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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宦官专权
东汉宦官参与政治，在和帝以及邓太后时就有了，比如，忠心耿耿的郑众和大名鼎鼎的蔡伦（造纸专家），都曾是皇帝和太后的得力助手。宦官整体得势，是安帝去世之后。由于阎太后的干预，安帝独子刘保不能顺利即位，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歃血为盟，发动宫廷政变，杀死阎氏兄弟子侄，将阎太后迁出宫，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刘保为帝，是为顺帝。事后十九位宦官因拥立之功全部封侯。汉顺帝刘保靠宦官上位，宦官自然得势，但是，此时的宦官还谈不上擅权。
144年，顺帝死去，无嗣，冲帝即位，顺帝的皇后梁妠升为皇太后，父亲梁商、兄长梁冀先后以“大将军”的身份掌权。冲帝夭折，质帝即位，朝廷依然是梁家的天下。146年，年仅九岁的质帝，在朝堂上指着梁冀的背影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得知后，如芒刺在背，竟然毒死了这位童言无忌的小皇帝。短短两年，“皇纲三断”（顺帝、冲帝、质帝三位皇帝崩驾），东汉陷入深重的皇位继承危机。梁冀在立帝问题上一手遮天，一意孤行。最后，梁冀妹婿、蠡吾侯刘志，继立为帝，是为桓帝a。梁家的势力历经顺帝、冲帝、质帝、桓帝，势焰熏天，是东汉外戚最跋扈的时期。
外戚势力强盛，反外戚的势力聚结起来，必然也更有冲击力。史称“（梁）冀秉政几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亲与”a，尤其在梁太后死后，梁冀与桓帝发生了严重的权力冲突。延熹二年（159），桓帝把宦官唐衡叫到厕所里商量对策，随后秘密召见几位不满梁冀专权的宦官，共定其议，歃血为盟。皇帝与宦官歃血为盟（尽管是桓帝啃宦官单超的手臂出的血），去做一件除掉外戚的事情，可见，其事件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顺帝时期十九个宦官歃血为盟的程度。
八月，桓帝派军队包围了梁冀住宅，强行收回了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梁冀夫妻即日皆自杀。从此之后，宦官全面掌握着朝政，特别是所谓“十常侍”，更是跋扈嚣张，窃威弄权。地方上“兄弟戚姻，皆宰州临郡。”b瓜分了原本属于士大夫的那份蛋糕，激起了士人的普遍愤懑。特别是当这种不满情绪与外戚和宦官的冲突发生共振的情况下，孕育起来的风暴，威力就会更大。
士人清议与名士
东汉的儒学，由于光武帝、明帝、章帝等的提倡，十分繁荣发达。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京师的太学生和地方郡国及私学的儒生数量，总数已超过十万人，他们互相推引，互相声援，其中的一些名士，更是声望隆重，万人景仰，构成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势力。
东汉士人做官，多数通过公府辟召和地方察举等手段。地方察举制度，是指各郡国推举孝廉（孝子、廉吏）：一般按照郡国人口比例，每20万人举1人，全国大约228人。入围条件一般是年四十岁以上，“经明行修”。
公府征辟制度、朝廷辟召，是指朝廷征召一些社会名士，直接到中央任职。比如以德行高尚闻名的陈寔仅任太丘县长，每次朝廷三公缺位，总有人会想到他。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东汉末经学家郑玄，直接被征召为大司农（农业部长），朝廷安排专车去迎接，一路上所过之处，“长吏迎送”。
但是，在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下，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时，往往逢迎当朝权贵的私意，望风行事，而不附权贵的刚正士人则受到排斥。士人们通过品评时政人物，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称为“清议”。太学是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试图通过清议影响现实政治，反对当权的外戚宦官，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也为了拯救沉沦的东汉王朝。这自然会招致外戚宦官的反对。于是，士人们或智或愚，各显神通，尽露本色。
东汉名士颇有傲人的品行。如杨震不接受昌邑县令王密的贿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千古传播；其子杨秉，官至太尉，“为人清白寡欲”，自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a除杨震父子外，还有许多士人，表现出独特的名士风范，然而，一旦过了头，就成了“矫激”。
什么叫矫激呢？激是偏激，矫是矫情。求名过了头，名不副实；谦虚过了头，弄得不真实，就是一种矫激。
比如，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名士的成名条件，一般是“经明行修”，前者是经书读得好，后者指品行超群。品行超群，大多表现为具有一些难得的正面品质。比如，拒绝征召入朝为官，推辞州郡聘请入仕。樊英曾经多次放弃入仕的机会，甚至“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于是，安帝一方面赐予厚礼，一方面给郡县官员下了死命令，绑也要把樊英绑来。就这样，樊英“不得已”到洛阳见皇帝，到了之后，还是装病不起。你看这是不是有些矫揉造作呢。
安帝没办法，安排皇家太医给樊英看病，国家供给羊、酒调养。过了些日子，大约没有发现有什么毛病，安帝就为樊英专门设立了一个论坛。论坛开讲的日子，由皇家车队的领导（公车令）出面导引，内廷尚书亲自陪同，“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还拜为五官中郎将。这样待了几个月，樊英又闹着说身体不好，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待遇确实优厚。樊英坚决辞谢，安帝一再开导，最后下诏，不准推辞。樊英三番四次的推官，安帝特别隆重的推崇，弄得樊英的名声更大了。但是，其后关于时政的应对中，樊英表现平平，“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a
时人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为什么大家都很失望呢？为什么“毁谤布流，应时折减”呢？“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要么你坚持不出来做官，真正成为一个名士；要么你出来就拿出一点济世安民的真知灼见来。樊英的矫激，是作为名士的表演过了头。这样徒有虚名的名士，印证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吹得越高，跌得越重。
东汉名士的另外一种矫激是中庸过了头。代表人物是胡广 。
胡广（91—172），字伯始。历事汉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为官三十多年，可谓六朝元老。在风雨如晦的东汉政治舞台上，胡广是不倒翁。
胡广曾经与宦官丁肃结成儿女亲家，这对反宦官的士人来说，就是一个污点，可是这位丁肃却是个比较廉洁谦谨的人。顺帝内宠太多，在女人中摆不平，不知道应立哪一位宠妃为皇后，提出让几位宠妃抓阄。对于如此荒唐的做法，胡广上书反对。他说，皇后是天下仰望的国母啊，怎么能求之于筮龟呢？应该从门第尊贵、德行贤淑、为人谨良的贵人中选任皇后。于是，梁妠获选。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娘家父兄梁商、梁冀执政。胡广因为在当初支持了梁妠，所以，在梁家掌权的时候，胡广自然得到信任和重用。由此胡广也就与梁冀家族结下了一层特殊的关系。 胡广为官，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识时务，胡广与梁冀的特殊关系，显然与他当初支持梁妠为皇后有关。他不像李固专与梁冀对着干，但是也谈不上为虎作伥。在冲帝、质帝崩驾之后，李固、杜乔力主立清河王刘蒜为帝，胡广开始也与李、杜主张一致，其后，看到梁冀在宦官曹腾等的支持下，坚持要立桓帝刘志，胳膊拧不过大腿，于是胡广知趣地选择了沉默。
第二，胡广数起数落，各种势力对他都能接受。胡广人生起落，与天灾示警、自动辞职有关，也与政治态度失当有关。如延熹二年（159），梁冀被除，胡广亦因之被黜。但是，不久后，再度被桓帝启用。桓帝去世那年（167），胡广进位司徒。汉灵帝即位后，胡广依然活跃，与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参录尚书事，共同辅政。同年九月，陈蕃与窦武谋诛宦官，失败被杀。胡广因未与其事，进为太傅，位居“上公”，总录尚书事。此时的胡广，已经年近八十，但依然“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称老”a。
第三，不管朝廷风向如何，谁在掌权，胡广都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事。灵帝卖官，公然标价，胡广颁行了他写的《百官箴》四十八篇，依然提出整顿吏治的系统意见。司马光也赞扬他的识人处事才能：“所辟多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练达故事，明解朝章。”当时京师有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b朝政之事，搞不明白的，就问伯始（胡广字伯始）；天下事务，按中庸之道妥善处置的，只有
胡公！
历史上对于胡广的评价是两级的，许多人说他滑头，没有原则。最著名的名士李膺、杜密都是他所举荐提携的，但是，两次党锢之祸，他本人却从来没有受到过牵连。李固因为反对梁冀立帝而丢了性命，他也只是流涕惋惜而已，不能赞一词。司马光在上述赞扬之后，也不忘用“然”字转折说：“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但也有人赞扬他，说他“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一生“体真履规，谦虚温雅”，“柔而不犯，文而有礼，忠贞之性，忧公如家”，最终“穷宠极贵，功加八荒”a，活到82岁高龄。
与胡广形成最明显对比的，是东汉名士的第三种类型：李膺、张俭，号称“党锢名士”。
党锢之祸
党锢名士，因桓帝和灵帝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而得名。所谓党锢，就是把结党的名士，禁锢起来，不得做官。史称党锢之祸，“成于李膺、
张俭”。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两位以极端做法反对宦官，导致了一场清洗士人的运动。
先说李膺。李膺（110—169）是东汉的大名士，士人能被李膺接见，叫作“登龙门”，身价立马就高了。延熹八年（165），李膺担任司隶校尉，陈蕃为太尉。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县令，贪残无道，杀人为乐，害怕李膺追查，逃还京师，藏匿于兄长张让家里的合柱中。李膺知讯，闯入张家，从柱子里拉出张朔，加以逮捕，并立即结案处死。宦官张让诉冤于桓帝，桓帝召来李膺，责问为什么不先履行程序便加以诛杀。李膺答非所问：“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b对于李膺的“政治正确”而司法枉法行为，桓帝并没有追究下去。
延熹九年（166），李膺再一次以非常手段“收捕”并“案杀”术士张成，就惹出事端了。张成是一个妄人，以懂占卜术知名，“推占当赦，教子杀人”。推算出皇帝有大赦，教儿子杀仇人。李膺抓捕其子，既而果然大赦，张成洋洋得意地说：“你看，诏书下来了吧。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他不禁火冒三丈。不久，张成之子果然在大赦之列。李膺愤怒至极，竟然不顾朝廷赦令，把张成之子匆匆结案，立即杀了。因为懂占卜术的缘故，张成与宦官的关系很密切，甚至桓帝也为占卜的事咨询过他。于是，宦官们唆使张成的弟子牢脩等上书，控告李膺等藐视王法，“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于是，桓帝下诏全国抓人，太尉陈蕃反对，说所抓“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不肯签字。“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陈寔、范滂之徒二百余人都遭牵连。“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寔自往请囚，陈蕃复上书极谏，桓帝托以陈蕃用非不当，免去其职务。a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冬，桓帝（132—167）崩驾，无嗣，年仅11岁的灵帝（156—189）即位，窦太后垂帘听政，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执政。当初，窦妙被立为皇后，太傅陈蕃曾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因而大获窦太后信任，这种情况略同于前文所说的胡广之于梁太后。胡广与梁冀的关系不坏，陈蕃与窦武的关系更铁。窦武素有剪除宦官之意，与不满宦官专权的陈蕃一拍即合。于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尽除宦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只是禁锢了党人，并没有大规模的杀戮之举。党人因为禁锢而声望更高。如今，在窦武和陈蕃的主持下，在桓帝时期被逮捕审讯的名士李膺、杜密、范滂等名士，均被赦免并获得重用，禁锢的党人被释放。他们摩拳擦掌，共商治国大计，意欲整顿朝纲，而整顿的重点，就是打击宦官势力，天下士人闻风，莫不扬眉吐气。
次年五月，日食，窦武以此为由，请求诛除宦官，并先除掉了中常侍管霸、苏康，窦太后觉得事情不可过分，反对尽数诛除宦官，犹豫未决。宦官们获得喘息之机，怂恿灵帝出手，说太后和大将军要废黜皇上。于是宦官们簇拥着皇帝，反动反扑，动用禁军，杀死了窦武和陈蕃，李膺等名士也被抓被杀。
但真正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是名士张俭。
张俭（115—198）据说是楚汉之争时代赵王张耳之后，灵帝时担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建宁二年（169），张俭愤于宦官侯览专权贪渎，用激烈手段抓捕侯览家人，甚至挖掉侯览母亲的新坟，没收其家的财产。a为此，侯览十分怨恨张俭。侯览的乡人朱并是一个奸佞之人，为张俭所轻视，他秉承侯览的意指，“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张俭是其中的魁首。朝廷下诏刊发文书追捕张俭等人。于是，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b 对于东汉的党锢士人，多数人肯定其大无畏的向邪恶势力斗争的勇气。北宋苏轼幼时家教，读书至东汉的范滂，心生羡慕之情，其母也大加鼓励。但是，今日我们反思一下当日的情景，出于对党人及因为党人而受牵连的生命的珍重，还是可以有深入分析之处的。
首先，党人行事，牵连到许多无辜之人受难。特别是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许多人都因为帮助张俭的逃亡而惹祸。十五年之后，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造反，“大赦党人”，党禁始解。张俭也回到了乡里，年八十四而卒。有人听到张俭亡命之事，感叹地说：“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c东汉党人为维护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把自己置于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之中，祸及千家万户，其实是很可质疑的。张俭晚年生活优裕，家境富裕。政治上反对宦官是回事，经济上攫取财富是另一回事。余英时说，东汉的士大夫也都有土地的诉求，“为家族置产的思想，在当时甚为普遍。”a我们无需因为党人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拔高他们。
其次，党人的激进行为，吕思勉先生称之为矫激。桓帝和灵帝时期，宦官掌握着朝廷大权，士人羞于为伍，却又与之争权多利。他们实现自己政治和经济诉求的途径，是利用舆论工具，第一批评时政，评骘公卿；第二互相抬高，激扬名声。“婞直之风”大行。所谓“婞直”，就是过于刚直、倔强激烈的意思。有人把这种作风，叫作“狭儒”，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意思是像战国秦汉的侠客那样，以激烈的手段，表达所谓正义的诉求。
最后，党人的作法，除了沽名钓誉，抬高自己的声誉之外，对于改进东汉政治，并没有多大价值。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这么说的：李膺、杜密，天子之大臣也，“攻末而忘本”，“搏杀以快斯须者”，诸如野王县令张朔、富贾张汎、小黄门赵津、下邳县令徐宣、妄人张成，“是何足预社稷之安危，而愤盈以与讐杀者邪！侯览也，张让也，蟠踞于桓帝之肘腋，而无能一言相及也。杀人者死，而诛及全家；大辟有时，而随案即杀；赦自上颁，而杀人赦后”，类似这样一些做法，无法无天，不是给人以抓捕你的口实吗？“倒授巨奸以反噬之名，而卒莫能以片语只词扬王庭以袪祸本。然则诸君子与奸人争兴废，而非为君与社稷捐躯命以争存亡乎！击奸之力弱，而一鼓之气易衰，其不敌凶憝而身与国俱毙，无他，舍本攻末而细已甚也。”
以为自己是为了社会的正义，实际上潜伏的是自身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鼓动全社会为自己疯狂，实际上无助于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在看待东汉矫激士风之时，应有的一个角度。
东汉宦官参与政治，在和帝以及邓太后时就有了，比如，忠心耿耿的郑众和大名鼎鼎的蔡伦（造纸专家），都曾是皇帝和太后的得力助手。宦官整体得势，是安帝去世之后。由于阎太后的干预，安帝独子刘保不能顺利即位，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歃血为盟，发动宫廷政变，杀死阎氏兄弟子侄，将阎太后迁出宫，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刘保为帝，是为顺帝。事后十九位宦官因拥立之功全部封侯。汉顺帝刘保靠宦官上位，宦官自然得势，但是，此时的宦官还谈不上擅权。
144年，顺帝死去，无嗣，冲帝即位，顺帝的皇后梁妠升为皇太后，父亲梁商、兄长梁冀先后以“大将军”的身份掌权。冲帝夭折，质帝即位，朝廷依然是梁家的天下。146年，年仅九岁的质帝，在朝堂上指着梁冀的背影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得知后，如芒刺在背，竟然毒死了这位童言无忌的小皇帝。短短两年，“皇纲三断”（顺帝、冲帝、质帝三位皇帝崩驾），东汉陷入深重的皇位继承危机。梁冀在立帝问题上一手遮天，一意孤行。最后，梁冀妹婿、蠡吾侯刘志，继立为帝，是为桓帝a。梁家的势力历经顺帝、冲帝、质帝、桓帝，势焰熏天，是东汉外戚最跋扈的时期。
外戚势力强盛，反外戚的势力聚结起来，必然也更有冲击力。史称“（梁）冀秉政几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亲与”a，尤其在梁太后死后，梁冀与桓帝发生了严重的权力冲突。延熹二年（159），桓帝把宦官唐衡叫到厕所里商量对策，随后秘密召见几位不满梁冀专权的宦官，共定其议，歃血为盟。皇帝与宦官歃血为盟（尽管是桓帝啃宦官单超的手臂出的血），去做一件除掉外戚的事情，可见，其事件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顺帝时期十九个宦官歃血为盟的程度。
八月，桓帝派军队包围了梁冀住宅，强行收回了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梁冀夫妻即日皆自杀。从此之后，宦官全面掌握着朝政，特别是所谓“十常侍”，更是跋扈嚣张，窃威弄权。地方上“兄弟戚姻，皆宰州临郡。”b瓜分了原本属于士大夫的那份蛋糕，激起了士人的普遍愤懑。特别是当这种不满情绪与外戚和宦官的冲突发生共振的情况下，孕育起来的风暴，威力就会更大。
士人清议与名士
东汉的儒学，由于光武帝、明帝、章帝等的提倡，十分繁荣发达。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京师的太学生和地方郡国及私学的儒生数量，总数已超过十万人，他们互相推引，互相声援，其中的一些名士，更是声望隆重，万人景仰，构成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势力。
东汉士人做官，多数通过公府辟召和地方察举等手段。地方察举制度，是指各郡国推举孝廉（孝子、廉吏）：一般按照郡国人口比例，每20万人举1人，全国大约228人。入围条件一般是年四十岁以上，“经明行修”。
公府征辟制度、朝廷辟召，是指朝廷征召一些社会名士，直接到中央任职。比如以德行高尚闻名的陈寔仅任太丘县长，每次朝廷三公缺位，总有人会想到他。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东汉末经学家郑玄，直接被征召为大司农（农业部长），朝廷安排专车去迎接，一路上所过之处，“长吏迎送”。
但是，在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下，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时，往往逢迎当朝权贵的私意，望风行事，而不附权贵的刚正士人则受到排斥。士人们通过品评时政人物，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称为“清议”。太学是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试图通过清议影响现实政治，反对当权的外戚宦官，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也为了拯救沉沦的东汉王朝。这自然会招致外戚宦官的反对。于是，士人们或智或愚，各显神通，尽露本色。
东汉名士颇有傲人的品行。如杨震不接受昌邑县令王密的贿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千古传播；其子杨秉，官至太尉，“为人清白寡欲”，自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a除杨震父子外，还有许多士人，表现出独特的名士风范，然而，一旦过了头，就成了“矫激”。
什么叫矫激呢？激是偏激，矫是矫情。求名过了头，名不副实；谦虚过了头，弄得不真实，就是一种矫激。
比如，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名士的成名条件，一般是“经明行修”，前者是经书读得好，后者指品行超群。品行超群，大多表现为具有一些难得的正面品质。比如，拒绝征召入朝为官，推辞州郡聘请入仕。樊英曾经多次放弃入仕的机会，甚至“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于是，安帝一方面赐予厚礼，一方面给郡县官员下了死命令，绑也要把樊英绑来。就这样，樊英“不得已”到洛阳见皇帝，到了之后，还是装病不起。你看这是不是有些矫揉造作呢。
安帝没办法，安排皇家太医给樊英看病，国家供给羊、酒调养。过了些日子，大约没有发现有什么毛病，安帝就为樊英专门设立了一个论坛。论坛开讲的日子，由皇家车队的领导（公车令）出面导引，内廷尚书亲自陪同，“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还拜为五官中郎将。这样待了几个月，樊英又闹着说身体不好，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待遇确实优厚。樊英坚决辞谢，安帝一再开导，最后下诏，不准推辞。樊英三番四次的推官，安帝特别隆重的推崇，弄得樊英的名声更大了。但是，其后关于时政的应对中，樊英表现平平，“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a
时人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为什么大家都很失望呢？为什么“毁谤布流，应时折减”呢？“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要么你坚持不出来做官，真正成为一个名士；要么你出来就拿出一点济世安民的真知灼见来。樊英的矫激，是作为名士的表演过了头。这样徒有虚名的名士，印证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吹得越高，跌得越重。
东汉名士的另外一种矫激是中庸过了头。代表人物是胡广 。
胡广（91—172），字伯始。历事汉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为官三十多年，可谓六朝元老。在风雨如晦的东汉政治舞台上，胡广是不倒翁。
胡广曾经与宦官丁肃结成儿女亲家，这对反宦官的士人来说，就是一个污点，可是这位丁肃却是个比较廉洁谦谨的人。顺帝内宠太多，在女人中摆不平，不知道应立哪一位宠妃为皇后，提出让几位宠妃抓阄。对于如此荒唐的做法，胡广上书反对。他说，皇后是天下仰望的国母啊，怎么能求之于筮龟呢？应该从门第尊贵、德行贤淑、为人谨良的贵人中选任皇后。于是，梁妠获选。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娘家父兄梁商、梁冀执政。胡广因为在当初支持了梁妠，所以，在梁家掌权的时候，胡广自然得到信任和重用。由此胡广也就与梁冀家族结下了一层特殊的关系。 胡广为官，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识时务，胡广与梁冀的特殊关系，显然与他当初支持梁妠为皇后有关。他不像李固专与梁冀对着干，但是也谈不上为虎作伥。在冲帝、质帝崩驾之后，李固、杜乔力主立清河王刘蒜为帝，胡广开始也与李、杜主张一致，其后，看到梁冀在宦官曹腾等的支持下，坚持要立桓帝刘志，胳膊拧不过大腿，于是胡广知趣地选择了沉默。
第二，胡广数起数落，各种势力对他都能接受。胡广人生起落，与天灾示警、自动辞职有关，也与政治态度失当有关。如延熹二年（159），梁冀被除，胡广亦因之被黜。但是，不久后，再度被桓帝启用。桓帝去世那年（167），胡广进位司徒。汉灵帝即位后，胡广依然活跃，与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参录尚书事，共同辅政。同年九月，陈蕃与窦武谋诛宦官，失败被杀。胡广因未与其事，进为太傅，位居“上公”，总录尚书事。此时的胡广，已经年近八十，但依然“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称老”a。
第三，不管朝廷风向如何，谁在掌权，胡广都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事。灵帝卖官，公然标价，胡广颁行了他写的《百官箴》四十八篇，依然提出整顿吏治的系统意见。司马光也赞扬他的识人处事才能：“所辟多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练达故事，明解朝章。”当时京师有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b朝政之事，搞不明白的，就问伯始（胡广字伯始）；天下事务，按中庸之道妥善处置的，只有
胡公！
历史上对于胡广的评价是两级的，许多人说他滑头，没有原则。最著名的名士李膺、杜密都是他所举荐提携的，但是，两次党锢之祸，他本人却从来没有受到过牵连。李固因为反对梁冀立帝而丢了性命，他也只是流涕惋惜而已，不能赞一词。司马光在上述赞扬之后，也不忘用“然”字转折说：“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但也有人赞扬他，说他“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一生“体真履规，谦虚温雅”，“柔而不犯，文而有礼，忠贞之性，忧公如家”，最终“穷宠极贵，功加八荒”a，活到82岁高龄。
与胡广形成最明显对比的，是东汉名士的第三种类型：李膺、张俭，号称“党锢名士”。
党锢之祸
党锢名士，因桓帝和灵帝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而得名。所谓党锢，就是把结党的名士，禁锢起来，不得做官。史称党锢之祸，“成于李膺、
张俭”。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两位以极端做法反对宦官，导致了一场清洗士人的运动。
先说李膺。李膺（110—169）是东汉的大名士，士人能被李膺接见，叫作“登龙门”，身价立马就高了。延熹八年（165），李膺担任司隶校尉，陈蕃为太尉。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县令，贪残无道，杀人为乐，害怕李膺追查，逃还京师，藏匿于兄长张让家里的合柱中。李膺知讯，闯入张家，从柱子里拉出张朔，加以逮捕，并立即结案处死。宦官张让诉冤于桓帝，桓帝召来李膺，责问为什么不先履行程序便加以诛杀。李膺答非所问：“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b对于李膺的“政治正确”而司法枉法行为，桓帝并没有追究下去。
延熹九年（166），李膺再一次以非常手段“收捕”并“案杀”术士张成，就惹出事端了。张成是一个妄人，以懂占卜术知名，“推占当赦，教子杀人”。推算出皇帝有大赦，教儿子杀仇人。李膺抓捕其子，既而果然大赦，张成洋洋得意地说：“你看，诏书下来了吧。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他不禁火冒三丈。不久，张成之子果然在大赦之列。李膺愤怒至极，竟然不顾朝廷赦令，把张成之子匆匆结案，立即杀了。因为懂占卜术的缘故，张成与宦官的关系很密切，甚至桓帝也为占卜的事咨询过他。于是，宦官们唆使张成的弟子牢脩等上书，控告李膺等藐视王法，“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于是，桓帝下诏全国抓人，太尉陈蕃反对，说所抓“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不肯签字。“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陈寔、范滂之徒二百余人都遭牵连。“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寔自往请囚，陈蕃复上书极谏，桓帝托以陈蕃用非不当，免去其职务。a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冬，桓帝（132—167）崩驾，无嗣，年仅11岁的灵帝（156—189）即位，窦太后垂帘听政，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执政。当初，窦妙被立为皇后，太傅陈蕃曾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因而大获窦太后信任，这种情况略同于前文所说的胡广之于梁太后。胡广与梁冀的关系不坏，陈蕃与窦武的关系更铁。窦武素有剪除宦官之意，与不满宦官专权的陈蕃一拍即合。于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尽除宦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只是禁锢了党人，并没有大规模的杀戮之举。党人因为禁锢而声望更高。如今，在窦武和陈蕃的主持下，在桓帝时期被逮捕审讯的名士李膺、杜密、范滂等名士，均被赦免并获得重用，禁锢的党人被释放。他们摩拳擦掌，共商治国大计，意欲整顿朝纲，而整顿的重点，就是打击宦官势力，天下士人闻风，莫不扬眉吐气。
次年五月，日食，窦武以此为由，请求诛除宦官，并先除掉了中常侍管霸、苏康，窦太后觉得事情不可过分，反对尽数诛除宦官，犹豫未决。宦官们获得喘息之机，怂恿灵帝出手，说太后和大将军要废黜皇上。于是宦官们簇拥着皇帝，反动反扑，动用禁军，杀死了窦武和陈蕃，李膺等名士也被抓被杀。
但真正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是名士张俭。
张俭（115—198）据说是楚汉之争时代赵王张耳之后，灵帝时担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建宁二年（169），张俭愤于宦官侯览专权贪渎，用激烈手段抓捕侯览家人，甚至挖掉侯览母亲的新坟，没收其家的财产。a为此，侯览十分怨恨张俭。侯览的乡人朱并是一个奸佞之人，为张俭所轻视，他秉承侯览的意指，“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张俭是其中的魁首。朝廷下诏刊发文书追捕张俭等人。于是，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b 对于东汉的党锢士人，多数人肯定其大无畏的向邪恶势力斗争的勇气。北宋苏轼幼时家教，读书至东汉的范滂，心生羡慕之情，其母也大加鼓励。但是，今日我们反思一下当日的情景，出于对党人及因为党人而受牵连的生命的珍重，还是可以有深入分析之处的。
首先，党人行事，牵连到许多无辜之人受难。特别是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许多人都因为帮助张俭的逃亡而惹祸。十五年之后，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造反，“大赦党人”，党禁始解。张俭也回到了乡里，年八十四而卒。有人听到张俭亡命之事，感叹地说：“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c东汉党人为维护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把自己置于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之中，祸及千家万户，其实是很可质疑的。张俭晚年生活优裕，家境富裕。政治上反对宦官是回事，经济上攫取财富是另一回事。余英时说，东汉的士大夫也都有土地的诉求，“为家族置产的思想，在当时甚为普遍。”a我们无需因为党人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拔高他们。
其次，党人的激进行为，吕思勉先生称之为矫激。桓帝和灵帝时期，宦官掌握着朝廷大权，士人羞于为伍，却又与之争权多利。他们实现自己政治和经济诉求的途径，是利用舆论工具，第一批评时政，评骘公卿；第二互相抬高，激扬名声。“婞直之风”大行。所谓“婞直”，就是过于刚直、倔强激烈的意思。有人把这种作风，叫作“狭儒”，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意思是像战国秦汉的侠客那样，以激烈的手段，表达所谓正义的诉求。
最后，党人的作法，除了沽名钓誉，抬高自己的声誉之外，对于改进东汉政治，并没有多大价值。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这么说的：李膺、杜密，天子之大臣也，“攻末而忘本”，“搏杀以快斯须者”，诸如野王县令张朔、富贾张汎、小黄门赵津、下邳县令徐宣、妄人张成，“是何足预社稷之安危，而愤盈以与讐杀者邪！侯览也，张让也，蟠踞于桓帝之肘腋，而无能一言相及也。杀人者死，而诛及全家；大辟有时，而随案即杀；赦自上颁，而杀人赦后”，类似这样一些做法，无法无天，不是给人以抓捕你的口实吗？“倒授巨奸以反噬之名，而卒莫能以片语只词扬王庭以袪祸本。然则诸君子与奸人争兴废，而非为君与社稷捐躯命以争存亡乎！击奸之力弱，而一鼓之气易衰，其不敌凶憝而身与国俱毙，无他，舍本攻末而细已甚也。”
以为自己是为了社会的正义，实际上潜伏的是自身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鼓动全社会为自己疯狂，实际上无助于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在看待东汉矫激士风之时，应有的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