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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首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译丛”的引进出版和成功结项，关键在于独到的选题发掘和定位，执行选题的力度和策略以及主编、译者和编辑的专业高效和敬业。
关键词：项目定位；基金申请；译者；编辑队伍
2013年2月，历时五年之久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译丛（共9本，以下简称“院士译丛”）终于全部付梓出版了。作为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外教社）首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院士译丛”在同年度顺利结项。一年多来，译丛的学术价值、学术影响正为学界所认可，各本书也陆续重印。作为策划编辑和项目负责人，笔者亲历译丛整个策划组稿和编辑出版过程，感触良多，现将其中的一些感悟与同行分享。
一、发掘选题眼光独到
2008年下半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副会长、《外国文学研究》主编、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给我发来几个选题，“院士译丛”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外教社跟聂先生曾经有过相当成功的第一次合作。那是在汶川大地震后，我们通力合作，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策划、创作并出版了由聂先生和罗良功先生主编的、汇集世界各国作家与诗人诗作的《让我们共同面对——世界诗人同祭四川大地震》一书，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而我也跟初次合作的聂先生、罗先生结下友谊。在收到聂先生的几个选题后，我一眼看中了其中的“院士译丛”，仔细审读后，即上报选题会讨论，获得庄智象社长的首肯。选题会认为：项目优势是原作者学术地位高，原作品质量出色，对我国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有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困难是内容精深，对译者和读者的要求都很高，不会有很大销量，经济效益方面期待不高。外教社学术图书出版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上，以服务学术研究和推广为方向，最终选题获得一致通过。
聂先生身兼数职，异常忙碌，选题在当年度并未立即开展。直觉和经验都告诉我，这个选题值得一做。于是，我对选题进行跟踪，几经沟通商量，聂先生终于在2009年初开始投入选题的创作和译者队伍组建。
二、项目定位高端精当
选题虽然只是初步设想，但定位明确。“院士译丛”是一套学术翻译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文学批评领域的院士中，选择一批文学批评力作，译介给中国学术界。20世纪以来，美国的文学研究空前繁荣，译丛选取的著作都是文学批评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内容涵盖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戏剧批评和文化批评等。译丛力图通过对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精心之作的翻译，向中国学术界展示“理论热”之后，美国文学批评家如何更新文学批评方法，以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更包容的态度对不同类型的文学进行有效批评。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创办于1780年，是一个蜚声世界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每年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选取当代最杰出的人才成为该院院士。目前入选其文学批评领域且仍健在的院士仅有169人，均为当今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文化理论及批评方面的顶级专家。“院士译丛”的9位原作者，于1985年至2008年陆续当选为院士，至今仍活跃在美国学界。
三、译丛书目确定慎重务实
最初的译丛书单，得到原作者之一、项目顾问玛乔瑞·帕洛夫院士的力荐，有20部左右著作供选择。外教社专门于2010年5月召开专家咨询会和论证会，由庄智象社长召集，译丛正副主编聂珍钊教授、王松林教授和陈众议研究员等国内知名专家参会，就项目的具体操作、主题定位、译者选择、翻译标准、受众群、项目进度、时间节点把握等征询方家意见。各位专家对项目给予很高评价，并提出不少有益建议。庄社长指出，项目需完成翻译和出版两项大工程，时间节点一定要准确把握，时间有保证，丛书质量才可能有保证，他建议在不影响学术价值和主题内容的前提下，可考虑选择篇幅较小的著作，以保证按时完成。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
几经比较考量，译丛最终选取10部原著（最后出版9部），涵盖诗歌、戏剧、小说、文化批评等文学流域，篇幅相仿，长短适中，便于翻译工作的开展。
四、版权联系艰难曲折
确定书目后，接下来就是各书中文翻译版的版权联系和谈判。由于各部书分属于不同的国外出版社，且大多都未与外教社合作过，采取常规联系方式既费时，效果又不尽如人意。有些出版社比较小众，对中国了解不深，版权经理的邮件要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要么回复非常缓慢。而如果翻译版版权无法解决，那么原作的翻译、翻译版的编辑出版都无从谈起。好在译丛主编聂珍钊先生在学界声望甚高，他本人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期刊汇聚了一批国外顶尖学者作为编委会成员；此外，他与原著的好几位作者有不少学术交流。因此，聂先生给原作者一一写信说明情况，表达我们将原著译成中文在中国学界传播的诚意。得到原作者理解和同意后，再请原作者跟国外原出版社沟通商议，将翻译版版权授予外教社。在各本书得到原出版社愿意谈判的信息后，外教社版权经理再跟他们一一联系，逐步分别达成合作条款。由于时间紧迫，项目组只能一边着手翻译一边等待结果。最终，除了《诗歌的材料：诗学理论概要》一书外，其余9本都获得了中文翻译版版权。而项目的成功运作，也为外教社与这些国外出版社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国家出版基金申请同步进行
在出版社联系版权，主编组织翻译队伍的同时，我们还联合进行了一项重要工作——申请国家出版基金。
2009年七八两月，我们与主编聂先生、副主编王松林先生通力合作，精心准备，就“院士译丛”立项的背景、意义和重要性，项目申请理由，主要内容介绍，可行性分析，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分析和总体目标，项目组织实施的条件和优势，风险分析等进行充分论证，提供了翔实而令人信服的材料和数据，拟定了具体的项目实施计划书，同时得到业内权威专家的鼎力支持和推荐，项目最终在2009年底成功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这也是外教社首个荣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 六、制度为项目实施保驾护航
外教社高度重视这个项目的实施。为确保项目的学术价值和内容质量，外教社制订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管理细则》，并成立由庄社长牵头、由分管副总编辑协管的项目组，负责项目整体运作和管理。项目组由庄社长担任项目组组长，学术事业部主任担任副组长并具体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项目组由编辑、装帧设计、校对、出版等部门指定专人组成，确保项目的编纂、编校、装帧和印制质量。
外教社财务部负责项目资助经费核算与管理，遵循“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原则，及时、正确归集与项目相关的各项支出，严格按经费拨付机构要求与相关财会制度建账、结算，并定期与项目负责人核对使用情况，确保资助经费专项用于资助项目的编辑、稿酬、版权费、校对、装帧、排印装、原辅材料及资料购置等直接成本支出。
七、主编、译者队伍专业高效
“院士译丛”由聂珍钊先生担任学术策划和主编。聂珍钊先生的学术研究多次获奖，其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份被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收录的中文国际性学术期刊；他与“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一些著名院士保持着良好的私人联系和学术交往，他在外国文学批评领域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就保证了“院士译丛”的顺利开展。项目还联络国内学术界和文学界名家组成编委会，以扩大影响。
译丛为大型学术翻译工程，原书内容哲理性强，深奥晦涩，翻译难度很大。编委会决定成立翻译项目组，每部书为一个项目小组，全组共同完成译著。项目组长负责选拔翻译成员和组织译稿审校、撰写序言等，并对译著质量负责。编委会负责监督检查丛书的整体质量。
编委会建议每本书由4-5人组成团队，每人翻译字数控制在5-6万字左右。项目组长定期召开项目组的翻译研讨会，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语言障碍和学术问题。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与原作者联系，也可在主编提供的CAAP（中美诗歌诗学协会）网站上进行交流。各项目组与主编保持密切沟通。
编委会对翻译体例和格式进行了细致专业的界定，包括注释格式（分原文注释和译者注释）、译文涉及的人名（作家）及地名的翻译、译文涉及的文学作品翻译、翻译中涉及的所有专门术语的翻译等；规定对译丛的9名院士的批评思想进行归纳总结，每本书由负责人写出约8000字序言一篇；着重建议对项目工作中遇到的学术性问题，包括译文表述问题、文学批评问题、书评和研究方法等进行总结，达到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目的。项目翻译结束后，拟总结翻译过程中的得失，探讨文学批评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问题。
译丛共遴选十余所高校近50位有丰富教学与研究经验、翻译水平高、有时间保证且对项目有学术兴趣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参与翻译。他们殚精竭虑，穷其心智，为项目的最终成功付出了艰苦努力。这里要再次提及聂珍钊先生，他直接主持其中一部书的翻译，因事务繁重，期间突发心脏疾患，所幸救治及时，他坚持高质量完成了书稿翻译及主编工作。
八、编辑队伍经受考验
由于译丛的翻译过程异常艰辛，原定时间节点屡被推迟，等编辑收到翻译定稿时，往往只有几个月时间甚至更短，加上人手紧张，学术事业部全员投入。
与常规的编辑工作只需审读原稿不同，翻译稿的编辑工作分两个层面，首先是对照原文检查译文是否正确、准确，是否错译、漏译，翻译腔是否太重，这涉及字、词、句、标点等方面所有细节问题的核对，也涉及各章节以及整部书风格跟原书是否吻合等的审核；其次是译文本身的体例、格式以及文字是否通顺、是否有错字漏字等常规编辑工作的处理。编辑们对照英文原文，对翻译稿认真审读，及时发现翻译、文字、体例等方面的问题，与译者沟通，不放过任何有争议之处。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严谨谨慎的风格赢得了各位译者的尊重，译者们说，每部书的翻译都包含了各位编辑的专业建议和再创作，甚至有译者再三提出，希望在译者名单中加入编辑的姓名。个别项目由于开展较晚，整部译稿分割成几部分陆续发给编辑，翻译和审校同时进行，由于是反常规操作，稍有不慎，极易出现差错。但编辑忙而不乱，有序处理，有效避免了谬误的发生。
同时，由于各部书从不同的国外出版社引进，其体例、编排并不一致，原出版社也各有其不同的特殊要求需要满足。作为译丛的策划编辑和项目负责人，我负责丛书的体例统一、封面设计的反复沟通、各部书时间节点的把握、翻译质量的监控、各部译稿相关问题处理结果的最终确认、与两位主编和各部译稿负责人重要问题的联系和反馈、版权联系情况追踪以及编辑出版各个环节的协调及与其他部门的沟通，等等。在外教社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下，译丛终获顺利结项。
“院士译丛”的出版，体现了外教社发掘选题的独到眼光以及执行项目的策略和力度；积聚了一批国内外学术资源和人脉，有利于本社高端学术项目的进一步开发；发现了几家可合作的国外优质出版社；锻炼了编辑人员的专业素质；更重要的是，为推动我国人文学科的学术发展、为国内学界的学术繁荣和学术传播做出了外教社应有的贡献，可谓一举几得的好事。其中的经验、启示和不足都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和总结。
（孙静，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学术事业部主任、副编审）
关键词：项目定位；基金申请；译者；编辑队伍
2013年2月，历时五年之久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译丛（共9本，以下简称“院士译丛”）终于全部付梓出版了。作为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外教社）首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院士译丛”在同年度顺利结项。一年多来，译丛的学术价值、学术影响正为学界所认可，各本书也陆续重印。作为策划编辑和项目负责人，笔者亲历译丛整个策划组稿和编辑出版过程，感触良多，现将其中的一些感悟与同行分享。
一、发掘选题眼光独到
2008年下半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副会长、《外国文学研究》主编、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给我发来几个选题，“院士译丛”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外教社跟聂先生曾经有过相当成功的第一次合作。那是在汶川大地震后，我们通力合作，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策划、创作并出版了由聂先生和罗良功先生主编的、汇集世界各国作家与诗人诗作的《让我们共同面对——世界诗人同祭四川大地震》一书，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而我也跟初次合作的聂先生、罗先生结下友谊。在收到聂先生的几个选题后，我一眼看中了其中的“院士译丛”，仔细审读后，即上报选题会讨论，获得庄智象社长的首肯。选题会认为：项目优势是原作者学术地位高，原作品质量出色，对我国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有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困难是内容精深，对译者和读者的要求都很高，不会有很大销量，经济效益方面期待不高。外教社学术图书出版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上，以服务学术研究和推广为方向，最终选题获得一致通过。
聂先生身兼数职，异常忙碌，选题在当年度并未立即开展。直觉和经验都告诉我，这个选题值得一做。于是，我对选题进行跟踪，几经沟通商量，聂先生终于在2009年初开始投入选题的创作和译者队伍组建。
二、项目定位高端精当
选题虽然只是初步设想，但定位明确。“院士译丛”是一套学术翻译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文学批评领域的院士中，选择一批文学批评力作，译介给中国学术界。20世纪以来，美国的文学研究空前繁荣，译丛选取的著作都是文学批评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内容涵盖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戏剧批评和文化批评等。译丛力图通过对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精心之作的翻译，向中国学术界展示“理论热”之后，美国文学批评家如何更新文学批评方法，以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更包容的态度对不同类型的文学进行有效批评。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创办于1780年，是一个蜚声世界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每年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选取当代最杰出的人才成为该院院士。目前入选其文学批评领域且仍健在的院士仅有169人，均为当今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文化理论及批评方面的顶级专家。“院士译丛”的9位原作者，于1985年至2008年陆续当选为院士，至今仍活跃在美国学界。
三、译丛书目确定慎重务实
最初的译丛书单，得到原作者之一、项目顾问玛乔瑞·帕洛夫院士的力荐，有20部左右著作供选择。外教社专门于2010年5月召开专家咨询会和论证会，由庄智象社长召集，译丛正副主编聂珍钊教授、王松林教授和陈众议研究员等国内知名专家参会，就项目的具体操作、主题定位、译者选择、翻译标准、受众群、项目进度、时间节点把握等征询方家意见。各位专家对项目给予很高评价，并提出不少有益建议。庄社长指出，项目需完成翻译和出版两项大工程，时间节点一定要准确把握，时间有保证，丛书质量才可能有保证，他建议在不影响学术价值和主题内容的前提下，可考虑选择篇幅较小的著作，以保证按时完成。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
几经比较考量，译丛最终选取10部原著（最后出版9部），涵盖诗歌、戏剧、小说、文化批评等文学流域，篇幅相仿，长短适中，便于翻译工作的开展。
四、版权联系艰难曲折
确定书目后，接下来就是各书中文翻译版的版权联系和谈判。由于各部书分属于不同的国外出版社，且大多都未与外教社合作过，采取常规联系方式既费时，效果又不尽如人意。有些出版社比较小众，对中国了解不深，版权经理的邮件要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要么回复非常缓慢。而如果翻译版版权无法解决，那么原作的翻译、翻译版的编辑出版都无从谈起。好在译丛主编聂珍钊先生在学界声望甚高，他本人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期刊汇聚了一批国外顶尖学者作为编委会成员；此外，他与原著的好几位作者有不少学术交流。因此，聂先生给原作者一一写信说明情况，表达我们将原著译成中文在中国学界传播的诚意。得到原作者理解和同意后，再请原作者跟国外原出版社沟通商议，将翻译版版权授予外教社。在各本书得到原出版社愿意谈判的信息后，外教社版权经理再跟他们一一联系，逐步分别达成合作条款。由于时间紧迫，项目组只能一边着手翻译一边等待结果。最终，除了《诗歌的材料：诗学理论概要》一书外，其余9本都获得了中文翻译版版权。而项目的成功运作，也为外教社与这些国外出版社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国家出版基金申请同步进行
在出版社联系版权，主编组织翻译队伍的同时，我们还联合进行了一项重要工作——申请国家出版基金。
2009年七八两月，我们与主编聂先生、副主编王松林先生通力合作，精心准备，就“院士译丛”立项的背景、意义和重要性，项目申请理由，主要内容介绍，可行性分析，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分析和总体目标，项目组织实施的条件和优势，风险分析等进行充分论证，提供了翔实而令人信服的材料和数据，拟定了具体的项目实施计划书，同时得到业内权威专家的鼎力支持和推荐，项目最终在2009年底成功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这也是外教社首个荣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 六、制度为项目实施保驾护航
外教社高度重视这个项目的实施。为确保项目的学术价值和内容质量，外教社制订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管理细则》，并成立由庄社长牵头、由分管副总编辑协管的项目组，负责项目整体运作和管理。项目组由庄社长担任项目组组长，学术事业部主任担任副组长并具体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项目组由编辑、装帧设计、校对、出版等部门指定专人组成，确保项目的编纂、编校、装帧和印制质量。
外教社财务部负责项目资助经费核算与管理，遵循“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原则，及时、正确归集与项目相关的各项支出，严格按经费拨付机构要求与相关财会制度建账、结算，并定期与项目负责人核对使用情况，确保资助经费专项用于资助项目的编辑、稿酬、版权费、校对、装帧、排印装、原辅材料及资料购置等直接成本支出。
七、主编、译者队伍专业高效
“院士译丛”由聂珍钊先生担任学术策划和主编。聂珍钊先生的学术研究多次获奖，其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份被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收录的中文国际性学术期刊；他与“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一些著名院士保持着良好的私人联系和学术交往，他在外国文学批评领域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就保证了“院士译丛”的顺利开展。项目还联络国内学术界和文学界名家组成编委会，以扩大影响。
译丛为大型学术翻译工程，原书内容哲理性强，深奥晦涩，翻译难度很大。编委会决定成立翻译项目组，每部书为一个项目小组，全组共同完成译著。项目组长负责选拔翻译成员和组织译稿审校、撰写序言等，并对译著质量负责。编委会负责监督检查丛书的整体质量。
编委会建议每本书由4-5人组成团队，每人翻译字数控制在5-6万字左右。项目组长定期召开项目组的翻译研讨会，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语言障碍和学术问题。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与原作者联系，也可在主编提供的CAAP（中美诗歌诗学协会）网站上进行交流。各项目组与主编保持密切沟通。
编委会对翻译体例和格式进行了细致专业的界定，包括注释格式（分原文注释和译者注释）、译文涉及的人名（作家）及地名的翻译、译文涉及的文学作品翻译、翻译中涉及的所有专门术语的翻译等；规定对译丛的9名院士的批评思想进行归纳总结，每本书由负责人写出约8000字序言一篇；着重建议对项目工作中遇到的学术性问题，包括译文表述问题、文学批评问题、书评和研究方法等进行总结，达到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目的。项目翻译结束后，拟总结翻译过程中的得失，探讨文学批评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问题。
译丛共遴选十余所高校近50位有丰富教学与研究经验、翻译水平高、有时间保证且对项目有学术兴趣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参与翻译。他们殚精竭虑，穷其心智，为项目的最终成功付出了艰苦努力。这里要再次提及聂珍钊先生，他直接主持其中一部书的翻译，因事务繁重，期间突发心脏疾患，所幸救治及时，他坚持高质量完成了书稿翻译及主编工作。
八、编辑队伍经受考验
由于译丛的翻译过程异常艰辛，原定时间节点屡被推迟，等编辑收到翻译定稿时，往往只有几个月时间甚至更短，加上人手紧张，学术事业部全员投入。
与常规的编辑工作只需审读原稿不同，翻译稿的编辑工作分两个层面，首先是对照原文检查译文是否正确、准确，是否错译、漏译，翻译腔是否太重，这涉及字、词、句、标点等方面所有细节问题的核对，也涉及各章节以及整部书风格跟原书是否吻合等的审核；其次是译文本身的体例、格式以及文字是否通顺、是否有错字漏字等常规编辑工作的处理。编辑们对照英文原文，对翻译稿认真审读，及时发现翻译、文字、体例等方面的问题，与译者沟通，不放过任何有争议之处。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严谨谨慎的风格赢得了各位译者的尊重，译者们说，每部书的翻译都包含了各位编辑的专业建议和再创作，甚至有译者再三提出，希望在译者名单中加入编辑的姓名。个别项目由于开展较晚，整部译稿分割成几部分陆续发给编辑，翻译和审校同时进行，由于是反常规操作，稍有不慎，极易出现差错。但编辑忙而不乱，有序处理，有效避免了谬误的发生。
同时，由于各部书从不同的国外出版社引进，其体例、编排并不一致，原出版社也各有其不同的特殊要求需要满足。作为译丛的策划编辑和项目负责人，我负责丛书的体例统一、封面设计的反复沟通、各部书时间节点的把握、翻译质量的监控、各部译稿相关问题处理结果的最终确认、与两位主编和各部译稿负责人重要问题的联系和反馈、版权联系情况追踪以及编辑出版各个环节的协调及与其他部门的沟通，等等。在外教社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下，译丛终获顺利结项。
“院士译丛”的出版，体现了外教社发掘选题的独到眼光以及执行项目的策略和力度；积聚了一批国内外学术资源和人脉，有利于本社高端学术项目的进一步开发；发现了几家可合作的国外优质出版社；锻炼了编辑人员的专业素质；更重要的是，为推动我国人文学科的学术发展、为国内学界的学术繁荣和学术传播做出了外教社应有的贡献，可谓一举几得的好事。其中的经验、启示和不足都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和总结。
（孙静，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学术事业部主任、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