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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藏先秦青铜器34件，文物来源包括考古发掘、废品仓库拨交、查抄物中选留、单位和个人上交等途径，时代从西周至战国。笔者认为可从器物分类描述、文化背景分析、典型器物解读三方面考证、论述。
宁波鄞州区先秦青铜器分类
宁波鄞州区先秦青铜器按器物功能作用分类主要可分为乐器、兵器、工具三大类。乐器类最少，只有两件春秋战国甬钟。
甬钟同为1975年鄞县韩岭公社上水大队龙口山出土。大的一件甬钟通长28.2厘米，宽12.0厘米，厚1.5厘米。长腔直铣式，腔体偏长，枚的分布接近全长的二分之一，每排枚之间以细小乳丁作界格，甬作上小下大的柱状，甬上有悬挂钮。基本完好，二级文物。小的一件甬钟形体与大的一样，通长6.8厘米，宽7.8厘米，厚1.6厘米。柄断残，三级文物。
兵器类较多，其中有钺、矛、剑、镞等。
1976年12月，鄞县甲村公社郊家棣第十三生产队社员在开挖河道时，于石秃山旁边的农田中，距地表约2.5至3米深处，发现春秋时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一件，矛两件，剑一件，伴出的还有泥质红陶筒形罐。
春秋战国“羽人竞渡”纹铜钺，銎宽3.5厘米，刃宽12厘米，厚1.5厘米，面高9.8厘米，背高10.1厘米。器形呈扁平“风”字形，顶窄刃宽，顶为长方形銎，刃部圆弧，有刃角，无锋口，两侧边缘呈内弧，弧度对称。正面有纹饰：在边框线内，上方有两条相向的龙，前肢弯曲，尾向内卷，昂首向天。下部以边框底线表示狭长的轻舟，上座四人，头戴羽冠，双手持桨，正奋力划船前进。背面则为素面。1976年甲村公社石秃头出土，保存完好，一级文物。还有两件战国铜矛，一个纵20.2厘米，宽2.8厘米，锋长11.6厘米。宽骸狭刃锐本式，骸宽，前锋锐厚，刃两侧锋利，狭长条刃近本的部位稍稍扩大成锐角形，骹上有系，系上饰回字纹。1976年鄞县甲村公社石秃头出土，完好，三级文物。另一件战国铜矛，纵23.7厘米，横2.8厘米。凹口细骸狭叶式，凹口深，骸细长，前锋尖而狭，下段之叶稍有扩张，骹部有一系。1976年甲村公社石秃头出土，骰部残缺，三级文物。
战国铜长剑，剑长59.4厘米，剑身49.9厘米，剑把9.5厘米，宽5厘米。斜宽从厚格式，腊长而两从保持平行，厚格倒凹字形，圆茎有箍，剑体断裂，柄有残缺，三级文物。
其他兵器还有1982年10月鄞县韩岭公社沙山村忻贤方上交战国青铜短剑，纵40厘米，横3.8厘米，厚厘米，剑长33.5厘米。斜宽从挟前铿厚格圆茎有箍式，格呈倒凹字形，圆茎上有两道箍格，箍绋式纹式，剑首残缺，三级文物。1984年鄞县废品仓库拨交过一件春秋铜镞纵6.8厘米，翼宽1.2厘米，铤长4.2厘米。带铤双翼铤，双翼收削，长脊，长锋，两后锋残，三级文物。
工具类器物最多，有斧、臿、锄、削等。其中13件战国铜斧，5件战国铜臿，3件战国铜锄，4件战国铜削。这些工具类器物规格和式样略有不同，各具特色，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宁波鄞州区先秦青铜器文化背景
“鄞”地名的来历，清代史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夏有堇子国，以赤堇山为名。堇，草名也，加邑为鄞。”他解释了宁波这个地方最早叫做“鄞”，这是因为在夏朝这里有个“堇子国”，而堇子国名是因为这里有一座赤堇山得名，赤堇山又是因为有堇草而得名。“鄞”名称是由“堇”加上城邑的“邑”字而来。
宁波鄞州区古时候属于“越”。史书称夏王少康分封他的少子无余去于越（今浙江省绍兴），以祀奉祖先大禹的陵墓，这就是越国的启端。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越族曾在今江浙一带建立强大的越国，春秋时越国的区域，《国语·越语》上记述：“南至于勾无（今浙江诸暨县南与义乌交界区），北至于御儿（今浙江省桐乡县西南崇福镇一带，现有女儿乡旧址），东至于鄞（今宁波），西至于姑蔑（今浙江省衢州、东阳与龙游等地）。”公元前473年，越国灭亡吴国后，势力范围一度北达江苏，南入闽台，东濒东海，西达皖南、赣东，雄踞东南，与当时中原国家会盟，雄视江淮地区，号称“霸主”。
而“鄞”地传说在春秋时期就铸造青铜兵器，“赤堇山”相传为春秋时欧冶子铸剑之处。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宝剑》：“当造此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欧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
事实上，宁波历史上早期青铜器生产，具有明显的越文化特点。宁波是越族活动的重要地区。文献上记载的越民族生产、生活和上层建筑不多，而先秦时代古越墓的发现、发掘，生动地揭示了在夏、商、周至春秋战国，宁波地区的聚族大大超过夏代以前的原始社会时代。宁波地区发现了许多商代遗址，鄞州区钱岙、妙山八字桥、百梁桥，江北区慈城小东门、乍山陈山渡商代土坑墓中出土的鸭形壶、云雷纹罐等一批精美的珍品，说明宁波平原地区夏、商代都有人居住。到西周，居民点远超前代，大多集中在港湾四周。江北区乌龟山、慈城、乍山等处都有西周墓葬地。东周时代在宁波古港湾四周村落已星罗棋布，目前发现的墓葬主要分布在鄞州区山西、横溪、上水、甲村，以及宁波市郊洪塘、妙山、宁波南火车站的祖关山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器编钟、削、臿、锄、矛、剑、斧、镞、钺等，这些出土的青铜器主要为农具类和兵具类等实用器物，少见青铜礼器，这说明越人将贵重的青铜用来做兵器、工具等实用器物，而不是用来做礼仪摆设的器物，反映了越国的“耕战”风云岁月和务实价值观，同时也说明先秦时的越人在处理生产和作战关系方面，实行平时分散为民、战时召集为兵的灵活管理制度。而在礼仪方面，开始接受了中原周礼的影响，但不像中原那样讲究。对于宁波鄞州区先秦青
铜器的几点认识
“羽人竞渡纹铜钺”集中体现了越族文化的内涵。
钺是由新石器时期的带柄穿孔石斧加大刃部演变而来的，加大刃部后更便于砍伐。最初玉石材质的钺写作“戉”，后来金属材质的才写作“钺”。 有意思的是，越国的“越”，古字也写作“戉”。近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剑，剑体后部错金鸟篆铭文：“戊王州句自作用剑”，意为越国国王州句自己制作、使用的剑。春秋时的“戊王钟”、“戊王矛”、“戉王戈”均未写作“越”而是写作“戉”。上世纪三十年代卫聚贤在《吴越释名》一文中也指出：“越即钺字，为斧钺之钺”。
从距今4000多年的杭州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来看，“钺”很早就演变为一种礼器，是统帅武力、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象征。学者邢公畹在《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中说：“卜辞‘戉’用作方国名，金文吴越的‘越’只写作‘戉’，可知越人称‘越’，就因为他们创造了‘钺’。春秋战国间越人曾建立强大的越国”。学者黄伟城在《古越地望刍议》中说：“‘戊’方国是以兵器戊为氏族徽号而用作国号之称的方国，实为夏部落中擅长制造‘戉’这种兵器的一支。氏族部落时代，族徽图腾除了用太阳及动物、植物之外，尚不乏以其所擅长的手工工艺而命氏命族之例证，即所谓‘以工命姓’者……本是石斧的一种，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则以金属制造而写作‘钺’。武王伐纣入朝歌，斩纣之嬖妾二女以‘玄钺’，此玄钺恐非铁钺而是黑色的石戊。”
铜钺上的“羽人”，反映了百越民族的“鸟神”崇拜。越民族崇拜鸟，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鸟形岙”、“鸟形象牙匕”、“双鸟舁日”象牙雕刻蝶形器、“鹰形陶豆”，均反映了越人对鸟的尊崇。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一江相望，千年之隔，其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是：鸟图像符号始终处于原始艺术创作的核心位置。良渚文化墓地中，共出土了五件圆雕的玉鸟，反映出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一样，崇拜鸟，他们都是越族的祖先，可见越族对鸟的崇拜一直不断。
越人因崇鸟、尊鸟而仿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勾践被称为“长颈鸟喙”的模样；东汉赵晔撰的《吴越春秋》讲述继承越王事业者，作“鸟禽呼”；许多越王刀剑，都刻有“鸟篆文”。而那些头插羽毛、身披羽毛的仿鸟人，则被称为“羽人”。关于羽人、羽人国的记载与传说，《山海经》是古籍中最早提到“羽人”的著作。如其中的《大荒南经》记载：“有羽人之国，其人皆生羽”；《海外南经》载：“海外有西南陬至东南陬者……羽民国在东南，其人为长头，身生羽。”
羽人竞渡纹铜钺，在“羽人”上方有两条龙，让人想起今天的民俗“赛龙舟”。越人地处水乡泽国，出行多驾舟，以舟代车。《越绝书》记载越王句践曾经对孔子评价越人的特点：“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意思是说：越民族的人性格刚硬而孤僻，在水上航行，在山上居住，把船当作车，把桨当作马，出发时像乘风一样飞快飘去，要回去就难借风了，他们身佩锋利的兵器勇敢不怕死，这是越人通常的性格。
综合来讲，这件羽人竞渡纹铜钺，集中反映了越文化的内涵。同时，充分表现了越族先民龙腾虎跃、劈波飞渡的奋发进取精神。从羽人竞渡纹铜钺体积小巧，不像中原铜钺大而重，也反映出越文化兵器适合随身佩戴、近身作战的特点。
还有一点认识是耕战两用工具铜斧是主要器物品种。宁波市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藏先秦青铜器共计34件中，铜斧就有13件，超过三成多，而且都是战国时期的。我们知道，斧作为一种砍伐工具，既可以用来生产劳动，也可以用来砍杀敌人，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耕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时代地域特征。
在春秋以前，浙江地区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机构，各地的青铜冶铸业，还仅仅停留在由分散的土著部落自行经营的阶段。至勾践灭吴后，成为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并一度迁都琅琊，称霸中原。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浙江的青铜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越国的统治者，为了争霸的需要，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从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遂使青铜农具得到大址制造和使用。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长江下游的青铜器在商代受到中原文化的很大影响，西周以后逐渐创造自己独特的传统，并与长江中游渐行接近，到春秋末年比较统一的南方系的青铜器形式，可以说已经形成了。”
从宁波市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藏先秦青铜器，可以看出越文化除了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外，还存在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和影响其他民族文化的现象。
一是青铜甬钟与中原甬钟相同。浙江发现乐器类的青铜器并不多，从鄞县韩岭公社出土甬钟的造型、花纹装饰来看，其造型与浙江萧山杜家村出土的西周甬钟和浙江江山出土的一套青铜编钟很相似，也与中原的甬钟相同，说明越文化受到中原文化影响。
二是鄞县横溪公社钱岙遗址出土铜削与多民族削一致。比对造型、各部断面，与安徽怀县出土的春秋青铜器中削一致；也与河南文阳市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中所述削，不但造型同，而且长度也一致；也与江苏吴县越溪出土削相同。而根据原始瓷、印纹陶与青铜器遗存特征推断，该文化层的时代相当于眷秋战同时期。这说明，这种越民族的削与华夏、吴民族的削相互融合一致了。
三是“羽人竞渡纹铜钺”上的“羽人竞渡纹”影响深远。越族风十各的钺，以前在湖南、广西等省不乏出土，上面也铸有各种纹饰，但以“羽人竞渡纹”纹样出现，还是第一次。越人素以擅长水上航行闻名，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中曾提到古代吴越民族要在端午这一天“在急鼓声巾划着刻划成龙形的独术舟，作水上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鸟是越人图腾神，因而他们喜欢扮成“羽人”。羽人划船纹以后在云南、广西、四川、贵州，乃至印度尼西亚出土的铜鼓中均有出现，流行时代始于战国初期至东汉初期，前后延续五百多年，历史上铸造和使用此类铜鼓的民族有滇、劳浸、靡莫、夜郎、句町和骆越等，说明“羽人竞渡纹”流传、影响深远。
（责任编辑：马怡运）
宁波鄞州区先秦青铜器分类
宁波鄞州区先秦青铜器按器物功能作用分类主要可分为乐器、兵器、工具三大类。乐器类最少，只有两件春秋战国甬钟。
甬钟同为1975年鄞县韩岭公社上水大队龙口山出土。大的一件甬钟通长28.2厘米，宽12.0厘米，厚1.5厘米。长腔直铣式，腔体偏长，枚的分布接近全长的二分之一，每排枚之间以细小乳丁作界格，甬作上小下大的柱状，甬上有悬挂钮。基本完好，二级文物。小的一件甬钟形体与大的一样，通长6.8厘米，宽7.8厘米，厚1.6厘米。柄断残，三级文物。
兵器类较多，其中有钺、矛、剑、镞等。
1976年12月，鄞县甲村公社郊家棣第十三生产队社员在开挖河道时，于石秃山旁边的农田中，距地表约2.5至3米深处，发现春秋时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一件，矛两件，剑一件，伴出的还有泥质红陶筒形罐。
春秋战国“羽人竞渡”纹铜钺，銎宽3.5厘米，刃宽12厘米，厚1.5厘米，面高9.8厘米，背高10.1厘米。器形呈扁平“风”字形，顶窄刃宽，顶为长方形銎，刃部圆弧，有刃角，无锋口，两侧边缘呈内弧，弧度对称。正面有纹饰：在边框线内，上方有两条相向的龙，前肢弯曲，尾向内卷，昂首向天。下部以边框底线表示狭长的轻舟，上座四人，头戴羽冠，双手持桨，正奋力划船前进。背面则为素面。1976年甲村公社石秃头出土，保存完好，一级文物。还有两件战国铜矛，一个纵20.2厘米，宽2.8厘米，锋长11.6厘米。宽骸狭刃锐本式，骸宽，前锋锐厚，刃两侧锋利，狭长条刃近本的部位稍稍扩大成锐角形，骹上有系，系上饰回字纹。1976年鄞县甲村公社石秃头出土，完好，三级文物。另一件战国铜矛，纵23.7厘米，横2.8厘米。凹口细骸狭叶式，凹口深，骸细长，前锋尖而狭，下段之叶稍有扩张，骹部有一系。1976年甲村公社石秃头出土，骰部残缺，三级文物。
战国铜长剑，剑长59.4厘米，剑身49.9厘米，剑把9.5厘米，宽5厘米。斜宽从厚格式，腊长而两从保持平行，厚格倒凹字形，圆茎有箍，剑体断裂，柄有残缺，三级文物。
其他兵器还有1982年10月鄞县韩岭公社沙山村忻贤方上交战国青铜短剑，纵40厘米，横3.8厘米，厚厘米，剑长33.5厘米。斜宽从挟前铿厚格圆茎有箍式，格呈倒凹字形，圆茎上有两道箍格，箍绋式纹式，剑首残缺，三级文物。1984年鄞县废品仓库拨交过一件春秋铜镞纵6.8厘米，翼宽1.2厘米，铤长4.2厘米。带铤双翼铤，双翼收削，长脊，长锋，两后锋残，三级文物。
工具类器物最多，有斧、臿、锄、削等。其中13件战国铜斧，5件战国铜臿，3件战国铜锄，4件战国铜削。这些工具类器物规格和式样略有不同，各具特色，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宁波鄞州区先秦青铜器文化背景
“鄞”地名的来历，清代史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夏有堇子国，以赤堇山为名。堇，草名也，加邑为鄞。”他解释了宁波这个地方最早叫做“鄞”，这是因为在夏朝这里有个“堇子国”，而堇子国名是因为这里有一座赤堇山得名，赤堇山又是因为有堇草而得名。“鄞”名称是由“堇”加上城邑的“邑”字而来。
宁波鄞州区古时候属于“越”。史书称夏王少康分封他的少子无余去于越（今浙江省绍兴），以祀奉祖先大禹的陵墓，这就是越国的启端。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越族曾在今江浙一带建立强大的越国，春秋时越国的区域，《国语·越语》上记述：“南至于勾无（今浙江诸暨县南与义乌交界区），北至于御儿（今浙江省桐乡县西南崇福镇一带，现有女儿乡旧址），东至于鄞（今宁波），西至于姑蔑（今浙江省衢州、东阳与龙游等地）。”公元前473年，越国灭亡吴国后，势力范围一度北达江苏，南入闽台，东濒东海，西达皖南、赣东，雄踞东南，与当时中原国家会盟，雄视江淮地区，号称“霸主”。
而“鄞”地传说在春秋时期就铸造青铜兵器，“赤堇山”相传为春秋时欧冶子铸剑之处。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宝剑》：“当造此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欧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
事实上，宁波历史上早期青铜器生产，具有明显的越文化特点。宁波是越族活动的重要地区。文献上记载的越民族生产、生活和上层建筑不多，而先秦时代古越墓的发现、发掘，生动地揭示了在夏、商、周至春秋战国，宁波地区的聚族大大超过夏代以前的原始社会时代。宁波地区发现了许多商代遗址，鄞州区钱岙、妙山八字桥、百梁桥，江北区慈城小东门、乍山陈山渡商代土坑墓中出土的鸭形壶、云雷纹罐等一批精美的珍品，说明宁波平原地区夏、商代都有人居住。到西周，居民点远超前代，大多集中在港湾四周。江北区乌龟山、慈城、乍山等处都有西周墓葬地。东周时代在宁波古港湾四周村落已星罗棋布，目前发现的墓葬主要分布在鄞州区山西、横溪、上水、甲村，以及宁波市郊洪塘、妙山、宁波南火车站的祖关山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器编钟、削、臿、锄、矛、剑、斧、镞、钺等，这些出土的青铜器主要为农具类和兵具类等实用器物，少见青铜礼器，这说明越人将贵重的青铜用来做兵器、工具等实用器物，而不是用来做礼仪摆设的器物，反映了越国的“耕战”风云岁月和务实价值观，同时也说明先秦时的越人在处理生产和作战关系方面，实行平时分散为民、战时召集为兵的灵活管理制度。而在礼仪方面，开始接受了中原周礼的影响，但不像中原那样讲究。对于宁波鄞州区先秦青
铜器的几点认识
“羽人竞渡纹铜钺”集中体现了越族文化的内涵。
钺是由新石器时期的带柄穿孔石斧加大刃部演变而来的，加大刃部后更便于砍伐。最初玉石材质的钺写作“戉”，后来金属材质的才写作“钺”。 有意思的是，越国的“越”，古字也写作“戉”。近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剑，剑体后部错金鸟篆铭文：“戊王州句自作用剑”，意为越国国王州句自己制作、使用的剑。春秋时的“戊王钟”、“戊王矛”、“戉王戈”均未写作“越”而是写作“戉”。上世纪三十年代卫聚贤在《吴越释名》一文中也指出：“越即钺字，为斧钺之钺”。
从距今4000多年的杭州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来看，“钺”很早就演变为一种礼器，是统帅武力、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象征。学者邢公畹在《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中说：“卜辞‘戉’用作方国名，金文吴越的‘越’只写作‘戉’，可知越人称‘越’，就因为他们创造了‘钺’。春秋战国间越人曾建立强大的越国”。学者黄伟城在《古越地望刍议》中说：“‘戊’方国是以兵器戊为氏族徽号而用作国号之称的方国，实为夏部落中擅长制造‘戉’这种兵器的一支。氏族部落时代，族徽图腾除了用太阳及动物、植物之外，尚不乏以其所擅长的手工工艺而命氏命族之例证，即所谓‘以工命姓’者……本是石斧的一种，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则以金属制造而写作‘钺’。武王伐纣入朝歌，斩纣之嬖妾二女以‘玄钺’，此玄钺恐非铁钺而是黑色的石戊。”
铜钺上的“羽人”，反映了百越民族的“鸟神”崇拜。越民族崇拜鸟，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鸟形岙”、“鸟形象牙匕”、“双鸟舁日”象牙雕刻蝶形器、“鹰形陶豆”，均反映了越人对鸟的尊崇。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一江相望，千年之隔，其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是：鸟图像符号始终处于原始艺术创作的核心位置。良渚文化墓地中，共出土了五件圆雕的玉鸟，反映出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一样，崇拜鸟，他们都是越族的祖先，可见越族对鸟的崇拜一直不断。
越人因崇鸟、尊鸟而仿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勾践被称为“长颈鸟喙”的模样；东汉赵晔撰的《吴越春秋》讲述继承越王事业者，作“鸟禽呼”；许多越王刀剑，都刻有“鸟篆文”。而那些头插羽毛、身披羽毛的仿鸟人，则被称为“羽人”。关于羽人、羽人国的记载与传说，《山海经》是古籍中最早提到“羽人”的著作。如其中的《大荒南经》记载：“有羽人之国，其人皆生羽”；《海外南经》载：“海外有西南陬至东南陬者……羽民国在东南，其人为长头，身生羽。”
羽人竞渡纹铜钺，在“羽人”上方有两条龙，让人想起今天的民俗“赛龙舟”。越人地处水乡泽国，出行多驾舟，以舟代车。《越绝书》记载越王句践曾经对孔子评价越人的特点：“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意思是说：越民族的人性格刚硬而孤僻，在水上航行，在山上居住，把船当作车，把桨当作马，出发时像乘风一样飞快飘去，要回去就难借风了，他们身佩锋利的兵器勇敢不怕死，这是越人通常的性格。
综合来讲，这件羽人竞渡纹铜钺，集中反映了越文化的内涵。同时，充分表现了越族先民龙腾虎跃、劈波飞渡的奋发进取精神。从羽人竞渡纹铜钺体积小巧，不像中原铜钺大而重，也反映出越文化兵器适合随身佩戴、近身作战的特点。
还有一点认识是耕战两用工具铜斧是主要器物品种。宁波市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藏先秦青铜器共计34件中，铜斧就有13件，超过三成多，而且都是战国时期的。我们知道，斧作为一种砍伐工具，既可以用来生产劳动，也可以用来砍杀敌人，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耕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时代地域特征。
在春秋以前，浙江地区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机构，各地的青铜冶铸业，还仅仅停留在由分散的土著部落自行经营的阶段。至勾践灭吴后，成为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并一度迁都琅琊，称霸中原。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浙江的青铜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越国的统治者，为了争霸的需要，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从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遂使青铜农具得到大址制造和使用。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长江下游的青铜器在商代受到中原文化的很大影响，西周以后逐渐创造自己独特的传统，并与长江中游渐行接近，到春秋末年比较统一的南方系的青铜器形式，可以说已经形成了。”
从宁波市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藏先秦青铜器，可以看出越文化除了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外，还存在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和影响其他民族文化的现象。
一是青铜甬钟与中原甬钟相同。浙江发现乐器类的青铜器并不多，从鄞县韩岭公社出土甬钟的造型、花纹装饰来看，其造型与浙江萧山杜家村出土的西周甬钟和浙江江山出土的一套青铜编钟很相似，也与中原的甬钟相同，说明越文化受到中原文化影响。
二是鄞县横溪公社钱岙遗址出土铜削与多民族削一致。比对造型、各部断面，与安徽怀县出土的春秋青铜器中削一致；也与河南文阳市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中所述削，不但造型同，而且长度也一致；也与江苏吴县越溪出土削相同。而根据原始瓷、印纹陶与青铜器遗存特征推断，该文化层的时代相当于眷秋战同时期。这说明，这种越民族的削与华夏、吴民族的削相互融合一致了。
三是“羽人竞渡纹铜钺”上的“羽人竞渡纹”影响深远。越族风十各的钺，以前在湖南、广西等省不乏出土，上面也铸有各种纹饰，但以“羽人竞渡纹”纹样出现，还是第一次。越人素以擅长水上航行闻名，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中曾提到古代吴越民族要在端午这一天“在急鼓声巾划着刻划成龙形的独术舟，作水上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鸟是越人图腾神，因而他们喜欢扮成“羽人”。羽人划船纹以后在云南、广西、四川、贵州，乃至印度尼西亚出土的铜鼓中均有出现，流行时代始于战国初期至东汉初期，前后延续五百多年，历史上铸造和使用此类铜鼓的民族有滇、劳浸、靡莫、夜郎、句町和骆越等，说明“羽人竞渡纹”流传、影响深远。
（责任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