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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历史动荡与社会变革而带来的精神困境是新时期初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中难以忽视的精神现象，这一主题在知青小说中主要表现为该时期人的自我觉醒与确认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与失落。作为经历过“上山下乡”别样青春的一代，知青作家选择了在自然书写中寻求突破精神困境之路。
关键词：浪漫主义;知青小说;精神困境;自然书写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民主空气的传播与社会话语空间的松动，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品逐步占领文坛高地。相比起从创作高压中“解放”出来的现实主义作品，国内肇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在经历了前一阶段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的倾覆之后日显式微，以至于在学界出现了对新时期初浪漫主义文学的在场性、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失落乃至终结现象等问题的讨论。细究本时期文学创作，可以发现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在文坛是仍旧占有一席之位的，其创作对象则更多地聚焦于对这一时期人们精神困境的表现与如何突破困境的探索，其中尤以关注自然与人类精神返乡的知青小说为甚。
一、新时期初知青小说创作与浪漫主义精神困境
石兴泽在《杂乱的指涉和归类：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专题性研究》一文中曾尝试对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形态进行了指涉与爬梳，将本时期创作队伍游移的浪漫主义文学归类为朦胧诗潮、知青文学、寻根文学、自然浪漫主义文学与西部浪漫主义文学等五个专题，其论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同浪漫主义文学专题下的作品体裁与表达倾向尽管各有差异，但对人的价值的追问、对理想主义的坚持、对民族出路的探寻等内容是贯穿于这些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共同肌质。
知青作家大多经历过于热情昂扬中从城市出走投身入农村广阔天地，又从农村回归城市、在集体的意识遮蔽中醒转过来面对自我价值的失落与重新确认的错位青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远走他乡的知青作家既在边疆戈壁、荒漠草原、山野丛林等自然天地的浸润里加深了对生命与理想的体悟，又借此寄托了年轻情感的喜乐与愁思。因此，当知青作家回城后，那些曾经安放在农村山寨、农场兵团等地的青春，也就成了他们指认、书写自我和时代的凭证与久久回望的精神故乡。
当“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之后，知青作家们被民族历史打上烙印的别样青春尘埃落定，重归城市的他们面临着新一轮的集体思潮，即整个社会对刚刚过去的十年“文革”的控诉与反思。而控诉与反思的基调则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坛将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流，刘心武的《班主任》被视为新时期文学复苏的发轫之作，接踵而至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作品的中兴，浪漫主义文学在这种局面之下则略显冷落。然而，新时期同样是一个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的自我意识空前鲜明、个性解放要求空前踊跃、否定与反抗精神空前激昂的时期，这些情绪的倾泻离不开浪漫主义笔调的书写，大多极富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气质的知青小说因此常常被归纳入浪漫主义作品范畴。
精神困境是新时期初浪漫主义文学在面临社会大变革及由此而带来的浮躁与焦虑的历史背景之下难以忽视的创作现象，在知青小说中主要表现为该时期人的自我觉醒与确认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与失落。当知青作家在远离城市的自然环境中奋斗理想时，正值风华正茂的青年岁月，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正是在近乎对信仰的狂热中完成了思想形塑和人生经验累积。然而，当青春已逝，自己曾深信不疑、为之抛洒汗水与热情的事物被证伪，因此知青一代才要对知青的种种问题持续寻求答案。
二、新时期初知青小说创作中的自然书写
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在论及自然与人类关系时曾经写过：“孤寂的森林，无垠的海洋，灿烂的星空，都能表达充满人们心灵的永恒感与无限感。”确实，相较起都市文明的熙攘与喧嚣，辽阔包容的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是对未受约束、饱满充沛的原始生命力的直接触碰与感受，也是人类获得直面现实、搏击人生的精神动力源泉。知青作家的写作同时亦是对自己“上山下乡”人生经验的一种回望，无论是西北戈壁上空的皓月、内蒙草原上吹拂而过的风，还是西南丛林间斑驳的阳光等等，都是烙印在知青作家记忆深处久不褪色的风景，这些风景既构成了知青作家的青春底色，也安放了他们青年时期直至步入中年以后对理想的追逐、对个人价值的省思，以及对化解精神焦虑的求索等思绪。
知青小说中的自然书写首先表现为作家理想主义情怀的寄托。对于知青作家而言，他们所走过的青春岁月是一个热忱满盈、“充满了青春气息和浪漫想象”的時代，他们用年轻生命谱出的，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乐章。邓刚《迷人的海》描写了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老少二代的代际冲突与在蔚蓝神秘的大海面前的共同搏击。对于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而言，寻找错鱼守护的海底宝物的过程即是追逐人生理想与生命价值的过程，尽管二人在面对大海时存在着老海碰子的敬畏与小海碰子的狂妄的态度之差，但二人均从未在大海的汹涌咆哮之下示弱，而是以无畏的身姿投入内心崇高的理想奋斗。
其次，知青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历经自然的滋养而完成自我的建构。在这里，自然被赋予了人格化的意义，是融入人的主体意识的一种隐喻，知青作家在对自然环境的勾勒中营造了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审美世界，借此来观照人的理想与精神，抒发内心的焦虑与失落。张承志《北方的河》将 “我” 的人生经验、情感体验融汇于“我”对北方数条大河的追寻、描摹与想象，北方的河既是“我”调研的地理对象，也是“我”的理想化身。小说中，“我”从额尔齐斯河学会了宽容，从湟水认识了生活的残缺美，从黄河找到了父亲，从永定河懂得了坚忍的意义，从梦中正在解冻的黑龙江这蕴藏着北方的秘密的大河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一个成熟的“我”正自信地随着一泻而下的滚滚洪流向前挺进。
最后，知青作家的自然倾向源自对时代文明的思考与对人们精神焦虑的企图化解。新时期初，伴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动，迅速发展的都市文明给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人的主体意识在复苏的同时也容易紧接着陷入失去支点、无所适从的焦虑与迷惘当中。张承志《黑骏马》以温情的笔调回顾内蒙古草原岁月，描写了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在乌珠穆沁草原上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与索米娅以悲剧收尾的动人爱情。小说在对离去又归来的白音宝力格寻觅草原故土、往昔情谊与自我过往的叙述中，渲染了草原人民淳朴明媚的人性和草原人民对理想、爱情的向往，同时亦通过对草原文明的歌颂含蓄地表达了对都市文明的批判。 三、新时期初知青小说创作中的精神困境突破
大自然的包容与抚慰、浩瀚与永恒令知青作家在历史的裹挟之下觉悟了直视现实人生、把握生命价值的意识，探索理想的人性建构与反抗命运、超越自我成为新时期初知青小说中对抗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出路所在。此外，大自然于新时期初知青小说中亦不再是单纯的生存环境与故事背景，而成为了当现代人陷落精神之困时，可以回望以汲取力量的精神故土。
新时期初，中国社会刚刚结束一场长达十年的历史动荡，长期为集体高压所束缚的个人价值复又觉醒，对历史的清算成为文坛的主流书写。知青作家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探究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理想建构的可能。陈村《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讲述了“我”与同学崔小文、大树等知识青年被分配到一个叫吴村的农村插队的过往。“我”和大树曾因情感的纠葛而发生矛盾，然而我们的情谊却并没有就此终结，在“我”生病的时候，是大树不计前嫌来照顾“我”。后来“我”得到了回城机会，文文为了不拖累“我”，便写信谎称她已与大树结婚，令“我”在痛苦之中选择离开、返回城市。后来，“我”回吴村探望大树和文文，却被大树告知文文已经死了。小说情节简单，却处处闪烁着理想人性的光芒与动人心弦的情感，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在作品中的表现都朴素而真诚，作品通过平淡的笔法，用日常而细致的书写叙述了人性的明朗与温情在不幸命运中所能体现出来的力量。
在社会震荡所带来的现实逆境与生活坎坷面前，知青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表现出高昂无畏的斗争姿态，力图挣脱颓丧与苟安，勇敢正视命运浮沉、奋力创造自我生命价值，在追寻理想的道路上实现自我的超越。张承志《大坂》的主人公“他”拥有一颗无惧挑战的心灵与坚韧不拔的勇气，妻子电报上“能回来吗”的短短四字带来的牵挂支撑着“他”压制下攀山过程中不断发作的牙疼，在高海拔与恶劣天气所带来的生理不适中一步一步艰难朝上，最终成功克服体能的极限挑战登上大坂，在被登顶以后望见的冰川上的壮阔景致所震撼的同时也收获了与多舛命途的和解。《大坂》中的主人公对自己的所在与面临的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却并没有屈服于看似不可能的险阻之下，他不甘接受与让步于“分文不值的弱者的悲哀”，于是奋起反击，终于在对大坂冰山的征服中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与价值。
自然对知青作家而言也是内蕴民族文化气质的精神故土，是守住人的价值不至沦陷的心灵憩园。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散文化的敘述方式回忆了“我”在陕北山村清平湾插队喂牛的日子，清平湾的山野四季、牛群，跟“我”一起拦牛的破老汉及其孙女留小儿，以及这里淳朴的民风和曲调悠远的陕北民歌，都无声地浸润着“我”的心灵，给“我”的青春留下了温暖深刻的印记，令“我”在多年以后的岁月仍然久久难忘。类似的叙事还有张承志笔下的内蒙古草原、梁晓声笔下的北大荒、孔捷生笔下的橡胶林……这些自然风物的理想底色既为知青作家的过往岁月加持了人生意义，亦使其成为了现代人突破精神困境、摄取心灵力量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周显波.知青小说“浪漫英雄”现象检讨[J].名作欣赏，2013（28）.
[2]陈国恩.知青小说： 浪漫主义思潮的回归与泛化[J].学习与探索，2003（6）.
[3]斯达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M].丁世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单位：
绍兴文理学院
关键词：浪漫主义;知青小说;精神困境;自然书写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民主空气的传播与社会话语空间的松动，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品逐步占领文坛高地。相比起从创作高压中“解放”出来的现实主义作品，国内肇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在经历了前一阶段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的倾覆之后日显式微，以至于在学界出现了对新时期初浪漫主义文学的在场性、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失落乃至终结现象等问题的讨论。细究本时期文学创作，可以发现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在文坛是仍旧占有一席之位的，其创作对象则更多地聚焦于对这一时期人们精神困境的表现与如何突破困境的探索，其中尤以关注自然与人类精神返乡的知青小说为甚。
一、新时期初知青小说创作与浪漫主义精神困境
石兴泽在《杂乱的指涉和归类：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专题性研究》一文中曾尝试对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形态进行了指涉与爬梳，将本时期创作队伍游移的浪漫主义文学归类为朦胧诗潮、知青文学、寻根文学、自然浪漫主义文学与西部浪漫主义文学等五个专题，其论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同浪漫主义文学专题下的作品体裁与表达倾向尽管各有差异，但对人的价值的追问、对理想主义的坚持、对民族出路的探寻等内容是贯穿于这些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共同肌质。
知青作家大多经历过于热情昂扬中从城市出走投身入农村广阔天地，又从农村回归城市、在集体的意识遮蔽中醒转过来面对自我价值的失落与重新确认的错位青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远走他乡的知青作家既在边疆戈壁、荒漠草原、山野丛林等自然天地的浸润里加深了对生命与理想的体悟，又借此寄托了年轻情感的喜乐与愁思。因此，当知青作家回城后，那些曾经安放在农村山寨、农场兵团等地的青春，也就成了他们指认、书写自我和时代的凭证与久久回望的精神故乡。
当“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之后，知青作家们被民族历史打上烙印的别样青春尘埃落定，重归城市的他们面临着新一轮的集体思潮，即整个社会对刚刚过去的十年“文革”的控诉与反思。而控诉与反思的基调则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坛将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流，刘心武的《班主任》被视为新时期文学复苏的发轫之作，接踵而至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作品的中兴，浪漫主义文学在这种局面之下则略显冷落。然而，新时期同样是一个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的自我意识空前鲜明、个性解放要求空前踊跃、否定与反抗精神空前激昂的时期，这些情绪的倾泻离不开浪漫主义笔调的书写，大多极富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气质的知青小说因此常常被归纳入浪漫主义作品范畴。
精神困境是新时期初浪漫主义文学在面临社会大变革及由此而带来的浮躁与焦虑的历史背景之下难以忽视的创作现象，在知青小说中主要表现为该时期人的自我觉醒与确认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与失落。当知青作家在远离城市的自然环境中奋斗理想时，正值风华正茂的青年岁月，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正是在近乎对信仰的狂热中完成了思想形塑和人生经验累积。然而，当青春已逝，自己曾深信不疑、为之抛洒汗水与热情的事物被证伪，因此知青一代才要对知青的种种问题持续寻求答案。
二、新时期初知青小说创作中的自然书写
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在论及自然与人类关系时曾经写过：“孤寂的森林，无垠的海洋，灿烂的星空，都能表达充满人们心灵的永恒感与无限感。”确实，相较起都市文明的熙攘与喧嚣，辽阔包容的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是对未受约束、饱满充沛的原始生命力的直接触碰与感受，也是人类获得直面现实、搏击人生的精神动力源泉。知青作家的写作同时亦是对自己“上山下乡”人生经验的一种回望，无论是西北戈壁上空的皓月、内蒙草原上吹拂而过的风，还是西南丛林间斑驳的阳光等等，都是烙印在知青作家记忆深处久不褪色的风景，这些风景既构成了知青作家的青春底色，也安放了他们青年时期直至步入中年以后对理想的追逐、对个人价值的省思，以及对化解精神焦虑的求索等思绪。
知青小说中的自然书写首先表现为作家理想主义情怀的寄托。对于知青作家而言，他们所走过的青春岁月是一个热忱满盈、“充满了青春气息和浪漫想象”的時代，他们用年轻生命谱出的，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乐章。邓刚《迷人的海》描写了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老少二代的代际冲突与在蔚蓝神秘的大海面前的共同搏击。对于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而言，寻找错鱼守护的海底宝物的过程即是追逐人生理想与生命价值的过程，尽管二人在面对大海时存在着老海碰子的敬畏与小海碰子的狂妄的态度之差，但二人均从未在大海的汹涌咆哮之下示弱，而是以无畏的身姿投入内心崇高的理想奋斗。
其次，知青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历经自然的滋养而完成自我的建构。在这里，自然被赋予了人格化的意义，是融入人的主体意识的一种隐喻，知青作家在对自然环境的勾勒中营造了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审美世界，借此来观照人的理想与精神，抒发内心的焦虑与失落。张承志《北方的河》将 “我” 的人生经验、情感体验融汇于“我”对北方数条大河的追寻、描摹与想象，北方的河既是“我”调研的地理对象，也是“我”的理想化身。小说中，“我”从额尔齐斯河学会了宽容，从湟水认识了生活的残缺美，从黄河找到了父亲，从永定河懂得了坚忍的意义，从梦中正在解冻的黑龙江这蕴藏着北方的秘密的大河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一个成熟的“我”正自信地随着一泻而下的滚滚洪流向前挺进。
最后，知青作家的自然倾向源自对时代文明的思考与对人们精神焦虑的企图化解。新时期初，伴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动，迅速发展的都市文明给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人的主体意识在复苏的同时也容易紧接着陷入失去支点、无所适从的焦虑与迷惘当中。张承志《黑骏马》以温情的笔调回顾内蒙古草原岁月，描写了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在乌珠穆沁草原上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与索米娅以悲剧收尾的动人爱情。小说在对离去又归来的白音宝力格寻觅草原故土、往昔情谊与自我过往的叙述中，渲染了草原人民淳朴明媚的人性和草原人民对理想、爱情的向往，同时亦通过对草原文明的歌颂含蓄地表达了对都市文明的批判。 三、新时期初知青小说创作中的精神困境突破
大自然的包容与抚慰、浩瀚与永恒令知青作家在历史的裹挟之下觉悟了直视现实人生、把握生命价值的意识，探索理想的人性建构与反抗命运、超越自我成为新时期初知青小说中对抗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出路所在。此外，大自然于新时期初知青小说中亦不再是单纯的生存环境与故事背景，而成为了当现代人陷落精神之困时，可以回望以汲取力量的精神故土。
新时期初，中国社会刚刚结束一场长达十年的历史动荡，长期为集体高压所束缚的个人价值复又觉醒，对历史的清算成为文坛的主流书写。知青作家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探究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理想建构的可能。陈村《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讲述了“我”与同学崔小文、大树等知识青年被分配到一个叫吴村的农村插队的过往。“我”和大树曾因情感的纠葛而发生矛盾，然而我们的情谊却并没有就此终结，在“我”生病的时候，是大树不计前嫌来照顾“我”。后来“我”得到了回城机会，文文为了不拖累“我”，便写信谎称她已与大树结婚，令“我”在痛苦之中选择离开、返回城市。后来，“我”回吴村探望大树和文文，却被大树告知文文已经死了。小说情节简单，却处处闪烁着理想人性的光芒与动人心弦的情感，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在作品中的表现都朴素而真诚，作品通过平淡的笔法，用日常而细致的书写叙述了人性的明朗与温情在不幸命运中所能体现出来的力量。
在社会震荡所带来的现实逆境与生活坎坷面前，知青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表现出高昂无畏的斗争姿态，力图挣脱颓丧与苟安，勇敢正视命运浮沉、奋力创造自我生命价值，在追寻理想的道路上实现自我的超越。张承志《大坂》的主人公“他”拥有一颗无惧挑战的心灵与坚韧不拔的勇气，妻子电报上“能回来吗”的短短四字带来的牵挂支撑着“他”压制下攀山过程中不断发作的牙疼，在高海拔与恶劣天气所带来的生理不适中一步一步艰难朝上，最终成功克服体能的极限挑战登上大坂，在被登顶以后望见的冰川上的壮阔景致所震撼的同时也收获了与多舛命途的和解。《大坂》中的主人公对自己的所在与面临的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却并没有屈服于看似不可能的险阻之下，他不甘接受与让步于“分文不值的弱者的悲哀”，于是奋起反击，终于在对大坂冰山的征服中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与价值。
自然对知青作家而言也是内蕴民族文化气质的精神故土，是守住人的价值不至沦陷的心灵憩园。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散文化的敘述方式回忆了“我”在陕北山村清平湾插队喂牛的日子，清平湾的山野四季、牛群，跟“我”一起拦牛的破老汉及其孙女留小儿，以及这里淳朴的民风和曲调悠远的陕北民歌，都无声地浸润着“我”的心灵，给“我”的青春留下了温暖深刻的印记，令“我”在多年以后的岁月仍然久久难忘。类似的叙事还有张承志笔下的内蒙古草原、梁晓声笔下的北大荒、孔捷生笔下的橡胶林……这些自然风物的理想底色既为知青作家的过往岁月加持了人生意义，亦使其成为了现代人突破精神困境、摄取心灵力量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周显波.知青小说“浪漫英雄”现象检讨[J].名作欣赏，2013（28）.
[2]陈国恩.知青小说： 浪漫主义思潮的回归与泛化[J].学习与探索，2003（6）.
[3]斯达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M].丁世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单位：
绍兴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