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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京剧史，就必须提到科班“喜连成”。这个科班的历史地位，并不逊色于当初的“四大徽班”。
说起“喜连成”，又必须提到一个人——牛子厚。牛子厚，名秉坤。他的曾祖父从山西逃荒到吉林，从开大车店起家，做起了生意。生意越做越大，到了第四代传人牛子厚，牛家已经成为当时北方的四大家族之一。
有一年，喜欢戏曲的牛子厚从北京请来了“四喜班”演出，并结识了艺人叶春善。这位叶春善，是“四喜班”的台柱。当时八国联军已经进了北京，好多艺人为生计弃艺从商，京剧陷入衰败。1901年，牛子厚嘱托叶春善组织科班，但叶春善一直推辞。直到1904年叶春善才答应了牛子厚的恳请。因为牛子厚的3个儿子分别叫喜贵、连贵和成贵，于是将科班定名为“喜连成”，牛子厚为班主，叶春善任社长。
叶春善回到北京后，在北平琉璃厂买了间房，收容了6个无家可归的孤儿，教习京剧。这6个学生，以科班名字头一个“喜”字排行，就是后来所称的“六大弟子”。继他们之后，又陆续招收了70多人。
学生多了，叶春善一个人精力有限，就聘请了数位教师入社，科班也搬到了虎坊桥。到了1905年，第一科学生在广和楼正式登台演唱，挑帘即红，每天满座。唱了一年，北平人士全知道有个“喜连成”。
1912年，民国初建，市面萧条，牛子厚因家务纷繁，无法兼顾，将“喜连成”转让给沈昆。沈家改社名为“富连成”。这时已经有“喜”、“连”两科学生，第三科排“富”字，以后就是“盛”、“世”、“元”、“韵”、“庆”JL4"字。到了1948年，因时局巨变无力延续，“富连成”停办。
“喜连成”和“富连成”存世44年，共培养8科学生计900余人，这是20世纪驰骋京剧舞台、传承京剧艺术、推动京剧发展的一支中坚力量，其中不乏自创一派、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Ⅱ向的艺术大师，而承前启后、开一代新风的戏剧名家更是不胜枚举。
随着开场锣鼓响起，今天的主角该粉墨登场了。他就是“连”字辈学员、后来创立了“马派”的老生马连良。
“喜连成”正在这儿演戏，激越的胡琴、鼓板之声以及艺人高亢的嗓音，隐隐地传到戏园后的院子里。院子里站着6个孩子以及七八个大人，大人们焦急而又不安地踱着方步，而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在相互嬉戏、追逐。
几个钟头过去了，戏园里传来一阵嘈杂之声，很快归于平静。这时，戏园通往后院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两位师傅模样的人。大人们忙招呼小孩在师傅面前排好队。两位师傅逐一仔细端详了这6个孩子，还让孩子开口“啦——”了几句。接着，两人小声嘀咕了几句，然后冲着孩子们指点着，说：“这两个留下，那4个回家吧！”
原来，这是“喜连成”在招收新的学员，刚才就是考试。到1906年时，“喜”字辈的学生已经学会不少戏，从这时候科班就正式对外公演了。于是科班又对外招收了30多名学生，这就是二科“连”字班的学员。
那一天，被留下的两个孩子，一个就是马连良，一个是马连昆。出来主考的老师，其中一位就是总教练萧长华。
马连良体形瘦小，科班安排他学武生。马连良聪明认真，又有上乘的天赋条件，所以学起戏来很快，时间不长已经能参加演出了。一次演出，开场戏是《天官赐福》。老师一时找不到老生行能扮天官这个角色的人，知道马连良平时好学，就让他顶上了。
结果，他还真的唱得满宫满调。几位老师看过他这出《天官赐福》，觉得他改学老生更合适，从这儿起他就开始学习老生戏了。
1910年，在文明茶园有一场义务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生泰斗谭鑫培与陈德霖合作演出的压轴戏《朱砂痣》。
那天，谭鑫培为什么单要上这一出？原来这出戏，过去是和谭鑫培齐名的另一老生孙菊仙的拿手戏。谭鑫培争强好胜，坚持要唱这出《朱砂痣》，也让观众欣赏一下谭派风格的这出老戏。梅花白雪，各逞风骚。
艺人的阵容相当硬整，只是这里还缺一个娃娃生——天赐。谭鑫培点名找“喜连成”要个娃娃生扮演天赐。这边叶春善一听谭鑫培跟自己要人，几位一考虑，推荐了马连良。
天赐这个活儿，有唱、有念，还要表演出他得知面前站着的这个老员外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父亲之后感情上的震动，表演要有激情。那天演出效果棒极了！马连良上得台去，一不慌，二不忙，词儿一句没错没落下，位置步步都是地方。
台上的谭鑫培、陈德霖也都特别兴奋，认为这小孩是块唱戏的好料子。
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到1917年3月底，馬连良学业已满。算起来共在科班连学带演8年整，那年他17岁。
在这一天出科的，连马连良在内一共有“连”字辈学员8人。出科之后，可以继续留在科班上戏园演出，这就算是搭班演出的艺人了。这8个出科学徒中，只有马连良一个人提出要到外面去闯练闯练。
马连良的三叔马昆山，专工老生，久在江南，常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唱戏。这位三叔前几年回北京时，看过侄子的演出，对他的前途抱很大希望。说来也巧，侄子满科之时，正赶上福州委托他组织一批人去演唱。
于是，马昆山请出他的兄长马西园，再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春轩、连良，到了上海，约上其他艺人，一同前往福州。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也是很繁荣的商埠，京戏有一定市场。在福州头天“打炮戏”是连良、春轩弟兄合演的《借赵云》。这出戏以念白、表演为主，哥俩一唱就红了。在福建大约待了一年，上座一直不衰。后来马昆山和马西园爷几个商量，“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也不能总在一个地方转悠。后来马昆山和哥哥一同把马连良带回上海，专工小生的春轩仍留在福建搭班唱戏。后来，马春轩由于瘟疫病故福建。
1918年9月，马连良又回到了离别一年多的故乡——北京。
一回到北京，马连良就去了富连成科班，见了叶春善，提出想回科班。叶春善心里十分高兴，满脸笑容地说：“出科后的学生，提出再回科班的，你算头一个，我满足你这个要求。” 1918年10月1日，在广和楼，大轴戏由马连良与小生茹富兰合演《八大锤·断臂说书》，作为他重返科班的首场亮相。
到1921年底，马连良二次投师“富连城”，一晃又3年过去了。这时他已然弱冠，是将近21岁的大小伙子了。
叶春善找马连良谈话，说：“我看差不多了，你可以出科了。再留下去，就把你的好时候给耽误了。”
寒晨清冽，微风拂面。阵阵桂花香飘过，深深地嗅了口，甜甜的味道，带着几许醉人肠的醺然。马连良的登场，如此曼妙，又如此喧哗。心如花，静若柳，心绪不慌又不乱。
1922年，二次出科的马连良，又被叔父马昆山约到上海去了。
这次上海演出，马昆山给马连良定的头衔是“著名谭派须生”，安排演出的是谭派戏，“每日准演谭门本派佳剧”。
开演之前，亦舞台的老板找马连良定“打炮戏”。马连良说：“演《南阳关》。”这是一出文武并重的谭派戏。
果然海报一经贴出，买票者就蜂拥而来。到正式公演的时候，马连良扮演的伍云召甫一亮相：精神、俊逸，浑身带着一股帅劲。观众们情不自禁地就给这个漂亮老生喊了一个碰头好。唱念做打，有板有眼，字正腔圆，有味有韵。
继《南阳关》之后，又连贴了许多谭派名剧。贴一出，满一出；唱一出，红一出。唱满了一期，再续一期，一连续了好几期，唱了几个月上座不衰。
在上海演出期间，马连良还与白牡丹（荀慧生）合作演出了《打渔杀家》。
演这出戏前还有个小插曲。当时上海的剧评界在谈论谭鑫培当年演《打渔杀家》的萧恩时究竟穿什么鞋，一派说是“鱼鳞洒鞋”，一派说是“薄底靴子”，争论不休，大打笔墨官司。
马连良赶快给北京的王瑶卿写了封信，询问谭鑫培到底穿什么鞋。王瑶卿回信说：“谭先生穿鱼鳞洒鞋时多，可也穿过薄底靴子，两派的说法都不能说没有依据。”
演出这天，两派的观众都早早来到戏院。马连良饰演的萧恩上场了，大伙先注视脚上，结果是鱼鳞洒鞋。于是，一派人马喜笑颜开，大为鼓掌：另一派如同吃了当头一棒。等到萧恩第二场出场时，再往脚底下一看，马连良换了薄底靴子。原先垂头不语的一派，精神又为之一振。
马连良用这种鞋、靴两穿的办法，为双方调解了矛盾，平息了这场争论，双方谁也没伤面子。
1922年年底，马连良回到北京，搭上了名旦尚小云挑班的“玉华社”。尚小云虽然这时只有22岁，可是已经红得发紫。“玉华社”是当时有名的大班，头牌是第一流的，二牌、三牌齐整称职，阵容强大，演出有水平、有分量。马连良从上海回来，想进个大班一试身手，这一回终于如愿以偿。
加入“玉华社”后，马连良的“打炮戏”是和尚小云联袂演出的全部《宝莲灯》。尚小云嗓子冲，有铁嗓钢喉之美誉，马连良虽然嗓子还没完全恢复，但他扮演的刘延昌，把他对两个娇儿爱莫能助又难舍难分的复杂感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佐以名净侯喜瑞扮演的秦灿，凶狠残暴，活灵活现。这出戏里，生、旦、净交相辉映，声色夺人。
紧接着，马连良和名旦王瑶卿合作演出了谭派名剧《珠帘寨》。《珠帘寨》是谭鑫培的代表戏。谭鑫培一生之中曾经6次到上海演出，在前5次演出中，各谭派名剧应有尽有，唯独没有这出《珠帘寨》。到了1919年夏末，谭鑫培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上海演出，才演出这出文武带打又有喜剧色彩的《珠帘寨》。据说这一天观众之多，连站着的隙地都找不着，“座客之盛为三十年来所未有”。
然而，谭鑫培去世后，能把《珠帘寨》唱全的只有余叔岩。“喜连成”头、二两科学生没有教习这出戏。有一次，谭鑫培演出《珠帘寨》，马连良在舞台上跑过龙套。出科后，他为学这出戏下了很大的功夫，多次观摩余叔岩的这出戏，连看带偷把李克用的唱腔、做表和开打对刀都记下来了，只缺个本子。父亲马西园遍托熟人，找到了这出戏的本子。马连良真是如获至宝，对照剧本仔细复习，做了充分的准备。
此时，到了亮“相”的时候。结果，又唱了个“满堂红”。从一开锣到扎住戏，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1923年春天，上海戏园又邀请尚小云和马连良同到上海演出。这一去十分顺利，在上海唱了半年多才载誉返京。
尚、马回京后，两个人搭入了“双庆社”，尚小云挂头牌，马连良二牌。
转瞬冬去春来，时间到了1924年。当万紫千红开遍的时候，马连良又赴上海演出。在这期间，有一件梨园佳话，應该大书特书，这就是马连良与麒麟童（周信芳）在老天蟾舞台来了一场“马、麒合作”。
两位“老生”相见，没有表现出丝毫“同行是冤家”的情状，而是“惺惺相惜、精诚合作”。两个人合作的剧目有全部《三国志》（《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马连良演全部孔明，周信芳前演鲁肃后扮关羽。马连良得了个“活孔明”的美誉，周信芳也得了个“活鲁肃”的称号。又演了《十道本》，马演李渊，以唱为主；周演褚遂良，以念当先。又演了《战北原》，马演孔明，前唱后念：周演郑文，做表吃重。再演了《摘缨会》《鸿门宴》。
秋风送爽的时候，马连良又回到了北京，加入了荣蝶仙的“和胜社”，由名旦朱琴心和马连良并列头牌。
朱琴心，名琇，祖籍浙江湖州，生于上海，有较高的文化基础，并懂英文。17岁来北京供职于北京协和医院，当英文速记员。他是京剧票友，后正式下海，为当时青衣花旦中的上乘角色。
1924年11月，由老戏园子改建的“华乐戏园”竣工，约请马、朱二位做开幕演出。这天马连良演《盗宗卷》。观众情绪十分热烈。戏园老板当机立断，邀请两位今后每逢星期日前往演出日场戏。当时的名角多不演出日场戏。马、朱二位破例，在华乐园演日场戏，每场都座无虚席。
人生就如同柳槐榆杨，跟着阳光经历荣枯。一些过眼云烟的荣华，大都是稍纵即逝：一些高高在上的头衔，却是艰辛所得。
这一天，朱琴心演出他独一份的拿手戏《阴阳河》。那一天观众十分踊跃，过道里也都是观众。这出戏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原来这戏里有点特殊的噱头……这出戏，旦角以鬼魂出现，往阴阳河去挑水时，使用很多梆子传统的魂子步、云步和优美的舞蹈动作。这出戏是朱琴心根据秦腔改编的，也是他的拿手戏。特殊的表现在于：挑着的木桶，是玻璃制成的桶形灯，里头点着蜡烛。场上灯暗时，两只桶灯舞将起来，忽闪忽闪，不仅新鲜好看，更制造了幽冥鬼蜮的氛围。每演到此，台下都是掌声貫耳。不想什么事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这一次演出，正当朱琴心来回换肩、上下舞动桶灯时，不料蜡烛火焰燃着了挂在他头上用白纸条子制作的“鬼发”。霎时一团火起，把他的脸部严重烧伤。
朱琴心不能再演了，立即返回北京疗伤。后面还有两场《阴阳河》，戏票早已售出，怎么办？退票，损失太大，何况后面还有三四场戏的合同呢……剧场经理要求改换剧目，由马连良独挑唱大轴，把这一期的演出按合同演完。
思来想去，马连良一咬牙，还是演吧！决定亮出自己的看家戏全部《一捧雪》来顶替《阴阳河》。天津的观众果然懂戏，两场《阴阳河》卖出去的票，没有一张退的。演出那天，观众自始至终情绪高涨。
“你可以自己挑班了，回北京就进行吧！”朋友们这样说。
1927年6月，马连良自己挑班了，理所当然由他“挂头牌”。班名“春福社”。
此时，马连良27岁，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
马连良从1917年3月从“富连城”出身，到福建跑码头，返京后二进“富连成”，再出科搭尚小云、朱琴心等名班演戏，历时整整10年。
“春福社”第一天亮相，马连良以《定军山》“打炮”。
《定军山》又名《一战成功》，口彩好。此次，马连良还特邀老伶工钱金福扮演夏侯渊、王长林扮演夏侯尚。当年，谭鑫培演《定军山》，就是这两位配的戏。谭鑫培去世后，余叔岩唱这出《定军山》，也特邀这两位助演。如今，马连良以“正宗谭派”为号召，以高包银请来了这两位帮忙，给“春福社”大大壮了门面，提高了身价。
自挑头牌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去一次上海——
1927年，与苟慧生再次合演于上海亦舞台，两位倒换着演大轴。
1928年，亦舞台换了新老板，改称申江亦舞台，马连良又与盖叫天合作演出，新排了《宝莲灯》，可以算是京剧《宝莲灯》的最早演出本。
1929年，马连良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同年冬又被约到大舞台演出。接近而立之年，他的嗓音出奇的好。演出场场满座，盛况可观。原定只演一个月，后经戏院一再要求，又续了半个月。这次在上海，他还灌制了《取南郡》《讨荆州》《翠屏山》等很多唱片。这次灌制的唱片中，《龙虎斗》一片，用的是难度极大、高亢激越的“唢呐腔”，这在以往的唱片里是没有的。
这一年年底，梅兰芳赴美国演出，由上海启程。行前与马连良合演了《探母回令》《二堂舍子》《打渔杀家》《三娘教子》。
1930年秋天，马连良又组建了自己的班社“扶风社”，自己当老板、自己当主演。这个班存在的时间很长，从1930年一直唱到1948年，差不多有20个年头。
选什么剧目“打炮”？思来想去，马连良决定上演《四进士》。
京剧舞台上的《四进士》，最早即由老生孙菊仙所创演。过去，马连良除去学谭外，很多的唱腔吸收了孙派的唱法，讲究气口、气息。后来，马连良想：“干吗不堂而皇之地拜师呢？”身在天津的孙菊仙慨然答应。孙菊仙不仅详细说了老生演唱、念白的许多技巧，还给他传授了《四进士》《渑池会》等戏的唱、念精髓。天津一行，马连良收获颇丰。一年之后，91岁的孙菊仙逝世于天津。
当时“扶风社”的阵容，生、旦、净、丑，都是好艺人。《四进士》这场戏从头到尾，都演得精彩，人人卖力，个个当先，观众十分满意。“扶风社”来了个“开门红”。
马连良从艺之初，登报纸和写海报，都冠以“正宗谭派老生”头衔。但他挂头牌、独当一面之后，演出的剧目以新挖掘整理的老戏居多，这些戏都不是谭派剧目：而且腔调、身段、动作，还有服装扮相、音乐伴奏等等，也都有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一个新的流派已然从谭派的母体中，经过20年的孕育发展，渐渐地、谨慎地剥离出来，而一朝分娩呱呱落地了。这便是马派。
在这之前，继承了谭派又发展了谭派的余叔岩，以他声腔的精美绝伦、身段的美轮美奂，创造了余派，而唱腔高耸入云、新戏迭出的高庆奎，也创造了高派，再加上后来居上的马派，成为京剧老生界的三大流派。因此，人们便尊称余叔岩、高庆奎和马连良为老生“三大贤”。
不久，又有了“四大须生”的说法，指的是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和言菊朋四人，也称为“前四大须生”。后来，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余叔岩、高庆奎均已息影舞台，言菊朋在1942年与世长辞。因此，马连良又与新崛起的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被人们称为“后四大须生”。
1930年冬天，马连良又去了上海演出。回到北平后，在前门外的第一舞台，为江西赈灾筹款举办了一场义演，大轴是谭派的代表剧目《定军山》《阳平关》。主办人想到了马连良，约请他演《定军山》。不少观众说：“过去就知道余叔岩靠把戏好，没想到马连良的靠把戏也这么漂亮！”
转过年来的1931年，马连良与麒麟童（周信芳）有了第二次携手。
7年以前，也就是1924年，马、麒曾合作过一次，这次是梅花二度开。轻车熟路，自然演得出神入化，堪称精品。
马、麒合作在天津产生轰动效应，驰誉全国。麒麟童那年38岁，马连良31岁。从此便开始了“南麒北马”的说法。
1932年冬天，马连良又去了上海演出。 1933年，马连良的“扶风社”，艺人阵容有所调整和增加。小生叶盛兰来了，其在富连成科班学艺时便崭露头角，是有名的“科里红”。叶盛兰刚刚出科，马连良主动去找叶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师傅叶春善，请求师傅允准叶盛兰到“扶风社”搭班，任三牌小生。叶春善一口答应。从1933年叶盛兰加入“扶风社”后，和马连良精诚合作了十几年。
一年又一年。1935年夏天，父亲马西园去世。马连良辍演半年，到冬季才应南京之约，离京赴宁。在南京演出的时候，上海的孙兰亭约请他为新开办的新光影剧院做开幕演出，于是他又一次到了上海。
1936年1月，新剧院开张，名角儿重返上海，观众蜂拥，连日客满。一天，马连良演日场戏《法门寺》。散戏后，后台来了一对外国伉俪。经介绍才知道，穿大衣的绅士原来是驰名全球的喜剧大师卓别林。这位幽默大师喜欢上了戏里的小太监贾桂，而且竟然想和马合作，他演贾桂。后来他想了想，知道不可能，便要求让他先化一个贾桂的扮相。可是，离晚场开戏没多长时间了。最后，来自东西方的两位艺术大师只能一起合了个影。
又过年了。1937年冬，上海又一个新式大剧院黄金大戏院落成开幕，特请马连良携“扶风社”参加庆祝演出。这时“扶风社”人才济济，但二牌旦角空缺，必须赶紧物色到一个理想的二牌正工青衣。
有人给马连良介绍了张君秋。1936年《立言报》公开投票选举“四大童伶”，张君秋为其中之一。马连良提出先看看这个童伶的演出，于是专门安排了张君秋演了一出《审头刺汤》。戏演到一半，马连良就为张君秋明丽的扮相、甜亮的嗓子所倾倒，当即拍板：去上海的二牌旦角非张君秋莫属。
此时的张君秋虽然只有17岁，但扮相极俊，嗓音极甜。与马连良合演《苏武牧羊》，他身穿旗装，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明眸皓齿，又说得一口流利清脆的京白，与马连良的极美极俏的秋香色短斗篷、苍老而甜润的念白，真是珠联璧合、交映生辉。
当然，马连良也有“砸锅”的时候。1940年年底，“扶风社”到天津演唱，马连良就出了错。
马连良出的错是在《八大锤》上，跟头两天演的《要离刺庆忌》有连带关系。《八大锤》里王佐诈降金兀术，用的苦肉计是砍掉一只胳膊。《要离刺庆忌》里，要离诈降庆忌，用的苦肉计也是砍掉一只胳膊。但是，两个剧目不同的是，要离砍的是右臂，王佐断的是左臂。
在剧中，王佐见兀术，用右手拿着断了的胳膊，左边的袖子空空的，穿的還是断臂时的那件黑褶子。这是正确的。到了下一场，王佐换了一件宝蓝色褶子上场了。可是已断的左手却拿着道具画轴，右臂却被腰系的黄丝绦捆着。一小会儿观众醒过神来了，开始是交头接耳，继而是一阵骚动，最后终于爆发。台下倒好四起，马连良也猛然悟到是自己弄错了，怎么办？只好将错就错，咬着牙往下演吧。台底下就像开了锅，乱成一片……
这场事故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原来，王佐见兀术一场下来后，王佐要换褶子，后台服装组错把当天的戏码儿与前天演的《要离刺庆忌》记混了，把本来应该让马连良右胳膊伸进褶子的袖子里，却换成了左胳膊。马连良中午应酬朋友喝了点酒，精神有点疲倦，没有察觉，一迈步就出场了。
前台一乱，后台也惊了。这可怎么办？该叶盛兰饰演的陆文龙上了，看他有什么主意没有。
叶盛兰一上来，声音高到最大的调门，抬手投足大卖力气，台底下的噪声稍微小了一点。马富禄扮演的乳娘也在场上，自然也是强烈地呼应。3个人配合默契，竟然创造了一种无我的最高的艺术氛围，在很短的时间里，台下的骚乱被制止了。剧场内，先是变得鸦雀无声，继而是轰鸣般的掌声。
看过那场的戏剧评论家吴小如说：那场“说书”是他们3个人情绪最饱满、合作最紧密，因而效果也最好的一次空前精彩的演出。
说梅兰芳，必须说他的八卦情史，说马连良，则必须说他的请客菜单。
马连良可是民国有名的“吃家”，最爱吃前门外教门馆两益轩饭庄的烹虾段。每逢渤海对虾上市，他必请好友同往。叫这道菜时，必吩咐要“分盘分炒”。即炒三五对虾，用八寸盘盛上。吃完一盘，再炒一盘。有时连吃三四盘。
抗战胜利后，马连良一度还将西来顺的头灶，延为特约厨师，饭庄熄火，厨师便来到马家做消夜。那时梨园的各路俊杰，无不以一尝马家的鸡肉水饺、素炸羊尾等菜肴为天大的口福。如有演出，与他同台的艺人和乐师在散戏之后，也必受邀到马宅吃夜宵。
马连良的吃就和他唱的戏一样，前者精致到挑剔，后者挑剔到精致。马连良吃爆羊肉，专门叫伙计到“春华斋”买大鸭梨，洗净，切粗丝，备用。爆肉好了，临出锅时放入。这道“爆肉梨丝”，后来成为名菜。
马连良还喜欢泡澡。只要晚上有戏，他下午一定去澡堂。有时在泡澡泡舒服了以后，他还不忘溜达到金鱼胡同的餐厅喝一碗鲍鱼汤。
一曲沉稳的吟唱，舒缓而钟情，晚风里舒卷着桂花的味道，清冽幽香。一枚皎洁的圆月，沉寂而柔美，岁月充满了葱茏的纹路，安详宁静。
大戏结束了，主角该下场了。一韵袅袅余音，被他的万分虔诚，挥洒成了永不凋落的霞光。
（本文摘自《曲终人未散：民国梨园那些角儿》，陆阳著）
说起“喜连成”，又必须提到一个人——牛子厚。牛子厚，名秉坤。他的曾祖父从山西逃荒到吉林，从开大车店起家，做起了生意。生意越做越大，到了第四代传人牛子厚，牛家已经成为当时北方的四大家族之一。
有一年，喜欢戏曲的牛子厚从北京请来了“四喜班”演出，并结识了艺人叶春善。这位叶春善，是“四喜班”的台柱。当时八国联军已经进了北京，好多艺人为生计弃艺从商，京剧陷入衰败。1901年，牛子厚嘱托叶春善组织科班，但叶春善一直推辞。直到1904年叶春善才答应了牛子厚的恳请。因为牛子厚的3个儿子分别叫喜贵、连贵和成贵，于是将科班定名为“喜连成”，牛子厚为班主，叶春善任社长。
叶春善回到北京后，在北平琉璃厂买了间房，收容了6个无家可归的孤儿，教习京剧。这6个学生，以科班名字头一个“喜”字排行，就是后来所称的“六大弟子”。继他们之后，又陆续招收了70多人。
学生多了，叶春善一个人精力有限，就聘请了数位教师入社，科班也搬到了虎坊桥。到了1905年，第一科学生在广和楼正式登台演唱，挑帘即红，每天满座。唱了一年，北平人士全知道有个“喜连成”。
1912年，民国初建，市面萧条，牛子厚因家务纷繁，无法兼顾，将“喜连成”转让给沈昆。沈家改社名为“富连成”。这时已经有“喜”、“连”两科学生，第三科排“富”字，以后就是“盛”、“世”、“元”、“韵”、“庆”JL4"字。到了1948年，因时局巨变无力延续，“富连成”停办。
“喜连成”和“富连成”存世44年，共培养8科学生计900余人，这是20世纪驰骋京剧舞台、传承京剧艺术、推动京剧发展的一支中坚力量，其中不乏自创一派、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Ⅱ向的艺术大师，而承前启后、开一代新风的戏剧名家更是不胜枚举。
随着开场锣鼓响起，今天的主角该粉墨登场了。他就是“连”字辈学员、后来创立了“马派”的老生马连良。
登场
“喜连成”正在这儿演戏，激越的胡琴、鼓板之声以及艺人高亢的嗓音，隐隐地传到戏园后的院子里。院子里站着6个孩子以及七八个大人，大人们焦急而又不安地踱着方步，而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在相互嬉戏、追逐。
几个钟头过去了，戏园里传来一阵嘈杂之声，很快归于平静。这时，戏园通往后院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两位师傅模样的人。大人们忙招呼小孩在师傅面前排好队。两位师傅逐一仔细端详了这6个孩子，还让孩子开口“啦——”了几句。接着，两人小声嘀咕了几句，然后冲着孩子们指点着，说：“这两个留下，那4个回家吧！”
原来，这是“喜连成”在招收新的学员，刚才就是考试。到1906年时，“喜”字辈的学生已经学会不少戏，从这时候科班就正式对外公演了。于是科班又对外招收了30多名学生，这就是二科“连”字班的学员。
那一天，被留下的两个孩子，一个就是马连良，一个是马连昆。出来主考的老师，其中一位就是总教练萧长华。
马连良体形瘦小，科班安排他学武生。马连良聪明认真，又有上乘的天赋条件，所以学起戏来很快，时间不长已经能参加演出了。一次演出，开场戏是《天官赐福》。老师一时找不到老生行能扮天官这个角色的人，知道马连良平时好学，就让他顶上了。
结果，他还真的唱得满宫满调。几位老师看过他这出《天官赐福》，觉得他改学老生更合适，从这儿起他就开始学习老生戏了。
1910年，在文明茶园有一场义务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生泰斗谭鑫培与陈德霖合作演出的压轴戏《朱砂痣》。
那天，谭鑫培为什么单要上这一出？原来这出戏，过去是和谭鑫培齐名的另一老生孙菊仙的拿手戏。谭鑫培争强好胜，坚持要唱这出《朱砂痣》，也让观众欣赏一下谭派风格的这出老戏。梅花白雪，各逞风骚。
艺人的阵容相当硬整，只是这里还缺一个娃娃生——天赐。谭鑫培点名找“喜连成”要个娃娃生扮演天赐。这边叶春善一听谭鑫培跟自己要人，几位一考虑，推荐了马连良。
天赐这个活儿，有唱、有念，还要表演出他得知面前站着的这个老员外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父亲之后感情上的震动，表演要有激情。那天演出效果棒极了！马连良上得台去，一不慌，二不忙，词儿一句没错没落下，位置步步都是地方。
台上的谭鑫培、陈德霖也都特别兴奋，认为这小孩是块唱戏的好料子。
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到1917年3月底，馬连良学业已满。算起来共在科班连学带演8年整，那年他17岁。
在这一天出科的，连马连良在内一共有“连”字辈学员8人。出科之后，可以继续留在科班上戏园演出，这就算是搭班演出的艺人了。这8个出科学徒中，只有马连良一个人提出要到外面去闯练闯练。
马连良的三叔马昆山，专工老生，久在江南，常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唱戏。这位三叔前几年回北京时，看过侄子的演出，对他的前途抱很大希望。说来也巧，侄子满科之时，正赶上福州委托他组织一批人去演唱。
于是，马昆山请出他的兄长马西园，再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春轩、连良，到了上海，约上其他艺人，一同前往福州。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也是很繁荣的商埠，京戏有一定市场。在福州头天“打炮戏”是连良、春轩弟兄合演的《借赵云》。这出戏以念白、表演为主，哥俩一唱就红了。在福建大约待了一年，上座一直不衰。后来马昆山和马西园爷几个商量，“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也不能总在一个地方转悠。后来马昆山和哥哥一同把马连良带回上海，专工小生的春轩仍留在福建搭班唱戏。后来，马春轩由于瘟疫病故福建。
1918年9月，马连良又回到了离别一年多的故乡——北京。
一回到北京，马连良就去了富连成科班，见了叶春善，提出想回科班。叶春善心里十分高兴，满脸笑容地说：“出科后的学生，提出再回科班的，你算头一个，我满足你这个要求。” 1918年10月1日，在广和楼，大轴戏由马连良与小生茹富兰合演《八大锤·断臂说书》，作为他重返科班的首场亮相。
到1921年底，马连良二次投师“富连城”，一晃又3年过去了。这时他已然弱冠，是将近21岁的大小伙子了。
叶春善找马连良谈话，说：“我看差不多了，你可以出科了。再留下去，就把你的好时候给耽误了。”
寒晨清冽，微风拂面。阵阵桂花香飘过，深深地嗅了口，甜甜的味道，带着几许醉人肠的醺然。马连良的登场，如此曼妙，又如此喧哗。心如花，静若柳，心绪不慌又不乱。
唱红
1922年，二次出科的马连良，又被叔父马昆山约到上海去了。
这次上海演出，马昆山给马连良定的头衔是“著名谭派须生”，安排演出的是谭派戏，“每日准演谭门本派佳剧”。
开演之前，亦舞台的老板找马连良定“打炮戏”。马连良说：“演《南阳关》。”这是一出文武并重的谭派戏。
果然海报一经贴出，买票者就蜂拥而来。到正式公演的时候，马连良扮演的伍云召甫一亮相：精神、俊逸，浑身带着一股帅劲。观众们情不自禁地就给这个漂亮老生喊了一个碰头好。唱念做打，有板有眼，字正腔圆，有味有韵。
继《南阳关》之后，又连贴了许多谭派名剧。贴一出，满一出；唱一出，红一出。唱满了一期，再续一期，一连续了好几期，唱了几个月上座不衰。
在上海演出期间，马连良还与白牡丹（荀慧生）合作演出了《打渔杀家》。
演这出戏前还有个小插曲。当时上海的剧评界在谈论谭鑫培当年演《打渔杀家》的萧恩时究竟穿什么鞋，一派说是“鱼鳞洒鞋”，一派说是“薄底靴子”，争论不休，大打笔墨官司。
马连良赶快给北京的王瑶卿写了封信，询问谭鑫培到底穿什么鞋。王瑶卿回信说：“谭先生穿鱼鳞洒鞋时多，可也穿过薄底靴子，两派的说法都不能说没有依据。”
演出这天，两派的观众都早早来到戏院。马连良饰演的萧恩上场了，大伙先注视脚上，结果是鱼鳞洒鞋。于是，一派人马喜笑颜开，大为鼓掌：另一派如同吃了当头一棒。等到萧恩第二场出场时，再往脚底下一看，马连良换了薄底靴子。原先垂头不语的一派，精神又为之一振。
马连良用这种鞋、靴两穿的办法，为双方调解了矛盾，平息了这场争论，双方谁也没伤面子。
1922年年底，马连良回到北京，搭上了名旦尚小云挑班的“玉华社”。尚小云虽然这时只有22岁，可是已经红得发紫。“玉华社”是当时有名的大班，头牌是第一流的，二牌、三牌齐整称职，阵容强大，演出有水平、有分量。马连良从上海回来，想进个大班一试身手，这一回终于如愿以偿。
加入“玉华社”后，马连良的“打炮戏”是和尚小云联袂演出的全部《宝莲灯》。尚小云嗓子冲，有铁嗓钢喉之美誉，马连良虽然嗓子还没完全恢复，但他扮演的刘延昌，把他对两个娇儿爱莫能助又难舍难分的复杂感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佐以名净侯喜瑞扮演的秦灿，凶狠残暴，活灵活现。这出戏里，生、旦、净交相辉映，声色夺人。
紧接着，马连良和名旦王瑶卿合作演出了谭派名剧《珠帘寨》。《珠帘寨》是谭鑫培的代表戏。谭鑫培一生之中曾经6次到上海演出，在前5次演出中，各谭派名剧应有尽有，唯独没有这出《珠帘寨》。到了1919年夏末，谭鑫培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上海演出，才演出这出文武带打又有喜剧色彩的《珠帘寨》。据说这一天观众之多，连站着的隙地都找不着，“座客之盛为三十年来所未有”。
然而，谭鑫培去世后，能把《珠帘寨》唱全的只有余叔岩。“喜连成”头、二两科学生没有教习这出戏。有一次，谭鑫培演出《珠帘寨》，马连良在舞台上跑过龙套。出科后，他为学这出戏下了很大的功夫，多次观摩余叔岩的这出戏，连看带偷把李克用的唱腔、做表和开打对刀都记下来了，只缺个本子。父亲马西园遍托熟人，找到了这出戏的本子。马连良真是如获至宝，对照剧本仔细复习，做了充分的准备。
此时，到了亮“相”的时候。结果，又唱了个“满堂红”。从一开锣到扎住戏，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1923年春天，上海戏园又邀请尚小云和马连良同到上海演出。这一去十分顺利，在上海唱了半年多才载誉返京。
尚、马回京后，两个人搭入了“双庆社”，尚小云挂头牌，马连良二牌。
转瞬冬去春来，时间到了1924年。当万紫千红开遍的时候，马连良又赴上海演出。在这期间，有一件梨园佳话，應该大书特书，这就是马连良与麒麟童（周信芳）在老天蟾舞台来了一场“马、麒合作”。
两位“老生”相见，没有表现出丝毫“同行是冤家”的情状，而是“惺惺相惜、精诚合作”。两个人合作的剧目有全部《三国志》（《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马连良演全部孔明，周信芳前演鲁肃后扮关羽。马连良得了个“活孔明”的美誉，周信芳也得了个“活鲁肃”的称号。又演了《十道本》，马演李渊，以唱为主；周演褚遂良，以念当先。又演了《战北原》，马演孔明，前唱后念：周演郑文，做表吃重。再演了《摘缨会》《鸿门宴》。
秋风送爽的时候，马连良又回到了北京，加入了荣蝶仙的“和胜社”，由名旦朱琴心和马连良并列头牌。
朱琴心，名琇，祖籍浙江湖州，生于上海，有较高的文化基础，并懂英文。17岁来北京供职于北京协和医院，当英文速记员。他是京剧票友，后正式下海，为当时青衣花旦中的上乘角色。
1924年11月，由老戏园子改建的“华乐戏园”竣工，约请马、朱二位做开幕演出。这天马连良演《盗宗卷》。观众情绪十分热烈。戏园老板当机立断，邀请两位今后每逢星期日前往演出日场戏。当时的名角多不演出日场戏。马、朱二位破例，在华乐园演日场戏，每场都座无虚席。
人生就如同柳槐榆杨，跟着阳光经历荣枯。一些过眼云烟的荣华，大都是稍纵即逝：一些高高在上的头衔，却是艰辛所得。
挑班
1927年夏天，天津明星大戏院邀约朱琴心、马连良二位去演出。连日观众蜂拥，上座极佳。不想将近结束时却出了件事故——这一天，朱琴心演出他独一份的拿手戏《阴阳河》。那一天观众十分踊跃，过道里也都是观众。这出戏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原来这戏里有点特殊的噱头……这出戏，旦角以鬼魂出现，往阴阳河去挑水时，使用很多梆子传统的魂子步、云步和优美的舞蹈动作。这出戏是朱琴心根据秦腔改编的，也是他的拿手戏。特殊的表现在于：挑着的木桶，是玻璃制成的桶形灯，里头点着蜡烛。场上灯暗时，两只桶灯舞将起来，忽闪忽闪，不仅新鲜好看，更制造了幽冥鬼蜮的氛围。每演到此，台下都是掌声貫耳。不想什么事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这一次演出，正当朱琴心来回换肩、上下舞动桶灯时，不料蜡烛火焰燃着了挂在他头上用白纸条子制作的“鬼发”。霎时一团火起，把他的脸部严重烧伤。
朱琴心不能再演了，立即返回北京疗伤。后面还有两场《阴阳河》，戏票早已售出，怎么办？退票，损失太大，何况后面还有三四场戏的合同呢……剧场经理要求改换剧目，由马连良独挑唱大轴，把这一期的演出按合同演完。
思来想去，马连良一咬牙，还是演吧！决定亮出自己的看家戏全部《一捧雪》来顶替《阴阳河》。天津的观众果然懂戏，两场《阴阳河》卖出去的票，没有一张退的。演出那天，观众自始至终情绪高涨。
“你可以自己挑班了，回北京就进行吧！”朋友们这样说。
1927年6月，马连良自己挑班了，理所当然由他“挂头牌”。班名“春福社”。
此时，马连良27岁，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
马连良从1917年3月从“富连城”出身，到福建跑码头，返京后二进“富连成”，再出科搭尚小云、朱琴心等名班演戏，历时整整10年。
“春福社”第一天亮相，马连良以《定军山》“打炮”。
《定军山》又名《一战成功》，口彩好。此次，马连良还特邀老伶工钱金福扮演夏侯渊、王长林扮演夏侯尚。当年，谭鑫培演《定军山》，就是这两位配的戏。谭鑫培去世后，余叔岩唱这出《定军山》，也特邀这两位助演。如今，马连良以“正宗谭派”为号召，以高包银请来了这两位帮忙，给“春福社”大大壮了门面，提高了身价。
自挑头牌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去一次上海——
1927年，与苟慧生再次合演于上海亦舞台，两位倒换着演大轴。
1928年，亦舞台换了新老板，改称申江亦舞台，马连良又与盖叫天合作演出，新排了《宝莲灯》，可以算是京剧《宝莲灯》的最早演出本。
1929年，马连良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同年冬又被约到大舞台演出。接近而立之年，他的嗓音出奇的好。演出场场满座，盛况可观。原定只演一个月，后经戏院一再要求，又续了半个月。这次在上海，他还灌制了《取南郡》《讨荆州》《翠屏山》等很多唱片。这次灌制的唱片中，《龙虎斗》一片，用的是难度极大、高亢激越的“唢呐腔”，这在以往的唱片里是没有的。
这一年年底，梅兰芳赴美国演出，由上海启程。行前与马连良合演了《探母回令》《二堂舍子》《打渔杀家》《三娘教子》。
1930年秋天，马连良又组建了自己的班社“扶风社”，自己当老板、自己当主演。这个班存在的时间很长，从1930年一直唱到1948年，差不多有20个年头。
选什么剧目“打炮”？思来想去，马连良决定上演《四进士》。
京剧舞台上的《四进士》，最早即由老生孙菊仙所创演。过去，马连良除去学谭外，很多的唱腔吸收了孙派的唱法，讲究气口、气息。后来，马连良想：“干吗不堂而皇之地拜师呢？”身在天津的孙菊仙慨然答应。孙菊仙不仅详细说了老生演唱、念白的许多技巧，还给他传授了《四进士》《渑池会》等戏的唱、念精髓。天津一行，马连良收获颇丰。一年之后，91岁的孙菊仙逝世于天津。
当时“扶风社”的阵容，生、旦、净、丑，都是好艺人。《四进士》这场戏从头到尾，都演得精彩，人人卖力，个个当先，观众十分满意。“扶风社”来了个“开门红”。
荣耀
马连良从艺之初，登报纸和写海报，都冠以“正宗谭派老生”头衔。但他挂头牌、独当一面之后，演出的剧目以新挖掘整理的老戏居多，这些戏都不是谭派剧目：而且腔调、身段、动作，还有服装扮相、音乐伴奏等等，也都有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一个新的流派已然从谭派的母体中，经过20年的孕育发展，渐渐地、谨慎地剥离出来，而一朝分娩呱呱落地了。这便是马派。
在这之前，继承了谭派又发展了谭派的余叔岩，以他声腔的精美绝伦、身段的美轮美奂，创造了余派，而唱腔高耸入云、新戏迭出的高庆奎，也创造了高派，再加上后来居上的马派，成为京剧老生界的三大流派。因此，人们便尊称余叔岩、高庆奎和马连良为老生“三大贤”。
不久，又有了“四大须生”的说法，指的是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和言菊朋四人，也称为“前四大须生”。后来，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余叔岩、高庆奎均已息影舞台，言菊朋在1942年与世长辞。因此，马连良又与新崛起的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被人们称为“后四大须生”。
1930年冬天，马连良又去了上海演出。回到北平后，在前门外的第一舞台，为江西赈灾筹款举办了一场义演，大轴是谭派的代表剧目《定军山》《阳平关》。主办人想到了马连良，约请他演《定军山》。不少观众说：“过去就知道余叔岩靠把戏好，没想到马连良的靠把戏也这么漂亮！”
转过年来的1931年，马连良与麒麟童（周信芳）有了第二次携手。
7年以前，也就是1924年，马、麒曾合作过一次，这次是梅花二度开。轻车熟路，自然演得出神入化，堪称精品。
马、麒合作在天津产生轰动效应，驰誉全国。麒麟童那年38岁，马连良31岁。从此便开始了“南麒北马”的说法。
1932年冬天，马连良又去了上海演出。 1933年，马连良的“扶风社”，艺人阵容有所调整和增加。小生叶盛兰来了，其在富连成科班学艺时便崭露头角，是有名的“科里红”。叶盛兰刚刚出科，马连良主动去找叶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师傅叶春善，请求师傅允准叶盛兰到“扶风社”搭班，任三牌小生。叶春善一口答应。从1933年叶盛兰加入“扶风社”后，和马连良精诚合作了十几年。
一年又一年。1935年夏天，父亲马西园去世。马连良辍演半年，到冬季才应南京之约，离京赴宁。在南京演出的时候，上海的孙兰亭约请他为新开办的新光影剧院做开幕演出，于是他又一次到了上海。
1936年1月，新剧院开张，名角儿重返上海，观众蜂拥，连日客满。一天，马连良演日场戏《法门寺》。散戏后，后台来了一对外国伉俪。经介绍才知道，穿大衣的绅士原来是驰名全球的喜剧大师卓别林。这位幽默大师喜欢上了戏里的小太监贾桂，而且竟然想和马合作，他演贾桂。后来他想了想，知道不可能，便要求让他先化一个贾桂的扮相。可是，离晚场开戏没多长时间了。最后，来自东西方的两位艺术大师只能一起合了个影。
又过年了。1937年冬，上海又一个新式大剧院黄金大戏院落成开幕，特请马连良携“扶风社”参加庆祝演出。这时“扶风社”人才济济，但二牌旦角空缺，必须赶紧物色到一个理想的二牌正工青衣。
有人给马连良介绍了张君秋。1936年《立言报》公开投票选举“四大童伶”，张君秋为其中之一。马连良提出先看看这个童伶的演出，于是专门安排了张君秋演了一出《审头刺汤》。戏演到一半，马连良就为张君秋明丽的扮相、甜亮的嗓子所倾倒，当即拍板：去上海的二牌旦角非张君秋莫属。
此时的张君秋虽然只有17岁，但扮相极俊，嗓音极甜。与马连良合演《苏武牧羊》，他身穿旗装，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明眸皓齿，又说得一口流利清脆的京白，与马连良的极美极俏的秋香色短斗篷、苍老而甜润的念白，真是珠联璧合、交映生辉。
当然，马连良也有“砸锅”的时候。1940年年底，“扶风社”到天津演唱，马连良就出了错。
马连良出的错是在《八大锤》上，跟头两天演的《要离刺庆忌》有连带关系。《八大锤》里王佐诈降金兀术，用的苦肉计是砍掉一只胳膊。《要离刺庆忌》里，要离诈降庆忌，用的苦肉计也是砍掉一只胳膊。但是，两个剧目不同的是，要离砍的是右臂，王佐断的是左臂。
在剧中，王佐见兀术，用右手拿着断了的胳膊，左边的袖子空空的，穿的還是断臂时的那件黑褶子。这是正确的。到了下一场，王佐换了一件宝蓝色褶子上场了。可是已断的左手却拿着道具画轴，右臂却被腰系的黄丝绦捆着。一小会儿观众醒过神来了，开始是交头接耳，继而是一阵骚动，最后终于爆发。台下倒好四起，马连良也猛然悟到是自己弄错了，怎么办？只好将错就错，咬着牙往下演吧。台底下就像开了锅，乱成一片……
这场事故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原来，王佐见兀术一场下来后，王佐要换褶子，后台服装组错把当天的戏码儿与前天演的《要离刺庆忌》记混了，把本来应该让马连良右胳膊伸进褶子的袖子里，却换成了左胳膊。马连良中午应酬朋友喝了点酒，精神有点疲倦，没有察觉，一迈步就出场了。
前台一乱，后台也惊了。这可怎么办？该叶盛兰饰演的陆文龙上了，看他有什么主意没有。
叶盛兰一上来，声音高到最大的调门，抬手投足大卖力气，台底下的噪声稍微小了一点。马富禄扮演的乳娘也在场上，自然也是强烈地呼应。3个人配合默契，竟然创造了一种无我的最高的艺术氛围，在很短的时间里，台下的骚乱被制止了。剧场内，先是变得鸦雀无声，继而是轰鸣般的掌声。
看过那场的戏剧评论家吴小如说：那场“说书”是他们3个人情绪最饱满、合作最紧密，因而效果也最好的一次空前精彩的演出。
“吃家”
说梅兰芳，必须说他的八卦情史，说马连良，则必须说他的请客菜单。
马连良可是民国有名的“吃家”，最爱吃前门外教门馆两益轩饭庄的烹虾段。每逢渤海对虾上市，他必请好友同往。叫这道菜时，必吩咐要“分盘分炒”。即炒三五对虾，用八寸盘盛上。吃完一盘，再炒一盘。有时连吃三四盘。
抗战胜利后，马连良一度还将西来顺的头灶，延为特约厨师，饭庄熄火，厨师便来到马家做消夜。那时梨园的各路俊杰，无不以一尝马家的鸡肉水饺、素炸羊尾等菜肴为天大的口福。如有演出，与他同台的艺人和乐师在散戏之后，也必受邀到马宅吃夜宵。
马连良的吃就和他唱的戏一样，前者精致到挑剔，后者挑剔到精致。马连良吃爆羊肉，专门叫伙计到“春华斋”买大鸭梨，洗净，切粗丝，备用。爆肉好了，临出锅时放入。这道“爆肉梨丝”，后来成为名菜。
马连良还喜欢泡澡。只要晚上有戏，他下午一定去澡堂。有时在泡澡泡舒服了以后，他还不忘溜达到金鱼胡同的餐厅喝一碗鲍鱼汤。
一曲沉稳的吟唱，舒缓而钟情，晚风里舒卷着桂花的味道，清冽幽香。一枚皎洁的圆月，沉寂而柔美，岁月充满了葱茏的纹路，安详宁静。
大戏结束了，主角该下场了。一韵袅袅余音，被他的万分虔诚，挥洒成了永不凋落的霞光。
（本文摘自《曲终人未散：民国梨园那些角儿》，陆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