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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过渡型社区”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区形态，由于其特定的过渡性、不稳定性造成了社区治理难题。实现“过渡型社区”善治，除了完善社区公共设施、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也包括了协调的管理机制、富有人情味并且信任度强的关系网络，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居民精神层面的有序发展及对社区的认同。本文以徐州市P社区为例，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之上，运用布朗的社会资本层次理论，就P社区的社会资本增值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 键 词】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层次 社区治理
一、徐州市P市区的基本情况
徐州市P社区位于云龙区，处在徐州市新城区。最近几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P社区由附近的几十个村子逐渐被组建起来，这些原本农村户口的住户也就逐渐“城市居民化”，即“村转居”、“农转非”的过程。现P社区已完成三期的搬迁工程，崔庄、丁庄等村子相继落户P社区。形式上，p社区基本完成了居民化的过渡，但其实不然，其基本的制度设置、行为规范等方面依旧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明显的村民自治性。可以说，P社区是在政府强制性措施下组建起来的，农民变成居民，农村变成城市，但是居民的生活基本局限在原本生活的村落网络中，其交际空间并未拓展。从社区参与程度看，村民仍旧保持着小农的思想“自扫门前雪”，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关系仍占居民自治的主体，暂时还没有走出村民自治的固有模式。
（二）社区管理的复杂性。P社区居民构成成分复杂，既有户籍人口，又有流动人口；既有经商务工人员，又有闲散的社会人员；既有长期居住的，又有短暂居住的。而流动人口数倍与户籍人口现象又存在，这些流动人员没有社区的归属感，无形中加大了社区管理和治理的难度。而“村改居”这类过渡型社区，普遍存在原居民对于新居民抱有的“排斥”心理，有时候是战战兢兢的生活着，在P社区内存在此类现象，人际之间变得更加冷漠，而且诸如社区治安问题尤为严重。
（三）补偿金的依赖性，缺乏权力意识。P社区内的居民大多是因为征地而被安置的，因为市政规划，这些居民得到了一大笔征地金，可以说，一夜之间，这些农民变成了“大富翁”。据了解，P社区内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进行赌博，社区内明着、暗着的棋牌室数十家，按照居民的说法，我们都在啃老本。诚然，征地金能够使居民维持相当一段时间的生计。但是，生产与生活的分离，即农民失地之后，如果只是依靠市政的补贴度日，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贫困。当然，P社区内有一部分人因为失地而没有了生活的基础而心存焦虑，生活充满危机感。农民失去了根本的生活保障，“仓廪实而知礼节”，自然谈不上权利层面的需求，这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可以解释。
二、社会资本的相关概念
社会资本的概念是在资本概念泛化的结果。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资本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分。他从关系主体的角度解读，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由此可见，布迪厄认为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或群体，凭借体制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罗伯特.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彼此已经熟悉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纽带作用；另一种是把彼此不认识的人或群体联系到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桥梁作用。
由上述可见，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的可增值资源，其与社会网络休戚相关。伴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资本已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的制度设置，小到个人的生活网络。依照托马斯·福特·布朗的社会资本层次模型，可将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中观以及宏观社会资本。
具体言之，微观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自我的状态，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它以关系的形成而存在，诸如亲缘、地缘等。个人可以利用建立的社会关系获得所需的资源以及信息。中观社会资本建构在非正式制度、组织上，强调个人、团体依靠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的作用而对于资源的可获得性。宏观社会资本是指组织或是国家对于社会资本的占有，包括有效的制度规范、信任等，将组织看作是一个整体，它是嵌入在社会关系时所依赖的法律、制度、规则以及网络等。
对于徐州市P社区的治理研究，笔者是以布朗的社会资本三层次模型为参照，分别具体细化到社区微观社会资本、社区中观社会资本、社区宏观社会资本，分别体现在个人、组织以及群体上。
三、徐州市P社区的治理
笔者界定的P社区的治理是当前国内治理模式中的“混合型”模式，在此指导思想基础上，动用社会资本的力量。在这种模式下，社区的治理主体由政府组织扩展到社区内的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规划指导、提供经费等方式支持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构建，对社区的干预是宽松的，社区以自治为主。居民缺乏自组织的意识、社区公众参与度低，这是走向社区自治过程中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政府仍旧掌握着过多的公共资源，实现“政府资源与社区资源的整合”对于P社区来说，是一条较为合适的治理道路。
就社区微观社会资本而言，P社区内不少人对于社区现状相当不满，也有改变的愿望。因为P社区现在是鱼龙混杂的，社区内仍旧保持着大姓或是财富多的住户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局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村改居”、“农转非”的过程中，这些人可以充当社区领袖的角色。动员这一批人员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去，利用他们的影响力、示范先导性作用，以点带面，发挥他们的社会网络优势，逐步深入，社区的治理将会起一定的作用。
就社区中观社会资本而言，当前，P社区处在一种待建构的状态，因“村改居”的缘故，社区权力机构需进一步重组，使得原本的村庄里面的权力主体党组织出现了合并等状况，同时，社会资本得到削弱，而行政成本却又增加。当然，为了解决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第一，一定要成立社区工作站，可以将之作为社区内的一个机构，归社区党组织统一领导，承办政府下达的各项行政事务，让居委会有时间和精力专注自我发展。第二，引入NGO机构对于社区治理的参与。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和由此导致的政府治道变革，政府职能转变和企事业单位职能的转变是必然趋势。这些职能转变需要一定的承接载体。这些载体一是经济组织，二是非营利组织，其中主要的是非营利组织。通过非营利组织对政府职能的承接，一方面可以简化政府结构和政府职能，减少政府的工作人员，防止政府行为的泛化和对社会无所不在的覆盖，减少政府行政对社会发展的过度干預，给非营利组织和市场主体有充分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参与社区治理过程更加规范化，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居民自治能力建设、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可缺少的。具体到社区治理而言，一方面，可以发挥社区内社会组织的力量，通过招募义工等形式，建立一支公益性质的志愿者队伍，在社区内扮演监督者、服务者的角色等。另一方面，可以调动社工机构的参与，社会工作机构（如徐州市鹏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专业介入大大提高了社区治理的效率以及服务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直接介入与居民之间的摩擦，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就社区宏观社会资本而言，加强制度建设，促进P社区群体良性社会资本的形成，制度和规范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有社会心理的积淀上，都缺乏法治发展的必要基础和传统，特别是公众参与的权利和地位没有法律保障，致使许多公民对社会的参与都以非制度化形式出现，参与仅流于形式。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缺失，使得公民即使有参与的热情也选择不参与或“搭便车”；即使参与，耗费大量的成本也有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制约了规范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羁绊了公民政策参与的发展。要加强“村改居”过渡型社区的制度建设，用制度保证社區治理的公开、透明和有效，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和公民对治理的满意度，形成“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的氛围，促进社区内良性社会资本的有效运作和增值。
四、小结
P社区作为过渡边缘型社区，可以说现处于无组织管理的状态，社区的无序混乱更多由于管理组织缺乏，所以针对这类社区，可考虑加强居委会对其管理，进而考虑发展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的可能性。诚然，P社区的治理正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如何充分挖掘社区潜在的社会资本，如何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建设积极性，是社区管理者、治理者以及志愿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缘故，对于P社区的治理是分阶段的，循序渐进的，急于求成的治理方式只会使得事倍功半。我们都知道，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看，在计划时期为了便于政府管理而诞生的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的社区划分，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形势，对于P社区等这类“农转非”过渡型社区而言，本身就是打破原有行政村建制基础上重新成立的新兴社区，因而也就不存在社区重新划分与整合的压力了。但“新兴社区”的发展却是任重道远的，需要在重塑社会资本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整合资源，共同建设，而笔者提供的三种方式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基于P社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历史传统，从社区发展、社区建设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探究治理P社区的方法也未尝不可。
参考文献：
[1]徐永祥.社区工作[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陈潭，史海威.社区治理的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J].求索.2010（8）.
[3]严敏“征地农转非”型社区的治理研究探析[J].农村经济. 2009（1）.
【关 键 词】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层次 社区治理
一、徐州市P市区的基本情况
徐州市P社区位于云龙区，处在徐州市新城区。最近几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P社区由附近的几十个村子逐渐被组建起来，这些原本农村户口的住户也就逐渐“城市居民化”，即“村转居”、“农转非”的过程。现P社区已完成三期的搬迁工程，崔庄、丁庄等村子相继落户P社区。形式上，p社区基本完成了居民化的过渡，但其实不然，其基本的制度设置、行为规范等方面依旧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明显的村民自治性。可以说，P社区是在政府强制性措施下组建起来的，农民变成居民，农村变成城市，但是居民的生活基本局限在原本生活的村落网络中，其交际空间并未拓展。从社区参与程度看，村民仍旧保持着小农的思想“自扫门前雪”，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关系仍占居民自治的主体，暂时还没有走出村民自治的固有模式。
（二）社区管理的复杂性。P社区居民构成成分复杂，既有户籍人口，又有流动人口；既有经商务工人员，又有闲散的社会人员；既有长期居住的，又有短暂居住的。而流动人口数倍与户籍人口现象又存在，这些流动人员没有社区的归属感，无形中加大了社区管理和治理的难度。而“村改居”这类过渡型社区，普遍存在原居民对于新居民抱有的“排斥”心理，有时候是战战兢兢的生活着，在P社区内存在此类现象，人际之间变得更加冷漠，而且诸如社区治安问题尤为严重。
（三）补偿金的依赖性，缺乏权力意识。P社区内的居民大多是因为征地而被安置的，因为市政规划，这些居民得到了一大笔征地金，可以说，一夜之间，这些农民变成了“大富翁”。据了解，P社区内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进行赌博，社区内明着、暗着的棋牌室数十家，按照居民的说法，我们都在啃老本。诚然，征地金能够使居民维持相当一段时间的生计。但是，生产与生活的分离，即农民失地之后，如果只是依靠市政的补贴度日，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贫困。当然，P社区内有一部分人因为失地而没有了生活的基础而心存焦虑，生活充满危机感。农民失去了根本的生活保障，“仓廪实而知礼节”，自然谈不上权利层面的需求，这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可以解释。
二、社会资本的相关概念
社会资本的概念是在资本概念泛化的结果。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资本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分。他从关系主体的角度解读，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由此可见，布迪厄认为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或群体，凭借体制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罗伯特.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彼此已经熟悉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纽带作用；另一种是把彼此不认识的人或群体联系到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桥梁作用。
由上述可见，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的可增值资源，其与社会网络休戚相关。伴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资本已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的制度设置，小到个人的生活网络。依照托马斯·福特·布朗的社会资本层次模型，可将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中观以及宏观社会资本。
具体言之，微观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自我的状态，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它以关系的形成而存在，诸如亲缘、地缘等。个人可以利用建立的社会关系获得所需的资源以及信息。中观社会资本建构在非正式制度、组织上，强调个人、团体依靠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的作用而对于资源的可获得性。宏观社会资本是指组织或是国家对于社会资本的占有，包括有效的制度规范、信任等，将组织看作是一个整体，它是嵌入在社会关系时所依赖的法律、制度、规则以及网络等。
对于徐州市P社区的治理研究，笔者是以布朗的社会资本三层次模型为参照，分别具体细化到社区微观社会资本、社区中观社会资本、社区宏观社会资本，分别体现在个人、组织以及群体上。
三、徐州市P社区的治理
笔者界定的P社区的治理是当前国内治理模式中的“混合型”模式，在此指导思想基础上，动用社会资本的力量。在这种模式下，社区的治理主体由政府组织扩展到社区内的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规划指导、提供经费等方式支持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构建，对社区的干预是宽松的，社区以自治为主。居民缺乏自组织的意识、社区公众参与度低，这是走向社区自治过程中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政府仍旧掌握着过多的公共资源，实现“政府资源与社区资源的整合”对于P社区来说，是一条较为合适的治理道路。
就社区微观社会资本而言，P社区内不少人对于社区现状相当不满，也有改变的愿望。因为P社区现在是鱼龙混杂的，社区内仍旧保持着大姓或是财富多的住户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局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村改居”、“农转非”的过程中，这些人可以充当社区领袖的角色。动员这一批人员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去，利用他们的影响力、示范先导性作用，以点带面，发挥他们的社会网络优势，逐步深入，社区的治理将会起一定的作用。
就社区中观社会资本而言，当前，P社区处在一种待建构的状态，因“村改居”的缘故，社区权力机构需进一步重组，使得原本的村庄里面的权力主体党组织出现了合并等状况，同时，社会资本得到削弱，而行政成本却又增加。当然，为了解决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第一，一定要成立社区工作站，可以将之作为社区内的一个机构，归社区党组织统一领导，承办政府下达的各项行政事务，让居委会有时间和精力专注自我发展。第二，引入NGO机构对于社区治理的参与。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和由此导致的政府治道变革，政府职能转变和企事业单位职能的转变是必然趋势。这些职能转变需要一定的承接载体。这些载体一是经济组织，二是非营利组织，其中主要的是非营利组织。通过非营利组织对政府职能的承接，一方面可以简化政府结构和政府职能，减少政府的工作人员，防止政府行为的泛化和对社会无所不在的覆盖，减少政府行政对社会发展的过度干預，给非营利组织和市场主体有充分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参与社区治理过程更加规范化，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居民自治能力建设、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可缺少的。具体到社区治理而言，一方面，可以发挥社区内社会组织的力量，通过招募义工等形式，建立一支公益性质的志愿者队伍，在社区内扮演监督者、服务者的角色等。另一方面，可以调动社工机构的参与，社会工作机构（如徐州市鹏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专业介入大大提高了社区治理的效率以及服务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直接介入与居民之间的摩擦，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就社区宏观社会资本而言，加强制度建设，促进P社区群体良性社会资本的形成，制度和规范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有社会心理的积淀上，都缺乏法治发展的必要基础和传统，特别是公众参与的权利和地位没有法律保障，致使许多公民对社会的参与都以非制度化形式出现，参与仅流于形式。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缺失，使得公民即使有参与的热情也选择不参与或“搭便车”；即使参与，耗费大量的成本也有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制约了规范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羁绊了公民政策参与的发展。要加强“村改居”过渡型社区的制度建设，用制度保证社區治理的公开、透明和有效，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和公民对治理的满意度，形成“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的氛围，促进社区内良性社会资本的有效运作和增值。
四、小结
P社区作为过渡边缘型社区，可以说现处于无组织管理的状态，社区的无序混乱更多由于管理组织缺乏，所以针对这类社区，可考虑加强居委会对其管理，进而考虑发展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的可能性。诚然，P社区的治理正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如何充分挖掘社区潜在的社会资本，如何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建设积极性，是社区管理者、治理者以及志愿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缘故，对于P社区的治理是分阶段的，循序渐进的，急于求成的治理方式只会使得事倍功半。我们都知道，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看，在计划时期为了便于政府管理而诞生的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的社区划分，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形势，对于P社区等这类“农转非”过渡型社区而言，本身就是打破原有行政村建制基础上重新成立的新兴社区，因而也就不存在社区重新划分与整合的压力了。但“新兴社区”的发展却是任重道远的，需要在重塑社会资本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整合资源，共同建设，而笔者提供的三种方式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基于P社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历史传统，从社区发展、社区建设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探究治理P社区的方法也未尝不可。
参考文献：
[1]徐永祥.社区工作[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陈潭，史海威.社区治理的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J].求索.2010（8）.
[3]严敏“征地农转非”型社区的治理研究探析[J].农村经济. 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