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篇幅不大,读起来并不轻松。
　　本书讨论的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中-外’关系模式”。中外之所以打上引号,盖因许谈的“中-外”,不止国与国关系之中外,是广义中原与外部关系之中外,当然包括中国内部关系结构中的中-外,统称我者与他者。这实在是一个复杂繁难的问题。历史上,不仅今天的他者,很可能是明天的我者之一部分(比如匈奴、突厥、蒙古由他变我),今天的我者,成为明天的他者(比如古典时代含义模糊的西域之一部分),甚至内部的我他关系,也是颠来倒去,一波三折,历史上的楚地、三苗等,与中原的关系,经常处于我他分明的状态。
　　许倬云讲的故事,自远古至今天,上下四五千年,东西南北涉及千余万平方公里,是一幅中华文明体系构成关系的“万邦”路线图,是中华文明影响所及,以及与周边政治(文明)体来往博弈的万花筒。这样一笔千年“糊涂账”,非举重若轻之笔而不能算清。我以为,许先生大体做到了,至少在他的逻辑框架下,各种各族,各家各邦,分分明明,各归其位。全书16小节,外加极短的“后论”和极长的“补跋”,读者可尽情欣赏。
　　在这有限篇幅,笔者想特别指出许倬云一点极其独到的贡献,并对其宏论做一点发挥。
　　许倬云在简短的“引言”中写道:“……但是,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系统的观念足以涵盖。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将中国定义为一个“系统”,一种“秩序”,这关乎中国性质认定的大问题,此前有类似提法(如费正清、杨联),如此清晰,许倬云是第一人。更要害的,是许倬云明确认定,中国历史,非主权国家历史,换句话说,任何从近代主权意义上认识、定义中国,都有偏差。说中国是一个系统,一种秩序,因为直到近代中国与西方面对面之前,它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也非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首先是一个文明体(系),其包容性足以令任何一个文明(体)瞠目。在这个文明体中,种族、语言、宗教之复杂,历史上堪与比肩的,大概只有古代罗马帝国和近代俄罗斯帝国,和现代的美国。
　　但古罗马和俄国,其对外扩张,无不以武力为先导和后盾,而非文明秩序的扩展,终究或走到极限而衰落(古罗马),或潜伏继续分裂最后导致塌陷的危机(俄罗斯)。古罗马从兴起到衰败,前后约1200年,俄罗斯从基辅罗斯算起,也是1200年。而中国自秦汉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作为文明体,从开端至今,已超过3500年。除个别时段,这个以中原为主体的文明体系主动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大部分时间,其文明的扩展方式,是独特的化“敌-他”为己。人类文明史,与之相仿的文明体系,除有200余年历史的美利坚外,无他。
　　我想说的是,仅仅指出中国作为文明体系和秩序,离真相还差一步。因为比较起作为另一个世界一部分的美国,中国仍有其更加独立的特点,它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与另一个世界不可避免地面对面之前,它至大无外;面对面后,它与另一个世界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