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明末小说《玉娇梨》长期以来仅仅被看作是一部言情喜剧小说，而本文则主要从此书所反映出的新型爱情婚姻观念以及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认为此书作者的真正创作意图并非仅止于言情，而是别有一番深意。
【关键词】婚姻观 社会 女子 意图
小说《玉娇梨》成书于明末，又名《双美奇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说》里曾把它作为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并说“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①然而也许也正由于鲁迅先生对此流派的公式化介绍，人们对此类小说多以佳话称之，而很少去关注此类小说言情背后的旨意，对《玉娇梨》自不例外。那《玉》的作者是否仅仅是为记叙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佳话，以飨世人呢？实际上，作者的创作意图，在小说第一回的开场诗中，就已经讲得很明白：
六经原本在人心，笑骂皆文仔细寻。
天地戏场观莫矮，古今聚讼眼须深。
诗存郑卫非无意，乱著春秋岂是淫。
更有子云千载后，生生死死谢知音。
这段小小的宣言，明确地告诉读者，他是用“著春秋”之笔，而不是写“淫”艳之作；他撰写爱情故事绝“非无意”，读者当“观莫矮”“眼须深”，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意图，真正能够成其“知音”。
一、宣扬理想的爱情婚姻观念
《玉娇梨》是以苏友白和白红玉的婚姻故事贯穿其始终的，遵循着才子佳人小说的一贯模式：郎才女貌的婚姻原则；自主择婚的婚恋方式；小人挑拨的婚姻考验；大团圆的婚姻归宿②，似无甚新意。然细读此书，我们不难发现，全书闪烁着一种新的思想光彩，虽不成熟，却反映了作者理想的爱情婚姻观念。
1、崇尚没有政治色彩的婚姻
历来门当户对、攀附权门，以求互相庇佑，巩固地位是仕宦家庭的首要之选，平民百姓眼里的理想婚姻形式；因而，封建家庭中的婚姻往往成为了政治的手段，权谋的工具，从而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而此书的作者对此却予以否定，这突出表现在两处：一是杨廷诏向白玄逼亲，白玄表示“头可断，断不受人限制”而宁愿出使以求拒婚；二是杨廷诏向苏友白逼亲，苏友白弃官逃婚。逼亲的同是杨廷诏，他拜于汪国戚门下，可说是一朝红人，拒婚的白玄和苏友白均位不及他，却都义无反顾地辞婚，只为一个共同的原因：不愿攀附权势。这就决定了下文白玄之女白红玉与苏友白的婚事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为下文能合理地大加赞扬作了铺垫。
2、宣扬自主择婚的新型婚恋观，提出了“既美且才”，“美而又侠”的择婚标准
《玉》中的三个年轻人（红玉、苏友白、赵梦梨）是婚姻故事的主角，在他们身上完全否定了权、财的门第准则，“才貌”才是他们择婚求偶的绝对标准。苏友白的婚姻观念是才、貌、情三者缺一不可，认为“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因此，当张媒婆受吴珪之托为红玉说亲，妄图以富贵去打动他，反使他生疑；至于刘玉成再来说亲，仍用富贵去打动他时，他更是“执意不允”，“只恐婚姻大事为人所愚”。同是这个苏友白，在静心和尚向他介绍了白红玉的才貌人品时，又知道了白玄的择婚要求：“白老爷却不论富贵，只要人物风流，才学出众。”他却动了心，认为“这段姻缘却在此处。”而当他读到红玉的《新柳诗》时，“便看了又看，念了又念，不忍释手”，决心“蹈汤赴火，死在这里，也要寻取一见。”总之，白公择婚重才，使他心动；红玉有才，使他倾心，实际上，“才”是放在第一位的。希望娶个“有才有德”的佳人“终生相对”，对一个穷书生来说，婚姻上的这种要求反映了一种以志趣、事业为止的观念。这就不但否定了封建婚姻的门阀观念，否定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妇德，同时也比那种一见倾心的“郎才女貌”观点高出一筹。这种在婚姻爱情关系上强调精神的契合思想，正象恩格斯说的那样，是区别于古代“单纯的性欲”的“现代的性爱”③，高出了当时的时代的。
３、与此相关联的，苏友白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也是如此
第一次他因拒绝吴翰林的婚事而被黜退了秀才，断送了科举的前程，他既不屈服，也不后悔。别人为他愤愤不平：“婚姻事要人情愿，那有为辞了乡宦亲事，便可黜退秀才的道理。”他却淡淡地说：“只为考了一个案首，惹出这场事来，今日去了头巾落得耳根清静……”第二次是中了进士，杨御史要逼他为婿，他干脆“挂冠而去”。总之，官职可丢，但婚姻却必须自主和如愿，反映出追求个性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意愿。
二、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宣扬新的爱情婚姻观念使这部小说具有了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这部小说真正的妙处却在于以红玉的婚事为纽带，提挈了明代中期那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反映了社会的多种动向。“诗存郑卫非无意，乱著春秋岂是淫”道出了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他正是要借才子佳人之题材，揭示政治之黑暗，社会之腐朽，而使这部小说成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玉娇梨》的故事情节、人物，在或明或暗，婉转委曲中都千丝万缕地与时代背景相联系、相结合在一起，在开端写王振弄权，继而写英宗的被辱与还朝，官场中的龃龉、倾轧，士林的剽窃诈骗，旅途的多盗，虽然着墨不多，却隐约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写白玄挂冠，为迎英宗的出仕，归朝后的退隐等事和皇帝的易位、朝政的变化都息息相关。小说的作者显然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背景，着意于反映社会的多种动向，展示元末明初黑暗的社会现实，冷漠的人情世态。
小说的前半部以官场为主，后半部以社会为主，描写了从京城到小村镇，从京官到下层的小财东、星相士、假名士之流的广阔社会，但都反映着同一个不争的事实：奸臣当道，小人横行。在才子佳人的美满姻缘中，以杨廷诏为首的一群奸人自始至终是他们婚姻的破坏者。他们或直接干扰，或间接破坏，使白玄、红玉、苏友白等不得不因为要避开迫害而改名换姓，从而导致许多不该有的误会和曲折。但是如此阴险的杨廷诏、与杨廷诏关联的酷吏陆文明等，屡干坏事却一直升官。作品还交代了他所网罗的下面党羽的线索：“世间多少沐猴冠，久假欣欣不顾颜”的骗子张轨如、“见了人前趋后拱，浑身都是谦卑；说话时左顾右盼，满脸都是势力”“全靠逢迎作主”的假隐士廖德明，“名士如此，真是羞死”的赵千里、周圣王等，无不趋于杨廷诏的门下，或与之诗酒往来，或为之招摇撞骗。这些人构成了一股邪恶的势力，然而这股邪恶的势力却始终保持进取之势，日益麋集力量，揭示出当时的政治危机。而白玄这类正派官员虽有凛然的民族正气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却在奸邪势力面前，抽身引退，保身避祸，直至为家事碌碌奔走，显得日益退缩和无能量。作品客观地显示了这两类官员的动向和趋势，提供了政局动荡的蛛丝马迹。围绕这些人物，作品还连带揭示了明中叶皇亲国戚的兼并土地、宫廷内部的复杂斗争、科举中的以势压人等。因此，作为婚姻故事，小说是喜剧性的；然作为反映社会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无疑具有悲剧意义。
三、爱情婚姻作品的迥异之处
以往表现爱情婚姻的作品，如三言、二拍，乃至《金瓶梅》中的女性，虽然也从人的自我价值上肯定了女性对情感、欲望的追求，但是所表现的女子的种种品性才学却都基于自身之特性，也就是说其才其能皆与女性生存状态密切关联，因此她们在现实中往往无法或难以实现她们的自主意愿，而最终只能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但《玉娇梨》中的白红玉、卢梦梨却已不是纯粹的女性形象了，因为，在白红玉、卢梦梨身上寄寓的是作者理想的男性人格理想，自始至终，作者是把她们当作理想的男子来写的。无论是白红玉还是卢梦梨，自小便是被当作男孩子来养的。白红玉的家里没有男孩子，她聪颖过人，到了十四五岁，“便知书能文，竟已成为一个女学士”，“白公因有了这等一个女儿，便也不思量生子”，教給她男子应具备的才学，把她当作男孩子聊以自慰。卢梦梨的情况略有不同，家中还有一个弟弟，但同样因其聪明异常，“素性只好文墨，每日家不是写字，就是做诗”，也就“任他吟弄”，比男孩子还受到父母的重视。如此极力显扬女子的才学、品德、意志，甚至写她们在某些方面超过男子，作者的深意不言自明：是将男子的人格理想寄托于女性形象，把女子当作理想的男子来写，以体现男性本位一时难以实现的理想④，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对社会主宰者男性的失望，进一步赋予了作品以悲剧的色彩，表达出社会动荡时代作者对社会失望乃至绝望的心理。这显然是《玉娇梨》迥别于以往爱情题材小说的一大鲜明特色。
综上所述，对《玉娇梨》这部小说，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态度。我们不能仅把它当作一部纯粹的描写男女爱情的言情小说来看，它也不仅仅是一部欢欢喜喜大团圆的爱情喜剧，而是借助了才子佳人的爱情佳话，把爱情婚姻和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目的在于反映广阔的社会内容，揭露当时的社会动向，在轻松的外表下抒发作者的理想，寄托作者的哀思。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 张菁强.《人性和礼教的乌托邦 》，载《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三期.
[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四卷73页.
[4] 聂春艳.《女性性别角色的转换与文本深层内涵——解读〈林兰香〉》载《南开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关键词】婚姻观 社会 女子 意图
小说《玉娇梨》成书于明末，又名《双美奇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说》里曾把它作为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并说“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①然而也许也正由于鲁迅先生对此流派的公式化介绍，人们对此类小说多以佳话称之，而很少去关注此类小说言情背后的旨意，对《玉娇梨》自不例外。那《玉》的作者是否仅仅是为记叙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佳话，以飨世人呢？实际上，作者的创作意图，在小说第一回的开场诗中，就已经讲得很明白：
六经原本在人心，笑骂皆文仔细寻。
天地戏场观莫矮，古今聚讼眼须深。
诗存郑卫非无意，乱著春秋岂是淫。
更有子云千载后，生生死死谢知音。
这段小小的宣言，明确地告诉读者，他是用“著春秋”之笔，而不是写“淫”艳之作；他撰写爱情故事绝“非无意”，读者当“观莫矮”“眼须深”，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意图，真正能够成其“知音”。
一、宣扬理想的爱情婚姻观念
《玉娇梨》是以苏友白和白红玉的婚姻故事贯穿其始终的，遵循着才子佳人小说的一贯模式：郎才女貌的婚姻原则；自主择婚的婚恋方式；小人挑拨的婚姻考验；大团圆的婚姻归宿②，似无甚新意。然细读此书，我们不难发现，全书闪烁着一种新的思想光彩，虽不成熟，却反映了作者理想的爱情婚姻观念。
1、崇尚没有政治色彩的婚姻
历来门当户对、攀附权门，以求互相庇佑，巩固地位是仕宦家庭的首要之选，平民百姓眼里的理想婚姻形式；因而，封建家庭中的婚姻往往成为了政治的手段，权谋的工具，从而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而此书的作者对此却予以否定，这突出表现在两处：一是杨廷诏向白玄逼亲，白玄表示“头可断，断不受人限制”而宁愿出使以求拒婚；二是杨廷诏向苏友白逼亲，苏友白弃官逃婚。逼亲的同是杨廷诏，他拜于汪国戚门下，可说是一朝红人，拒婚的白玄和苏友白均位不及他，却都义无反顾地辞婚，只为一个共同的原因：不愿攀附权势。这就决定了下文白玄之女白红玉与苏友白的婚事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为下文能合理地大加赞扬作了铺垫。
2、宣扬自主择婚的新型婚恋观，提出了“既美且才”，“美而又侠”的择婚标准
《玉》中的三个年轻人（红玉、苏友白、赵梦梨）是婚姻故事的主角，在他们身上完全否定了权、财的门第准则，“才貌”才是他们择婚求偶的绝对标准。苏友白的婚姻观念是才、貌、情三者缺一不可，认为“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因此，当张媒婆受吴珪之托为红玉说亲，妄图以富贵去打动他，反使他生疑；至于刘玉成再来说亲，仍用富贵去打动他时，他更是“执意不允”，“只恐婚姻大事为人所愚”。同是这个苏友白，在静心和尚向他介绍了白红玉的才貌人品时，又知道了白玄的择婚要求：“白老爷却不论富贵，只要人物风流，才学出众。”他却动了心，认为“这段姻缘却在此处。”而当他读到红玉的《新柳诗》时，“便看了又看，念了又念，不忍释手”，决心“蹈汤赴火，死在这里，也要寻取一见。”总之，白公择婚重才，使他心动；红玉有才，使他倾心，实际上，“才”是放在第一位的。希望娶个“有才有德”的佳人“终生相对”，对一个穷书生来说，婚姻上的这种要求反映了一种以志趣、事业为止的观念。这就不但否定了封建婚姻的门阀观念，否定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妇德，同时也比那种一见倾心的“郎才女貌”观点高出一筹。这种在婚姻爱情关系上强调精神的契合思想，正象恩格斯说的那样，是区别于古代“单纯的性欲”的“现代的性爱”③，高出了当时的时代的。
３、与此相关联的，苏友白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也是如此
第一次他因拒绝吴翰林的婚事而被黜退了秀才，断送了科举的前程，他既不屈服，也不后悔。别人为他愤愤不平：“婚姻事要人情愿，那有为辞了乡宦亲事，便可黜退秀才的道理。”他却淡淡地说：“只为考了一个案首，惹出这场事来，今日去了头巾落得耳根清静……”第二次是中了进士，杨御史要逼他为婿，他干脆“挂冠而去”。总之，官职可丢，但婚姻却必须自主和如愿，反映出追求个性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意愿。
二、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宣扬新的爱情婚姻观念使这部小说具有了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这部小说真正的妙处却在于以红玉的婚事为纽带，提挈了明代中期那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反映了社会的多种动向。“诗存郑卫非无意，乱著春秋岂是淫”道出了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他正是要借才子佳人之题材，揭示政治之黑暗，社会之腐朽，而使这部小说成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玉娇梨》的故事情节、人物，在或明或暗，婉转委曲中都千丝万缕地与时代背景相联系、相结合在一起，在开端写王振弄权，继而写英宗的被辱与还朝，官场中的龃龉、倾轧，士林的剽窃诈骗，旅途的多盗，虽然着墨不多，却隐约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写白玄挂冠，为迎英宗的出仕，归朝后的退隐等事和皇帝的易位、朝政的变化都息息相关。小说的作者显然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背景，着意于反映社会的多种动向，展示元末明初黑暗的社会现实，冷漠的人情世态。
小说的前半部以官场为主，后半部以社会为主，描写了从京城到小村镇，从京官到下层的小财东、星相士、假名士之流的广阔社会，但都反映着同一个不争的事实：奸臣当道，小人横行。在才子佳人的美满姻缘中，以杨廷诏为首的一群奸人自始至终是他们婚姻的破坏者。他们或直接干扰，或间接破坏，使白玄、红玉、苏友白等不得不因为要避开迫害而改名换姓，从而导致许多不该有的误会和曲折。但是如此阴险的杨廷诏、与杨廷诏关联的酷吏陆文明等，屡干坏事却一直升官。作品还交代了他所网罗的下面党羽的线索：“世间多少沐猴冠，久假欣欣不顾颜”的骗子张轨如、“见了人前趋后拱，浑身都是谦卑；说话时左顾右盼，满脸都是势力”“全靠逢迎作主”的假隐士廖德明，“名士如此，真是羞死”的赵千里、周圣王等，无不趋于杨廷诏的门下，或与之诗酒往来，或为之招摇撞骗。这些人构成了一股邪恶的势力，然而这股邪恶的势力却始终保持进取之势，日益麋集力量，揭示出当时的政治危机。而白玄这类正派官员虽有凛然的民族正气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却在奸邪势力面前，抽身引退，保身避祸，直至为家事碌碌奔走，显得日益退缩和无能量。作品客观地显示了这两类官员的动向和趋势，提供了政局动荡的蛛丝马迹。围绕这些人物，作品还连带揭示了明中叶皇亲国戚的兼并土地、宫廷内部的复杂斗争、科举中的以势压人等。因此，作为婚姻故事，小说是喜剧性的；然作为反映社会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无疑具有悲剧意义。
三、爱情婚姻作品的迥异之处
以往表现爱情婚姻的作品，如三言、二拍，乃至《金瓶梅》中的女性，虽然也从人的自我价值上肯定了女性对情感、欲望的追求，但是所表现的女子的种种品性才学却都基于自身之特性，也就是说其才其能皆与女性生存状态密切关联，因此她们在现实中往往无法或难以实现她们的自主意愿，而最终只能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但《玉娇梨》中的白红玉、卢梦梨却已不是纯粹的女性形象了，因为，在白红玉、卢梦梨身上寄寓的是作者理想的男性人格理想，自始至终，作者是把她们当作理想的男子来写的。无论是白红玉还是卢梦梨，自小便是被当作男孩子来养的。白红玉的家里没有男孩子，她聪颖过人，到了十四五岁，“便知书能文，竟已成为一个女学士”，“白公因有了这等一个女儿，便也不思量生子”，教給她男子应具备的才学，把她当作男孩子聊以自慰。卢梦梨的情况略有不同，家中还有一个弟弟，但同样因其聪明异常，“素性只好文墨，每日家不是写字，就是做诗”，也就“任他吟弄”，比男孩子还受到父母的重视。如此极力显扬女子的才学、品德、意志，甚至写她们在某些方面超过男子，作者的深意不言自明：是将男子的人格理想寄托于女性形象，把女子当作理想的男子来写，以体现男性本位一时难以实现的理想④，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对社会主宰者男性的失望，进一步赋予了作品以悲剧的色彩，表达出社会动荡时代作者对社会失望乃至绝望的心理。这显然是《玉娇梨》迥别于以往爱情题材小说的一大鲜明特色。
综上所述，对《玉娇梨》这部小说，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态度。我们不能仅把它当作一部纯粹的描写男女爱情的言情小说来看，它也不仅仅是一部欢欢喜喜大团圆的爱情喜剧，而是借助了才子佳人的爱情佳话，把爱情婚姻和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目的在于反映广阔的社会内容，揭露当时的社会动向，在轻松的外表下抒发作者的理想，寄托作者的哀思。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 张菁强.《人性和礼教的乌托邦 》，载《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三期.
[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四卷73页.
[4] 聂春艳.《女性性别角色的转换与文本深层内涵——解读〈林兰香〉》载《南开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