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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１０年４月至７月间，我有幸作为杭州师范大学荷兰艺术工作室的一员前往荷兰阿尔特兹艺术大学交流学习。在将离开荷兰时，受德高望重的罗忠镕先生所托，前往风景秀丽、富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精致小城莱顿拜会了他的好友，荷兰音乐学家高文厚、施聂姐夫妇。见面的地点就在他们主持的“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工作室，该机构对于中国音乐研究和推广有着极大的贡献。一跨入工作室的大门，放置在醒目位置的很多中国乐器就让我生出了许多亲切感，据施女士介绍，这些乐器都是借国内一些民乐团来欧洲演出之机，他们买了下来。交谈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忙碌、充实的生活状态，他们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以及民风民俗的深挚热爱，了解到他们对未来工作的规划和打算。
热爱中国民族民间音乐
施聂姐女士是一位汉学家，曾就读于莱顿大学汉学院，同时她非常热爱音乐艺术。行将毕业时，她思考着为所学与热爱的音乐艺术寻找一个结合点，正是基于这个想法使她走上了研究中国音乐的道路。１９８４年她第一次来到中国，１９８６年在南京大学访学一年，后来几乎一年一次来中国，在上海音乐学院也曾访学半年。１９９７年，经过大量在吴语地区的田野考察后，她写就了博士论文《中国江苏民歌研究》。高文厚先生在荷兰曾是一名记者，在来中国陪伴心上人的过程中也爱上了中国传统音乐，从此，中国音乐学界出现了一对荷兰伉俪，他们的文章、见解不时出现在核心音乐期刊上，他们的身影时常出现在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中。然而，他们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并未止步于吴地民歌，籍着对中国音乐文化和民风民俗的热爱，虽然一些地方的条件相当艰苦，缺水，饮食不能适应和习惯等等，他们仍对在中国的田野工作抱以了很高的热情，更享受着工作的过程。用高文厚的话来说：“研究中国音乐‘乐在其中’，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需要很多时间”。除了在江苏、浙江北部研究吴地民歌之外，还先后到过甘肃、青海，探寻民歌“花儿”，饶有兴致地深入甘肃、宁夏交界地偏僻乡村研究了当地的皮影戏，２００７年做了关于皮影戏的纪录片。另外对中国乡间的吹打、笙管音乐、江南丝竹、潮州音乐等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近年来，他们又爱上了戏曲音乐。
欧洲有很好的研究中国音乐的学者，但他们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联系，这是成立“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的初衷。以该基金会为根基，１９９０年开始主办公开发表的英文学术期刊《磬》，历年来收入和推广了许多有价值的介绍中国音乐的文章。由他们牵头在欧洲不同国家大的大学组织召开了１４次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不乏来自美国、澳洲等地的学者。他们还曾举办大的艺术节介绍中国音乐、传统音乐、中国乐器以及推介演奏团等等。
音乐发展呈现大融合趋势
谈话间夫妇俩聊到在欧洲安排过一些中国音乐系列活动，但因为人们对中国音乐缺乏了解，所以常常来的人不多，可能只有１００人左右。高先生提到，２０１０年初台湾京剧演员吴新国在欧洲上演了根据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改编的京剧，获得了很大成功，来了６００人左右。于是我聊到我们在荷兰的见闻，欣赏过的演出。我们所在的城市阿内姆在荷兰不属于大型城市，但当地的演出市场却颇繁荣，交响乐、室内乐、歌剧、钢琴独奏、舞蹈等每天在几家剧院轮番上演。荷兰这个国家在文化的接纳度上很高，在一场舞蹈演出中我们意外地看到了当地舞蹈演员演出的中国舞蹈《千手观音》和江南的扇子舞，服饰都很到位，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我们还听到在现代音乐剧里融合了爵士、蓝调等音调。夫妇俩异口同声道：“是的，很多合作和国际交流，艺术很多方面有交融。”但高先生也指出：其实在欧洲其他国家，比如法国、德国、英国等都有比较多的交融，这和历史有关系，当然中国也开始改变。他特别提到Ｗｏｒｌｄ Ｍｕｓｉｃ的发展，这种音乐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能找到。他又谈到，在中国古典音乐呈上升趋势，而在欧洲属于下降趋势，这和年轻人的兴趣有关，年轻人比较喜欢流行音乐，但尽管如此，在欧洲仍能听见巴洛克、古典、浪漫、现代等各个时期的音乐，感觉中国浪漫派的音乐很多，可是巴洛克很少，比巴洛克音乐更早的音乐在中国找不到，人们不感兴趣或不知道。
经济发展对传统音乐的影响
我问两位外国学者对近２０多年来中国音乐发展的看法。高先生笑着说“一般。”施女士进一步解释说：“越来越商业化，现在全中国的发展都是商业化，所以也包括音乐。对传统音乐来说这个有不好的影响，因为传统音乐是当地的东西，而且常跟古老的习惯、风俗、仪式有关系，工业化发展却导致流行音乐越来越多。实际上这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对这一点高先生表示了深深的遗憾，他说印象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传统音乐还有很多并且越来越多，因为过了“文革”，有很多人一下子意识到，如果不做（找民间艺人做摘要等的）保护工作，那过十几二十年后就什么都没有了。９０年代也这样，可是后来因为越来越注重经济的发展，对传统音乐的保护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不由向他们提起２００９年底在我院举办的中国传统音乐年会上，与会代表就如何提高大学生学习传统音乐的兴趣发表了很多见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高先生指出：保护传统音乐需要音乐家，但现实中的人们往往更注重经济利益，他很高兴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从文化角度来看，又对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破坏。他说道：“很简单，中国的乡下越来越小！大部分人都想去大城市，所以很多乡下的音乐越来越没了。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可改变，很遗憾，可是它的影响很大。”
遗憾不能听到所有传统的历史的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学》和《人民音乐》上曾刊登过发表过二位学者的文章《中国的传统音乐不是要保存，而应要延续》、《作为创新之路的中国古代音乐》，接下来的谈话也再次表明了他们的观点。顺着传统音乐保护的话题，我聊到２００９年中、日、韩三国传统雅乐舞研讨会期间，三国艺术家在杭州音乐厅举行了两场展演。大家对日韩的艺术都觉得比较陌生，也不大能领会和理解，可能与文化传统的缺失也有一定的关系。高先生说，这在中国是个很大的问题。唐宋、明清代的音乐在中国没有机会听到，因为没有人感兴趣，没有人真正的想研究，有一些理论家在研究，可是他们和演奏家的合作完全没有。音乐家们通常觉得传统音乐过了，要做现代的东西，因此他们把二胡和钢琴放在一起或者做流行音乐。高先生觉得这样做无可厚非，可是所有传统的和历史的音乐不能真正的在中国听到，是个很大的遗憾。
多方位关注中国音乐的发展
他们热爱中国民间传统音乐，同时，对中国现代音乐也给予了关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他们曾远涉重洋去到美国、法国采访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音乐家谭盾、瞿小松等人，２００３年曾写有《郭文景——一幅作曲家的肖像》（上、下）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谈话间我们再次聊到罗忠镕先生，我问他们对罗先生的研究是否因为他的作品中融入了一些近现代的东西，高先生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说罗先生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开始作曲，那时候有很多苏联的影响，１９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也比较大，而罗先生的想法很现代，他往前看。现在人们都知道现代音乐是怎么回事，可在罗先生年轻的时候那是个很新的东西，所以他们想研究罗先生。我又问到他们对中国音乐的研究除了古琴、吴语地区民歌、甘肃青海一带的“花儿”、皮影戏以及近现代音乐外，还涉及到哪些领域。高先生说对乡下的吹打、笙管乐等也给予了关注，在上海听了比较多的江南丝竹，结识了很多的当地音乐家，还关注过潮州音乐、广东音乐。他说自己１０年前还非常不喜欢京剧，但近年来在欧洲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演出，听得多了觉得越来越喜欢了，他觉得很有意思。夫妇俩问起罗忠镕先生的近况，聊及他的作品，还兴致勃勃地聊起中国音乐家丁善德、陈铭志、贺绿汀、黄安伦、汪立三等人。
传统音乐要发展需要做一些改变
聊起京剧我提到，在中国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部分都不怎么爱听。施女士说这需要慢慢的习惯，因为大部分的演出都没意思，每次是一样的一些曲目，到最后他们演得也烦了，就不是真正的从心里出来的东西了。我说高先生之前提到的台湾京剧演员吴新国不久前来欧洲的演出是个很好的尝试。高先生说这个形式其实在中国也有，而且有时有水平非常高的演出，有很好的想法。可是问题在于，很多中国人不相信自己的艺术，估计过一两百年还会有很多人喜欢看戏曲，可是它需要改变。要注意一些外在的改变必须和内容有一个良好的结合，如果外面的改变跟内容没关系，那就没意思。高先生还提到他曾在北大看过一次昆曲演出，来的都是年轻人，故事是非常传统的，和现在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关系，可是从音乐和它的魅力来看，非常好，年轻人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
中国缺少好的室内乐组合
作为中荷音乐文化交流最好的媒介和中间人，当被问及他们眼中看到的荷兰音乐发展和中国音乐发展有什么区别时，高先生说，最明显的不同在于：他们是对外很开放的文化，所以外面来的影响大得多，在中国还有很清楚的古典音乐、传统音乐、流行音乐的界限，在荷兰则是交融的。在荷兰的音乐家，不管是拉中提琴的，还是弹吉他的，可以这个晚上在演贝多芬，第二个晚上在演流行音乐，各种各样的音乐家在一起有各种各样的合作，也有诸如拉美、非洲等地区的影响。此外，荷兰室内乐很发达，在中国却很少见。高先生表示出了疑惑，他说安排室内乐很容易，需要的地方不大，找到乐谱也很方便，可是中国人却似乎并不感兴趣。当我说，因为室内乐这种形式源于一种小型家庭聚会，而在中国可能缺乏传统时，施女士也表达了中国有那么多好的钢琴、小提琴音乐家，为什么没有一个很有名的四重奏团的疑惑。我说也许因为中国的演出市场没有荷兰那么繁荣，施女士接着说道：“不一定是演出，首先是一起玩音乐，室内乐比大型的好办多了，我的儿子拉中提琴，女儿拉小提琴，我突然想，我的丈夫会拉小提琴，我为什么不拉大提琴呢？不是为了演出，是为了玩，有一些简单的谱子，我们一起玩高兴啊，可中国人没有这种基本的想法，一个好的四重奏在中国应该很有前途。”笔者也了解到：在国内，至今没有一个职业的室内乐团。这种“怪现象”延伸出来的话题，不仅牵涉到中国音乐教育体制内种种尚待解决的问题，还牵涉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
中国音乐在荷兰的传播
关于荷兰的音乐现状，高先生谈到：世界音乐发展、融合最强的阶段是上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当时请了不少印度、非洲的音乐团体到荷兰演出，当时的中国还在进行着“文革”，所以不能请中国的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批土耳其、摩洛哥人移民并定居荷兰，因此现在他们的音乐对荷兰也有着较大的影响。中国的技术水平很高，而内容却常常有所欠缺，所以到目前为止，对荷兰音乐的影响较少。目前在荷兰的中国人不到十万，主要是广州人和温州人，他们大都晚上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玩，加上中国音乐室内乐形式较少，只有江南丝竹，潮州音乐等几种，这样的团体在荷兰也较少出现，这也是中国音乐对荷兰音乐较少形成影响的原因之一。现在在荷兰每个月都有印度、印尼等地的乐团来受邀演出，因为有听众，有市场，而中国音乐也许一年一次，他们也做了努力，但一时很难改变。我问起他们有没有关注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生活，他们不乏兴奋地跟我说，２００９年他们曾请过蒙古族当地农民在布鲁塞尔安排２０多人的音乐会，很成功，２０１１年还会在瑞士安排音乐会。
虽然很难、很累，但在他们的心底，一次成功的中国音乐演出使他们坚定了信念，看到了希望，他们所热爱的中国音乐终会被欧洲民众所接受和喜爱，他们从未想过放弃，必将继续为之努力。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最后的话题落到了他们下一步的工作展望和打算上。高先生认真地说：“想写书，介绍中国的山歌、皮影戏、木偶戏和中国的古琴家，也想写广泛介绍中国音乐的书，想多做些纪录片介绍中国音乐，想做的事情很多，”高先生笑着接着说：“然后，我老了……。”临行前我应邀参观了位于楼上的图书资料室，我惊叹于他们的藏书之多，国内核心音乐期刊、各大音乐学院的学报、各门类成套的音乐书籍、词典等几乎均被囊盖，有秩序有条理地排放得整整齐齐。我更加体会到他们夫妇俩从事这项事业的专注，敬佩于他们对人文文化的渴求和热爱，他们不仅仅做着中国音乐研究的实际工作，是中荷文化的友谊使者，也是连接中国音乐文化和欧洲音乐文化的纽带和桥梁，给我们带来启迪和思索。
感谢你们对中国音乐和文化的热爱！感谢你们的辛勤工作！感谢你们，可敬可爱的荷兰音乐学家夫妇！
钱云姗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萌）
热爱中国民族民间音乐
施聂姐女士是一位汉学家，曾就读于莱顿大学汉学院，同时她非常热爱音乐艺术。行将毕业时，她思考着为所学与热爱的音乐艺术寻找一个结合点，正是基于这个想法使她走上了研究中国音乐的道路。１９８４年她第一次来到中国，１９８６年在南京大学访学一年，后来几乎一年一次来中国，在上海音乐学院也曾访学半年。１９９７年，经过大量在吴语地区的田野考察后，她写就了博士论文《中国江苏民歌研究》。高文厚先生在荷兰曾是一名记者，在来中国陪伴心上人的过程中也爱上了中国传统音乐，从此，中国音乐学界出现了一对荷兰伉俪，他们的文章、见解不时出现在核心音乐期刊上，他们的身影时常出现在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中。然而，他们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并未止步于吴地民歌，籍着对中国音乐文化和民风民俗的热爱，虽然一些地方的条件相当艰苦，缺水，饮食不能适应和习惯等等，他们仍对在中国的田野工作抱以了很高的热情，更享受着工作的过程。用高文厚的话来说：“研究中国音乐‘乐在其中’，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需要很多时间”。除了在江苏、浙江北部研究吴地民歌之外，还先后到过甘肃、青海，探寻民歌“花儿”，饶有兴致地深入甘肃、宁夏交界地偏僻乡村研究了当地的皮影戏，２００７年做了关于皮影戏的纪录片。另外对中国乡间的吹打、笙管音乐、江南丝竹、潮州音乐等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近年来，他们又爱上了戏曲音乐。
欧洲有很好的研究中国音乐的学者，但他们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联系，这是成立“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的初衷。以该基金会为根基，１９９０年开始主办公开发表的英文学术期刊《磬》，历年来收入和推广了许多有价值的介绍中国音乐的文章。由他们牵头在欧洲不同国家大的大学组织召开了１４次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不乏来自美国、澳洲等地的学者。他们还曾举办大的艺术节介绍中国音乐、传统音乐、中国乐器以及推介演奏团等等。
音乐发展呈现大融合趋势
谈话间夫妇俩聊到在欧洲安排过一些中国音乐系列活动，但因为人们对中国音乐缺乏了解，所以常常来的人不多，可能只有１００人左右。高先生提到，２０１０年初台湾京剧演员吴新国在欧洲上演了根据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改编的京剧，获得了很大成功，来了６００人左右。于是我聊到我们在荷兰的见闻，欣赏过的演出。我们所在的城市阿内姆在荷兰不属于大型城市，但当地的演出市场却颇繁荣，交响乐、室内乐、歌剧、钢琴独奏、舞蹈等每天在几家剧院轮番上演。荷兰这个国家在文化的接纳度上很高，在一场舞蹈演出中我们意外地看到了当地舞蹈演员演出的中国舞蹈《千手观音》和江南的扇子舞，服饰都很到位，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我们还听到在现代音乐剧里融合了爵士、蓝调等音调。夫妇俩异口同声道：“是的，很多合作和国际交流，艺术很多方面有交融。”但高先生也指出：其实在欧洲其他国家，比如法国、德国、英国等都有比较多的交融，这和历史有关系，当然中国也开始改变。他特别提到Ｗｏｒｌｄ Ｍｕｓｉｃ的发展，这种音乐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能找到。他又谈到，在中国古典音乐呈上升趋势，而在欧洲属于下降趋势，这和年轻人的兴趣有关，年轻人比较喜欢流行音乐，但尽管如此，在欧洲仍能听见巴洛克、古典、浪漫、现代等各个时期的音乐，感觉中国浪漫派的音乐很多，可是巴洛克很少，比巴洛克音乐更早的音乐在中国找不到，人们不感兴趣或不知道。
经济发展对传统音乐的影响
我问两位外国学者对近２０多年来中国音乐发展的看法。高先生笑着说“一般。”施女士进一步解释说：“越来越商业化，现在全中国的发展都是商业化，所以也包括音乐。对传统音乐来说这个有不好的影响，因为传统音乐是当地的东西，而且常跟古老的习惯、风俗、仪式有关系，工业化发展却导致流行音乐越来越多。实际上这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对这一点高先生表示了深深的遗憾，他说印象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传统音乐还有很多并且越来越多，因为过了“文革”，有很多人一下子意识到，如果不做（找民间艺人做摘要等的）保护工作，那过十几二十年后就什么都没有了。９０年代也这样，可是后来因为越来越注重经济的发展，对传统音乐的保护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不由向他们提起２００９年底在我院举办的中国传统音乐年会上，与会代表就如何提高大学生学习传统音乐的兴趣发表了很多见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高先生指出：保护传统音乐需要音乐家，但现实中的人们往往更注重经济利益，他很高兴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从文化角度来看，又对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破坏。他说道：“很简单，中国的乡下越来越小！大部分人都想去大城市，所以很多乡下的音乐越来越没了。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可改变，很遗憾，可是它的影响很大。”
遗憾不能听到所有传统的历史的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学》和《人民音乐》上曾刊登过发表过二位学者的文章《中国的传统音乐不是要保存，而应要延续》、《作为创新之路的中国古代音乐》，接下来的谈话也再次表明了他们的观点。顺着传统音乐保护的话题，我聊到２００９年中、日、韩三国传统雅乐舞研讨会期间，三国艺术家在杭州音乐厅举行了两场展演。大家对日韩的艺术都觉得比较陌生，也不大能领会和理解，可能与文化传统的缺失也有一定的关系。高先生说，这在中国是个很大的问题。唐宋、明清代的音乐在中国没有机会听到，因为没有人感兴趣，没有人真正的想研究，有一些理论家在研究，可是他们和演奏家的合作完全没有。音乐家们通常觉得传统音乐过了，要做现代的东西，因此他们把二胡和钢琴放在一起或者做流行音乐。高先生觉得这样做无可厚非，可是所有传统的和历史的音乐不能真正的在中国听到，是个很大的遗憾。
多方位关注中国音乐的发展
他们热爱中国民间传统音乐，同时，对中国现代音乐也给予了关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他们曾远涉重洋去到美国、法国采访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音乐家谭盾、瞿小松等人，２００３年曾写有《郭文景——一幅作曲家的肖像》（上、下）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谈话间我们再次聊到罗忠镕先生，我问他们对罗先生的研究是否因为他的作品中融入了一些近现代的东西，高先生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说罗先生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开始作曲，那时候有很多苏联的影响，１９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也比较大，而罗先生的想法很现代，他往前看。现在人们都知道现代音乐是怎么回事，可在罗先生年轻的时候那是个很新的东西，所以他们想研究罗先生。我又问到他们对中国音乐的研究除了古琴、吴语地区民歌、甘肃青海一带的“花儿”、皮影戏以及近现代音乐外，还涉及到哪些领域。高先生说对乡下的吹打、笙管乐等也给予了关注，在上海听了比较多的江南丝竹，结识了很多的当地音乐家，还关注过潮州音乐、广东音乐。他说自己１０年前还非常不喜欢京剧，但近年来在欧洲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演出，听得多了觉得越来越喜欢了，他觉得很有意思。夫妇俩问起罗忠镕先生的近况，聊及他的作品，还兴致勃勃地聊起中国音乐家丁善德、陈铭志、贺绿汀、黄安伦、汪立三等人。
传统音乐要发展需要做一些改变
聊起京剧我提到，在中国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部分都不怎么爱听。施女士说这需要慢慢的习惯，因为大部分的演出都没意思，每次是一样的一些曲目，到最后他们演得也烦了，就不是真正的从心里出来的东西了。我说高先生之前提到的台湾京剧演员吴新国不久前来欧洲的演出是个很好的尝试。高先生说这个形式其实在中国也有，而且有时有水平非常高的演出，有很好的想法。可是问题在于，很多中国人不相信自己的艺术，估计过一两百年还会有很多人喜欢看戏曲，可是它需要改变。要注意一些外在的改变必须和内容有一个良好的结合，如果外面的改变跟内容没关系，那就没意思。高先生还提到他曾在北大看过一次昆曲演出，来的都是年轻人，故事是非常传统的，和现在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关系，可是从音乐和它的魅力来看，非常好，年轻人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
中国缺少好的室内乐组合
作为中荷音乐文化交流最好的媒介和中间人，当被问及他们眼中看到的荷兰音乐发展和中国音乐发展有什么区别时，高先生说，最明显的不同在于：他们是对外很开放的文化，所以外面来的影响大得多，在中国还有很清楚的古典音乐、传统音乐、流行音乐的界限，在荷兰则是交融的。在荷兰的音乐家，不管是拉中提琴的，还是弹吉他的，可以这个晚上在演贝多芬，第二个晚上在演流行音乐，各种各样的音乐家在一起有各种各样的合作，也有诸如拉美、非洲等地区的影响。此外，荷兰室内乐很发达，在中国却很少见。高先生表示出了疑惑，他说安排室内乐很容易，需要的地方不大，找到乐谱也很方便，可是中国人却似乎并不感兴趣。当我说，因为室内乐这种形式源于一种小型家庭聚会，而在中国可能缺乏传统时，施女士也表达了中国有那么多好的钢琴、小提琴音乐家，为什么没有一个很有名的四重奏团的疑惑。我说也许因为中国的演出市场没有荷兰那么繁荣，施女士接着说道：“不一定是演出，首先是一起玩音乐，室内乐比大型的好办多了，我的儿子拉中提琴，女儿拉小提琴，我突然想，我的丈夫会拉小提琴，我为什么不拉大提琴呢？不是为了演出，是为了玩，有一些简单的谱子，我们一起玩高兴啊，可中国人没有这种基本的想法，一个好的四重奏在中国应该很有前途。”笔者也了解到：在国内，至今没有一个职业的室内乐团。这种“怪现象”延伸出来的话题，不仅牵涉到中国音乐教育体制内种种尚待解决的问题，还牵涉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
中国音乐在荷兰的传播
关于荷兰的音乐现状，高先生谈到：世界音乐发展、融合最强的阶段是上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当时请了不少印度、非洲的音乐团体到荷兰演出，当时的中国还在进行着“文革”，所以不能请中国的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批土耳其、摩洛哥人移民并定居荷兰，因此现在他们的音乐对荷兰也有着较大的影响。中国的技术水平很高，而内容却常常有所欠缺，所以到目前为止，对荷兰音乐的影响较少。目前在荷兰的中国人不到十万，主要是广州人和温州人，他们大都晚上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玩，加上中国音乐室内乐形式较少，只有江南丝竹，潮州音乐等几种，这样的团体在荷兰也较少出现，这也是中国音乐对荷兰音乐较少形成影响的原因之一。现在在荷兰每个月都有印度、印尼等地的乐团来受邀演出，因为有听众，有市场，而中国音乐也许一年一次，他们也做了努力，但一时很难改变。我问起他们有没有关注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生活，他们不乏兴奋地跟我说，２００９年他们曾请过蒙古族当地农民在布鲁塞尔安排２０多人的音乐会，很成功，２０１１年还会在瑞士安排音乐会。
虽然很难、很累，但在他们的心底，一次成功的中国音乐演出使他们坚定了信念，看到了希望，他们所热爱的中国音乐终会被欧洲民众所接受和喜爱，他们从未想过放弃，必将继续为之努力。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最后的话题落到了他们下一步的工作展望和打算上。高先生认真地说：“想写书，介绍中国的山歌、皮影戏、木偶戏和中国的古琴家，也想写广泛介绍中国音乐的书，想多做些纪录片介绍中国音乐，想做的事情很多，”高先生笑着接着说：“然后，我老了……。”临行前我应邀参观了位于楼上的图书资料室，我惊叹于他们的藏书之多，国内核心音乐期刊、各大音乐学院的学报、各门类成套的音乐书籍、词典等几乎均被囊盖，有秩序有条理地排放得整整齐齐。我更加体会到他们夫妇俩从事这项事业的专注，敬佩于他们对人文文化的渴求和热爱，他们不仅仅做着中国音乐研究的实际工作，是中荷文化的友谊使者，也是连接中国音乐文化和欧洲音乐文化的纽带和桥梁，给我们带来启迪和思索。
感谢你们对中国音乐和文化的热爱！感谢你们的辛勤工作！感谢你们，可敬可爱的荷兰音乐学家夫妇！
钱云姗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