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可为，西安文理学院院长，工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陕西省“三五人才”和“优秀回国人员”入选者、中共陕西省委第十二届党代会代表、陕西省第十届人大代表。曾任西安市科学技术局（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党组书记。兼任国际热处理与表面工程联合会主席、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真空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徐可为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20余项，包括国家973课题2项、国家863项目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6项、科技部欧盟第五框架计划国际合作项目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0余篇，SCI收录200余篇，被引用2208篇次，H因子24；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6项，获省部级二等以上科技成果奖6项。2002年，他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回国人员”；2005年，他带头研发的 “复杂型腔工模具表面硬质薄膜材料制备成套设备及关键工艺技术”获200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家领导人颁发的奖励证书。
　　作为中国众多海归校长中的一员，2013年2月，徐可为院长接受了《教育》旬刊记者的专访。
　　从海归学者到大学校长
　　《教育》旬刊：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是校长遴选的一个重要参考，而拥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的人往往有竞争的优先权。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留学经历。
　　徐可为：1987年10月，我以西安交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身份赴德国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大学学习，这是X-射线发现者——伦琴教授工作的学校。当时，我的国内指导教师是热处理专业知名学者、西安交大周惠久院士，国外指导教师是国际X-射线应力分析领域位居首席的Machrauch教授。研究题目为“结构件表面强化的残余应力分析与疲劳寿命预测”，这一选题奠定了我一生的学术方向。
　　1988年底，我转到法国巴黎高等工业技术学院（ENSAM）继续完成学位论文工作，ENSAM在法国是最好的工程师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在工业界声誉极佳。也就是在这里，我对不同类型的大学和人才培养定位有了初步认识。1989年底，我在西安交大获得工学博士学位，此后10年时间里，与法国工程师学校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1993年至2001年，每年都有3个月赴法国特鲁凡技术大学和巴黎高等工业技术学院开展合作研究，主持完成了科技部中法合作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项目等。
　　《教育》旬刊：从海归学者到高校管理者，您是如何看待自己身份转变的？
　　徐可为：担任大学校长，对我来说并不是我职业生涯中的追求。我曾在西安交通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和科研处处长，后来又到西安市科技局担任局长。在担任局长期间，高校人文环境对我学术精神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使我在科技局局长的岗位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科技局工作期间，西安市的科技工作有一些大的突破，从学者到担任管理者的转变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通过努力，工作得心应手，这使我感到很欣慰。2010年初，正当我在对西安市科技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寻求新的突破和发展时，组织上任命我到西安文理学院作院长，这对我来说既很意外，又在情理之中。意外是因为思想上没有准备，情理之中是因为我有着高校的工作经历和情感。
　　从科技局局长到大学校长，这是需要时间去探索的。譬如，在科技局中一般不会遇到突发事件需要处理，但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一看到学校来的电话就会精神紧张，这是高校这一社会环境赋予管理者必须重视的问题。与科技局局长相比，大学校长肩负的责任更大。新的形势对大学校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大学校长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是教育家，再次才是一位学者。一位大学校长，在数万师生聚集的场所，没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和很强的政治应变能力，要做好大学校长是不可能的。其次，校长还应是位教育家。要懂得教育工作，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在这样的岗位上要对得起你的工作，若干年后回头才能看到你的工作是否有成就，你带的人才队伍是否形成，你的毕业生是否对社会做出贡献，你的教职工有无建树等。现在很多高校以院士作为校长人选的首要条件，虽然有道理但也不尽然，学术上做得好的人大有人在，但是懂政治、讲政治、会做教育的学术大师并不多。我在这个岗位上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为区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教育》旬刊：办学理念是办学实践的内在动力，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徐可为：与老牌大学、重点院校相比，我校有着自身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建校时间短、办学经费紧张、学科带头人紧缺等方面。对此，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明确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发展路径，突破口是加快学科专业建设，努力实现学校内涵发展。我们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专业特色和专业优势。加强专业建设，使之形成鲜明特色和优势，就必须明确专业定位，走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途径。
　　近年来，我们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把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提供人才智力和技术支撑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性、应用型、开放式”的办学定位，“开放办学、内涵发展、服务地方、彰显特色”的办学思路，以及“立足西安，面向西部，为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服务”的服务面向定位。目前，我院与政府、企业、社会广泛开展交流与合作，已形成了学校主动、政府牵动、业界随动的开放办学的新局面。
　　《教育》旬刊：为服务地方发展、开放办学方面，贵校采取了哪些好的途径？
　　徐可为：在办学实践中，我们坚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是利用丰富的教育资源，做好西安市干部教育培训、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培训，以及市民文化普及教育。二是开拓合作办学新路径，以“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区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民生文化研究所”“中国书画艺术研修中心”“西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西安秦岭保护研究中心”和“西安廉政文化研究中心”等“一所六中心”作为学校与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紧密联系的桥梁，为西安乃至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三是围绕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课题研究，《西安大遗址旅游容量的优化调控研究》《秦巴山区野菜引种驯化和魔芋新品种选育研究与示范》《珍贵中药材延龄草种苗繁育研究》等一大批课题在国家、省、市获得立项，并在课题应用于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关键在于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教育》旬刊：您对贵校的下一步发展有什么样的设想？
　　徐可为：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内涵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其核心竞争力是在教育教学方面彰显办学定位、突出办学特色。这就要求我们围绕学校的办学定位，积极在“特”字上出题，努力在“特”字上破题，做足“特”字这篇大文章。应用型本科院校并不是我国所独有的，国外同类大学的一些办学思路值得我们借鉴。作为一所地方本科院校，我们要高举应用型大旗，拓展产学研办学。一是进一步将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贯穿于学院的顶层设计、人才培养、教学管理、质量监控等全过程；二是进一步理顺产学研管理体制，科技处、实验室与网络管理处、对外交流处、教务处携手攻关，“一所六中心”和各二级学院唱主角；拓展产学研合作的深度、广度；三是成立由行业、企业参与的专业教学委员会，加强与业界的深度合作，建立一支学科教育和行业教育相结合、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实践教学队伍，开展工学交替、项目化合作、订单式培养、顶岗实习等多样化的实习实训。四是打破学校边界、专业边界、课程边界、课堂边界，探索多样化、多层次产学研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新闻延伸
　　致力服务地方现代化建设
　　近年来，西安文理学院坚持开放办学、服务地方，拓宽了学校与外界的交流渠道，促进了学科专业发展，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在参与“大西安”建设中，西安文理学院已逐渐探索出一条新建本科院校服务地方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应用型人才培养多路径；服务地方效果初显；开放办学宽领域探索；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学校声誉不断提升。尤其是过去的2012年， “品牌”效应、“联盟”效应、“产出”效应初步形成。
　　“品牌”效应 在本科教学工程中新增应用化学省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并辐射到生物技术学院、软件学院、物电学院等相关专业，新增“生命科学省级实验教学中心”、“应用型化学专业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计算机应用技术”教学团队、“无机化学”省级精品课程（同时列入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等4个新的建设项目；率先成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试点单位”；新增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获全国第三届“蓝桥杯”软件设计与创业大赛二等奖1项，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1项。
　　“联盟”效应 组建了“一所六中心”，增设3个产学研基地和20余个实习实训基地，其中“西安文理学院——西安软件服务外包学院工程实践中心”批准为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组织“诺奖大师进校园”和“学术活动月”活动，学校开放办学充满活力。与省市教育部门联合组建的“区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西安市秦岭保护办公室联合成立“西安秦岭保护研究中心”，与市社科院联合成立“西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西安市纪委联合成立“西安廉政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业务扎实推进，服务地方、开放办学的良好格局初步形成。
　　“产出”效应 成功举办了300多场次“林声经典音乐视听系列欣赏会”，市民听众累计12万余人，成为古城西安文化生活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为西安市学前教育培养和培训大量优质师资，目前，西安市省级示范园及专家型幼儿园园长中，学校毕业生占90%；软件学院打通了与高新区800余家软件企业的合作通道，为高新区软件企业培养了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保持在92%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