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自觉承担社会使命、体现社会良知的优秀摄影记者，是许多摄影记者的追求。历史给了他们机会，同时也给出数不尽的难题和无法预见的挑战。
　　前年我得到了雍和的个人摄影集《边角料：2003－2006上海影像》，今年又得到了他刚刚出版的《掌镜上海》，除了他精彩的图片，还有他与姜纬的对话，可看作他个人成长的历史与艺术谈。
　　雍和开始拿起照相机时，是有着唯美主义倾向的，但后来接触了西方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后，他发现大凡优秀的摄影家，都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而且都是有社会良知的人道主义者，作品的主题超越了种族、信仰、阶级和地缘政治。而此时，中国改革开放的速度与力度，投射在人与整个社会上的种种巨大变化及陌生现象，也对雍和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激发他的深层次思考。从此，雍和将镜头对准了沧桑巨变的中国社会和纠缠在各种命运网络之中的人。
　　将稍纵即逝的图像做成可以传诸后世的社会档案，雍和找到了突破口。在表现对象上，他锁定了两个对象，一是发展中的中国，特别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二是处于社会嬗变中的中国人。
　　雍和深知图像与读者的关系，所以他在创作专栏摄影作品时，并没有挥霍镜头语言，借此刺激读者的感官，而是更加谨慎地把握被摄对象，真实地反映他们的诉求与环境，将最真切、也最精彩镜头给了社会底层的老百姓。
　　雍和在这两本摄影集中的作品，不仅阶段性地概括了自己的艺术历程，还生动地体现了时代特征，并展现了许多人非常陌生的未知角落。配图的文字言简意赅，内含机杼，在交代摄影过程的同时，将画面背后的东西也告诉给读者了，有很大的想象与思考空间。
　　雍和镜头里的上海是鲜活的，多变的，也是多元的，他抓取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将最有戏剧性的一瞬间，有血有肉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而这个瞬间，在戏剧性的内核中，其实是上海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对城市人身心两方面带来的影响。可以说，雍和是天才性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读雍和的摄影作品常常有一种关于命运的刺痛感。他在作品中经常体现出超越民族与团体利益之上的人道主义的情怀，比如他长期关注白血病儿童，有一张照片就拍了一个空空荡荡的病房，病床上躺着一个孤苦无助的病孩，画面上留下巨大的空白，让人看了揪心。还有一张则是一个病孩光着脑袋，充满着期待地扒在一个窗台上看着外面的世界。这张照片后来还做成巨幅路牌公益广告，时时感动并指示着人们。
　　从这个城市的高层政治圈、经济圈到最底层的生活情境；从政治家、金融大亨、影视明星到最最草根的百姓，那些人脸上复杂的表情被雍和牢牢抓住。同情、理解、悲悯、宽容、窃喜……再时不时来一点温热的、善意的调侃或讽刺，或者真诚地体验着他们的喜怒哀乐，高昂地表达弱势群体没有机会呐喊的诉求，与他们共进退，共生死，更是雍和在这类照片中所洋溢着的人文情怀，也是他的作品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