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南北

　　随着隋朝一统天下，南北书风渐趋融合。虽然隋朝国祚甚短，但是其在书法史上仍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隋朝在短短30余年时间里，统一了南北朝末期形式固定而又略显杂乱、彼此相异而又趋于接近的书风，形成了骨架整齐和笔致清润的新样式，石碑、墓志、造像记、造塔记、写经等书法作品皆体现了这种新风格。
　　隋开皇六年（586年）龙藏寺落成，产生了有“隋碑第一”之称的《龙藏寺碑》。此碑没有魏碑的高峻，反而具有安静端凝的风度;在整齐的结构中可看出南朝特有的柔软转折和波势;遒劲潇洒、瘦劲挺秀的风气融合了南北之书风，开创了新样式。《龙藏寺碑》因在书法史上处于楷书变革的转折阶段而倍受关注。所以，自宋代欧阳修以后的许多评论家都推称此碑是初唐欧阳询、虞世南的开路先锋。

　　隋朝僧人智永，王羲之七世孙，其书法以先祖王羲之为宗，兼能诸体，尤擅楷书、草书。智永隐居永欣寺，潜心习书，用坏的毛笔聚集在一起多达十瓮，后埋在一起被称为“退笔冢”。随着智永书名大盛，求书之人甚多，以至于把其居室的门槛都踏破了，智永只好请人在门限上包裹了一层厚厚的铁皮，后人称之为“铁门限”。“退笔冢”和“铁门限”的故事足以说明智永习书用功之勤和其书法受欢迎程度之高。从传世的唐摹墨迹本来看，智永的书法骨气沉稳清润、笔致端凝娴熟，大有“精能之至，返造疏淡”的妙处，代表了隋代书法的风格和成就。
　　隋代较具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智果、房彦谦、丁道护等人。能够代表隋代书风整体面貌的作品除《龙藏寺碑》、智永《真草千字文》外，还有《董美人墓志铭》《启法寺碑》《曹植庙碑》《赵芬残碑》等。这些作品虽然表现出了端朴、清劲、娴美等特色，但是都能融合南北，既嗣法“二王”，又脱胎北派。

开创法度

　　唐承隋制，继承了隋代书法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在唐代，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朝廷设立书学博士，以书法取士。唐代科举注重仪表、谈吐、楷法、判词四个方面，即“身、言、书、判”。这其中的“书、判”和书法具有密切关联，能写一手好字成为科考成功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读书人都纷纷苦练书法，不仅专门的书法家人才济济，成就辉煌，就连文学家、诗人，甚至是寺院里的经生，都写得一手好字。
　　帝王提倡并热爱书法是唐代书法空前繁荣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唐太宗酷爱“二王”书法，大力收藏，临习不辍，为此还留下了“萧翼赚兰亭”之典故。上行下效，唐代社会便形成了一种崇尚书法的风气。
　　这种时代风尚表现在唐代书坛上：一是书家辈出，群星璀璨;二是书体完备，佳作如林;三是书论迭出，涉论广泛。唐代之书法，略可分为初唐、盛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初唐时期，唐太宗崇尚王羲之，注重骨力丰神，以楷书、行书为胜;盛中唐时期，唐玄宗推崇隶书，喜博宽华丽、道逸圆劲，及篆、楷、行、草诸体;晚唐书风开于唐宪宗元和年间，书风自硕厚而趋瘦劲，以柳公权、柳宗元、杜牧、高闲为代表。此时，瘦剔之书风已显凋敝之兆。

书贵瘦硬方通神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是初唐时期最为杰出的三位书法家。他们都擅长楷书，同时又兼擅行书。经过他们的努力，楷书的法度和典范在唐初便已确立。欧阳询的书法初学王羲之，后学索靖，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到了晚年，其书法笔力险劲，意态俊逸，这种书法风格由其子欧阳通继承。

　　唐代的草书大家当推张旭和怀素，他们开创了草书的浪漫主义书风，人称“颠张狂素”。张旭嗜酒如命，常在酒后挥毫，兴致勃发时还把头发蘸进墨缸“濡墨而书”。张旭从公孙大娘舞剑的情景中获得灵感，把字字独立的今草变为狂草，字与字之间忽断忽连，线条流畅，随心所欲，尽情挥洒，留下了《古诗四帖》《肚痛帖》《千字文》等作品。怀素虽为僧人，但并不守清规戒律，是个“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的酒肉和尚。怀素嗜书，曾在芭蕉叶上练习书法，写了上万张芭蕉叶，把盛墨的漆盘都磨穿了底。他的狂草《自叙帖》最能代表其书法艺术，行笔线条如游龙惊蛇，飞舞狂绕，又如闪电划空，转瞬即逝，真是热情奔放、超妙入神。此外，怀素还有《论书帖》《苦笋帖》《圣母帖》等作品存世，都各具神态，体现了其草书艺术之面貌。

柳家新样元和脚

　　唐宪宗之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都大不如从前，其浑厚豪迈、激烈奔放的书法风格随之衰落。刘禹锡有“柳家新样元和脚”之句，其中“元和脚”便是指柳公权的书法。
　　柳公权以书入仕，为三朝侍书，有“心正则笔正”的“笔谏”美谈。他削肉存骨，均衡瘦硬，开创了筋骨傲然的“柳体”，遂使晚唐书风为之一变。柳公权与颜真卿并称为“颜筋柳骨”。柳公权精楷书，其书法清劲瘦硬，棱角分明，爽利挺秀，以骨取胜。他多奉敕而作，大多传摹上石，且刻手多出自内府名师，因此，其楷书有一定的程式化倾向。其存世书迹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楷书《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行书《蒙诏帖》等。
　　晚唐虽然国势已衰，书道亦随之沉滞，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书法家，如高闲、杜牧等人。高闲擅长草书，留有草书《千字文》残卷墨迹，可看出其笔势浓重，坚挺奔放而不失规矩。杜牧书法亦可一观。《张好好诗》是杜牧的仅存墨迹，风格雄伟，笔法劲健，深得六朝风韵。杜牧之后，唐王朝时局维艰，兵燹频仍，文事废弛，直至五代杨凝式出，书坛方为之一振。
　　唐朝书法理论的发展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唐初“崇王”与“尚法”并重，重塑了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并对重要的书法理论进行了整理，这为唐代“尚法”之风提供了基础和规范;而孙过庭《书谱》的出现，则代表了唐人新的审美风尚和书法秩序的建立。盛中唐时期，出现了张怀瓘的《书断》和窦皋的《述书赋》，持续推进了唐代的书法理论建设。到了晚唐时期，张彦远提出了“书画同体论”，见重当时，延誉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