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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三次在湖南境内书写了战略转移的壮丽篇章：
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奉命先遣西征，会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发动湘西攻势，开辟以永顺、龙山、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前进道路，进行战略策应，在湘征战一年有余。
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8万人长征进至湘南，连续突破封锁线，血战湘江，又出广西进湘西南，仅余3万人通道转兵、进军贵州，在湖南前后征战两个月，开辟生路。
1935年11月，任弼时、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从桑植誓师长征，挺进湘中，由湘入黔，北上抗日。工农红军三支雄师长征经过湖南今9个市州48个县市区的广大地区，谱写了长征史诗。
《十六字令·山》，是毛泽东长征诗词的首作，其中第一首“山”：“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写的是长征入湘处湘南著名的八面山，通过独特的山色风光，神奇地揭示了长征精神的精髓要义。
毛泽东为此词作了注释：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这首民谣，讲的是人要服天的意思，但毛泽东却反其义而用之，强调山虽高峻险难，但红军毫不畏惧，人过要昂首，马过不下鞍，表达了坚强乐观、人定胜天的革命意志。
惊回首：湘江血战
193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江西的崇义猛扑湘粤边境的汝城、城口，进逼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红军摧毁敌人碉堡30余座，在城头、太来圩、大坪等地重创敌军。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相继入湘，胜利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11月5日以后，中央红军乘胜由湘南向纵深挺进。当红军向郴州、宜章西进时，蒋介石紧急颁布“堵剿”电令，命湘军、粤军在北起衡阳，经郴州、宜章至广东乐昌的交通线上构筑起第三道封锁线，然而旋即被红军瓦解。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湘南汝城的山路上联名散发了《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农兵及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出路在哪里？”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这一文稿，显示了党和红军对危机关头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不懈探索。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兵分两路抢渡湘江，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过湘江。
湘江战役打得异常血腥激烈，激战达一个星期。在敌机的轰炸下，倒下的红军指战员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遗体血染江面，顺流而淌。哀伤的红军用这样的诗句描述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
部署在灌阳水车一带担负湘江战役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掩护全军渡过湘江后，于12月2日进至湘江边上，遭遇桂军两个师的堵截，师政委程翠林和大批指战员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300多人转移道县、宁远、江华、蓝山之间，最后他腹部中弹重伤，掩护战友突围而被俘。当敌兵押送他至道县石马桥时，他乘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绞断，把鲜血洒在长征路上，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牺牲时年仅29岁。红三十四师的牺牲奉献，谱写了长征史上悲壮的一页。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艰苦的一仗，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的生死决战。它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同时也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由于“左”倾领导者面对强敌和险境，指挥失措，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兵员折损过半，全军已不足3万5000人，作战部队伤亡超过三分之二。但是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终于突破敌人设防最严密的一道封锁线，以血的惨痛代价，保存了党和红军的精英，为继续长征夺取胜利打下了基础。
惊回首：通道转兵
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建树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在通道，毛泽东亲自促成党中央通道会议和中央红军通道转兵，为党和红军力避国民党蒋介石重兵围攻的灭顶之灾，打开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正确通道，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和解决军事问题创造了宝贵的前提条件。
湘江战役失利后，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落脚点的打算已无法实现。可是，“左”倾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却不顾当时严重敌情，不顾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减弱的实际情况，仍坚持从通道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不惜去冒钻进蒋介石预先布置好的伏击口袋，使党中央、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风险。
毛泽东亲历从江西出发长征以来中央红军的艰难征战，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他自觉地站出来，加紧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领导人的工作，一个一个地动员、说服，争取他们认识错误领导的危害和改变错误领导的必要性，团结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共同力挽危局。
红军何去何从，毛泽东建议要开一个会议来决定红军的前进方向问题。但由于当时军情紧迫、敌情严重，来不及召开中央政治局或中革军委全会，最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建议，在通道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决定红军新的作战方针问题。
1934年12月12日傍晚，中共中央负责人和军事指挥者在通道县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以求迅速解决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形势，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会合贺龙、萧克部队的计划。他根据红军破译的敌人电台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向与会者斩钉截铁地提出，红军应放弃与贺龙、萧克会师的打算，改变进军路线，不向北走，而西进贵州。因为黔军比较薄弱，在贵州可以争取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而如果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部署来截击红军的强大军队，就会中蒋介石的圈套。 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2月12日19时半，以中革军委名义向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进军电报。
通道会议作出的转兵决策，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对“左”倾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以及要求改变领导的强烈愿望。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挽危局，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对中央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不仅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内领导层的严肃斗争，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逐步化为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实际上为黎平会议的决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可能性。
惊回首：西征长征
1934年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奉命率红六军团先遣西征，在桂东寨前圩誓师出征，历时80多天，跨越敌占区5000多里，其中途经湖南18个县、市，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追击、堵截、围攻，探明了沿途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传播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完成了兵团性的战略转移，特别是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探明了敌情，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10月下旬，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终于在黔东木黄地区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团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展开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领导核心，打下了坚实基础。随后一年时间里，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省政府，领导苏区军民，创造了一片新的红色区域，为策应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调集了130个团，加上地方保安团队，约30万大军，向湘鄂川黔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研究分析了形势和敌情，决定改变战略方针，突破敌人的重兵包围，转移到敌人围攻线以外，深入敌人力量薄弱地区的后方作战。11月18日，总部下达了突围命令。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突围誓师大会，贺龙、萧克分别向部队下达突围命令。当晚，各部队分别踏上了向南挺进湘中、突围转移的征途。
红二、六军团迅速从大庸、慈利、沅陵间突破澧、沅二水封锁线，攻占辰溪县城、泸溪县浦市镇、溆浦县城，直插湘中，把蒋介石纠集的30万“围剿”军甩开，敌人大为震惊，被迫改“围剿”为“追剿”。红军途经桃源、安化、新化、锡矿山、蓝田、冷水江、绥宁、武冈、洞口、洪江、会同、黔阳、芷江、新晃县的转战，筹款、扩红，组织宣传群众，让国民党蒋介石限制并消灭红二、六军团于资、沅二水之间的企图化成泡影。1936年1月7日，红军进军黔东玉屏、江口，12日进占石阡县城，胜利完成突围转移的第一步战略任务。
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的指挥下，自桑植誓师突围到出湘入黔，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转战数千里，成功地实现了原定战略意图，进入预定地区。红军坚持运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在运动中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冲破封锁，在湘西和湘中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充分显示了英勇无敌、奋斗献身的伟大精神。
惊回首：英名永铭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党和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20位代表中，湖南人5位，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受命于危难之际，重新出来指挥党和红军，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转败为胜之路。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
寻淮洲、粟裕、刘畴西率部先遣长征。1934年7月，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11月，红七军团奉命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粟裕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先遣长征牺牲的湘籍将领有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红十军军长王如痴。他们三位均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粟裕率余部挺进浙西南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长征三老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长征红军中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湖南三老引人注目。林伯渠长征时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徐特立长征时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谢觉哉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他们和董必武、吴玉章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五老”，老当益壮，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信心。长征夜行军中，常见一位老人，穿着灰色军装，提着明亮的马灯，站在险隘的路口，叮嘱同志们“小心，小心！”红军的山歌歌唱林老：“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徐老拄着一杆红缨枪，当拐棍用，身上那件长袍上，缝缀了几个口袋，分门别类地装着老花镜、文件、书籍和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公章。谢老在哈达铺捡到一张《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五万余人”，毛泽东也看到这个消息，所以决定把刘志丹在陕北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
参加红军长征的主要湘籍将领，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二六军团总政委任弼时，中共中央委员李维汉、夏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蔡畅、袁国平、刘晓，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军事家左权、曾中生，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开国大将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开国上将李志民、宋任穷、唐亮、王震、杨勇、苏振华、甘泗淇、邓华、李涛、朱良才、宋时轮、杨得志、李聚奎、彭绍辉、萧克，长征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曾希圣，率部飞夺泸定桥的主力师长陈光，长征的“开路先锋”耿飚，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红军总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军委纵队负责人钟伟剑、王首道、张经武，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第一位开国女将军李贞。
著名的湘籍长征红军夫妻有李富春和蔡畅，任弼时和陈琮英，贺龙和蹇先任，萧克和蹇先佛，甘泗淇和李贞，袁国平和邱一涵，曾日三和吴仲廉，周子昆和曾玉等。大庸县红军烈士侯德臣和妻子殷成福，带领全家8口人参加长征，5人血洒征途。贺龙和蹇先任的女儿贺捷生，未满月就成了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员。举家长征，传为佳话。
参加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湘籍红军将帅和数以万计的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忍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万里长征中谱写了壮烈英勇的篇章，而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奉命先遣西征，会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发动湘西攻势，开辟以永顺、龙山、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前进道路，进行战略策应，在湘征战一年有余。
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8万人长征进至湘南，连续突破封锁线，血战湘江，又出广西进湘西南，仅余3万人通道转兵、进军贵州，在湖南前后征战两个月，开辟生路。
1935年11月，任弼时、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从桑植誓师长征，挺进湘中，由湘入黔，北上抗日。工农红军三支雄师长征经过湖南今9个市州48个县市区的广大地区，谱写了长征史诗。
《十六字令·山》，是毛泽东长征诗词的首作，其中第一首“山”：“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写的是长征入湘处湘南著名的八面山，通过独特的山色风光，神奇地揭示了长征精神的精髓要义。
毛泽东为此词作了注释：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这首民谣，讲的是人要服天的意思，但毛泽东却反其义而用之，强调山虽高峻险难，但红军毫不畏惧，人过要昂首，马过不下鞍，表达了坚强乐观、人定胜天的革命意志。
惊回首：湘江血战
193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江西的崇义猛扑湘粤边境的汝城、城口，进逼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红军摧毁敌人碉堡30余座，在城头、太来圩、大坪等地重创敌军。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相继入湘，胜利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11月5日以后，中央红军乘胜由湘南向纵深挺进。当红军向郴州、宜章西进时，蒋介石紧急颁布“堵剿”电令，命湘军、粤军在北起衡阳，经郴州、宜章至广东乐昌的交通线上构筑起第三道封锁线，然而旋即被红军瓦解。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湘南汝城的山路上联名散发了《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农兵及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出路在哪里？”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这一文稿，显示了党和红军对危机关头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不懈探索。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兵分两路抢渡湘江，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过湘江。
湘江战役打得异常血腥激烈，激战达一个星期。在敌机的轰炸下，倒下的红军指战员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遗体血染江面，顺流而淌。哀伤的红军用这样的诗句描述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
部署在灌阳水车一带担负湘江战役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掩护全军渡过湘江后，于12月2日进至湘江边上，遭遇桂军两个师的堵截，师政委程翠林和大批指战员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300多人转移道县、宁远、江华、蓝山之间，最后他腹部中弹重伤，掩护战友突围而被俘。当敌兵押送他至道县石马桥时，他乘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绞断，把鲜血洒在长征路上，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牺牲时年仅29岁。红三十四师的牺牲奉献，谱写了长征史上悲壮的一页。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艰苦的一仗，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的生死决战。它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同时也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由于“左”倾领导者面对强敌和险境，指挥失措，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兵员折损过半，全军已不足3万5000人，作战部队伤亡超过三分之二。但是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终于突破敌人设防最严密的一道封锁线，以血的惨痛代价，保存了党和红军的精英，为继续长征夺取胜利打下了基础。
惊回首：通道转兵
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建树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在通道，毛泽东亲自促成党中央通道会议和中央红军通道转兵，为党和红军力避国民党蒋介石重兵围攻的灭顶之灾，打开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正确通道，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和解决军事问题创造了宝贵的前提条件。
湘江战役失利后，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落脚点的打算已无法实现。可是，“左”倾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却不顾当时严重敌情，不顾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减弱的实际情况，仍坚持从通道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不惜去冒钻进蒋介石预先布置好的伏击口袋，使党中央、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风险。
毛泽东亲历从江西出发长征以来中央红军的艰难征战，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他自觉地站出来，加紧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领导人的工作，一个一个地动员、说服，争取他们认识错误领导的危害和改变错误领导的必要性，团结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共同力挽危局。
红军何去何从，毛泽东建议要开一个会议来决定红军的前进方向问题。但由于当时军情紧迫、敌情严重，来不及召开中央政治局或中革军委全会，最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建议，在通道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决定红军新的作战方针问题。
1934年12月12日傍晚，中共中央负责人和军事指挥者在通道县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以求迅速解决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形势，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会合贺龙、萧克部队的计划。他根据红军破译的敌人电台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向与会者斩钉截铁地提出，红军应放弃与贺龙、萧克会师的打算，改变进军路线，不向北走，而西进贵州。因为黔军比较薄弱，在贵州可以争取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而如果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部署来截击红军的强大军队，就会中蒋介石的圈套。 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2月12日19时半，以中革军委名义向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进军电报。
通道会议作出的转兵决策，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对“左”倾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以及要求改变领导的强烈愿望。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挽危局，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对中央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不仅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内领导层的严肃斗争，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逐步化为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实际上为黎平会议的决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可能性。
惊回首：西征长征
1934年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奉命率红六军团先遣西征，在桂东寨前圩誓师出征，历时80多天，跨越敌占区5000多里，其中途经湖南18个县、市，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追击、堵截、围攻，探明了沿途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传播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完成了兵团性的战略转移，特别是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探明了敌情，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10月下旬，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终于在黔东木黄地区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团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展开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领导核心，打下了坚实基础。随后一年时间里，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省政府，领导苏区军民，创造了一片新的红色区域，为策应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调集了130个团，加上地方保安团队，约30万大军，向湘鄂川黔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研究分析了形势和敌情，决定改变战略方针，突破敌人的重兵包围，转移到敌人围攻线以外，深入敌人力量薄弱地区的后方作战。11月18日，总部下达了突围命令。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突围誓师大会，贺龙、萧克分别向部队下达突围命令。当晚，各部队分别踏上了向南挺进湘中、突围转移的征途。
红二、六军团迅速从大庸、慈利、沅陵间突破澧、沅二水封锁线，攻占辰溪县城、泸溪县浦市镇、溆浦县城，直插湘中，把蒋介石纠集的30万“围剿”军甩开，敌人大为震惊，被迫改“围剿”为“追剿”。红军途经桃源、安化、新化、锡矿山、蓝田、冷水江、绥宁、武冈、洞口、洪江、会同、黔阳、芷江、新晃县的转战，筹款、扩红，组织宣传群众，让国民党蒋介石限制并消灭红二、六军团于资、沅二水之间的企图化成泡影。1936年1月7日，红军进军黔东玉屏、江口，12日进占石阡县城，胜利完成突围转移的第一步战略任务。
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的指挥下，自桑植誓师突围到出湘入黔，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转战数千里，成功地实现了原定战略意图，进入预定地区。红军坚持运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在运动中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冲破封锁，在湘西和湘中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充分显示了英勇无敌、奋斗献身的伟大精神。
惊回首：英名永铭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党和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20位代表中，湖南人5位，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受命于危难之际，重新出来指挥党和红军，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转败为胜之路。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
寻淮洲、粟裕、刘畴西率部先遣长征。1934年7月，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11月，红七军团奉命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粟裕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先遣长征牺牲的湘籍将领有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红十军军长王如痴。他们三位均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粟裕率余部挺进浙西南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长征三老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长征红军中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湖南三老引人注目。林伯渠长征时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徐特立长征时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谢觉哉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他们和董必武、吴玉章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五老”，老当益壮，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信心。长征夜行军中，常见一位老人，穿着灰色军装，提着明亮的马灯，站在险隘的路口，叮嘱同志们“小心，小心！”红军的山歌歌唱林老：“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徐老拄着一杆红缨枪，当拐棍用，身上那件长袍上，缝缀了几个口袋，分门别类地装着老花镜、文件、书籍和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公章。谢老在哈达铺捡到一张《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五万余人”，毛泽东也看到这个消息，所以决定把刘志丹在陕北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
参加红军长征的主要湘籍将领，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二六军团总政委任弼时，中共中央委员李维汉、夏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蔡畅、袁国平、刘晓，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军事家左权、曾中生，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开国大将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开国上将李志民、宋任穷、唐亮、王震、杨勇、苏振华、甘泗淇、邓华、李涛、朱良才、宋时轮、杨得志、李聚奎、彭绍辉、萧克，长征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曾希圣，率部飞夺泸定桥的主力师长陈光，长征的“开路先锋”耿飚，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红军总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军委纵队负责人钟伟剑、王首道、张经武，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第一位开国女将军李贞。
著名的湘籍长征红军夫妻有李富春和蔡畅，任弼时和陈琮英，贺龙和蹇先任，萧克和蹇先佛，甘泗淇和李贞，袁国平和邱一涵，曾日三和吴仲廉，周子昆和曾玉等。大庸县红军烈士侯德臣和妻子殷成福，带领全家8口人参加长征，5人血洒征途。贺龙和蹇先任的女儿贺捷生，未满月就成了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员。举家长征，传为佳话。
参加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湘籍红军将帅和数以万计的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忍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万里长征中谱写了壮烈英勇的篇章，而载入史册、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