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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素养是教师教学能力和学术魅力的核心。《公共政策学》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实践取向的课程。任课教师对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论功底和实践意识等学科素养都应该有相应要求。
1、1.深厚的政策思想史积淀
思想史是学科积淀的灵魂，通晓学科思想史，就为学生开启了洞察学科知识衍生逻辑、发展演进周期和方法选择依据的窗口，也是教师展示学科气质和学科信仰的絕佳途径。人类政策思想源远流长，单就现代西方公共政策学产生而言，就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广博的学术渊源。第一次产业革命与科技进步需要并孕育了精确化和定量化的政策研究范式。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思想、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决策思想、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关联思想都成了公共政策学的思想源泉。二十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科学、行为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以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主张是学科诞生直接的催化剂。梅里亚姆的“芝加哥学派”、拉斯韦尔的“行为主义革命”、戴维·伊斯顿的“价值分配决定”、林德布洛姆的“决策过程学”、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德洛尔“超政策方法”，这些代表人物们的研究领域铸就了学科框架的主体结构。公共选择理论与博弈论的渗透，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和政策周期阶段的被受关注，政策过程中价值因素和伦理因素的广泛受重视，比较政策研究的兴起等公共政策研究主题的转换充分展示了学科的变迁。对于政策学教师来说，除了要全面领会西方先进理论，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从文化基因里去寻找今天中国政策实践的特质。比如在中国为什么政策意识影响力远远大于法律意识？因为在传统政治体制中，为政得失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解释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所以统治者总是把政策制定与执行效果放在首位。还有学而优则仕的成才路径和科举制度也让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关注政策运作、热衷议政和重视对策能力的培养等等。总之，通过追随思想家们的研究路线图，还原各种理论、观点的学理分解和历史背景，穿越时空与这些学科代表人物对话，不仅可以开阔视野，欣赏人类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且还能培养学生的多元理性精神，形成全面思考与客观评价的思维习惯，找到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的逻辑起点。
2、2.广博的多学科视野整合
如果说梳理政策思想史是从纵向上进行学科延伸的话，那么注入多学科视野与多维研究方法则是从横向上扩展了。政治学是公共政策学的母科学，政府权力结构与政府治理方法决定着公共政策的决策体制与执行方式。公共政策是政府公共行为的集中表征，政治学研究中广泛运用的制度模型、集团模型、精英模型、博弈模型等是公共政策学中解说政策社会本质的有力工具。管理学是公共政策学的另一个母科学。公共政策是政府实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工具，确认社会公共问题，确定管理目标，制定规划方案，计划执行，评估政策效果，这就是典型的管理过程，遵循管理的基本程序与基本原理。经济学研究人类稀缺资源限制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微观经济运行的成本利益核算和宏观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总量分析是政府制定和选择货币、财政、物价等经济政策时最基本的考量。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是公共政策的基础，因为几乎所有的政策选择都有其经济原因。社会学对社会问题、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等领域进行广泛探索，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提供了行为依据。伦理学给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以事实为依据，以公共利益为重的价值分析标准。总之，历史与比较方法、经济社会分析法、价值与超理性分析法，还有数理逻辑分析、系统分析、矛盾分析，都成了公共政策学研究中必备的研究工具与方法选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给了公共政策学广泛的理念支持和技术支撑。这种跨学科性质，要求教师广泛汲取、有机整合各科知识和研究方法。这样才能有效拓展学生知识面，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多学科视角和立体化创新思维，增强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实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3、3.科学与价值融合的典范
教师教学是人类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交汇点。理论联系实际是基本的教学方法。公共政策学是实践性取向特别突出的学科，担负着培养政策研究者、政策分析师和政策管理者的责任。政策学问和政策研究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度体现出来。人类文明水平越高，社会越复杂，决策活动的研究支持度要求就越大。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师理应成为将决策者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者的决策意识有机结合的典范。但是现实中政策教学、政策研究与政策决策、政策实践之间存在着遥远的距离。一方面，对于大多数的政策学教师和教科书编写者来说，由于没有机会直接参与决策实践活动，政府政策分析过程又过于神秘，无从了解政策实践实际的运作过程，只好主观想象和推测政策分析者和决策者的所作所为，甚至是沉溺和崇尚自己缜密的理论思考、科学的方法诠释，结果当然是教学内容与现实脱节，有时还会因为讲述理论过深让学生望而生畏。另一方面，从政策研究角度看，现实中的研究系统分成了以高校和学会为代表的经院式政策分析，以及以智囊团和政策研究室为代表的政治政策研究两大部分。经院式研究者认为政策问题必须借助于统计资料和数学模型进行客观科学地分析来解决。而政治政策研究者则对政策结果和产出更感兴趣，他们善于用制度安排和博弈分析等方式来解决。此外，决策者在面临具体的问题时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决定，而研究者专注于世界运动的普遍法则并在自己的圈子中进行争论，这种行为规则和责任担当方面的差异，也造成了决策者和研究者之间彼此的不信任。研究者怀疑决策者以隐瞒真相来强制推行政策并赢得公众支持；而决策者认为，学家者们为了提职或出版学术成果等功利目的总是搞一些自视高深的、脱离实际的咬文嚼字的游戏。这种科学与价值之争其实在公共政策学学科诞生之初就已存在，学科创始人拉斯韦尔就曾提醒，政策科学不应该处于科学客观性的借口中，而应该充分意识到在政府活动中，目标和手段、价值和技术是不可分割的。教师和研究者有向社会与高层诉说真相的愿望和责任。教育的实践取向和广泛实行的项目制给了二者填补鸿沟的契机。教师不仅要传承人类理性认知关怀，还应该从政策分析的市场定位来审视自己的教学内容、学术圈子与学术成果，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与社会责任心。
通讯地址：重庆市北碚区红石村90-7-2
电话：13996055305
邮编：400715
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1.深厚的政策思想史积淀
思想史是学科积淀的灵魂，通晓学科思想史，就为学生开启了洞察学科知识衍生逻辑、发展演进周期和方法选择依据的窗口，也是教师展示学科气质和学科信仰的絕佳途径。人类政策思想源远流长，单就现代西方公共政策学产生而言，就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广博的学术渊源。第一次产业革命与科技进步需要并孕育了精确化和定量化的政策研究范式。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思想、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决策思想、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关联思想都成了公共政策学的思想源泉。二十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科学、行为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以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主张是学科诞生直接的催化剂。梅里亚姆的“芝加哥学派”、拉斯韦尔的“行为主义革命”、戴维·伊斯顿的“价值分配决定”、林德布洛姆的“决策过程学”、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德洛尔“超政策方法”，这些代表人物们的研究领域铸就了学科框架的主体结构。公共选择理论与博弈论的渗透，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和政策周期阶段的被受关注，政策过程中价值因素和伦理因素的广泛受重视，比较政策研究的兴起等公共政策研究主题的转换充分展示了学科的变迁。对于政策学教师来说，除了要全面领会西方先进理论，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从文化基因里去寻找今天中国政策实践的特质。比如在中国为什么政策意识影响力远远大于法律意识？因为在传统政治体制中，为政得失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解释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所以统治者总是把政策制定与执行效果放在首位。还有学而优则仕的成才路径和科举制度也让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关注政策运作、热衷议政和重视对策能力的培养等等。总之，通过追随思想家们的研究路线图，还原各种理论、观点的学理分解和历史背景，穿越时空与这些学科代表人物对话，不仅可以开阔视野，欣赏人类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且还能培养学生的多元理性精神，形成全面思考与客观评价的思维习惯，找到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的逻辑起点。
2、2.广博的多学科视野整合
如果说梳理政策思想史是从纵向上进行学科延伸的话，那么注入多学科视野与多维研究方法则是从横向上扩展了。政治学是公共政策学的母科学，政府权力结构与政府治理方法决定着公共政策的决策体制与执行方式。公共政策是政府公共行为的集中表征，政治学研究中广泛运用的制度模型、集团模型、精英模型、博弈模型等是公共政策学中解说政策社会本质的有力工具。管理学是公共政策学的另一个母科学。公共政策是政府实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工具，确认社会公共问题，确定管理目标，制定规划方案，计划执行，评估政策效果，这就是典型的管理过程，遵循管理的基本程序与基本原理。经济学研究人类稀缺资源限制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微观经济运行的成本利益核算和宏观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总量分析是政府制定和选择货币、财政、物价等经济政策时最基本的考量。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是公共政策的基础，因为几乎所有的政策选择都有其经济原因。社会学对社会问题、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等领域进行广泛探索，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提供了行为依据。伦理学给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以事实为依据，以公共利益为重的价值分析标准。总之，历史与比较方法、经济社会分析法、价值与超理性分析法，还有数理逻辑分析、系统分析、矛盾分析，都成了公共政策学研究中必备的研究工具与方法选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给了公共政策学广泛的理念支持和技术支撑。这种跨学科性质，要求教师广泛汲取、有机整合各科知识和研究方法。这样才能有效拓展学生知识面，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多学科视角和立体化创新思维，增强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实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3、3.科学与价值融合的典范
教师教学是人类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交汇点。理论联系实际是基本的教学方法。公共政策学是实践性取向特别突出的学科，担负着培养政策研究者、政策分析师和政策管理者的责任。政策学问和政策研究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度体现出来。人类文明水平越高，社会越复杂，决策活动的研究支持度要求就越大。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师理应成为将决策者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者的决策意识有机结合的典范。但是现实中政策教学、政策研究与政策决策、政策实践之间存在着遥远的距离。一方面，对于大多数的政策学教师和教科书编写者来说，由于没有机会直接参与决策实践活动，政府政策分析过程又过于神秘，无从了解政策实践实际的运作过程，只好主观想象和推测政策分析者和决策者的所作所为，甚至是沉溺和崇尚自己缜密的理论思考、科学的方法诠释，结果当然是教学内容与现实脱节，有时还会因为讲述理论过深让学生望而生畏。另一方面，从政策研究角度看，现实中的研究系统分成了以高校和学会为代表的经院式政策分析，以及以智囊团和政策研究室为代表的政治政策研究两大部分。经院式研究者认为政策问题必须借助于统计资料和数学模型进行客观科学地分析来解决。而政治政策研究者则对政策结果和产出更感兴趣，他们善于用制度安排和博弈分析等方式来解决。此外，决策者在面临具体的问题时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决定，而研究者专注于世界运动的普遍法则并在自己的圈子中进行争论，这种行为规则和责任担当方面的差异，也造成了决策者和研究者之间彼此的不信任。研究者怀疑决策者以隐瞒真相来强制推行政策并赢得公众支持；而决策者认为，学家者们为了提职或出版学术成果等功利目的总是搞一些自视高深的、脱离实际的咬文嚼字的游戏。这种科学与价值之争其实在公共政策学学科诞生之初就已存在，学科创始人拉斯韦尔就曾提醒，政策科学不应该处于科学客观性的借口中，而应该充分意识到在政府活动中，目标和手段、价值和技术是不可分割的。教师和研究者有向社会与高层诉说真相的愿望和责任。教育的实践取向和广泛实行的项目制给了二者填补鸿沟的契机。教师不仅要传承人类理性认知关怀，还应该从政策分析的市场定位来审视自己的教学内容、学术圈子与学术成果，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与社会责任心。
通讯地址：重庆市北碚区红石村90-7-2
电话：13996055305
邮编：400715
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