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野岛刚老师约着一起去中国研究所。
　　文京区是东京的核心区，很多文化机构都设在这里。和附近的东京大学比起来，中国研究所就显得太过寒酸了。那是一栋两层小楼，楼道狭窄，演讲的地方是一间会议室，只有十几个座位。在东京，“高大上”的中国研究基地有好几家。这一家是最特别的，也是最古老的，研究所的老师骄傲地介绍：它成立于1946年。
　　说是演讲，其实是小范围的交流。当天来了15个人，除了两位媒体人士，其他都是对中国课题感兴趣的大学教授。一位长者看上去已经80多岁，有些耳背，听的时候一只手始终放在左耳边，演讲结束后还非常认真地向我提问。
　　这次演讲，我还挣了2万日元。理事长杉山文彦带着歉意说：“在日本，演讲费用通常比这高，不过我们真是没钱啊。”后来我了解到研究所的经费来源，感到抱歉的就是我了。
　　所有的研究员都不从这里拿一分钱，并要缴纳会费。最贵的是“赞助会员”，每年10万日元;接下来是“所员”和“研究会员”，分别是2.4万日元和9600日元。福利是可以看研究所的藏书和资料，但要从事编辑这种义务劳动——这个研究所每月出一期《中国研究月报》，每年出一本《中国年鉴》。
　　我查到一份2015年的贷借对照表，那一年研究所的经费是1600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也就100万元。研究所的家底就是这栋老房子和这块地了。据说每年的会费还不够当年的开销，靠着成立时募集的那笔钱，研究所才能支撑到现在。
　　演講后，大家一起吃饭，我提了一个建议：这样的机构可不可以和政府或者大企业合作，以更好地解决经费问题？一位教授自嘲道：“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就是有些臭毛病，不愿意拿政府和大企业的钱。”机会也不是没有，但不管是谁担任理事长，对这样的事都不太上心。
　　这正是中国研究所这类一般社团法人的可贵之处。说穷酸也好，说洁身自好也罢，最终研究所保持了独立性。或许正是这种独立和清白，才吸引了那些教授贴钱、贴时间编杂志和年鉴。
　　吃饭时我们还喝了一种叫“晴耕雨读”的日本酒，大家都对这种酒的名字赞不绝口。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读书人都有这种朴素的追求吧。70多年过去，几代研究员前仆后继，虽然从空间上看，研究所是逼仄的，但从时间的意义上看，这是不朽的事业。
　　参加饭局的一共5人，除了我和野岛先生，另外3个人分别是研究所的理事长、常务理事以及重量级的研究员。最后，大家AA制，分摊了饭局的花费。“真不错，这顿饭并不贵。”大家都说。
　　（杨子江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42期，肖文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