而是译作“中国”了。
然而，从词源上来说，阿语的、希腊语的Sinai以及拉丁语的Sinae，恐怕都是“支那”的类似音译。倘若让19世纪以前的中国人来翻译这些外文词，也只能一律译作“支那”了。但这样的译法绝对没有任何贬义的意味。
不仅如此，而且波斯语的“支尼”（，或 ）、希伯来语的“赛那姆”（Sininm）恐怕也都是“支那”的音转。13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伊本·巴伊塔尔曾在《药草志》中指出，阿拉伯人称中国为与波斯人称中国为是一样的。但汉译者将音译为“秦”，而将音译为“支那”（［法］费琅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可见，这位汉译者是倾向于“支那”系“秦”之音译说的。
为什么“支那”不是“丝”字的音译呢？
这恰恰是需要论证的。
“支那”的“秦”字音译说并没有真正被驳倒
主张支那是“丝”字音译说的人提出了为自己辩护的正反两条理由。其正面理由是“支那”的发音方法非常类似于“丝”的发音方法。如方汉生先生在《关于“支那”名称的来源》一文中写道：“梵文中的C是不可能成为Ch的，而与希腊文中的S是同一读音，所以希腊文中的读音与梵文中相同，印欧语系中的读音基本是‘丝’的读音。”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古代波斯人用伊朗语（注：此处古伊朗语应为帕列维语），伊朗语中没有送气浊辅音，发生S-Zh的音转。这就是‘秦’Zhin或是Chin的读音的来源，后人附会为秦国的名。”（原载于《寻根》2003年第3期）苏州大学教授沈福伟也是丝字音译说的支持者。不过，他认为“丝”字的音译说还不够严格，严格地说，古希腊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不是把中国说成“丝国”，而是说成“绮国”。他写道，Seres“这个字的对音或说是‘丝’，或说是‘蚕’，汉代收唇音尚未消失，说是‘丝’的对音虽说无妨，总嫌牵强，其实这个字也应出自‘绮’”（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由此推断“‘支那’得名实由于‘绮’”。至于反面理由是指“支那”的“秦”字音译说与历史事实不符。葛铁鹰教授曾指出，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泰伯里的《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中一条有关中国的记述可能与希腊的马其顿王菲利浦·亚历山大（前356～前323年）相关，“这可使我们把前人以隋尼称中国的时间追溯到非常遥远的年代，同时也使20世纪初期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隋尼源自秦朝或秦人中的‘秦’字之说不攻自破—因为那时秦朝（前221～前206年）还未建立”（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四）》，载《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2期）。事实上，这条对“秦”字音译说的反驳理由，最早是由近人苏曼殊率先提出的。他写道：“支那一语，却非秦字转音，印度古诗《摩诃婆罗》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诃婆罗》乃印度婆罗多王朝纪事诗。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罗多朝在公元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曼殊全集·书札集》）
不过，站在“秦”字音译说的立场上，上述两条理由也并非无懈可击。首先，从发音方法上来说，仅考虑“支那”前半部分的发音Si或Ci，固然可以说是“丝”音，但仍不能完全排除“秦”字音转的可能性。相反，若考虑“支那”的后半部分发音na或ni，则可以完全排除“丝”的发音可能性，因为在“丝”或“绮”的音素中不可能带有n音。n尾音的存在反倒证明是“秦”字音译的可能性更大！其次，这里“秦”不是秦朝的“秦”，而是秦国的“秦”。关于这一点，《韦氏新版国际英语大词典（第三版）》曾作过非常明确的具体诠释：“阿文源自秦（Chin），秦国（Ch読n），即公元前897～前211年中国境内的封国，它曾于公元前3世纪建立了秦王朝。”这足可以使我们将“支那”或“隋尼”称中国的时间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因此，无论是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隋尼”，还是在公元前4世纪后的印度古诗中出现“支那”，都与史实相符。
另外，还必须指出，支那系秦字音转不是当代人的附会，早在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理解。例如，东汉时译的《大方广大庄严经》的译者就已将“支那”译成“秦”。（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但东汉人本可以将“支那”直接译作“汉”，如同汉代以后的人将它译成“晋”或“隋”一样。当时人将大汉国名不译作“汉”，偏偏要译作“秦”，这一点本身就很值得我们深思。至于“丝”字音译说，反而显得证据不足。如前所述，古希腊人称中国为“丝国”，实质上并没有沿用下来。
犹太人和波斯人在中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问题
相比较而言，古代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波斯人的直接交往机会要远远多于跟中国人的交往。另外，由于犹太民族迁移活动较多，波斯又比较靠近中国，因此他们与中国直接交往的机会也一定比阿拉伯人多。按照现在有比较可靠证据的说法，犹太人来华的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南北朝时期）（芮传明：《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上海出版社，1998年版），比阿拉伯人至少要早3个多世纪。但在希伯来文献中出现“中国”一词却要早得多。《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属于后先知书，是公元前8世纪至前5世纪的先知们所发表的时事政论，其中就已提到“中国”，称之为“赛那姆”（Sininm）。值得注意的是，《圣经》的汉译者将“赛那姆”直接译作“秦国”。当然，《以赛亚书》成文的年代可能没有这么早。较有把握地说，世界上最早提到中国这个国家的是伊朗。“支尼”（ini）这个名称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出现在费尔瓦丁神颂辞中（沈福伟：《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因此，根据以上的辨析与梳理，我们可以对“中国”一词外文译名的源流作这样的完整叙述：英文China←拉丁文Sinae←希腊文Sinai←阿文←希伯来文Sininm←梵文Cina←波斯文ini←中文“秦（国）”。
这里，犹太人和波斯人在中阿文化交流中极有可能起到了桥梁作用。笔者行文至此，不禁想到了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权威李约瑟博士说过的一句话：“就整个中国而论，伊朗-犹太基督教型的文化多于印度-古希腊型的文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的确，这句话说得多么深刻！尤其是伊朗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G. Ferrand）就曾认为：“在建立并发展波斯湾港口和远东之间的海上关系方面，人们无疑夸大了阿拉伯人的作用。看起来，阿拉伯人很可能沿着波斯人开辟的航线旅行过，从波斯人那里获得‘船长’一词的写法，并用同样的拼写、同样的含义写进阿拉伯文。”（［法］费琅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总之，没有波斯人的引导，阿拉伯人不可能比较早地了解中国。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汉大词典》的一个错误注释
“中国”一词的英文写作China，由此衍生出一个构词成分Chino-，又可写作Sino-。正是Sino- 这个前缀词，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发音上都十分接近于阿语的“隋尼”（）。两者是否存在关联？查阅一下工具书，发现两者果然有某种历史渊源。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在Sino-条目下做了如下的词源说明：
“Fr < LL Sinae the Chinese < LGr. Sinai < Arab Sin China < Chin Ch読n清（朝）。”
其中符号“<”表示“源自”。整段说明可汉译如下：“法文源自拉丁文Sinae，中国人；拉丁文源自晚期希腊文Sinai；希腊文源自阿拉伯文Sin，中国；阿拉伯文源自中文，清（朝）。”
从以上的词源说明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几点有用的信息：
（1）欧洲主要民族语言中的“中国”一词都直接或间接地源出于阿语的“隋尼”一词，尤其是“晚期希腊文Sinai”与阿语“隋尼”的直接渊源关系，更值得注意。所谓“晚期希腊文”是指公元3～8世纪间用的希腊文；当时的希腊人受阿拉伯人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后者已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且正处于强势阶段。
（2）连希腊文的“中国”（Sinai）一词也直接源自于阿语的“隋尼”，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这至少表明古希腊的“中国”名称Seres（丝国）并没有流传下来，晚期希腊人所说的Sinai与之无关。同时，这也暗示了“丝字音译说”对希腊文与阿文中的“中国”一词不适用。
（3）欧洲语文学者大多倾向于“秦字音译说”。这一说法本身就是由欧洲学者鲍狄埃（M.Pauthier）率先提出的。但是，不知何故，《英汉大词典》把“秦”（Chin）误释为“清朝”（Ch読n）了。这是一个常识错误：作为晚期希腊文词汇Sinai之词源的阿文“隋尼”，其出现时间最晚也不能晚于公元8世纪，而中国清王朝的建立最早也不可能早于17世纪；公元8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人怎么可能预先知道900多年之后才出现的中国清王朝呢？
《英汉大词典》的词源说明可能参考过著名的《韦氏新版国际英语大词典（第三版）》。后者在sinologue（汉学）条目中也曾对Sino-这个前缀词作过完全相同的词源说明，但它特别对Chin作了诠释，指出Chin或Ch読n当作“秦国”讲。
另外，这里还有一点疏略，那就是，公元8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直接的来往还未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中阿之间的频繁交往是从公元9世纪（唐朝）以后才开始的。因此，在公元8世纪以前，阿拉伯人极有可能是通过某种间接途径才知道有中国的存在的。所以英文学者把China的词源只追溯到阿语的“隋尼”是很不够的，缺了不少中间环节，例如，犹太人、伊朗人和印度人，因为在这些民族的上古文献中早已出现了“中国”一词。
“支那”不是贬义的日本借词
一般的中国人往往首先是从日本人那里听说“支那”一词的，甚至就连不少学者也误以为“支那”是一个“明显带有贬义的日语借词”（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一）》，载《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3期）。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事实上，“支那”这个词恰恰是日本人借用中国古文献的语词。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为，早期佛经汉译本率先译作“脂那”(《德护长者经》)。公元7世纪，唐代高僧义净（635～713年）从印度求法归来，在自己的著述中写道：“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南海寄归内法传·师资之道》）这恐怕是出现“支那”一词的最早文献。这个梵文词汇的汉译后来就一直沿用下来。例如，据《宋史·外国传六·天竺》记载，在公元982年，宋太宗曾令天竺和尚翻译天竺国王的表文，译文云：“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可见，当时国人对“支那”一词早已耳熟能详，如同当今国人自称“中国人”那样寻常。据考证，“中国”一词虽古已有之，但含义与今天不同，用作国名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事情（据《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因此，我们今天遇到英文China，就不必再音译为“支那”，而是译作“中国”了。
然而，从词源上来说，阿语的、希腊语的Sinai以及拉丁语的Sinae，恐怕都是“支那”的类似音译。倘若让19世纪以前的中国人来翻译这些外文词，也只能一律译作“支那”了。但这样的译法绝对没有任何贬义的意味。
不仅如此，而且波斯语的“支尼”（，或 ）、希伯来语的“赛那姆”（Sininm）恐怕也都是“支那”的音转。13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伊本·巴伊塔尔曾在《药草志》中指出，阿拉伯人称中国为与波斯人称中国为是一样的。但汉译者将音译为“秦”，而将音译为“支那”（［法］费琅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可见，这位汉译者是倾向于“支那”系“秦”之音译说的。
为什么“支那”不是“丝”字的音译呢？
这恰恰是需要论证的。
“支那”的“秦”字音译说并没有真正被驳倒
主张支那是“丝”字音译说的人提出了为自己辩护的正反两条理由。其正面理由是“支那”的发音方法非常类似于“丝”的发音方法。如方汉生先生在《关于“支那”名称的来源》一文中写道：“梵文中的C是不可能成为Ch的，而与希腊文中的S是同一读音，所以希腊文中的读音与梵文中相同，印欧语系中的读音基本是‘丝’的读音。”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古代波斯人用伊朗语（注：此处古伊朗语应为帕列维语），伊朗语中没有送气浊辅音，发生S-Zh的音转。这就是‘秦’Zhin或是Chin的读音的来源，后人附会为秦国的名。”（原载于《寻根》2003年第3期）苏州大学教授沈福伟也是丝字音译说的支持者。不过，他认为“丝”字的音译说还不够严格，严格地说，古希腊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不是把中国说成“丝国”，而是说成“绮国”。他写道，Seres“这个字的对音或说是‘丝’，或说是‘蚕’，汉代收唇音尚未消失，说是‘丝’的对音虽说无妨，总嫌牵强，其实这个字也应出自‘绮’”（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由此推断“‘支那’得名实由于‘绮’”。至于反面理由是指“支那”的“秦”字音译说与历史事实不符。葛铁鹰教授曾指出，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泰伯里的《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中一条有关中国的记述可能与希腊的马其顿王菲利浦·亚历山大（前356～前323年）相关，“这可使我们把前人以隋尼称中国的时间追溯到非常遥远的年代，同时也使20世纪初期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隋尼源自秦朝或秦人中的‘秦’字之说不攻自破—因为那时秦朝（前221～前206年）还未建立”（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四）》，载《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2期）。事实上，这条对“秦”字音译说的反驳理由，最早是由近人苏曼殊率先提出的。他写道：“支那一语，却非秦字转音，印度古诗《摩诃婆罗》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诃婆罗》乃印度婆罗多王朝纪事诗。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罗多朝在公元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曼殊全集·书札集》）
不过，站在“秦”字音译说的立场上，上述两条理由也并非无懈可击。首先，从发音方法上来说，仅考虑“支那”前半部分的发音Si或Ci，固然可以说是“丝”音，但仍不能完全排除“秦”字音转的可能性。相反，若考虑“支那”的后半部分发音na或ni，则可以完全排除“丝”的发音可能性，因为在“丝”或“绮”的音素中不可能带有n音。n尾音的存在反倒证明是“秦”字音译的可能性更大！其次，这里“秦”不是秦朝的“秦”，而是秦国的“秦”。关于这一点，《韦氏新版国际英语大词典（第三版）》曾作过非常明确的具体诠释：“阿文源自秦（Chin），秦国（Ch読n），即公元前897～前211年中国境内的封国，它曾于公元前3世纪建立了秦王朝。”这足可以使我们将“支那”或“隋尼”称中国的时间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因此，无论是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隋尼”，还是在公元前4世纪后的印度古诗中出现“支那”，都与史实相符。
另外，还必须指出，支那系秦字音转不是当代人的附会，早在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理解。例如，东汉时译的《大方广大庄严经》的译者就已将“支那”译成“秦”。（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但东汉人本可以将“支那”直接译作“汉”，如同汉代以后的人将它译成“晋”或“隋”一样。当时人将大汉国名不译作“汉”，偏偏要译作“秦”，这一点本身就很值得我们深思。至于“丝”字音译说，反而显得证据不足。如前所述，古希腊人称中国为“丝国”，实质上并没有沿用下来。
犹太人和波斯人在中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问题
相比较而言，古代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波斯人的直接交往机会要远远多于跟中国人的交往。另外，由于犹太民族迁移活动较多，波斯又比较靠近中国，因此他们与中国直接交往的机会也一定比阿拉伯人多。按照现在有比较可靠证据的说法，犹太人来华的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南北朝时期）（芮传明：《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上海出版社，1998年版），比阿拉伯人至少要早3个多世纪。但在希伯来文献中出现“中国”一词却要早得多。《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属于后先知书，是公元前8世纪至前5世纪的先知们所发表的时事政论，其中就已提到“中国”，称之为“赛那姆”（Sininm）。值得注意的是，《圣经》的汉译者将“赛那姆”直接译作“秦国”。当然，《以赛亚书》成文的年代可能没有这么早。较有把握地说，世界上最早提到中国这个国家的是伊朗。“支尼”（ini）这个名称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出现在费尔瓦丁神颂辞中（沈福伟：《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因此，根据以上的辨析与梳理，我们可以对“中国”一词外文译名的源流作这样的完整叙述：英文China←拉丁文Sinae←希腊文Sinai←阿文←希伯来文Sininm←梵文Cina←波斯文ini←中文“秦（国）”。
这里，犹太人和波斯人在中阿文化交流中极有可能起到了桥梁作用。笔者行文至此，不禁想到了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权威李约瑟博士说过的一句话：“就整个中国而论，伊朗-犹太基督教型的文化多于印度-古希腊型的文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的确，这句话说得多么深刻！尤其是伊朗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G. Ferrand）就曾认为：“在建立并发展波斯湾港口和远东之间的海上关系方面，人们无疑夸大了阿拉伯人的作用。看起来，阿拉伯人很可能沿着波斯人开辟的航线旅行过，从波斯人那里获得‘船长’一词的写法，并用同样的拼写、同样的含义写进阿拉伯文。”（［法］费琅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总之，没有波斯人的引导，阿拉伯人不可能比较早地了解中国。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