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王蒙毕业时间：1950年 毕业学校：中央团校
　　
　　我出生在1934年，是“30后”，我和同龄人的青春岁月是在1950年代度过的。当青春勃发的我们走向社会之时，也正是新生的中国豪情万丈之时。
　　那个时候，所有的年轻人都处于昂扬兴奋状态，认为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从此好时候开始了，未来所有的一切——国家和自己，都只会越来越好。于是，新中国建设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什么。
　　在这种信念和激情下，即将投身社会的青年人，想得最多的是——我要做好准备，为这个新生的国家作贡献。
　　不过，与同龄人相比，我有比较独特的经历：十四岁加入地下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岁退学当干部。真正以青年人的姿态走向社会，是1950年5月我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学员毕业之后重新开始工作。
　　正好在这个时候，苏联外文局出版了中文版的加里宁著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在书中提到青年不但要学习先进文化知识，而且还要政治觉悟高，道德高尚、纪律严明、谈吐优雅，甚至应该有健康的身体，如舞蹈演员般美好的身材和优美的身姿。总之，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应该是全面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流水线对人的片面铸造。
　　建国初期，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尤其是重工业。我记得从德胜门往北就是北京著名的大学区——分布着钢铁、石油、地质勘探、工业等苏联援建的八大院校。这些是当时全国青年学子都非常向往的学校。
　　那个时候，钢铁、石油、地质勘探等和工业化有关的专业是青年学生首选的热门专门。此外，工业管理专业也非常热门，中国人民大学就有这个专业。
　　能够到最基层最一线为祖国挖矿藏采石油炼钢铁……是面临毕业的青年学子最想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报纸上整天宣传报道的就是这些青年人到边疆去了，那些青年人到工地上去了。
　　所有这些更加加深了青年学子对未来火热生活的想象，从而忽视了对未来困难的考量。
　　事实上，19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选择非常少，不管学得多专业，准备得多全面，最终还是要服从组织分配——一句话，做什么都是革命建设的需要。青年学子自我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都需要服从整体的安排。
　　但是，那个时候，不管国家发出什么号召，青年人都会热烈响应，而且坚信只要对国家发展有好处，就对自身发展也有好处。面对艰苦卓绝的工作环境，也绝不会退缩，从不考虑自己得失，只是一味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激情。房子、车子……我们那一代青年人头脑中压根就没有这些，只要有个可以放下几块板的地方睡觉就行，三块板子往凳子上一搭就是床。
　　从中央团校毕业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团市委，分配到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负责人。
　　我和身边那些同样年轻的同事一样，成天想的是经过我们的努力，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是健康、优美、整齐、火热、聪明、高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指向哪里打向哪里、战则必胜、所向无敌的青年男女。
　　我们这些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在当时社会也备受尊敬，而且我们自视都颇高，但日常工作渐渐让我看到了另一面：千篇一律的总结和计划，冗长与空洞的会议，缺乏创意新意的老话套话车轱辘话……我们多少还是有些羡慕那些能够“战斗在一线”的同龄人，对他们更为火热的生活很向往。
　　我记得，苏联作家安东诺夫写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很令我心潮澎湃。小说写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建筑的女大学生尼娜，在巨大的建筑工地上的艰难与勇敢，眼泪与欢笑，沉醉与沉静。受这部小说的影响，我甚至打算报考大学去学建筑，要在建筑工地上献出我的热情和才能。
　　我被领导断然拒绝。因为我当时没有条件去学建筑炼钢，我才想到用自己的笔反映热烈的生活，才会在19岁的时候，提起笔来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在1956年创作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本文由王蒙口述，本刊记者邓艳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