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耳:CSR是一项持之以恒的长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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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华威濂之前,对他那一口流利的汉语早有耳闻,他1987年便来到中国,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在拜耳开展“博爱计划”之志愿者活动时,他与拜耳志愿者们同吃同住一起为灾区人民服务。在清华大学,他把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传授给MBA,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让更多的“准商界精英”们树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华威濂说,企业社会责任对他而言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而对于拜耳而言,在教育、科技、环保、文化等方面通过一系列项目的实施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CRO应当起到统筹的作用
  
  《WTO经济导刊》:我们了解到,现在很多企业已经设有专门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专员,我们把他们称作CRO,即首席责任官或企业社会责任经理人。作为拜耳(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您主要负责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从您的角度,怎样看待CRO这个角色?
  华威濂:首先,我很高兴你们能对专门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职位给予关注。虽然现在一些企业并没有设立专门的CRO职位,甚至还在讨论该不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是我相信,CRO的设立会成为一种趋势。
  《WTO经济导刊》:那么您是怎样成为一名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专门从事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呢?
  华威濂:其实我以前是学MBA的,那时候在MBA的课程里,根本没有CSR这个概念。从九几年开始,美国、英国、瑞典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就开始有了CSR的研究,我当时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企业在赢利的同时,一定要对身边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发展有个考虑,这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企业自身来说都是十分有益,且意义深远的。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CSR有所关注。
  前些年,我在拜耳的工作是负责传媒,有点类似于公共关系的工作,但其中有很多工作也和CSR有关。现在,我的工作重心主要就是CSR领域的事情,包括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制定、推行,与其他各部门进行协调与沟通,在外寻求项目合作伙伴,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接洽等等。
  我是第一个在拜耳中国区专门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的人,CSR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现在仍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爱因斯坦说过:“我们不能运用以前创造出来的想法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懂得创新。
  美国有名的管理学专家德鲁克也说过:“你不能预测未来,但是你能创造未来。”所以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CSR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对环境、教育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而要考虑到未来。
  《WTO经济导刊》:现在有很多企业并没有设立专门的CSR部门,而是把CSR的职能放在了其他的部门,比如公共事务部门、媒体宣传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等。与成立专门的CSR部门相比,您认为哪种模式更具有优势呢?
  华威濂:的确,现在很多企业并没有专门独立的CSR职位或者部门,而是由其他部门代为管理CSR的事务。每个企业都有各自的特点,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采取适合自己的模式。但是,依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拥有独立的CRO和CSR部门是有优势的。比如,一个企业的市场部门掌管CSR的事物,那么难免会将CSR的履行更偏向于市场需求。而企业社会责任应该代表着企业整体的理念,这时候,独立的CRO或者CSR部门就能起到统筹的作用,跟各个部门进行协调,让他们知道履行CSR对于他们的工作会有哪些好处,根据每个部门不同的特点为他们制定适合的CSR项目并给出专业的建议,而这些项目又都是符合整个企业的核心价值和利益的。企业应当从长远计划,从大局来考虑社会责任的履行。
  
  CSR项目应与企业经营相联系
  
  《WTO经济导刊》:刚才您提到,您工作的一项内容就是要为拜耳制定CSR项目。您通常以怎样的标准来选择项目?拜耳实行的CSR项目是否一定要与拜耳经营的领域相联系?
  华威濂:通常我们关注的项目领域都是和医疗、卫生、教育、贫困有关。我们会关注那些中国社会急需帮助的领域,将这些领域的议题与拜耳的专业结合起来。比如在公共健康方面,2004年拜耳和清华大学启动“清华-拜耳公共健康与艾滋病媒体研究室”计划,希望能在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个计划邀请和培训了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发展了一批带头人和专家,致力于报道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从而为防治艾滋病、促进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提供了专业且消息来源广泛的媒体能力。
  你也许会有疑问,拜耳并没有生产与艾滋病有关的药物,这个项目和拜耳有什么联系?艾滋病属于公共卫生这个大环境,从大环境来看当然有所联系,我更喜欢从大环境看待事物之间的联系。艾滋病只是我们关注的第一个方面,以后我们还会陆续关注其它问题,比如癌症、吸烟、糖尿病等很多领域。
  另外,我们也会和政府、非政府以及各种慈善机构保持良好的联系,和它们开展广泛的合作,他们能够提供前沿而务实的信息,告诉我们最需要帮助的群体是哪些,最需要关注的议题有哪些。其实,中国从很早开始就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传统,只是那会儿没有CSR这个提法。中国的政府是很关注民生的,但是政府有时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这就需要企业、社会机构给予支持,大家都应当关注身边,看看有什么问题是可以出力解决的。
  所以,CSR要跟业务相联系,要与社会问题相联系,和中国的国情相联系。很多人做公益就是把钱花出去,但是钱花出去的地方不一定是最迫切需要的。而CSR应当是企业长远的计划,是可持续下去的战略。
  《WTO经济导刊》:我们杂志社一直提倡“责任竞争力”这个理念,即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企业的盈利和自身的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将CSR项目和企业自身经营领域相结合是否就显得尤为重要?
  华威濂:的确是这样,企业在履行CSR的同时,可以将企业自身的发展与社会问题相结合。比如拜耳为中国农民提供的小额贷款项目,我们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小额的贷款,帮助他们解决生产所需的资金,以及子女教育的费用等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提供代款呢?农民问题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特别好,但是城市和农村发展还存在着差距。中国有很多农民,有些还相当贫困,他们是中国的弱势群体,但是他们也需要发展,只要给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他们就能渡过难关。
  而对于拜耳来说,农民是拜耳很重要的客户,我们帮助他们实现了发展,也就为自己的客户提升了消费能力,培养了潜在的客户群。从这个角度来看,小额贷款的项目能够在做好事的同时为拜耳创造利益,从而实现了双赢。
  所以我说,CSR的项目是一个长远的计划,也要考虑对我们的业务有所帮助,不是随便做的,而且一旦做,就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另外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找工作已经不单单考虑你这个公司能给我多少钱,他们会更多地考虑企业文化和企业品德,考虑这个企业的所作所为是否能代表他个人的想法。我看过一个报道,说现代人最多的有60%的时间在工作。这么长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当然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富豪把赚到的钱拿出来做NGO,做慈善。
  
  CSR项目的制定需要亲自考查与参与
  
  《WTO经济导刊 》:您刚才提到说,CSR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有关CSR的项目应当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我认为拜耳对四川地震灾区提供的援助特别能体现这一理念。您在去年10月份为我们杂志写的专栏中也提到,对地震灾区的援助应该特别注意灾后重建,应该持续地、长久地给予帮助。我知道,拜耳近期还在公司内部推出了招募志愿者去灾区服务的计划,拜耳公司为什么会想到要进行这样的计划?现在这个计划的实施情况是怎样的?
  华威濂:四川地震发生以后,很多企业都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向地震灾区捐助物资和捐款。当时,所有媒体都大篇幅地报道抗震救灾的情况,整个中国都行动起来,那种场面很伟大,很令人感动。在迅速反应后,我们还要考虑到灾区的重建工作仍然需要社会的持续帮助,那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在去年的11月,我们推出了 “拜耳博爱计划”的第三阶段——“员工志愿者计划”,将拜耳的人力资源投入其中,希望能够为灾区重建做出力所能及的长期支援。该计划将在四川省江油市开展为期半年的志愿服务项目,其中涵盖英语培训、绿化、环保、公共卫生、社区探访等活动。目前,拜耳的员工报名十分踊跃,先后已经有86名员工赴江油开展志愿者服务。
  《WTO经济导刊》:为什么要让拜耳的员工亲自参与,而不是对外公开招聘专门的志愿者呢?
  华威濂:CSR是需要企业的每一个人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切切实实地做一些事情,而不是置身事外地站在旁边看公司如何去做,所以拜耳的CSR项目都会要求员工们参与进来。
  同样,我在制定一个CSR项目时,也会亲自参与其中,亲自考核项目的可实施性,然后制定出详细的计划。为了制定详细的“员工志愿者”计划,我曾前往江油,和项目合作伙伴——江油团市委的工作人员一起从早到晚地工作,和他们同吃同住。我每天都高高兴兴地上班,观察他们都做些什么,考虑还有哪些工作是拜耳的员工可以承担的。同时也关注其他企业是如何做的。就这样,我边工作边学习,然后为拜耳制定出详细的计划。
  在那里的日子感触特别深,因为是9月,很多大学生志愿者都返校离开了,那里的灾民都很不愿意让他们离开。看见我还留在那里,就特别高兴地说:“他们都走了,就您还在。”其实,那个时候我也马上就要离开了。你可以看到,当地的灾民不管你能在那里呆多久,只要你去了,他们就会特别高兴。
  《WTO经济导刊》:现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企业都缩减了CSR财政预算。您认为金融危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拜耳是如何的?
  华威濂:影响是一定会有的,特别是在慈善捐助的投入上应该会有所缩减。但是金融危机对于每个企业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对于拜耳而言,有些四五年的长期计划是要继续做的。CSR是个长远的计划,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完全停止。但是创造新的CSR项目的速度可能会慢一点,这要根据以后的经济情况而定。我的想法是,有“危”就有“机”,不要害怕。
  (本文内容同期在搜狐财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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