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一位德国姑娘,名叫安娜利泽,曾是柏林大学历史和语言学研究生,精通德语、英语和法语,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早年在德国,她为了抵制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多方活动,开展斗争,曾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监牢之苦并没有削弱她那反法西斯的斗志。她被营救出狱之后,便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中国,改名王安娜,并继续开展反法西斯的斗争。
第一个八路军的外国女少校
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天,在重庆,王炳南通知王安娜说:“周恩来请你去见他,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你去办。”
王安娜听王炳南说有新任务,又是周恩来亲自安排,感到自己在中共中央的心目中还有一定位置,非常高兴。她怀着十分自豪的心情,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见周恩来。
周恩来对王安娜说,有一个紧急任务,只能由她去办。也只有她有条件把这件事办好:“请你前往贵阳一趟,去接收一批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
在提到沿路有无困难时,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忙说:“我会让八路军办事处发给你一张军用通行证,同时,我们任命你为八路军少校。有这样的身份,路上即使有人要检查证件,对你多少也要客气一点。”
王安娜在出发前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了一个八路军少校军官的军用通行证。
王安娜在贵阳,从红十字会接收到一批医药品和补养物资,便立即装车,并押运赶路回程。路上,一行6人押着一车货物,翻山越岭,十分辛苦。
这天晚上,货车路经一个小镇。王安娜决定:在这个小镇上吃晚饭,并在旅馆里休息,天亮再走。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几个警察闯进了小旅店。
“车上装运的是什么?”警官追问。
“是红十字会的医药和器材。”
“既然是八路军运物资的,那个外国婆娘是干什么的?”这是警察要问的主要问题。
“她是我们的领导。”司机的回答刚一落音,警察吼了一声:“胡说八道,八路军我见得多了,从来没听说,一个外国婆娘成了八路军的头目。”
警官看了八路军女少校的军用通行证,吓了一跳,立刻给司机敬了个礼,还悄悄地对司机说:“真对不起,是误会,请原谅,请向少校美言几句,我们得罪了。”
此时此刻,王安娜虽然对这些恭敬的称呼和表现不感兴趣,也不去理会,但她不会体会不到周恩来办事真细致、真周到。如果没有这个管用的“军用通行证”,昨夜不仅睡不好,说不定还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
冒名探狱营救“七君子”
20世纪30年代,由科学家、律师、编辑、实业家等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在上海十分活跃。该组织的主要成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7位爱国人士(人称七君子)为抵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多方活动,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爱国浪潮。这样一来,惹恼了蒋介石。蒋遂下令逮捕了这7位爱国人士。
一天,王安娜在上海一家咖啡馆里,和一位美国记者谈到了这件事。这位美国记者富有正义感,他表示想写一篇“七君子”转押到苏州监狱的前后情况,但苦于苏州监狱封锁得很厉害,很难捞到第一手材料。
两人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搞到第一手资料的时候,王安娜突然想起沈钧儒有个德国儿媳妇。“有了!”王安娜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她非常兴奋地对美国记者说:“既然苏州监狱不限制亲属探监;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妇又没到过苏州,我为什么不冒充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妇、堂堂正正地到苏州监狱去探望公公呢!”这位美国记者听后,大为喝彩。她以儿媳探视公公的名义,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苏州监狱,没受到任何阻挠。
王安娜将狱中“七君子”的呼声,传到国内外新闻界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大地支持了对“七君子”爱国行动的声援活动。王安娜的这一行动,实质上也是对我国团结抗日总趋势的一个极大的支持;也是对“西安事变”的一个极大的支持和推动,“西安事变”打响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在通电全国的八项主张中,第三条就提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就是要求蒋介石立即释放“七君子”。
毛泽东和朱德的客人
延安这块中共的革命圣地,是王安娜早已向往的地方。
王安娜抵达延安时,受到了预想不到的热烈欢迎。
在延安广场上,王安娜看到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为首的,很多身穿蓝色制服的革命干部和身着军装、头戴红星军帽的官兵组成的列队,都在热烈鼓掌,以表示欢迎这位来自德国的反法西斯战友。
王安娜到延安的当天傍晚,朱德就来看她。朱德一进门,就用德语向王安娜打招呼:“你好!”这种纯德国语的腔调,使她大吃一惊。“很高兴见到您。您来看我,实在不敢当。我应该先去拜访您。”朱德谦虚地说:“你是客人嘛。”
朱德当晚来看王安娜,使她有些受宠若惊,她感到这次来延安,第一天就收获很大,很满足。
然而,史沫特莱则对王安娜说,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个个都很平易近人,和他们接触交谈,并不是件很难办的事。说不定,我们还会见到毛泽东呢。
王安娜对史沫特莱的这番话固然也很感兴趣,但她是一个“很知足”的人,不敢奢望在延安能见到毛泽东。
几天之后,王安娜正在自己的窑洞里和史沫特莱喝咖啡休息,突然毛泽东带着一个警卫员走了进来,使王安娜感到十分意外。
毛泽东的几句笑话和洪亮的语调,立刻把王安娜和史沫特莱带入了无拘无束的交谈之中。他们交谈了许多问题,诸如德国的法西斯政权和德国农民现状,陕西的社会现状,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关系,莫斯科风光,中国现代文学,中餐和西餐的特点,辣椒和胡椒的作用等等。双方所谈的内容极为广泛,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王安娜在结束延安之行时,最使她不安的是,朱德和周恩来亲自出来为她送行。回味延安之行,像电影一样,伴随着汽车的颠簸,一幕一幕地翻腾个不停,使她完全陶醉在幸福和激动之中。
第一个八路军的外国女少校
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天,在重庆,王炳南通知王安娜说:“周恩来请你去见他,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你去办。”
王安娜听王炳南说有新任务,又是周恩来亲自安排,感到自己在中共中央的心目中还有一定位置,非常高兴。她怀着十分自豪的心情,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见周恩来。
周恩来对王安娜说,有一个紧急任务,只能由她去办。也只有她有条件把这件事办好:“请你前往贵阳一趟,去接收一批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
在提到沿路有无困难时,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忙说:“我会让八路军办事处发给你一张军用通行证,同时,我们任命你为八路军少校。有这样的身份,路上即使有人要检查证件,对你多少也要客气一点。”
王安娜在出发前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了一个八路军少校军官的军用通行证。
王安娜在贵阳,从红十字会接收到一批医药品和补养物资,便立即装车,并押运赶路回程。路上,一行6人押着一车货物,翻山越岭,十分辛苦。
这天晚上,货车路经一个小镇。王安娜决定:在这个小镇上吃晚饭,并在旅馆里休息,天亮再走。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几个警察闯进了小旅店。
“车上装运的是什么?”警官追问。
“是红十字会的医药和器材。”
“既然是八路军运物资的,那个外国婆娘是干什么的?”这是警察要问的主要问题。
“她是我们的领导。”司机的回答刚一落音,警察吼了一声:“胡说八道,八路军我见得多了,从来没听说,一个外国婆娘成了八路军的头目。”
警官看了八路军女少校的军用通行证,吓了一跳,立刻给司机敬了个礼,还悄悄地对司机说:“真对不起,是误会,请原谅,请向少校美言几句,我们得罪了。”
此时此刻,王安娜虽然对这些恭敬的称呼和表现不感兴趣,也不去理会,但她不会体会不到周恩来办事真细致、真周到。如果没有这个管用的“军用通行证”,昨夜不仅睡不好,说不定还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
冒名探狱营救“七君子”
20世纪30年代,由科学家、律师、编辑、实业家等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在上海十分活跃。该组织的主要成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7位爱国人士(人称七君子)为抵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多方活动,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爱国浪潮。这样一来,惹恼了蒋介石。蒋遂下令逮捕了这7位爱国人士。
一天,王安娜在上海一家咖啡馆里,和一位美国记者谈到了这件事。这位美国记者富有正义感,他表示想写一篇“七君子”转押到苏州监狱的前后情况,但苦于苏州监狱封锁得很厉害,很难捞到第一手材料。
两人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搞到第一手资料的时候,王安娜突然想起沈钧儒有个德国儿媳妇。“有了!”王安娜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她非常兴奋地对美国记者说:“既然苏州监狱不限制亲属探监;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妇又没到过苏州,我为什么不冒充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妇、堂堂正正地到苏州监狱去探望公公呢!”这位美国记者听后,大为喝彩。她以儿媳探视公公的名义,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苏州监狱,没受到任何阻挠。
王安娜将狱中“七君子”的呼声,传到国内外新闻界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大地支持了对“七君子”爱国行动的声援活动。王安娜的这一行动,实质上也是对我国团结抗日总趋势的一个极大的支持;也是对“西安事变”的一个极大的支持和推动,“西安事变”打响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在通电全国的八项主张中,第三条就提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就是要求蒋介石立即释放“七君子”。
毛泽东和朱德的客人
延安这块中共的革命圣地,是王安娜早已向往的地方。
王安娜抵达延安时,受到了预想不到的热烈欢迎。
在延安广场上,王安娜看到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为首的,很多身穿蓝色制服的革命干部和身着军装、头戴红星军帽的官兵组成的列队,都在热烈鼓掌,以表示欢迎这位来自德国的反法西斯战友。
王安娜到延安的当天傍晚,朱德就来看她。朱德一进门,就用德语向王安娜打招呼:“你好!”这种纯德国语的腔调,使她大吃一惊。“很高兴见到您。您来看我,实在不敢当。我应该先去拜访您。”朱德谦虚地说:“你是客人嘛。”
朱德当晚来看王安娜,使她有些受宠若惊,她感到这次来延安,第一天就收获很大,很满足。
然而,史沫特莱则对王安娜说,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个个都很平易近人,和他们接触交谈,并不是件很难办的事。说不定,我们还会见到毛泽东呢。
王安娜对史沫特莱的这番话固然也很感兴趣,但她是一个“很知足”的人,不敢奢望在延安能见到毛泽东。
几天之后,王安娜正在自己的窑洞里和史沫特莱喝咖啡休息,突然毛泽东带着一个警卫员走了进来,使王安娜感到十分意外。
毛泽东的几句笑话和洪亮的语调,立刻把王安娜和史沫特莱带入了无拘无束的交谈之中。他们交谈了许多问题,诸如德国的法西斯政权和德国农民现状,陕西的社会现状,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关系,莫斯科风光,中国现代文学,中餐和西餐的特点,辣椒和胡椒的作用等等。双方所谈的内容极为广泛,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王安娜在结束延安之行时,最使她不安的是,朱德和周恩来亲自出来为她送行。回味延安之行,像电影一样,伴随着汽车的颠簸,一幕一幕地翻腾个不停,使她完全陶醉在幸福和激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