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一代翻译巨擘杨宪益，一生译著颇丰，曾被赞誉为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他对外国诗歌汉译的贡献有目共睹。然而，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也不应被忽视。本文以杨宪益的外诗汉译作品及其本人创作的诗歌为研究对象，深入文本具体分析他的诗歌翻译特色，并探究他诗人一生与外诗汉译之间的关系，以期升华他在诗歌翻译与创作上表现出的比较文学间的对话与融合。
关键词：比较文学 写诗 译诗 杨宪益
21世纪中西比较文学进入跨学科研究转向以来，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谢天振教授在论述比较文学“译介学”时指出：“比较文学与翻译，前者是一门跨语种、跨学科、跨国界的学科，后者是一门（在多数情况下）跨语种、跨国界的实践，把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纳入比较文学、具体地说也即译介学的研究范畴，显而易见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1999：22）。翻译文学作为外国文学的载体，是研究比较文学和接受文学不可或缺的媒介。
一.杨宪益写诗
杨宪益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少时跟随启蒙老师魏汝舟读书习字，国学底蕴深厚，不仅熟读“四书五经”儒家经典、《楚辞》《唐诗三百首》，还研读其他的一些古代重要作家作品，为他诗歌创作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他一生著述与翻译并行，天资聪颖，初学对对子时，便有“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的佳句。杨宪益写诗写来也并不刻意，而且随写随扔，写过算完。他在曾出版的诗集《银翘集》中写过《无题》一诗，颈联为“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与他同时留学英国的好友钱钟书知道后，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这首诗，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他看了只是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信。不是以为钱钟书改得不好，而是觉得工与不工，他根本无所谓。（蔡震，2009）
“杨宪益不仅会做诗，且有数十年的平平仄仄的功底。他的诗功厚实，没有空话，句中有人生脚印，有社会风尘。”（吴海发，2004：933）杨宪益现存诗作主要收录在与黄苗子和邵燕祥合辑的《三家诗》和个人旧体诗集《银翘集》。
二.杨宪益译诗
一代翻譯大家杨宪益不遗余力将中华文化典籍翻译成外文，一部《红楼梦》译著更是享誉中外。在中译外主业之余，他选择翻译了不少西方经典，打开了中国读者阅读西方经典的窗口。“卅载辛勤真译匠”，杨宪益的译本成稿虽早，却久经淘洗，自问世以来便哺育了一代代读者。译文既紧密贴合文本原意，保留其本身的风格样貌，又充分考虑了中文读者的阅读理解习惯，在还原性和可读性之间取得了难得的平衡。（景文，2019）
三.杨宪益写诗与译诗的比较文学解读
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大致经历了欧洲、美洲和亚洲三个阶段，主要包括影响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类同研究方法和变异研究方法三种研究方法论体系。杨宪益一生都在从事着经典著作的双向译介，其中他尤为喜欢外国诗歌翻译，亦如他的诗歌创作。他译介的西方古典诗歌贡献之大，一般人难以超越。他的翻译帮助人们打破语言壁垒，领略到古希腊、罗马精品文学的魅力。宏观来讲，杨宪益外国诗歌汉译作品是他在汉译英主业之余，依据个人兴趣所选所译。同样，他的诗歌创作是其真性情的自我流露。不管是写诗还是译诗，都具有自主选择性。
诗歌作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当中最核心的成分，是“世间一切最好的思想和言论”的最优美的表现，杨宪益的翻译与创作为我国诗歌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近千万字译介成果也促使他成为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体，而这一切得益于他良好的国学功底以及深厚的西学素养。同时，作为一个创作无数诗歌的译者诗人，杨宪益的诗歌创作讲究平仄韵律，讲究音乐性，良好的诗歌功底使得他在译诗时更得心应手。对待诗歌翻译，他讲究诗如其人，译诗亦如其人。杨宪益译诗结合中西诗歌特色和韵律，讲究诗的音乐性，写诗也是半中半外。诗人臧棣说，杨宪益的诗歌翻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有自己的特色，对他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较大影响（林凯，2009）。
杨宪益所写所译的诗歌在主题与题材上相互交织，语言风格也相互映射。他一边写诗，一边译诗，兼顾中西文化视野，其文学创作与翻译之间具有无法割裂开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翻译不仅仅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获取创作素材、技法及精神营养的过程。杨宪益在翻译外国诗歌时，兼顾汉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开展以中式诗体译外国诗歌的积极实践。凭借翻译，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不仅让国人能领略到西方经典诗的风采，也推进了我国诗歌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从作品本身来看，杨宪益尝试对外国诗歌进行创造性的新解和创作。他没有一味的追求保持外文诗歌的格律和形式，也不只是运用中国诗歌的特点译诗，而是通盘考虑既保留异质并努力实现融通。他比任何人都追求具有诗人风格的翻译，不仅汲取外国诗歌的精华，也吸收我国诗歌的养分，通过翻译这种方式实现不同民族诗歌的异质融通。但是，杨宪益也不是偏执于诗体译诗，他总能与当时的现实结合，将原作本地化。
在当今推崇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诗歌创作仅限于某一民族的文学传统是不够的。在创作过程中接受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可以开拓诗人视野，扩展创作思维，而翻译经历和阅读外国文学著作是获取和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最佳途径。诗人可以在阅读原文时了解艺术形象、感受诗歌意境，在翻译过程中更直接准确地体会两种不同文化的特质。诗人译者杨宪益似乎深谙此种道理，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不仅是建立在中华优秀文化的基础之上，更深受外文诗歌影响。不管是从小打下的扎实的国学功底，还是广泛涉猎中外作品的阅读习惯，亦或是留学英国受教著名的“战时诗人”埃德蒙·布伦顿等，从成长的轨迹来说，杨宪益是在自身传统文化积淀的基础之上吸收外国诗歌的营养成长起来的。中外文学对他的影响很大，不管是从他的经典诗歌汉译，还是个人诗歌创作，都能看出他能够身体力行地诠释着多元文化体系下的中西诗学精髓。
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流的必由之路，能够促进文学、文化共同体的渐次形成（张杰，2020）。翻译并不是某些少数精英用来体现自己超人学识的工具，乃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邹广胜，2007：123）。
浸濡国学多年的杨宪益，从小就吟诗作赋，对中国诗学话语体系有相当的把握、深刻的领悟;留学多年、毕生从事着翻译事业的他熟谙西方文化及诗歌的要领和内涵。从最开始在中西诗歌的影响下写诗到还原中国话语到所写诗歌的中心地位，既实现了中西诗歌间的碰撞与融合，也促进了中国话语在中诗创作中的发展。他用毕生心血所倾注的翻译事业缘于他对中外文学的热爱和痴迷，翻译事业的成就源于中西比较文学的开阔眼界，翻译是兴趣使然，更是一种享受。在阐释与重建诗歌文本的过程中吸取养分，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中，为置身其中的当代中国诗坛与译坛带来新的活力与繁荣。
比较文学是文化交流之桥与文化创新之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交叉相融，必将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揉进我国的传统文化，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格局，确定平等的文学对话立场，从而更广泛、更持久、更有效地促进世界文学的对话。在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也是中西文学思想相互汇通的时代，为实现在更广阔的话语系统中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杨宪益追求中西文化与文学交流融通的模式不失为一种捷径，能让西方更好地解读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张杰.推动比较文学研究实现新突破[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2-09（002）.
[2]吴海发.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3]景文.感受名家译作魅力[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03-22（007）.
注：“本课题由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比较文学 写诗 译诗 杨宪益
21世纪中西比较文学进入跨学科研究转向以来，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谢天振教授在论述比较文学“译介学”时指出：“比较文学与翻译，前者是一门跨语种、跨学科、跨国界的学科，后者是一门（在多数情况下）跨语种、跨国界的实践，把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纳入比较文学、具体地说也即译介学的研究范畴，显而易见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1999：22）。翻译文学作为外国文学的载体，是研究比较文学和接受文学不可或缺的媒介。
一.杨宪益写诗
杨宪益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少时跟随启蒙老师魏汝舟读书习字，国学底蕴深厚，不仅熟读“四书五经”儒家经典、《楚辞》《唐诗三百首》，还研读其他的一些古代重要作家作品，为他诗歌创作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他一生著述与翻译并行，天资聪颖，初学对对子时，便有“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的佳句。杨宪益写诗写来也并不刻意，而且随写随扔，写过算完。他在曾出版的诗集《银翘集》中写过《无题》一诗，颈联为“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与他同时留学英国的好友钱钟书知道后，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这首诗，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他看了只是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信。不是以为钱钟书改得不好，而是觉得工与不工，他根本无所谓。（蔡震，2009）
“杨宪益不仅会做诗，且有数十年的平平仄仄的功底。他的诗功厚实，没有空话，句中有人生脚印，有社会风尘。”（吴海发，2004：933）杨宪益现存诗作主要收录在与黄苗子和邵燕祥合辑的《三家诗》和个人旧体诗集《银翘集》。
二.杨宪益译诗
一代翻譯大家杨宪益不遗余力将中华文化典籍翻译成外文，一部《红楼梦》译著更是享誉中外。在中译外主业之余，他选择翻译了不少西方经典，打开了中国读者阅读西方经典的窗口。“卅载辛勤真译匠”，杨宪益的译本成稿虽早，却久经淘洗，自问世以来便哺育了一代代读者。译文既紧密贴合文本原意，保留其本身的风格样貌，又充分考虑了中文读者的阅读理解习惯，在还原性和可读性之间取得了难得的平衡。（景文，2019）
三.杨宪益写诗与译诗的比较文学解读
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大致经历了欧洲、美洲和亚洲三个阶段，主要包括影响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类同研究方法和变异研究方法三种研究方法论体系。杨宪益一生都在从事着经典著作的双向译介，其中他尤为喜欢外国诗歌翻译，亦如他的诗歌创作。他译介的西方古典诗歌贡献之大，一般人难以超越。他的翻译帮助人们打破语言壁垒，领略到古希腊、罗马精品文学的魅力。宏观来讲，杨宪益外国诗歌汉译作品是他在汉译英主业之余，依据个人兴趣所选所译。同样，他的诗歌创作是其真性情的自我流露。不管是写诗还是译诗，都具有自主选择性。
诗歌作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当中最核心的成分，是“世间一切最好的思想和言论”的最优美的表现，杨宪益的翻译与创作为我国诗歌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近千万字译介成果也促使他成为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体，而这一切得益于他良好的国学功底以及深厚的西学素养。同时，作为一个创作无数诗歌的译者诗人，杨宪益的诗歌创作讲究平仄韵律，讲究音乐性，良好的诗歌功底使得他在译诗时更得心应手。对待诗歌翻译，他讲究诗如其人，译诗亦如其人。杨宪益译诗结合中西诗歌特色和韵律，讲究诗的音乐性，写诗也是半中半外。诗人臧棣说，杨宪益的诗歌翻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有自己的特色，对他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较大影响（林凯，2009）。
杨宪益所写所译的诗歌在主题与题材上相互交织，语言风格也相互映射。他一边写诗，一边译诗，兼顾中西文化视野，其文学创作与翻译之间具有无法割裂开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翻译不仅仅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获取创作素材、技法及精神营养的过程。杨宪益在翻译外国诗歌时，兼顾汉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开展以中式诗体译外国诗歌的积极实践。凭借翻译，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不仅让国人能领略到西方经典诗的风采，也推进了我国诗歌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从作品本身来看，杨宪益尝试对外国诗歌进行创造性的新解和创作。他没有一味的追求保持外文诗歌的格律和形式，也不只是运用中国诗歌的特点译诗，而是通盘考虑既保留异质并努力实现融通。他比任何人都追求具有诗人风格的翻译，不仅汲取外国诗歌的精华，也吸收我国诗歌的养分，通过翻译这种方式实现不同民族诗歌的异质融通。但是，杨宪益也不是偏执于诗体译诗，他总能与当时的现实结合，将原作本地化。
在当今推崇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诗歌创作仅限于某一民族的文学传统是不够的。在创作过程中接受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可以开拓诗人视野，扩展创作思维，而翻译经历和阅读外国文学著作是获取和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最佳途径。诗人可以在阅读原文时了解艺术形象、感受诗歌意境，在翻译过程中更直接准确地体会两种不同文化的特质。诗人译者杨宪益似乎深谙此种道理，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不仅是建立在中华优秀文化的基础之上，更深受外文诗歌影响。不管是从小打下的扎实的国学功底，还是广泛涉猎中外作品的阅读习惯，亦或是留学英国受教著名的“战时诗人”埃德蒙·布伦顿等，从成长的轨迹来说，杨宪益是在自身传统文化积淀的基础之上吸收外国诗歌的营养成长起来的。中外文学对他的影响很大，不管是从他的经典诗歌汉译，还是个人诗歌创作，都能看出他能够身体力行地诠释着多元文化体系下的中西诗学精髓。
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流的必由之路，能够促进文学、文化共同体的渐次形成（张杰，2020）。翻译并不是某些少数精英用来体现自己超人学识的工具，乃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邹广胜，2007：123）。
浸濡国学多年的杨宪益，从小就吟诗作赋，对中国诗学话语体系有相当的把握、深刻的领悟;留学多年、毕生从事着翻译事业的他熟谙西方文化及诗歌的要领和内涵。从最开始在中西诗歌的影响下写诗到还原中国话语到所写诗歌的中心地位，既实现了中西诗歌间的碰撞与融合，也促进了中国话语在中诗创作中的发展。他用毕生心血所倾注的翻译事业缘于他对中外文学的热爱和痴迷，翻译事业的成就源于中西比较文学的开阔眼界，翻译是兴趣使然，更是一种享受。在阐释与重建诗歌文本的过程中吸取养分，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中，为置身其中的当代中国诗坛与译坛带来新的活力与繁荣。
比较文学是文化交流之桥与文化创新之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交叉相融，必将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揉进我国的传统文化，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格局，确定平等的文学对话立场，从而更广泛、更持久、更有效地促进世界文学的对话。在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也是中西文学思想相互汇通的时代，为实现在更广阔的话语系统中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杨宪益追求中西文化与文学交流融通的模式不失为一种捷径，能让西方更好地解读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张杰.推动比较文学研究实现新突破[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2-09（002）.
[2]吴海发.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3]景文.感受名家译作魅力[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03-22（007）.
注：“本课题由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