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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念头特别强烈：珍惜每次机会，拍一个少一个了，我还想多拍几个。大家说我有变化，我跟得奖了一样高兴，说明我在走向成熟。”
李雪健1980年在话剧《九一三事件》中扮演林彪，一举成名。同事说：把这小子化妆后搁天安门上能把人吓死。演出结束，王光美上台慰问，坚决不与“副统帅”握手。
扮演张作霖是李雪健没想到的事情。1989年，他演过李大钊，并因此恨死了张作霖。
《少帅》导演张黎从一开始就认定李雪健是扮演张作霖的最佳人选：“五十多岁的男演员演这个角色，容易匪气有余，侠气不足。雪健身上有侠气。”
读完剧本，李雪健去了一趟沈阳的张家大院。在那里，他看见的四件东西是张作霖一生的提纲：一进门的张作霖雕像，瘦小干枯，“像一个算命先生，又像一个会计”。进了客厅，沙发旁一具东北虎标本，虎头上有醒目的“王”字。标本旁边是张作霖与子嗣的合影。后院有一间供奉关羽的祠堂——张作霖在世时，外人不得入内。后门外是张家开办的银行，“挺大的，里头好多蜡像”。
李雪健觉得，把这家银行和张作霖雕像放在一起想特别有意思。当地人告诉他，在东北，张作霖的名声比他儿子好，在张作霖手上，东北没丢过一寸土地。
张家大院之行，让李雪健有很多感受，他找到张黎：你给我提点要求吧。张黎给了李雪健五个字：天、地、君、亲、师。这五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戏里磨。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李雪健对“五字真言”的揣摩已烂熟于胸。
这套“天地君亲师”的世界观并没有给主旋律男一号李雪健带来违和感：“这是艺术创作。对演员来说，好人也好，坏人也好，大都是职业责任，都要鲜活。你演一个概念性的人物，他就没有力量陪衬主角，不会加分，反而会拉分。”
走红毯，“确实有些头晕”
李雪健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是一幅油画，可以摆屋里百看不厌。“我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要不停地变换。”他演过林彪，演过李大钊，演过宋江，演过李鸿章，演过秦始皇；演过北京胡同里的好人宋大成，演过老舍笔下的鼓书艺人；演过“文革”题材的电影《蓝风筝》，演过1980年代的实验话剧《WM》；演过一系列中共样板干部，也演过国民党的省长李培基，并因此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在被记者问到如何在表演中做到“无我”时，李雪健给出的是一系列老派的答案：“用角色跟观众交朋友”；“准确的表演就是最好的表演”。“合理特别重要，不合理性就是玩、娱乐一下，一个角色要能活起来，必须是合理的”；“斯坦尼、布莱希特、梅兰芳、卓别林，风格不同，但合理性是贯通的”。同时，他坚信：好的表演一定有即兴的成分，“比如这个茶杯，按照设计，你应该摔碎它，你摔一下没碎，接下来怎么办？你怎么‘圆’过去，让没摔碎这件事变得合理？”
李雪健在与观众的近距离接触中，理解了即兴表演的深奥：同一个戏，打同一个点，给小学生演、给工人演、给大学生演、给部队演，观众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表演者必须随机应变。“赵树理去给老农民念鲁迅的东西，他听不懂，所以赵树理才写《小二黑结婚》。”琢磨这些道理的时候，李雪健是贵州凯里210厂业余宣传队的队员、解放军第二炮兵7784部队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队员、总政话剧团的借调演员、空政文工团的大龙套。
凭着“傻小子睡凉炕”的劲头，大龙套在1980年的话剧《九一三事件》中崭露头角。为了扮演林彪，李雪健在一个月里饿瘦二十斤，为了找“手冰凉”的感觉，每次上台前还要少吃。同事说：把这小子化装后搁天安门上能把人吓死。演出结束，王光美上台慰问，坚决不与“副统帅”握手。
这是成功的开始。十年之后红遍大江南北的《渴望》和当年的主旋律票房奇迹《焦裕禄》让李雪健尝到了走红地毯的滋味，“确实有些头晕。”1991年，京、津三次举行李雪健表演艺术研讨会。
“我走到这步不容易，我是业余出身，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专业演员。我真的就差感谢了。”李雪健说过：吃盒饭的时候最幸福——因为吃盒饭证明他又能演戏，又能挣钱了。之所以是“又”，是因为他患过鼻咽癌。放疗中，兄弟姐妹怕他瞎想，让他画画、写字。李雪健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逞能雪健”，因为儿子李亘经常问他：“你又逞能了吧？”
人得享有爱
2011年，李雪健经历了他表演生涯中最惨烈的一次失败。7月19日，建党90周年献礼片《杨善洲》在全国公映，李雪健扮演杨善洲。
“我在昆明搞首映式，不错，晚上我打電话问夫人北京怎么样，她说她去看了，八个放映厅只安排了一个，还是中午12点吃饭的时候。放映厅里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她。”李雪健懵了。三天之后，儿子打电话：“我看了一场，晚上七点多的，比我妈看的那场进步了，有三个观众，其中一个是我。”
李雪健想不通：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自己的表演，当年的《焦裕禄》投资130万，票房1.3亿，为什么《杨善洲》就遭此冷遇？与《杨善洲》同一档期的《变形金刚》首映日票房就过亿。李雪健十分不解：“《变形金刚》是美国的英雄主义，杨善洲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是英雄；同样是英雄，怎么人家的英雄就在我们的土地上那么值钱？我们自己的英雄就……”
四年之后再谈这次滑铁卢，李雪健心平气和了许多：“那个片子不怨天不怨地，要怨就怨创作者没有能力，没能做成像商业片那样让大家都喜欢看。”
《杨善洲》最让观众无法接受的情节是杨善洲两袖清风，坚决不给女儿进城当老师的名额。真实的情况是，杨善洲曾有两次机会为女儿解决工作。第一次他还在职，进城名额被他锁进抽屉，作废了，因为“我还要在这做官，这个名额我给了自己，底下的人来找我，我没法办，这个名额是个祸害”。第二次机会来临，杨善洲已从保山地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专门承包荒山。他在福建买的果树上了当，急需一个懂技术的人。有本事的都在挣大钱，没人愿意钻山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农村的技术员，对方向杨善洲提出的条件是解决家属的城镇户口。 杨善洲满足了对方的条件。这在当地引起不小的争议：你说不为自己争名额，这不是争了吗？女儿知道这件事，给杨善洲写了一封信：爸爸，你这样做，我们都理解，但是要做你的亲人，也挺难的。读了这封信，老头一宿没睡，大病一场。
“电影太夸张了，失去了合理性。什么叫大爱？大爱必须得有小爱托着。”李雪健把大学生电影节和华表奖颁发给他的奖杯送到杨善洲垦殖了二十多年的大亮山林场。他很早就知道“主旋律”题材的种种限制。作家史铁生写于1992年的散文《好人李雪健》以很大的篇幅记录了当年两人因《焦裕禄》而起的争论。史铁生不认为《焦裕禄》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但李雪健的表演确实很棒，而影片不成功在于“这片子好像主要不是想说这个人，和那一代人曲折困苦的心理和路程。否则我想会更丰富、动人，对一个时代展现得更真实，使人有更多的回味与思考。现在这样，仍有造神之嫌，可能这就是引出逆反心理的原因”。
李雪健承认：“这逆反心理值得研究。”但在那篇文章里，他说的另一句话，更加让人印象深刻：“人得享有爱，否则不好办。”
一个死不回头的人
对李雪健来说，演焦裕禄就是演自己的父辈。
“我在山东巨野生活了十多年，那地方挨着兰考，黄河古道、盐碱地、逃荒要饭、饿死人。《一九四二》里的张国立就是我姥爷，只不过他是年年逃荒，不是因为哪一年遭了灾。一提焦裕禄，我们那的人不叫书记，叫伯伯。”在巨野，李雪健的父亲是公社书记，除他之外全家人都是农村户口。父亲经常讲的家史是自己14岁时，爷爷的头被日本鬼子砍下来，吊在城门楼上。李雪健小时候，父亲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他下乡去工作，顶着风沙，走了东村走西村。1960年代，全国选一千名地方干部，支援三线建设，父亲是其中之一。千里之外的贵州凯里，父亲很快被打倒。那时候，少年李雪健在火车道旁边捡串联知青扔的甘蔗头，到大山上挖一种叫“雷公屎”的野菜，采不知名的野果。
“我懂得焦裕禄，那一代人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少，满怀热忱，受苦受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不谋私利，一心全在工作上想着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我就是想在银幕上把那一代人肯定下来，这个念头让我激动。”电影取得的成功一度让李雪健微醺：“一开始是组织看，后头就不用组织了，好多人自己买票去看，而且有人看两遍。在上海特别火，一开始我们以为是穷地方火。”
1991年上演的《焦裕祿》里有兰考漫天的盐碱地和沙丘，有1960年代衣衫褴褛的灾民，在风雪夜，他们挤进兰考火车站，挤上站外的台阶，挤进站台。密密挨挨的蓝灰色人群被雪花覆盖，与他们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在影视作品中不多的表现之一，尽管是为了交代先进人物所处的时代。
对于李雪健接拍主旋律影片，妻儿时时为他揪心。但这担心没有太大效果。“我是一个死不回头的人，骨子里有‘再来’的念头。不吃香不怕，努力，再来！”李雪健戴着助听器，放疗损伤了他的听力。他的两腮有些凹陷，但眼睛很明亮。回答问题时，他经常重重地“嗯”一声并点头，笑起来会眯起眼睛、缩起脖子。
（李丽荐自《南方周末》）
李雪健1980年在话剧《九一三事件》中扮演林彪，一举成名。同事说：把这小子化妆后搁天安门上能把人吓死。演出结束，王光美上台慰问，坚决不与“副统帅”握手。
扮演张作霖是李雪健没想到的事情。1989年，他演过李大钊，并因此恨死了张作霖。
《少帅》导演张黎从一开始就认定李雪健是扮演张作霖的最佳人选：“五十多岁的男演员演这个角色，容易匪气有余，侠气不足。雪健身上有侠气。”
读完剧本，李雪健去了一趟沈阳的张家大院。在那里，他看见的四件东西是张作霖一生的提纲：一进门的张作霖雕像，瘦小干枯，“像一个算命先生，又像一个会计”。进了客厅，沙发旁一具东北虎标本，虎头上有醒目的“王”字。标本旁边是张作霖与子嗣的合影。后院有一间供奉关羽的祠堂——张作霖在世时，外人不得入内。后门外是张家开办的银行，“挺大的，里头好多蜡像”。
李雪健觉得，把这家银行和张作霖雕像放在一起想特别有意思。当地人告诉他，在东北，张作霖的名声比他儿子好，在张作霖手上，东北没丢过一寸土地。
张家大院之行，让李雪健有很多感受，他找到张黎：你给我提点要求吧。张黎给了李雪健五个字：天、地、君、亲、师。这五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戏里磨。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李雪健对“五字真言”的揣摩已烂熟于胸。
这套“天地君亲师”的世界观并没有给主旋律男一号李雪健带来违和感：“这是艺术创作。对演员来说，好人也好，坏人也好，大都是职业责任，都要鲜活。你演一个概念性的人物，他就没有力量陪衬主角，不会加分，反而会拉分。”
走红毯，“确实有些头晕”
李雪健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是一幅油画，可以摆屋里百看不厌。“我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要不停地变换。”他演过林彪，演过李大钊，演过宋江，演过李鸿章，演过秦始皇；演过北京胡同里的好人宋大成，演过老舍笔下的鼓书艺人；演过“文革”题材的电影《蓝风筝》，演过1980年代的实验话剧《WM》；演过一系列中共样板干部，也演过国民党的省长李培基，并因此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在被记者问到如何在表演中做到“无我”时，李雪健给出的是一系列老派的答案：“用角色跟观众交朋友”；“准确的表演就是最好的表演”。“合理特别重要，不合理性就是玩、娱乐一下，一个角色要能活起来，必须是合理的”；“斯坦尼、布莱希特、梅兰芳、卓别林，风格不同，但合理性是贯通的”。同时，他坚信：好的表演一定有即兴的成分，“比如这个茶杯，按照设计，你应该摔碎它，你摔一下没碎，接下来怎么办？你怎么‘圆’过去，让没摔碎这件事变得合理？”
李雪健在与观众的近距离接触中，理解了即兴表演的深奥：同一个戏，打同一个点，给小学生演、给工人演、给大学生演、给部队演，观众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表演者必须随机应变。“赵树理去给老农民念鲁迅的东西，他听不懂，所以赵树理才写《小二黑结婚》。”琢磨这些道理的时候，李雪健是贵州凯里210厂业余宣传队的队员、解放军第二炮兵7784部队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队员、总政话剧团的借调演员、空政文工团的大龙套。
凭着“傻小子睡凉炕”的劲头，大龙套在1980年的话剧《九一三事件》中崭露头角。为了扮演林彪，李雪健在一个月里饿瘦二十斤，为了找“手冰凉”的感觉，每次上台前还要少吃。同事说：把这小子化装后搁天安门上能把人吓死。演出结束，王光美上台慰问，坚决不与“副统帅”握手。
这是成功的开始。十年之后红遍大江南北的《渴望》和当年的主旋律票房奇迹《焦裕禄》让李雪健尝到了走红地毯的滋味，“确实有些头晕。”1991年，京、津三次举行李雪健表演艺术研讨会。
“我走到这步不容易，我是业余出身，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专业演员。我真的就差感谢了。”李雪健说过：吃盒饭的时候最幸福——因为吃盒饭证明他又能演戏，又能挣钱了。之所以是“又”，是因为他患过鼻咽癌。放疗中，兄弟姐妹怕他瞎想，让他画画、写字。李雪健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逞能雪健”，因为儿子李亘经常问他：“你又逞能了吧？”
人得享有爱
2011年，李雪健经历了他表演生涯中最惨烈的一次失败。7月19日，建党90周年献礼片《杨善洲》在全国公映，李雪健扮演杨善洲。
“我在昆明搞首映式，不错，晚上我打電话问夫人北京怎么样，她说她去看了，八个放映厅只安排了一个，还是中午12点吃饭的时候。放映厅里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她。”李雪健懵了。三天之后，儿子打电话：“我看了一场，晚上七点多的，比我妈看的那场进步了，有三个观众，其中一个是我。”
李雪健想不通：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自己的表演，当年的《焦裕禄》投资130万，票房1.3亿，为什么《杨善洲》就遭此冷遇？与《杨善洲》同一档期的《变形金刚》首映日票房就过亿。李雪健十分不解：“《变形金刚》是美国的英雄主义，杨善洲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是英雄；同样是英雄，怎么人家的英雄就在我们的土地上那么值钱？我们自己的英雄就……”
四年之后再谈这次滑铁卢，李雪健心平气和了许多：“那个片子不怨天不怨地，要怨就怨创作者没有能力，没能做成像商业片那样让大家都喜欢看。”
《杨善洲》最让观众无法接受的情节是杨善洲两袖清风，坚决不给女儿进城当老师的名额。真实的情况是，杨善洲曾有两次机会为女儿解决工作。第一次他还在职，进城名额被他锁进抽屉，作废了，因为“我还要在这做官，这个名额我给了自己，底下的人来找我，我没法办，这个名额是个祸害”。第二次机会来临，杨善洲已从保山地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专门承包荒山。他在福建买的果树上了当，急需一个懂技术的人。有本事的都在挣大钱，没人愿意钻山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农村的技术员，对方向杨善洲提出的条件是解决家属的城镇户口。 杨善洲满足了对方的条件。这在当地引起不小的争议：你说不为自己争名额，这不是争了吗？女儿知道这件事，给杨善洲写了一封信：爸爸，你这样做，我们都理解，但是要做你的亲人，也挺难的。读了这封信，老头一宿没睡，大病一场。
“电影太夸张了，失去了合理性。什么叫大爱？大爱必须得有小爱托着。”李雪健把大学生电影节和华表奖颁发给他的奖杯送到杨善洲垦殖了二十多年的大亮山林场。他很早就知道“主旋律”题材的种种限制。作家史铁生写于1992年的散文《好人李雪健》以很大的篇幅记录了当年两人因《焦裕禄》而起的争论。史铁生不认为《焦裕禄》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但李雪健的表演确实很棒，而影片不成功在于“这片子好像主要不是想说这个人，和那一代人曲折困苦的心理和路程。否则我想会更丰富、动人，对一个时代展现得更真实，使人有更多的回味与思考。现在这样，仍有造神之嫌，可能这就是引出逆反心理的原因”。
李雪健承认：“这逆反心理值得研究。”但在那篇文章里，他说的另一句话，更加让人印象深刻：“人得享有爱，否则不好办。”
一个死不回头的人
对李雪健来说，演焦裕禄就是演自己的父辈。
“我在山东巨野生活了十多年，那地方挨着兰考，黄河古道、盐碱地、逃荒要饭、饿死人。《一九四二》里的张国立就是我姥爷，只不过他是年年逃荒，不是因为哪一年遭了灾。一提焦裕禄，我们那的人不叫书记，叫伯伯。”在巨野，李雪健的父亲是公社书记，除他之外全家人都是农村户口。父亲经常讲的家史是自己14岁时，爷爷的头被日本鬼子砍下来，吊在城门楼上。李雪健小时候，父亲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他下乡去工作，顶着风沙，走了东村走西村。1960年代，全国选一千名地方干部，支援三线建设，父亲是其中之一。千里之外的贵州凯里，父亲很快被打倒。那时候，少年李雪健在火车道旁边捡串联知青扔的甘蔗头，到大山上挖一种叫“雷公屎”的野菜，采不知名的野果。
“我懂得焦裕禄，那一代人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少，满怀热忱，受苦受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不谋私利，一心全在工作上想着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我就是想在银幕上把那一代人肯定下来，这个念头让我激动。”电影取得的成功一度让李雪健微醺：“一开始是组织看，后头就不用组织了，好多人自己买票去看，而且有人看两遍。在上海特别火，一开始我们以为是穷地方火。”
1991年上演的《焦裕祿》里有兰考漫天的盐碱地和沙丘，有1960年代衣衫褴褛的灾民，在风雪夜，他们挤进兰考火车站，挤上站外的台阶，挤进站台。密密挨挨的蓝灰色人群被雪花覆盖，与他们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在影视作品中不多的表现之一，尽管是为了交代先进人物所处的时代。
对于李雪健接拍主旋律影片，妻儿时时为他揪心。但这担心没有太大效果。“我是一个死不回头的人，骨子里有‘再来’的念头。不吃香不怕，努力，再来！”李雪健戴着助听器，放疗损伤了他的听力。他的两腮有些凹陷，但眼睛很明亮。回答问题时，他经常重重地“嗯”一声并点头，笑起来会眯起眼睛、缩起脖子。
（李丽荐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