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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刻画了四位在定海桥生活，或固定海桥互助社项目而在此工作和与本地交往的人物，以此勾勒出定海桥地区在作者眼中的历史与现实状况，作为互助社在此地、在基于个人命运和感情结构的社会现场中，开展艺术工作的依据和打开想象的方法。这四位人物更多具有丰富精神世界和现实感觉的定海桥居民的缩影，也是定海桥互助社在本地策划活动、邀请外来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工作者来现场展开工作的动力和想象力的源泉。
关键词：社区实践;城市拆迁;定海桥;艺术教育
定海桥互助社：绿起与发展
“定海桥互助社”这个名字，在我2014年6月11日写给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首届青年策展人计划的方案中首次提及。这个展览方案来自2013年11月的西天中土“SAME-SAME孟买-上海城市研究工作坊”。经同济大学刘刚老师推荐，孟买KRVIA建筑学院的学生和上海本地的艺术家与设计师一起，以位于杨浦区东南角尽头的定海桥地区作为研究和考察的田野（中方的带队老师是建筑师卜冰）。
2014年10月28日，在方案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学术委员会评选通过后，在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考察和访谈之后，由我策划、二十几位朋友（大多不是职业艺术家）共同研究和制作而成的展览“定海桥：对历史的艺术实践”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五楼开幕。展览的部分经费，被用于租下定海港路252号的一栋三层私房民居，作为调研和考察的基地，展览进行中的2015年上半年，部分参与者尝试在定海港路252号进行十平方米场地内的本地工厂历史展览，同时，徐光祖老师为期半年的“儿童绘画班”开启了互助社社区工作的先河。
自2015年起，定海桥互助社在自发和自我维持的基础上，策划、发起和组织了八十余场的“定海谈”，聚焦城市议题、亚洲历史和同社会相关的艺术实践;为往来有共同关切的朋友提供学习、会谈、待客、反思、组织、创作的活动现场，互助社举办讲座、游览、出版、戏剧、驻地、聚餐、放映和城际交流等活动，用各种可能的方式、以个人个体、临时小组、集体策划和散兵游勇交叉的方式，促进对于城市发展和历史问题的思考，探索社会动员的另类方法，对直面变动中的社会状况的艺术工作设计更丰富的形式，定海桥互助社是2016年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在城市中发生的“51人”项目的执行团体（51 personae.shanghaibiennale.org），该项目仍然在被参与者追踪和推进。
每过一阵就有人问：第一，为什么是定海桥？第二，为什么要做定海桥？三年里，我根据不同阶段的经验做出回答。而在2018年5月的今天，我以四个我所理解的定海桥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来回答。
张胜
第一个人叫张胜，胜利的胜，
2013年12月，地铁十二号线正式通车，我们坐着试运营的地铁第一次来到定海桥，站名：“爱国路”——一条20世纪50年代才修建的小路，为了连接南面殖民时期以来的工厂区和北面刚刚建设起来的新中国的工人居住区。
在已经衰老的工人新村边上开通地铁站，好像可以方便这里居民的出行。但在我们抵达定海桥的那一刻，地铁站以北的大片居民已被动迁走。所以我在定海桥学习到的第一条就是：地铁不是为了所有人。
断壁残垣中，还能跟我们开口讲话的，只有钉子户，表面看是我们走向他们，其实是他们在等待我们，对于已经走掉的人，第一，你不容易再找回他们;第二，他们只剩追忆。对于张胜这样尚未离开的人，他讲的是自己脚下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命运，是伴随他生长、属于他和家人的地方。只要他的房屋没有坍塌，他就不在他方。
当时在西天中土城市研究工作坊里一起工作的朋友厉致谦告诉我，有这样一个叫张胜的人。我单独、专门去他家坐了一天。午饭是他骑自行车给我带回来的盒饭，说是他小学同学开的饮食店，不要钱，我听他富有节奏地细细讲来，听他进门的邻居同他倾诉，听他的老婆抱怨，在五六个小时里感觉他在不同的关系中的处境和应对，同样，他也关心我为什么没有买房。
左右邻居已经搬走，他们的房子立刻被敲掉门窗废墟化，变成堆满垃圾的“庞贝古城”，茌一张厉致谦拍摄的照片里，他在一群老邻居中讲述和分析情况，张胜讲一口老辣精辟的上海话，声音掷地有声，逻辑丝丝入扣，如粜一个人没有语言的才华，他不可能成为邻里围拢倾听的对象。
我拜访他时，他说他不走是因为家门口那棵树的“问题”。这棵香樟已经五十几年，动迁的人会把它挖走卖掉。他们会卖很多钱，但是，这棵树是他爸爸在他五岁时所植，有周围邻居的证明（虽然邻居所剩无几）。总之，他应该获得失去这棵树的补偿。
又过了大半年，厉致谦跟我说张胜搬走了，他因为老婆的残疾，从某个政府文件的条款中争取到了大约四千多元的补偿，跟他期望的对这棵树的赔偿相当，张胜搬走后，我心里很纳闷，张胜不穷也不怕穷，他有别处现成的房子，条件从容。为什么要为了这点跟动迁的利益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钱，纠结地在那里拖延和生气呢？
宜到有一天我重温那个下午坐在他家里所听到的一条线索，终于有点明白。他的劳模父亲多年前因车祸意外去世。他起初不知道，后来不能理解和接受自己儿子是一个早就开始在体制外动脑筋“投机倒把”的“坏”工人和社会青年，当他爸爸知道这些的时候，他已经被送去苏北农场劳改了。他被这个事实打击：一个有尊严的劳模却有一个被送去劳改的儿子。张胜是一个吃得开、有风度、讲义气、懂分寸的聪明人，但同样的情形，在他父亲眼中部是这些词意的反面，张胜在他青年的时期就知道在上海逐步解体的老工人阶级内外讨生活的必要和复杂，他的选择——背着现金去廈门走私名表，或者在家里开麻将室，都不是最体面、最合法的事，但体面或者合法未必是一个60年代出生的定海桥少年、青年、中年甚至老年的必需。两代定海桥人之间，承担命运的方式已然决裂，这是横亘在他和父亲之间的沟壑，而在他口中的儿子身上，我只听出了出走、消极和安逸，甚至命运都不必再背负，定海桥也不是他儿子愿意相认的家园。 张胜抓住这棵树，抓住这个准确的物证和意向，来延缓这场注定的“离开”，为了得到并不共享此情的老婆和孩子的理解，他把这物证与意向，辗转变成经济上的诉求，这是一个热血男人不能明说的苦衷，曲折地躲在与动迁组的纠缠中，伪装出一种捍卫自己利益的模样——但他却是不想离开。
徐老师
徐光祖老师退休前在少年寓教画画，他生长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法租界地区，往日依稀的记忆中可能只来过定海桥一次。上海曾是一个比现在更分化与区隔的城市，居民在一定的街道范围内保存自身的来历、活动和关系，仅为那里的人所知道（但可能知道得很多、知道得太多），而同其他地区的人则不相往来地、或间接地保持着好奇和对彼此的袤4板印象，徐老师成长于那个上海。
2014年冬天，他到定海桥，被深深地刺激，经过反复而慎重的思考，他在我的邀请下同意并坚定地要做半年免费的儿童绘画班。2014年的最后一天，我和他坐在居委会二楼的办公室里，楼下是终于开始对路面进行修缮的定海路市场。快要退休的居委会王主任和他多年的老朋友——这里派出所的一位老民警坐在我们对面，听我们讲要办这个绘画班的事情。
通过定海路居委会，我们顺利找到了九位生活在定海桥的女孩当他的学生。徐老师教学经验丰富，也是一位西方音乐的爱好者，他把很多大概在头脑中酝酿很久，但只有在定海桥才能大胆尝试的教学方式用在了绘画班上。譬如，他吹黑管，请她们画音乐，这些女孩中有八个是非上海户籍的孩子，即便如此，她们还是看起来比那个唯一的上海本地女孩要快乐，因为后者的家庭情况更艰难，这些都是我们慢慢知道的事情，徐老师似乎从不关心，他只在乎教学本身，他每周六都是提前做好教学规划相准备，拖着一个老年人买菜会用的拖车，带着教学用具，长途跋涉来到定海桥。他的教学充满了即兴。
2015年的6月11日，他在定海桥互助社的一楼和二楼布置了九位女孩的毕业展。他还鼓励她们除了个人作品外，要做集体创作。譬如挂在二楼他身后的一块白底的窗帘。
本来这个免费儿童美术教育课程可以圆满结束在这个欢乐的情景中。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和工作上的启发。事实上，就是他的这半年令我直接感到了互助社开始的可能性，然而此处又节外生枝了一段插曲。当时我们认识了华师大社会学系的李丽梅老师。我请她带着社会学系大二的同学对这些家庭进行访问。
华师大的学生没有像徐老师那样跟她们每周相约见面长达半年的时间，但是大学生去走访了她们的家庭，最后我邀请双方茌展览的二楼现场傲了一次讨论。我们请每一组华师大的同学，来讲一讲这些小朋友的家庭的情形。就像所有的社会学系大学生，他们充满热情地讲述采访的内容，描绘他们的见闻，分析得到的信息，并适当地发表一些意见。能够离开闵行校区来到真正的社会环境里调研，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刺激和收获了。
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徐老师默默地听。他没有对大学生的讲述发表意见，而是回报以自己青年时期的故事，他从小喜欢美术和音乐，但没有机会深造。后来上山下乡去了皖北的一个小村庄里教书。他发现很多北大的毕业生也是下放到那里，跟他做同样的基础教育。他回忆起自己在村里的小河边徘徊，突然听到莫扎特。这是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他们或许不该属于的）“流放之所”后所产生的奇观。通常被著作是特殊事件中因为政治错乱而被措置的人和地方，却构成和奠定了他对艺术与教育的基本感觉;在定海桥，这些往事成为了源泉，徐老师所讲的这个六七十年代青年人的心境，令在座的今日的青年沉默无语。
徐老师为期半年的定海轿儿童绘画班在这样的沉默中真正地结束了，他在定海桥的激励下，用这个美术班为自己一生中最关心的问题做了小结，还有托付，这不是传授他者知识和技艺的教育，而是以自我批评为前提的“社会性”的教育，在重新组织社会关系与力量的过程中开展教育，或者说，教育本身就必须是对社会力量的再组织，对固化的、趋于不义的力量结构的打乱和再分配。后来同样举办了半年时间的“定海桥晚托班”也是对他的美术班的一种不自觉回应，以把握教育体制对真实生命的压力为起点，尝试把教育的权利和教育的地平线，一再地“下放”。
低且更低，在比昨日更低的视角上理解和组织力量——教育本身的任务和属性也是如此。
姚师傅
我没有听懂过他一句话。
我在他家进门的客堂间里看到一只凳子，不知道是不是姚师傅做的，但非常吸引我，我想：他们搬家如果不要了，我很想要。
姚师傅在内江路上的家中“等待拆迁”。当时的纠纷在于他妻子家庭的内部矛盾，从而无法达成跟动迁组的协议——内部矛盾来自知青返程落户以來上海的住房政策和住房商品化以来屡次的变化，对大家庭中兄弟姐妹关系的震荡，也来自不断更迭的拆迁政策在家庭内部施加的巨大压力和真实发生的离间作用。
姚师傅是一个木工，出生在定海桥，家里是山东人。他十几岁跟着全家又搬去牡丹江市，跟一位上海女知青结婚后，又回到了定海桥女方父母家里落户，知青群体是在动迁中最困难的人，因为他们有“原罪”——作为离家太久的“归来者”，他们的“返城”意味着重新住回本已永别了的上海父母家，尤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住房最紧张的时期，这一度是上海家庭矛盾的焦点，拥挤的大家庭如何再多接纳一位、甚至几位游子？如果历史已经将你遣送去边疆，你的回归在一个高压的居住状况里，是否值得欢庆？
若干年后，在新世纪更凶猛的另一场运动——拆迁运动中，这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的一颗定时炸弹，大部分家庭在这个时候反目或解体。
当姚师傅的太太李阿姨一夜白头，姚师傅却在扩张他的木工事业，因为邻居搬走而空置的房间变成了他的物料间，因为拆迁而多余出的木材被他堆放在空房里。他把弄堂直接变成木工工作间，把各种被遗弃的物资和材料抛光、整理、清洗和重组。跟他们夫妻一起居住的儿子一家对此并不理会，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时刻，一家五口仍在不同的轨道和节奏上运行，姚师傅在他的木工轨道上沉默不语、井井有条地劳动。 有一次我见到他把一个塑料的三脚架子捡来，耐心地洗干净，放在一边晾干，我用iPad把这段过程录像下来，在互助社的小屏幕里放了一阵子，反复看，慢慢体会他如何在这个不断坍塌的废墟上，活得越来越宽敞——把无用的物料、无用的空间、无用的时间劳作为“有用”——术工的真谛。
现在，姚师傅的家和周围已经完全清空变成停车场。这时我才感到，那是一块多小的土地。几十户居民在几十年里的精彩和苦恼，被踏平之后也就是停上三十几辆小汽车。
有一次“定海谈”请来台南艺术大学的龚卓军老师，他走过定海桥之后，想起自己被拆掉的台南者家，他经常回去看那里，已经是一个山坡上的停车场，对一个曾经的家园来说，最悲惨的结果，就是变成停车场。停车场是比“被荒废的土地”多了最少的用处的那种“无用”，是最空洞的“无用”，后来，这个“停车场”又在2017年1月的一次“51人”活动中回到了昌化路977弄10-12号那个院子里，通向往日“七家树”的所在地。
“停车场”的绝望在于它是对“过渡”的最消极的应对。而在这一点上，已无法返回到这个场所继续劳作的姚师傅，是这“停车场式消极”的对立面，对姚师傅来说，最积极的“等待”，是在现场做工，把这荒唐的、消耗人心与拷问人性的“过渡”，内爆成可用的木料。
老金
老金是七零后，90年代的第一批商业摄影师，像大多数七零后那样生逢其时，他看到一张贴在互助社墙上的字条说应该办一个照相馆，就说可以啊，我就来开一个月的免费照相馆。
一个月的免费照相馆意味着：第一，它不会抢了定海桥本地照相馆的生意;第二，一个月的时间刚好让我们了解一件新的事物在社区里酝酿、发酵和发展的周期和逻辑。
我们特别印发了免费券，但没人理也没人来。这种假定人人喜欢占便宜的营销，在定海桥这样的“半熟人社会”里没有用处。照相馆每周开放两天，从2017年5月1日开张，渐入佳境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多星期，最终我们还是因为隔壁邻居黄阿姨赏脸来拍了照，有了一个好名声的开始——从而一切都好起来。到了5月24号那天（定海路的杨梅已经上市摆在桌上），老金外出送照片给养老院护工朋友，互助社里已经挤满了等老金的人。也就是说，在定海桥，只要三个星期，你（此处是老金）就可以变成一个本地好人。在人人自危的地产小区里，这是不可能的。
在欣赏街坊邻居等待老金的殷切期待中，我感受到了另一种时间，这个时间的产生，同耐心的、不紧不慢的、不善言辞的、表情略带抽搐的老金不无关系，因为老金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创造出了这样的“等待时间”，人们愿意等待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们把互助社一楼变成了聊天室，变成了自己的地方，也把来看热闹的我变成了老金照相馆里的接待人员。
等老金回来，那位背着孙子呼朋唤友而来的阿姨，主动当起了老金的助手，在老金背后，指挥她朋友做出好看的表情，老金跟他们永远其乐融融，这种熟络与亲密的建立，不花什么时间也不需要分析和计算。
老金入行是从照相馆当学徒开始，证件照最实用、利润最高;证件照事关日常生活的處境和切实需求，有时为了令自己年轻而瞒混过关，有时是为了证明当事人尚未死亡以继续领取远方的养老金。在这个修图的年代，证件照作为一种形制仍然存在并被高度信任，这是人们在充满悖论的政策缝隙中继续谋生的救命稻草，养老院的护工们请老金P图，把她们做成在风景面前穿旗袍的studio工作室）照片，老金通过淘宝满足了她们的愿望，也给她们拍了一张定海桥免费照相馆蓝色布幔前的合影，阿姨们最终觉得第二张更好，但是那桃花树下的P图版也是这一时刻的“真实写照”。
照相馆是一个用相机混淆现实的地方。真假只能在主动的混淆中，才能被辨认，老金的照相馆揭发了定海桥的品质——一个普通人主动混淆现实、努力辨认现实、互相的沃土;张胜门前的香樟树，徐老师在皖北树庄听到的莫扎特，姚师傅不断扩张的木工间，碾压一切的停车场，老金镜头前朵朵灿烂的微笑，这也解释了本文开头的两个为什么。
关键词：社区实践;城市拆迁;定海桥;艺术教育
定海桥互助社：绿起与发展
“定海桥互助社”这个名字，在我2014年6月11日写给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首届青年策展人计划的方案中首次提及。这个展览方案来自2013年11月的西天中土“SAME-SAME孟买-上海城市研究工作坊”。经同济大学刘刚老师推荐，孟买KRVIA建筑学院的学生和上海本地的艺术家与设计师一起，以位于杨浦区东南角尽头的定海桥地区作为研究和考察的田野（中方的带队老师是建筑师卜冰）。
2014年10月28日，在方案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学术委员会评选通过后，在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考察和访谈之后，由我策划、二十几位朋友（大多不是职业艺术家）共同研究和制作而成的展览“定海桥：对历史的艺术实践”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五楼开幕。展览的部分经费，被用于租下定海港路252号的一栋三层私房民居，作为调研和考察的基地，展览进行中的2015年上半年，部分参与者尝试在定海港路252号进行十平方米场地内的本地工厂历史展览，同时，徐光祖老师为期半年的“儿童绘画班”开启了互助社社区工作的先河。
自2015年起，定海桥互助社在自发和自我维持的基础上，策划、发起和组织了八十余场的“定海谈”，聚焦城市议题、亚洲历史和同社会相关的艺术实践;为往来有共同关切的朋友提供学习、会谈、待客、反思、组织、创作的活动现场，互助社举办讲座、游览、出版、戏剧、驻地、聚餐、放映和城际交流等活动，用各种可能的方式、以个人个体、临时小组、集体策划和散兵游勇交叉的方式，促进对于城市发展和历史问题的思考，探索社会动员的另类方法，对直面变动中的社会状况的艺术工作设计更丰富的形式，定海桥互助社是2016年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在城市中发生的“51人”项目的执行团体（51 personae.shanghaibiennale.org），该项目仍然在被参与者追踪和推进。
每过一阵就有人问：第一，为什么是定海桥？第二，为什么要做定海桥？三年里，我根据不同阶段的经验做出回答。而在2018年5月的今天，我以四个我所理解的定海桥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来回答。
张胜
第一个人叫张胜，胜利的胜，
2013年12月，地铁十二号线正式通车，我们坐着试运营的地铁第一次来到定海桥，站名：“爱国路”——一条20世纪50年代才修建的小路，为了连接南面殖民时期以来的工厂区和北面刚刚建设起来的新中国的工人居住区。
在已经衰老的工人新村边上开通地铁站，好像可以方便这里居民的出行。但在我们抵达定海桥的那一刻，地铁站以北的大片居民已被动迁走。所以我在定海桥学习到的第一条就是：地铁不是为了所有人。
断壁残垣中，还能跟我们开口讲话的，只有钉子户，表面看是我们走向他们，其实是他们在等待我们，对于已经走掉的人，第一，你不容易再找回他们;第二，他们只剩追忆。对于张胜这样尚未离开的人，他讲的是自己脚下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命运，是伴随他生长、属于他和家人的地方。只要他的房屋没有坍塌，他就不在他方。
当时在西天中土城市研究工作坊里一起工作的朋友厉致谦告诉我，有这样一个叫张胜的人。我单独、专门去他家坐了一天。午饭是他骑自行车给我带回来的盒饭，说是他小学同学开的饮食店，不要钱，我听他富有节奏地细细讲来，听他进门的邻居同他倾诉，听他的老婆抱怨，在五六个小时里感觉他在不同的关系中的处境和应对，同样，他也关心我为什么没有买房。
左右邻居已经搬走，他们的房子立刻被敲掉门窗废墟化，变成堆满垃圾的“庞贝古城”，茌一张厉致谦拍摄的照片里，他在一群老邻居中讲述和分析情况，张胜讲一口老辣精辟的上海话，声音掷地有声，逻辑丝丝入扣，如粜一个人没有语言的才华，他不可能成为邻里围拢倾听的对象。
我拜访他时，他说他不走是因为家门口那棵树的“问题”。这棵香樟已经五十几年，动迁的人会把它挖走卖掉。他们会卖很多钱，但是，这棵树是他爸爸在他五岁时所植，有周围邻居的证明（虽然邻居所剩无几）。总之，他应该获得失去这棵树的补偿。
又过了大半年，厉致谦跟我说张胜搬走了，他因为老婆的残疾，从某个政府文件的条款中争取到了大约四千多元的补偿，跟他期望的对这棵树的赔偿相当，张胜搬走后，我心里很纳闷，张胜不穷也不怕穷，他有别处现成的房子，条件从容。为什么要为了这点跟动迁的利益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钱，纠结地在那里拖延和生气呢？
宜到有一天我重温那个下午坐在他家里所听到的一条线索，终于有点明白。他的劳模父亲多年前因车祸意外去世。他起初不知道，后来不能理解和接受自己儿子是一个早就开始在体制外动脑筋“投机倒把”的“坏”工人和社会青年，当他爸爸知道这些的时候，他已经被送去苏北农场劳改了。他被这个事实打击：一个有尊严的劳模却有一个被送去劳改的儿子。张胜是一个吃得开、有风度、讲义气、懂分寸的聪明人，但同样的情形，在他父亲眼中部是这些词意的反面，张胜在他青年的时期就知道在上海逐步解体的老工人阶级内外讨生活的必要和复杂，他的选择——背着现金去廈门走私名表，或者在家里开麻将室，都不是最体面、最合法的事，但体面或者合法未必是一个60年代出生的定海桥少年、青年、中年甚至老年的必需。两代定海桥人之间，承担命运的方式已然决裂，这是横亘在他和父亲之间的沟壑，而在他口中的儿子身上，我只听出了出走、消极和安逸，甚至命运都不必再背负，定海桥也不是他儿子愿意相认的家园。 张胜抓住这棵树，抓住这个准确的物证和意向，来延缓这场注定的“离开”，为了得到并不共享此情的老婆和孩子的理解，他把这物证与意向，辗转变成经济上的诉求，这是一个热血男人不能明说的苦衷，曲折地躲在与动迁组的纠缠中，伪装出一种捍卫自己利益的模样——但他却是不想离开。
徐老师
徐光祖老师退休前在少年寓教画画，他生长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法租界地区，往日依稀的记忆中可能只来过定海桥一次。上海曾是一个比现在更分化与区隔的城市，居民在一定的街道范围内保存自身的来历、活动和关系，仅为那里的人所知道（但可能知道得很多、知道得太多），而同其他地区的人则不相往来地、或间接地保持着好奇和对彼此的袤4板印象，徐老师成长于那个上海。
2014年冬天，他到定海桥，被深深地刺激，经过反复而慎重的思考，他在我的邀请下同意并坚定地要做半年免费的儿童绘画班。2014年的最后一天，我和他坐在居委会二楼的办公室里，楼下是终于开始对路面进行修缮的定海路市场。快要退休的居委会王主任和他多年的老朋友——这里派出所的一位老民警坐在我们对面，听我们讲要办这个绘画班的事情。
通过定海路居委会，我们顺利找到了九位生活在定海桥的女孩当他的学生。徐老师教学经验丰富，也是一位西方音乐的爱好者，他把很多大概在头脑中酝酿很久，但只有在定海桥才能大胆尝试的教学方式用在了绘画班上。譬如，他吹黑管，请她们画音乐，这些女孩中有八个是非上海户籍的孩子，即便如此，她们还是看起来比那个唯一的上海本地女孩要快乐，因为后者的家庭情况更艰难，这些都是我们慢慢知道的事情，徐老师似乎从不关心，他只在乎教学本身，他每周六都是提前做好教学规划相准备，拖着一个老年人买菜会用的拖车，带着教学用具，长途跋涉来到定海桥。他的教学充满了即兴。
2015年的6月11日，他在定海桥互助社的一楼和二楼布置了九位女孩的毕业展。他还鼓励她们除了个人作品外，要做集体创作。譬如挂在二楼他身后的一块白底的窗帘。
本来这个免费儿童美术教育课程可以圆满结束在这个欢乐的情景中。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和工作上的启发。事实上，就是他的这半年令我直接感到了互助社开始的可能性，然而此处又节外生枝了一段插曲。当时我们认识了华师大社会学系的李丽梅老师。我请她带着社会学系大二的同学对这些家庭进行访问。
华师大的学生没有像徐老师那样跟她们每周相约见面长达半年的时间，但是大学生去走访了她们的家庭，最后我邀请双方茌展览的二楼现场傲了一次讨论。我们请每一组华师大的同学，来讲一讲这些小朋友的家庭的情形。就像所有的社会学系大学生，他们充满热情地讲述采访的内容，描绘他们的见闻，分析得到的信息，并适当地发表一些意见。能够离开闵行校区来到真正的社会环境里调研，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刺激和收获了。
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徐老师默默地听。他没有对大学生的讲述发表意见，而是回报以自己青年时期的故事，他从小喜欢美术和音乐，但没有机会深造。后来上山下乡去了皖北的一个小村庄里教书。他发现很多北大的毕业生也是下放到那里，跟他做同样的基础教育。他回忆起自己在村里的小河边徘徊，突然听到莫扎特。这是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他们或许不该属于的）“流放之所”后所产生的奇观。通常被著作是特殊事件中因为政治错乱而被措置的人和地方，却构成和奠定了他对艺术与教育的基本感觉;在定海桥，这些往事成为了源泉，徐老师所讲的这个六七十年代青年人的心境，令在座的今日的青年沉默无语。
徐老师为期半年的定海轿儿童绘画班在这样的沉默中真正地结束了，他在定海桥的激励下，用这个美术班为自己一生中最关心的问题做了小结，还有托付，这不是传授他者知识和技艺的教育，而是以自我批评为前提的“社会性”的教育，在重新组织社会关系与力量的过程中开展教育，或者说，教育本身就必须是对社会力量的再组织，对固化的、趋于不义的力量结构的打乱和再分配。后来同样举办了半年时间的“定海桥晚托班”也是对他的美术班的一种不自觉回应，以把握教育体制对真实生命的压力为起点，尝试把教育的权利和教育的地平线，一再地“下放”。
低且更低，在比昨日更低的视角上理解和组织力量——教育本身的任务和属性也是如此。
姚师傅
我没有听懂过他一句话。
我在他家进门的客堂间里看到一只凳子，不知道是不是姚师傅做的，但非常吸引我，我想：他们搬家如果不要了，我很想要。
姚师傅在内江路上的家中“等待拆迁”。当时的纠纷在于他妻子家庭的内部矛盾，从而无法达成跟动迁组的协议——内部矛盾来自知青返程落户以來上海的住房政策和住房商品化以来屡次的变化，对大家庭中兄弟姐妹关系的震荡，也来自不断更迭的拆迁政策在家庭内部施加的巨大压力和真实发生的离间作用。
姚师傅是一个木工，出生在定海桥，家里是山东人。他十几岁跟着全家又搬去牡丹江市，跟一位上海女知青结婚后，又回到了定海桥女方父母家里落户，知青群体是在动迁中最困难的人，因为他们有“原罪”——作为离家太久的“归来者”，他们的“返城”意味着重新住回本已永别了的上海父母家，尤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住房最紧张的时期，这一度是上海家庭矛盾的焦点，拥挤的大家庭如何再多接纳一位、甚至几位游子？如果历史已经将你遣送去边疆，你的回归在一个高压的居住状况里，是否值得欢庆？
若干年后，在新世纪更凶猛的另一场运动——拆迁运动中，这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的一颗定时炸弹，大部分家庭在这个时候反目或解体。
当姚师傅的太太李阿姨一夜白头，姚师傅却在扩张他的木工事业，因为邻居搬走而空置的房间变成了他的物料间，因为拆迁而多余出的木材被他堆放在空房里。他把弄堂直接变成木工工作间，把各种被遗弃的物资和材料抛光、整理、清洗和重组。跟他们夫妻一起居住的儿子一家对此并不理会，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时刻，一家五口仍在不同的轨道和节奏上运行，姚师傅在他的木工轨道上沉默不语、井井有条地劳动。 有一次我见到他把一个塑料的三脚架子捡来，耐心地洗干净，放在一边晾干，我用iPad把这段过程录像下来，在互助社的小屏幕里放了一阵子，反复看，慢慢体会他如何在这个不断坍塌的废墟上，活得越来越宽敞——把无用的物料、无用的空间、无用的时间劳作为“有用”——术工的真谛。
现在，姚师傅的家和周围已经完全清空变成停车场。这时我才感到，那是一块多小的土地。几十户居民在几十年里的精彩和苦恼，被踏平之后也就是停上三十几辆小汽车。
有一次“定海谈”请来台南艺术大学的龚卓军老师，他走过定海桥之后，想起自己被拆掉的台南者家，他经常回去看那里，已经是一个山坡上的停车场，对一个曾经的家园来说，最悲惨的结果，就是变成停车场。停车场是比“被荒废的土地”多了最少的用处的那种“无用”，是最空洞的“无用”，后来，这个“停车场”又在2017年1月的一次“51人”活动中回到了昌化路977弄10-12号那个院子里，通向往日“七家树”的所在地。
“停车场”的绝望在于它是对“过渡”的最消极的应对。而在这一点上，已无法返回到这个场所继续劳作的姚师傅，是这“停车场式消极”的对立面，对姚师傅来说，最积极的“等待”，是在现场做工，把这荒唐的、消耗人心与拷问人性的“过渡”，内爆成可用的木料。
老金
老金是七零后，90年代的第一批商业摄影师，像大多数七零后那样生逢其时，他看到一张贴在互助社墙上的字条说应该办一个照相馆，就说可以啊，我就来开一个月的免费照相馆。
一个月的免费照相馆意味着：第一，它不会抢了定海桥本地照相馆的生意;第二，一个月的时间刚好让我们了解一件新的事物在社区里酝酿、发酵和发展的周期和逻辑。
我们特别印发了免费券，但没人理也没人来。这种假定人人喜欢占便宜的营销，在定海桥这样的“半熟人社会”里没有用处。照相馆每周开放两天，从2017年5月1日开张，渐入佳境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多星期，最终我们还是因为隔壁邻居黄阿姨赏脸来拍了照，有了一个好名声的开始——从而一切都好起来。到了5月24号那天（定海路的杨梅已经上市摆在桌上），老金外出送照片给养老院护工朋友，互助社里已经挤满了等老金的人。也就是说，在定海桥，只要三个星期，你（此处是老金）就可以变成一个本地好人。在人人自危的地产小区里，这是不可能的。
在欣赏街坊邻居等待老金的殷切期待中，我感受到了另一种时间，这个时间的产生，同耐心的、不紧不慢的、不善言辞的、表情略带抽搐的老金不无关系，因为老金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创造出了这样的“等待时间”，人们愿意等待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们把互助社一楼变成了聊天室，变成了自己的地方，也把来看热闹的我变成了老金照相馆里的接待人员。
等老金回来，那位背着孙子呼朋唤友而来的阿姨，主动当起了老金的助手，在老金背后，指挥她朋友做出好看的表情，老金跟他们永远其乐融融，这种熟络与亲密的建立，不花什么时间也不需要分析和计算。
老金入行是从照相馆当学徒开始，证件照最实用、利润最高;证件照事关日常生活的處境和切实需求，有时为了令自己年轻而瞒混过关，有时是为了证明当事人尚未死亡以继续领取远方的养老金。在这个修图的年代，证件照作为一种形制仍然存在并被高度信任，这是人们在充满悖论的政策缝隙中继续谋生的救命稻草，养老院的护工们请老金P图，把她们做成在风景面前穿旗袍的studio工作室）照片，老金通过淘宝满足了她们的愿望，也给她们拍了一张定海桥免费照相馆蓝色布幔前的合影，阿姨们最终觉得第二张更好，但是那桃花树下的P图版也是这一时刻的“真实写照”。
照相馆是一个用相机混淆现实的地方。真假只能在主动的混淆中，才能被辨认，老金的照相馆揭发了定海桥的品质——一个普通人主动混淆现实、努力辨认现实、互相的沃土;张胜门前的香樟树，徐老师在皖北树庄听到的莫扎特，姚师傅不断扩张的木工间，碾压一切的停车场，老金镜头前朵朵灿烂的微笑，这也解释了本文开头的两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