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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已经离开我们26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优良品质，他自强不息、勇于拼搏和奋发进取的精神，还有他对父母的孝道、他为改变家庭面貌所做的贡献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哥哥孙炳臣出生于1955年8月4日。当时农村是大集体，由于家里劳动力少，我们家年年挣不够工分、分不了红，生活非常困难，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哥哥7岁上学后，为给家里减轻负担，他总是放学后就回家，帮助母亲扫地、择菜、看孩子，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星期天他也从不贪玩，跟村里同伴一起着荆篮到四五里远的运粮河畔、白灌渠旁割草或拾柴。
哥哥学习非常用功。母亲常说，他每天晚上都坚持在小煤油灯下写作业、温习功课，一直到深夜，多次催促他才肯去睡觉。他学习认真，如遇到不懂的问题，第二天到校后及时向老师请教，直到弄懂才肯罢休。他肯动脑筋、好钻研，学习成绩进步很快，每学期考试在班里都是前几名。尤其是他写的作文，字迹工整、语言流畅、中心突出，经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班里宣读。他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在上初中一年级时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具有孝心的哥哥看到家里上有70多岁的奶奶下有几个不懂事的弟弟妹妹，单靠父母在生产队劳动挣来的工分又太少，日子过得很艰难，他初中毕业后就放弃被推荐上公社高中的机会，毅然回村参加生产劳动。那年，他只有15岁。
哥哥上进心极强，参加劳动的同时也不忘学习。他爱好写毛笔字，又会写文章，倍受生产队、大队干部的青睐，他们经常找他帮忙办宣传专栏和搞其他宣传活动，打那以后他又爱上了美术字和画画。平时父母给他的零花钱他都积攒起来，到供销社书店买来了《报刊图案美术字》《芥子园画谱》《人物素描》和《怎样办好宣传专栏》等书籍，坚持不懈地自学。通过临摹，他进步很快，半年时间就掌握了美术字、画画的基本技巧。接着，他又到县城新华书店买来了画纸和各种颜料，开始正式画画了。他画的《上山虎》《下山虎》《迎客松》《红梅赞》等深受村里群众喜爱，当时不少社员家里都贴有他的画作，他也很快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农户们盖房子会请他在山墙上画一幅《上山虎》或《下山虎》，青年人结婚布置新房会请他画一幅《迎客松》贴……只要有人来找，他绝不推托，有求必应。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挑灯夜战，画好后亲自给人家送去，分文不取，受到村里老少爷们儿的一致称赞。社员们喜欢他，先后推选他为生产队记工员和会计。但他无论干啥都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工作很出色。
哥哥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武术。他15岁就开始习武，与本村两个伙伴一起拜当地远近闻名的杨树郭村70多岁的武术教练陈奉武为师。从此，他们三人三天两头晚上步行10多里去找陈老师学习武术。陈老师教得认真，他们也一丝不苟地学，很快就基本掌握了擒拿格斗的一些武术要领。
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无论是热浪滚滚的盛夏，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他们三人每天天不亮先到村外路上跑步预热，然后到白灌渠岸边树林里习武，如打拳、舞棍、弄棒等，一招一式都反复做、认真练。他们懂得“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一年四季坚持不停地练。一年后成果初显，三五个人近身不得，他们的身体也越来越强壮，干起活来仿佛有用不完的劲。他们习武小有名气之后，有的人说，这三个小青年功夫这么好，以后和外村打架就不怕了。听到这话，他们三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学习武术是为强身健体，不是为了打架，更不会惹是生非，但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有义务维护全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久，他们主动向生产队干部请求，组织民兵成立治安巡逻小组，每到冬闲季节坚持夜里巡逻，维护村里治安。一些平时喜欢小偷小摸的人听说后，再也不敢到村里偷鸡摸狗了。
在农村大集体时期，我年龄还小，正在学校读书，我哥没少吃苦受累。家里盖房为了省钱，他和父亲一起自力更生，起早贪黑地拉土脱坯、做瓦、烧砖，去禹县无梁拉石灰。建房的时候，由于管不起别人饭，和泥垛墙的时候我们全家老少只好齐上阵。房子盖到上棚叠脊扣瓦时，父亲才找村里的几个泥水匠帮忙，因为扣瓦技术要求高，如若扣不好，房子建成后遇到雨天就会洇里子或者漏雨。建房的每一个环节，我哥都是主力。不到三年时间，我家自己动手先后盖起了两所里生外熟六间砖瓦房，我哥真出了大力。当时，这在农村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哥哥是1978年春节结婚的，他虽分开另住也不忘为父母分忧，家里重活、累活他还是抢着干。婚后他还曾多次帮助家里到平顶山煤矿拉生活用煤、往许昌烟叶复烤厂送烟包（当时农村卖烟与交烟包挂钩，每个烟包重60公斤，送到许昌可得6毛钱的报酬），生产队修水渠、打机井、挖水塘之类的重体力活，他也都积极帮助家里干，从来不说苦和累。
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善家庭条件，他在当地第一个走出农村到平顶山打工，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一家家具厂当油漆工，每月收入100多元，这在当时也是高工资。就这样，他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给家里添置了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令全村人刮目相看，人人都夸他有出息，为村里争了光。
可万万没有想到，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1986年农历七月初五，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在襄城县广播站当编辑的我回去帮助家里刷烟，晚上装炕一直干到10点多就没有走成。谁知，第二天凌晨两点多，熟睡中的我突然被叫醒，父亲泣不成声地说：“臣付，快起来，不知为啥你哥喝农药了，他嘴里直冒白沫。”我赶快和父亲一起拉着架子车一路小跑地把哥哥送到双庙新村公社卫生院进行抢救，由于基层卫生院条件差，一直抢救到天亮也没有挽回我哥的生命，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一时间，我们全家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好像塌了天似的。后来，我听说哥哥是因为一些琐事一时想不开瞒着父母和家人自寻短见的。一年后，嫂子也改嫁了。
哥哥走了，这给我的家人及我自己留下了永远的悲伤；哥哥走了，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但他的精神还在，永存于我的心间。
哥哥孙炳臣出生于1955年8月4日。当时农村是大集体，由于家里劳动力少，我们家年年挣不够工分、分不了红，生活非常困难，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哥哥7岁上学后，为给家里减轻负担，他总是放学后就回家，帮助母亲扫地、择菜、看孩子，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星期天他也从不贪玩，跟村里同伴一起着荆篮到四五里远的运粮河畔、白灌渠旁割草或拾柴。
哥哥学习非常用功。母亲常说，他每天晚上都坚持在小煤油灯下写作业、温习功课，一直到深夜，多次催促他才肯去睡觉。他学习认真，如遇到不懂的问题，第二天到校后及时向老师请教，直到弄懂才肯罢休。他肯动脑筋、好钻研，学习成绩进步很快，每学期考试在班里都是前几名。尤其是他写的作文，字迹工整、语言流畅、中心突出，经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班里宣读。他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在上初中一年级时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具有孝心的哥哥看到家里上有70多岁的奶奶下有几个不懂事的弟弟妹妹，单靠父母在生产队劳动挣来的工分又太少，日子过得很艰难，他初中毕业后就放弃被推荐上公社高中的机会，毅然回村参加生产劳动。那年，他只有15岁。
哥哥上进心极强，参加劳动的同时也不忘学习。他爱好写毛笔字，又会写文章，倍受生产队、大队干部的青睐，他们经常找他帮忙办宣传专栏和搞其他宣传活动，打那以后他又爱上了美术字和画画。平时父母给他的零花钱他都积攒起来，到供销社书店买来了《报刊图案美术字》《芥子园画谱》《人物素描》和《怎样办好宣传专栏》等书籍，坚持不懈地自学。通过临摹，他进步很快，半年时间就掌握了美术字、画画的基本技巧。接着，他又到县城新华书店买来了画纸和各种颜料，开始正式画画了。他画的《上山虎》《下山虎》《迎客松》《红梅赞》等深受村里群众喜爱，当时不少社员家里都贴有他的画作，他也很快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农户们盖房子会请他在山墙上画一幅《上山虎》或《下山虎》，青年人结婚布置新房会请他画一幅《迎客松》贴……只要有人来找，他绝不推托，有求必应。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挑灯夜战，画好后亲自给人家送去，分文不取，受到村里老少爷们儿的一致称赞。社员们喜欢他，先后推选他为生产队记工员和会计。但他无论干啥都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工作很出色。
哥哥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武术。他15岁就开始习武，与本村两个伙伴一起拜当地远近闻名的杨树郭村70多岁的武术教练陈奉武为师。从此，他们三人三天两头晚上步行10多里去找陈老师学习武术。陈老师教得认真，他们也一丝不苟地学，很快就基本掌握了擒拿格斗的一些武术要领。
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无论是热浪滚滚的盛夏，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他们三人每天天不亮先到村外路上跑步预热，然后到白灌渠岸边树林里习武，如打拳、舞棍、弄棒等，一招一式都反复做、认真练。他们懂得“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一年四季坚持不停地练。一年后成果初显，三五个人近身不得，他们的身体也越来越强壮，干起活来仿佛有用不完的劲。他们习武小有名气之后，有的人说，这三个小青年功夫这么好，以后和外村打架就不怕了。听到这话，他们三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学习武术是为强身健体，不是为了打架，更不会惹是生非，但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有义务维护全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久，他们主动向生产队干部请求，组织民兵成立治安巡逻小组，每到冬闲季节坚持夜里巡逻，维护村里治安。一些平时喜欢小偷小摸的人听说后，再也不敢到村里偷鸡摸狗了。
在农村大集体时期，我年龄还小，正在学校读书，我哥没少吃苦受累。家里盖房为了省钱，他和父亲一起自力更生，起早贪黑地拉土脱坯、做瓦、烧砖，去禹县无梁拉石灰。建房的时候，由于管不起别人饭，和泥垛墙的时候我们全家老少只好齐上阵。房子盖到上棚叠脊扣瓦时，父亲才找村里的几个泥水匠帮忙，因为扣瓦技术要求高，如若扣不好，房子建成后遇到雨天就会洇里子或者漏雨。建房的每一个环节，我哥都是主力。不到三年时间，我家自己动手先后盖起了两所里生外熟六间砖瓦房，我哥真出了大力。当时，这在农村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哥哥是1978年春节结婚的，他虽分开另住也不忘为父母分忧，家里重活、累活他还是抢着干。婚后他还曾多次帮助家里到平顶山煤矿拉生活用煤、往许昌烟叶复烤厂送烟包（当时农村卖烟与交烟包挂钩，每个烟包重60公斤，送到许昌可得6毛钱的报酬），生产队修水渠、打机井、挖水塘之类的重体力活，他也都积极帮助家里干，从来不说苦和累。
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善家庭条件，他在当地第一个走出农村到平顶山打工，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一家家具厂当油漆工，每月收入100多元，这在当时也是高工资。就这样，他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给家里添置了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令全村人刮目相看，人人都夸他有出息，为村里争了光。
可万万没有想到，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1986年农历七月初五，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在襄城县广播站当编辑的我回去帮助家里刷烟，晚上装炕一直干到10点多就没有走成。谁知，第二天凌晨两点多，熟睡中的我突然被叫醒，父亲泣不成声地说：“臣付，快起来，不知为啥你哥喝农药了，他嘴里直冒白沫。”我赶快和父亲一起拉着架子车一路小跑地把哥哥送到双庙新村公社卫生院进行抢救，由于基层卫生院条件差，一直抢救到天亮也没有挽回我哥的生命，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一时间，我们全家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好像塌了天似的。后来，我听说哥哥是因为一些琐事一时想不开瞒着父母和家人自寻短见的。一年后，嫂子也改嫁了。
哥哥走了，这给我的家人及我自己留下了永远的悲伤；哥哥走了，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但他的精神还在，永存于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