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龚自珍和魏源以“龚魏”并称，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两位杰出诗人，同时又是民主主义运动兴起初期的两位杰出诗人。龚魏均性喜山水，都创作山水诗以寄托情志。于近代山水诗龚自珍具有开创之功，魏源则具有开拓之功。然而至今尚缺乏对二人山水诗的比较研究。本论文以此为契机，重点分析龚魏山水诗在思想感情方面的主要差异：就隐逸与入世之情而言，龚自珍以表达隐逸之情为多，魏源则以表露入世之思为主。并进而从二人成长环境、仕途经历、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差异阐释造成上述不同的原因。望于进一步了解龚自珍、魏源及其山水诗有所裨益。
关键词：龚魏；山水诗思想感情；隐逸；入世；原因
作者简介：陈涵薇（1993-），女，汉族，福建福州市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4
清代中叶以来，诗坛复古主义、形式主义之风日盛。龚自珍、魏源以“龚魏”并称，他们的诗歌创作，为当时沉闷的诗坛带来了生气。二人在所处时代、科举仕途、成就与影响等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时在生平经历、性格特征、文学主张等方面也颇有差异。这必然在他们的山水诗创作上有所反映。龚魏都向往自然，喜爱山水，均创作山水诗以寄托情志。他们的山水诗各具特点和价值。大体可分为两类：审美型山水诗和“准山水诗”。所谓审美型山水诗是指“比较单纯地以审美的眼光表现自己热爱、欣赏自然山水情怀的作品”[1]，而“准山水诗”则指“诗旨不在于描摹山水，而是以山水为表现感情服务”[2]、“山水大多与不同的情怀相融相通，或者说山水是作为抒情的背景、媒介而存在的”[3]诗作。本论文探究的山水诗均包含这两类。
龚自珍现存山水诗四十余首，其中大多是“准山水诗”。虽然龚自珍现存山水诗不多，但其“准山水诗”范式，成为近代山水诗的主要范式，于近代山水诗具有开创之功。魏源酷爱山水，自称“十诗九山水”[4]，今存山水诗五百余首，其中居多是审美型山水诗。其山水诗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寓意之深、审美意识之鲜明，都甚罕见和突出，开拓了山水诗的新境界，于近代山水詩则具有开拓之功。然而，至今为止学术界单独对于龚自珍山水诗的系统研究比较贫乏，对魏源山水诗的研究也仍有较大的开拓空间，而对于龚魏山水诗异同点的比较研究尚且缺乏专门的论述。
因此，本论文将以此立论，从龚自珍、魏源山水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入手，重点探析二人山水诗在思想感情方面的显著差异之一：龚自珍更多流露出隐逸情怀，魏源则更多抒发积极入世之情。并进一步阐释造成二人山水诗这一差异的原因。
一、龚自珍、魏源山水诗思想感情之主要差异
龚自珍、魏源身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名传统知识分子，儒家人格的“入世”态度深入他们的骨髓，在其内心深处始终涌动着一股“用世”的激情和抱负，这种思想倾向反映在他们的山水诗中即流露出入世之情。同时，黑暗现实罩在他们身上的愁雾过于浓密，烦恼俗务铐在他们心灵的枷锁过于沉重，他们又渴望在自然山水中寻求慰藉和解脱，因而其山水诗又透出隐逸情怀。这两种思想感情共同矛盾地并存于二人的山水诗中，使其呈现出多样性。然而，就这两种情感而言，二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倾向：龚自珍在其山水诗中以表达隐逸情怀为主，魏源则以表露积极入世之情为多。下面将分述之。
（一）龚自珍山水诗的隐逸情怀
龚自珍的内心敏感而细腻，与魏源相比，确乎多了一丝柔情和感伤。个人的郁郁不得志，社会的百弊丛生，使他肩上忧国忧民的包袱愈发沉重，带着伤痕累累的心灵的他，在自然中得到了慰藉和解脱。于是隐逸之情在他的心中迅速而猛烈地凝聚。
“西山春昼别，两袖落梅风。不见小龙渚，尚闻隔渚钟。樽前荇叶白，舵尾茶华红。仙境杳然杳，酸吟雨一篷。”[5]（《发洞庭舟中怀钮非石树玉叶青原昶》）
这是龚自珍现存山水诗中第一首流露其隐逸情怀的作品，作于1820年。既有与友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更有告别西山美景的留恋与不舍。江苏苏州太湖有东、西两洞庭山，西山即西洞庭山。早在此前两年，龚自珍就已游览过太湖西山，并作了一卷《纪游诗》，可惜已佚失。足见其对太湖洞庭山的喜爱。他曾与友人相约，归隐后在洞庭山居住。其词《长相思》小引有谓“尝有买宅洞庭携鬟吹笛终焉之志”[6]。此刻与之离别，难舍难分，西山在诗人的心里成了美好的“仙境”，抚慰着心灵的创伤。这里龚自珍的隐逸情怀已初步显露。
就在此后的第二年，1821年，龚自珍即创作了表达他隐逸之情的力作《能令公少年行》：
“拂衣行矣如奔虹，太湖西去青青峰。一楼初上一阁逢，玉箫金琯东山东。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如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有时言寻缥渺之孤踪，春山不妒春裙红。笛声叫起春波龙，湖波烟雨来空蒙……嵚崎楚客，窈窕吴侬，敲门借书者钓翁，探碑学拓者溪童……应客有玄鹤，惊人无白骢。相思相访溪凹与谷中，采茶采药三三两两逢，高谈俊辩皆沉雄……余方左抽毫，右按谱，高吟角与宫。三声两声棹唱终，吹入浩浩芦花风，仰视一白云卷空。归来料理书灯红，茶烟欲散颓鬟浓……莲邦纵使缘未通，他生且生兜率宫。”
继上一年第二次参加会试落第后，这一年龚自珍考取军机章京，仍未果。他对社会的黑暗有了更深的了解，隐逸之情遂愈发加重。诗人遐想着归隐太湖西山后的美好生活画卷，壮志难酬的抑郁心情似乎得到了短暂的平复。诗中亦有参禅念佛场景的描绘，可以说这是诗人对黑暗现实的消极心态。西山的美好与现实的丑陋形成鲜明的对比，龚自珍的隐逸情怀得到彻底的显露。
虽然“重到京师又三年”[7]，但龚自珍“还山之志，非不温萦寤寐间”[8]。此后几年，他在其山水诗中又多有表露这种情感：“安能坐此愁阳春，不如归侍妆台侧”（《春日有怀山中桃花因有寄》），龚自珍想要归家与妻子团聚；“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无地署无愁。忽闻海水茫茫绿，自拜南东小子侯”（《梦中作四截句》其一），黑暗社会无处不忧愁，龚自珍想要归家侍奉父亲；“来岁天台归楫罢，春波吸尽镜湖平”（《会稽茶》），果然第二年，48岁的龚自珍辞官归隐了。 “今日闲愁为洞庭，茶花凝想吐芳馨”（《己亥雜诗》一三八）、“千秋名教吾谁愧？愧读羲之誓墓文”（《己亥杂诗》一五八）、“太湖夜照山灵影，顽福甘心让虎丘”（《己亥杂诗》二三八），与第一首初步显露其隐逸情怀的诗作相隔二十年，龚自珍的隐逸之情显然有增无减，浓重得多，即使在归来途中，他还为自己未能隐居而忧愁、愧疚、惋惜。最后终于如愿了，他享受着隐居的乐趣：“剩水残山意度深，平生几緉屐难寻。栽花郑重看花约，此是刘郎迟暮心。”（《己亥杂诗》二二七）、“丹实琼花海岸旁，羽琌山似峚之阳。一家可惜仍烟火，未问仙人辟谷方”（《己亥杂诗》三一四），满意隐居之所，怡然自得。
然而，纵观龚自珍的一生，他从未放弃过入世辅弼的努力，即使愤恨抑郁过，心灰意冷过，甚至辞官还家归隐后，他还打算到梁章钜幕下参加抗击英夷的斗争。他终究是一个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士。渴望入世、为民为国做出贡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澎湃于胸。只是在山水诗这个特殊题材中被淡化了，入世与隐逸此消彼长。但入世之情也偶有表露：“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箫？”（《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十》）、“烈士暮年宜学道，江关辞赋笑兰成”（《己亥杂诗》二二一），虽“烈士暮年”，但“壮心不已”，不畏惧顽固派的打击迫害，仍不忘改革社会的政治抱负。其内心深处的入世之心可见一斑。
（二）魏源山水诗的入世之情
魏源有着很高的参政热情，无不关注着有关国计民生的事务。虽然他的一生仕途多舛，大多只是在做幕僚，但他始终心怀救民济世之思，积极用世之志。游览山水只为考察山川形势，以探究整治之法、备改造之需；只为陶冶性情，释放尘累俗务，以精神抖擞，再次入世。可以说，他并无隐居山水的打算。“谁言天下士，垂老五湖休”[9]（《舟中感事四首》其二），忧国忧民的魏源怎能甘心垂老于五湖呢？！他欲挽狂澜、志存高远，“隐立宇宙心，扶此人极颓”（《朱仙镇岳鄂王庙作》）；他呕心沥血，自信满满，“读史筹边二十年，撑胸影子是山川”（《居庸关三首》其三）；他壮志满怀、激情呐喊，“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其三）。
魏源时常在游山览水之际，触景生情，哀叹时光易逝，壮志未酬的同时，表达自己的用世之心。“可怜频岁还为客，何异浮萍寄此生”（《都门感秋三首》其一），哀怜自己的身世，但丝毫不影响自己的积极入世之心，紧接着抒发自己的雄心抱负：“万马嘶秋方北猎，孤鸿翔月欲南征”。又如“积潦庭阴敛，残星花外明。江空无雁影，树老易秋声”（《舟中感事四首》其三），感时伤事，孤独怅惘，却并未失去希望：“沧海新帆粟，天河洗甲兵”，魏源对未来依旧充满信心，每当“颇闻边报美”，便“尊酒意纵横”，神情意气风发，似乎于耄耋之年又回到了翩翩的少年时代，积极入世之情亦如当年。强烈的济世志向使魏源产生了极度的衰世危机感和紧迫感，然而时光易逝，他的远大抱负却仍未实现，所以他才会如此哀叹，这也正是他积极入世之情的曲折反映。龚自珍也是这样，他的报国无门，他的哀怜己身，甚至他的愤懑抨击，都源于他的入世之心。但与魏源不同的是，龚自珍在其山水诗中要么单一抒发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慨叹，要么单独表达其政治抱负、入世之情，两种感情未有在同一首山水诗中流露。
由此观之，魏源比龚自珍有着更加积极的心态。他坚强无畏，乐观进取，时常以积极入世的态度登山临水，因而往往能从自然山水中汲取鼓舞自己的精神力量。当他看到“江行恒患风，峡行恒患石，上水惟苦迟，下水惟苦疾”（《出峡词二首》其二）时，能领悟到“人生万事内，如意安可必；如意不可必，得意其可恃。上水君勿愁，下水君勿喜”；当他望着黄山奇绝的飞来石时，能感叹到“莫穷结构原，弥惊孤立壮”（《黄山诗六首》其二）；当他经历“山势到穷尽，豁然云水亮”（《栈道杂诗七首》其六）时，能体会到“人事坎坷历，夷然径路旷”等。魏源用积极的眼光游览山水，用入世的态度思考自然，常常能领悟其中的真理：人生之路风雨兼程，难以事事如意，但只要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终能在历尽艰辛之后走上康庄大道。因此，魏源认为即使自己当前像黄山飞来石般孤立无依，但也壮丽昂扬；即使当前仕途崎岖不平，但终究会平坦宽敞。豪迈乐观，充满着雄心壮志。
此外，考察山川地理，“探索自然之理，以适应改造自然之需”[10]，这是魏源游览山水的一个重要目的，他创作的这类研究成果型的山水诗饱含了其“经世致用”之志、积极入世之情。他的《岱岳吟上》、《龙门吟》、《洞庭吟》等，均是他考察山川形势，提出治理水患之策的成果。龚自珍此番目的虽不及魏源明确，表达也不如魏源详细清晰，但也有《己亥杂诗》第一四〇首、第三一三首两首，表达了其改造山川的设想，流露了匡时济世之情。“一个具有凌云志的诗人，愈是博大的景物，愈能激发他的豪情。”[11]魏源在其山水诗中描绘了雄伟壮丽的山，奔腾汹涌的大潮和瀑布等，龚自珍的山水诗中有茫茫的大海，高耸雄秀的大山等，这些博大之景在龚魏的笔下勃发，他们在满腔豪情之中挥洒着自己的凌云之志，足可窥见二人积极入世之情。
然而，面对自然山水的脉脉温情，饱受挫折的魏源也偶尔流露过一瞬的隐逸之思：“南山有紫芝，岁晚约同隐”（《长沙别何积之三首》其三）、“便欲乘风返元气，耸身一涌归蓬莱”（《庐山纪游六首》其一）。“归隐也许是魏源的愤激牢骚之语，但对归隐的向往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压抑情绪，起到了心理上的平衡作用。”[12]
无论是龚自珍抑或是魏源，在他们的人生中归隐与入世的矛盾始终萦绕在他们的心间，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了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趋势。他们的山水诗中隐逸和入世并存的思想感情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折射。虽然龚魏的内心深处都是积极入世的，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在山水诗这个特殊的题材里，龚自珍较之魏源表露出了更多、更深的隐逸之情，魏源则多入世之志，二人在情感倾向上有着较大的不同。
这也是二人山水诗在思想感情方面的主要差异。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同：龚自珍在其山水诗中多有抒发儿女之情，魏源则基本没有；魏源的山水诗中有表达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恨之情的作品，龚自珍则没有；龚自珍在其山水诗中少有单纯流露对自然山水的热爱、赞美之情，魏源则相对较多等。当然，在所处时代、科举仕途、学术思想等方面有诸多相近之处的龚自珍、魏源的山水诗也传达着相似的情感：忧国忧民之情，壮志难酬之叹，思念家乡之酸楚，亲友离别之眷恋以及对封建盛世之憧憬与留恋等。此处不作赘述。 二、隐逸与入世之主要情感差異的原因探析
入世济世的儒家人格、坎坷不平的仕途遭际、超然出世的佛道思想等的交互作用使得龚自珍、魏源的山水诗跌宕着隐逸与入世的矛盾情怀。同时，二人成长环境、仕途经历、性格特征等的差异加之山水诗这一特殊题材的影响，又使得龚魏山水诗形成了其思想感情方面主要的不同：就隐逸与入世之情而言，龚自珍更多表达了前者，而魏源则是后者。下面，将对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分别论述之。
（一）成长环境的赋予
1.龚自珍的幼游江南
龚自珍年幼时，其父亲龚丽正常常带着他游宦江南名城，使其从小便有机会接触社会，多见多闻，对于国情民忧早有了解，并主动思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因此，龚自珍对当时的社会比魏源认识得更早也更透彻，因而其山水诗也带有更多的悲感与苦味，更多的隐逸之情，诗风哀艳。
2.魏源的经世致用
魏源曾在岳麓书院读书，这里的授业环境对其影响至深。岳麓书院集中体现了湖湘文化主张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学风。这一文化传统通过书院的教育教学渗透进魏源思想的深处，并成为他行事治学的准则，坚定了他经世致用与积极入世的思想抱负。魏源游山览水的真正动机是“考察山川形势，用为经世参考”[13]。他的山水诗中包含了其探索到的山川地理状况的内容以及研究的改造自然之法，饱含了匡时济世的情感志向，流露出了更多的入世之情。
（二）仕途经历的催化
1.龚自珍的为官京师
龚自珍和魏源均仕途坎燷、郁郁不得志，但他们的政治追求有所差异，选择的道路也有所不同。龚自珍选择留在北京这个全国政治中心。他长年担任京官，官职小而闲，常常上书言事、呈递改革之策都未果，才能得不到发挥，自身又常遭排挤和打击，抱负始终无法实现，希望渺茫，内心失落。因而，在他的山水诗中，相比魏源，常常流露出的是隐逸之情，用哀艳雄奇来抒发自己既哀婉又狂放不羁的心绪。此外，龚自珍多年在外为官，与父母妻儿两地相隔，虽然后来将妻儿带到身边，但年迈的父亲还在上海官署或退休还乡，其归隐情结萌生的一个原因也是想要归家侍奉父母，与家人团聚。
2.魏源的为人幕僚
魏源由于长期被排挤在仕途之外，不仅才能无法施展，谋生亦艰难。于是他在选择通过科举考试以为官的同时，亦选择了为人当幕僚这一途径，曾先后进入贺长龄、陶澍、陈銮等人的幕府，幕僚生涯长达二十余年。在幕府中，魏源受命主编《皇朝经世文编》、协助试行漕粮海运、参与淮北盐票大政改革与水利工程的兴修、甚至到前线参与研究抗英侵略的作战计划等，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他的经世才干，尤其是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政治志趣相投的同乡故友每遇兴革之事，常与魏源商讨，这些都使得魏源对自己、对入世、对未来仍旧抱着幻想，充满着信心，积极入世之情也少有消减。因而相较于龚自珍，魏源的山水诗便流露出了更多的入世之情。此外，虽然魏源也曾多年在外求学或当幕僚，但他当幕僚或为官所在地大多在江苏，而其亲属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定居江苏，故其思归之情没有龚自珍强烈。
（三）性格特征的影响
1.龚自珍的敏感多情
龚自珍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是敏感多情。幼年时他“经常在夕阳西下时分，听到远处传来幽幽的箫声，就觉得心神不宁，很容易生病”[14]。这固然与他禀赋的生命哀情的天性有关，“少年哀乐过于人”[15]，而且还与他的恋母情结有联系。这种多愁善感的特质伴随着龚自珍终身，使他经常感到“沉沉不乐”。“龚自珍动辄如痴如幻的心态和漫漠幽奇的哀伤，正是他日后构筑浪漫诗国特有的心理机制。” [16]龚自珍性格中敏感多情、哀乐过人的一面加之坎坷的遭际与忧患的时局，使他面对大好河山，更易感慨万千，哀怜己身，对之向之往之，故在山水诗这个特殊题材中表露出更多的隐逸之情，诗风哀艳。
2.魏源的乐观进取
相较于龚自珍，魏源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乐观进取。魏源从小生活在隆回金潭这个山水环绕的小村庄，秀丽的山川孕育着成长的魏源，使他“自幼养成了豁达开朗、宁静深邃的性格”[17]。魏氏家族从两次迁徙到发家致富再到书香门第，始终保持着很强的开拓进取、奋进向上的精神。祖辈们自强不息的家族血液流淌在魏源的体内，他“终生奋斗的艰难历程和积极奋进的品格”[18]正是这个家族精神的写照。魏源幼时家道中落，家事全靠母亲操持。生活虽然清苦，母子俩却能在贫苦中寻找快乐。母亲积极乐观、执着坚毅的个性品质深刻地影响着魏源，使他即使在科举仕途上屡屡受挫，仍然乐观进取，自强不息。魏源怀着博大的胸襟，与自然山水相对，不禁气壮情动，往往从中汲取的是鼓舞自己的精神力量。他的山水诗较之龚自珍更少流露出悲观消极的情绪，更多表达的是积极入世的昂扬斗志和对未来的信心和憧憬，正是其乐观进取、昂扬向上的性格特征的必然选择。
龚自珍和魏源的山水诗既有相似相通，更有差异不同。更多表达隐逸抑或入世之情是其思想感情方面的主要差异，也是二人尤其是龚自珍的山水诗与其他题材的诗歌在情感表达方面的特殊之处。而二人在成长环境、仕途经历、性格特征等方面的相异，是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龚自珍、魏源充满时代精神的山水诗，冲破了当时山水诗坛诗意诗风日下的格局，成为近代进步诗歌的主流，对清代乃至近代山水诗史有开创或开拓之功。本人以龚魏山水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主要差异为切入点和基点，发书鄙见，望于读者了解龚自珍、魏源及其山水诗之异有所裨益。若有可能，后续也将对二人山水诗的其他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注释：
[1]王英志.龚自珍山水诗与准山水诗初探[J].文学遗产，2004，4：122.
[2]同上.
[3]同上.
[4]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755.
[5]本论文中引用的龚自珍的山水诗均出自于：刘逸生，周锡韦复 . 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4-969. [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576.
[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345.
[8]同上.
[9]本论文中引用的魏源的山水诗均出自于：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5-833.
[10]丘振声.一个爱国者的行吟——魏源的山水诗[J].学术论坛，1991，3：77.
[11]赵小琪.魏源诗移情山水初探——纪念魏源诞辰二百周年[J].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54.
[12]胡小林.论魏源山水诗的人格建构[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19.
[13]李汉武.论魏源的诗和诗论[J].船山学报，1987，2：83.
[14]陈铭.剑气箫心——龚自珍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1.
[15]刘逸生，周锡韦复 .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813.
[16]于慧.诗与人为一——论龚自珍诗与人格的关系[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3：16.
[17]夏剑钦.魏源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3.
[18]孙功达.试论魏源成长的家庭环境[J].兰州教育学院学坛（社会科学版），1998，1：20.
参考文献：
[1]王英志.龚自珍山水诗与准山水诗初探[J].文学遗产，2004，4：119-127.
[2]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5-833.
[3]刘逸生，周锡韦复 .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4-969.
[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254-576.
[5]丘振声.一个爱国者的行吟——魏源的山水诗[J].学术论坛，1991，3：74-78.
[6]趙小琪.魏源诗移情山水初探——纪念魏源诞辰二百周年[J].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52-56.
[7]胡小林.论魏源山水诗的人格建构[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19-20.
[8]李汉武.论魏源的诗和诗论[J].船山学报，1987，2：81-86.
[9]陈铭.剑气箫心——龚自珍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1-106.
[10]于慧.诗与人为一——论龚自珍诗与人格的关系[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3：16-17.
[11]夏剑钦.魏源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3-21.
[12]孙功达.试论魏源成长的家庭环境[J].兰州教育学院学坛（社会科学版），1998，1：19-24.
[13]陈铭.龚自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230.
[14]陈其泰，刘兰肖.魏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95-580.
关键词：龚魏；山水诗思想感情；隐逸；入世；原因
作者简介：陈涵薇（1993-），女，汉族，福建福州市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4
清代中叶以来，诗坛复古主义、形式主义之风日盛。龚自珍、魏源以“龚魏”并称，他们的诗歌创作，为当时沉闷的诗坛带来了生气。二人在所处时代、科举仕途、成就与影响等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时在生平经历、性格特征、文学主张等方面也颇有差异。这必然在他们的山水诗创作上有所反映。龚魏都向往自然，喜爱山水，均创作山水诗以寄托情志。他们的山水诗各具特点和价值。大体可分为两类：审美型山水诗和“准山水诗”。所谓审美型山水诗是指“比较单纯地以审美的眼光表现自己热爱、欣赏自然山水情怀的作品”[1]，而“准山水诗”则指“诗旨不在于描摹山水，而是以山水为表现感情服务”[2]、“山水大多与不同的情怀相融相通，或者说山水是作为抒情的背景、媒介而存在的”[3]诗作。本论文探究的山水诗均包含这两类。
龚自珍现存山水诗四十余首，其中大多是“准山水诗”。虽然龚自珍现存山水诗不多，但其“准山水诗”范式，成为近代山水诗的主要范式，于近代山水诗具有开创之功。魏源酷爱山水，自称“十诗九山水”[4]，今存山水诗五百余首，其中居多是审美型山水诗。其山水诗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寓意之深、审美意识之鲜明，都甚罕见和突出，开拓了山水诗的新境界，于近代山水詩则具有开拓之功。然而，至今为止学术界单独对于龚自珍山水诗的系统研究比较贫乏，对魏源山水诗的研究也仍有较大的开拓空间，而对于龚魏山水诗异同点的比较研究尚且缺乏专门的论述。
因此，本论文将以此立论，从龚自珍、魏源山水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入手，重点探析二人山水诗在思想感情方面的显著差异之一：龚自珍更多流露出隐逸情怀，魏源则更多抒发积极入世之情。并进一步阐释造成二人山水诗这一差异的原因。
一、龚自珍、魏源山水诗思想感情之主要差异
龚自珍、魏源身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名传统知识分子，儒家人格的“入世”态度深入他们的骨髓，在其内心深处始终涌动着一股“用世”的激情和抱负，这种思想倾向反映在他们的山水诗中即流露出入世之情。同时，黑暗现实罩在他们身上的愁雾过于浓密，烦恼俗务铐在他们心灵的枷锁过于沉重，他们又渴望在自然山水中寻求慰藉和解脱，因而其山水诗又透出隐逸情怀。这两种思想感情共同矛盾地并存于二人的山水诗中，使其呈现出多样性。然而，就这两种情感而言，二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倾向：龚自珍在其山水诗中以表达隐逸情怀为主，魏源则以表露积极入世之情为多。下面将分述之。
（一）龚自珍山水诗的隐逸情怀
龚自珍的内心敏感而细腻，与魏源相比，确乎多了一丝柔情和感伤。个人的郁郁不得志，社会的百弊丛生，使他肩上忧国忧民的包袱愈发沉重，带着伤痕累累的心灵的他，在自然中得到了慰藉和解脱。于是隐逸之情在他的心中迅速而猛烈地凝聚。
“西山春昼别，两袖落梅风。不见小龙渚，尚闻隔渚钟。樽前荇叶白，舵尾茶华红。仙境杳然杳，酸吟雨一篷。”[5]（《发洞庭舟中怀钮非石树玉叶青原昶》）
这是龚自珍现存山水诗中第一首流露其隐逸情怀的作品，作于1820年。既有与友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更有告别西山美景的留恋与不舍。江苏苏州太湖有东、西两洞庭山，西山即西洞庭山。早在此前两年，龚自珍就已游览过太湖西山，并作了一卷《纪游诗》，可惜已佚失。足见其对太湖洞庭山的喜爱。他曾与友人相约，归隐后在洞庭山居住。其词《长相思》小引有谓“尝有买宅洞庭携鬟吹笛终焉之志”[6]。此刻与之离别，难舍难分，西山在诗人的心里成了美好的“仙境”，抚慰着心灵的创伤。这里龚自珍的隐逸情怀已初步显露。
就在此后的第二年，1821年，龚自珍即创作了表达他隐逸之情的力作《能令公少年行》：
“拂衣行矣如奔虹，太湖西去青青峰。一楼初上一阁逢，玉箫金琯东山东。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如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有时言寻缥渺之孤踪，春山不妒春裙红。笛声叫起春波龙，湖波烟雨来空蒙……嵚崎楚客，窈窕吴侬，敲门借书者钓翁，探碑学拓者溪童……应客有玄鹤，惊人无白骢。相思相访溪凹与谷中，采茶采药三三两两逢，高谈俊辩皆沉雄……余方左抽毫，右按谱，高吟角与宫。三声两声棹唱终，吹入浩浩芦花风，仰视一白云卷空。归来料理书灯红，茶烟欲散颓鬟浓……莲邦纵使缘未通，他生且生兜率宫。”
继上一年第二次参加会试落第后，这一年龚自珍考取军机章京，仍未果。他对社会的黑暗有了更深的了解，隐逸之情遂愈发加重。诗人遐想着归隐太湖西山后的美好生活画卷，壮志难酬的抑郁心情似乎得到了短暂的平复。诗中亦有参禅念佛场景的描绘，可以说这是诗人对黑暗现实的消极心态。西山的美好与现实的丑陋形成鲜明的对比，龚自珍的隐逸情怀得到彻底的显露。
虽然“重到京师又三年”[7]，但龚自珍“还山之志，非不温萦寤寐间”[8]。此后几年，他在其山水诗中又多有表露这种情感：“安能坐此愁阳春，不如归侍妆台侧”（《春日有怀山中桃花因有寄》），龚自珍想要归家与妻子团聚；“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无地署无愁。忽闻海水茫茫绿，自拜南东小子侯”（《梦中作四截句》其一），黑暗社会无处不忧愁，龚自珍想要归家侍奉父亲；“来岁天台归楫罢，春波吸尽镜湖平”（《会稽茶》），果然第二年，48岁的龚自珍辞官归隐了。 “今日闲愁为洞庭，茶花凝想吐芳馨”（《己亥雜诗》一三八）、“千秋名教吾谁愧？愧读羲之誓墓文”（《己亥杂诗》一五八）、“太湖夜照山灵影，顽福甘心让虎丘”（《己亥杂诗》二三八），与第一首初步显露其隐逸情怀的诗作相隔二十年，龚自珍的隐逸之情显然有增无减，浓重得多，即使在归来途中，他还为自己未能隐居而忧愁、愧疚、惋惜。最后终于如愿了，他享受着隐居的乐趣：“剩水残山意度深，平生几緉屐难寻。栽花郑重看花约，此是刘郎迟暮心。”（《己亥杂诗》二二七）、“丹实琼花海岸旁，羽琌山似峚之阳。一家可惜仍烟火，未问仙人辟谷方”（《己亥杂诗》三一四），满意隐居之所，怡然自得。
然而，纵观龚自珍的一生，他从未放弃过入世辅弼的努力，即使愤恨抑郁过，心灰意冷过，甚至辞官还家归隐后，他还打算到梁章钜幕下参加抗击英夷的斗争。他终究是一个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士。渴望入世、为民为国做出贡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澎湃于胸。只是在山水诗这个特殊题材中被淡化了，入世与隐逸此消彼长。但入世之情也偶有表露：“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箫？”（《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十》）、“烈士暮年宜学道，江关辞赋笑兰成”（《己亥杂诗》二二一），虽“烈士暮年”，但“壮心不已”，不畏惧顽固派的打击迫害，仍不忘改革社会的政治抱负。其内心深处的入世之心可见一斑。
（二）魏源山水诗的入世之情
魏源有着很高的参政热情，无不关注着有关国计民生的事务。虽然他的一生仕途多舛，大多只是在做幕僚，但他始终心怀救民济世之思，积极用世之志。游览山水只为考察山川形势，以探究整治之法、备改造之需；只为陶冶性情，释放尘累俗务，以精神抖擞，再次入世。可以说，他并无隐居山水的打算。“谁言天下士，垂老五湖休”[9]（《舟中感事四首》其二），忧国忧民的魏源怎能甘心垂老于五湖呢？！他欲挽狂澜、志存高远，“隐立宇宙心，扶此人极颓”（《朱仙镇岳鄂王庙作》）；他呕心沥血，自信满满，“读史筹边二十年，撑胸影子是山川”（《居庸关三首》其三）；他壮志满怀、激情呐喊，“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其三）。
魏源时常在游山览水之际，触景生情，哀叹时光易逝，壮志未酬的同时，表达自己的用世之心。“可怜频岁还为客，何异浮萍寄此生”（《都门感秋三首》其一），哀怜自己的身世，但丝毫不影响自己的积极入世之心，紧接着抒发自己的雄心抱负：“万马嘶秋方北猎，孤鸿翔月欲南征”。又如“积潦庭阴敛，残星花外明。江空无雁影，树老易秋声”（《舟中感事四首》其三），感时伤事，孤独怅惘，却并未失去希望：“沧海新帆粟，天河洗甲兵”，魏源对未来依旧充满信心，每当“颇闻边报美”，便“尊酒意纵横”，神情意气风发，似乎于耄耋之年又回到了翩翩的少年时代，积极入世之情亦如当年。强烈的济世志向使魏源产生了极度的衰世危机感和紧迫感，然而时光易逝，他的远大抱负却仍未实现，所以他才会如此哀叹，这也正是他积极入世之情的曲折反映。龚自珍也是这样，他的报国无门，他的哀怜己身，甚至他的愤懑抨击，都源于他的入世之心。但与魏源不同的是，龚自珍在其山水诗中要么单一抒发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慨叹，要么单独表达其政治抱负、入世之情，两种感情未有在同一首山水诗中流露。
由此观之，魏源比龚自珍有着更加积极的心态。他坚强无畏，乐观进取，时常以积极入世的态度登山临水，因而往往能从自然山水中汲取鼓舞自己的精神力量。当他看到“江行恒患风，峡行恒患石，上水惟苦迟，下水惟苦疾”（《出峡词二首》其二）时，能领悟到“人生万事内，如意安可必；如意不可必，得意其可恃。上水君勿愁，下水君勿喜”；当他望着黄山奇绝的飞来石时，能感叹到“莫穷结构原，弥惊孤立壮”（《黄山诗六首》其二）；当他经历“山势到穷尽，豁然云水亮”（《栈道杂诗七首》其六）时，能体会到“人事坎坷历，夷然径路旷”等。魏源用积极的眼光游览山水，用入世的态度思考自然，常常能领悟其中的真理：人生之路风雨兼程，难以事事如意，但只要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终能在历尽艰辛之后走上康庄大道。因此，魏源认为即使自己当前像黄山飞来石般孤立无依，但也壮丽昂扬；即使当前仕途崎岖不平，但终究会平坦宽敞。豪迈乐观，充满着雄心壮志。
此外，考察山川地理，“探索自然之理，以适应改造自然之需”[10]，这是魏源游览山水的一个重要目的，他创作的这类研究成果型的山水诗饱含了其“经世致用”之志、积极入世之情。他的《岱岳吟上》、《龙门吟》、《洞庭吟》等，均是他考察山川形势，提出治理水患之策的成果。龚自珍此番目的虽不及魏源明确，表达也不如魏源详细清晰，但也有《己亥杂诗》第一四〇首、第三一三首两首，表达了其改造山川的设想，流露了匡时济世之情。“一个具有凌云志的诗人，愈是博大的景物，愈能激发他的豪情。”[11]魏源在其山水诗中描绘了雄伟壮丽的山，奔腾汹涌的大潮和瀑布等，龚自珍的山水诗中有茫茫的大海，高耸雄秀的大山等，这些博大之景在龚魏的笔下勃发，他们在满腔豪情之中挥洒着自己的凌云之志，足可窥见二人积极入世之情。
然而，面对自然山水的脉脉温情，饱受挫折的魏源也偶尔流露过一瞬的隐逸之思：“南山有紫芝，岁晚约同隐”（《长沙别何积之三首》其三）、“便欲乘风返元气，耸身一涌归蓬莱”（《庐山纪游六首》其一）。“归隐也许是魏源的愤激牢骚之语，但对归隐的向往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压抑情绪，起到了心理上的平衡作用。”[12]
无论是龚自珍抑或是魏源，在他们的人生中归隐与入世的矛盾始终萦绕在他们的心间，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了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趋势。他们的山水诗中隐逸和入世并存的思想感情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折射。虽然龚魏的内心深处都是积极入世的，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在山水诗这个特殊的题材里，龚自珍较之魏源表露出了更多、更深的隐逸之情，魏源则多入世之志，二人在情感倾向上有着较大的不同。
这也是二人山水诗在思想感情方面的主要差异。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同：龚自珍在其山水诗中多有抒发儿女之情，魏源则基本没有；魏源的山水诗中有表达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恨之情的作品，龚自珍则没有；龚自珍在其山水诗中少有单纯流露对自然山水的热爱、赞美之情，魏源则相对较多等。当然，在所处时代、科举仕途、学术思想等方面有诸多相近之处的龚自珍、魏源的山水诗也传达着相似的情感：忧国忧民之情，壮志难酬之叹，思念家乡之酸楚，亲友离别之眷恋以及对封建盛世之憧憬与留恋等。此处不作赘述。 二、隐逸与入世之主要情感差異的原因探析
入世济世的儒家人格、坎坷不平的仕途遭际、超然出世的佛道思想等的交互作用使得龚自珍、魏源的山水诗跌宕着隐逸与入世的矛盾情怀。同时，二人成长环境、仕途经历、性格特征等的差异加之山水诗这一特殊题材的影响，又使得龚魏山水诗形成了其思想感情方面主要的不同：就隐逸与入世之情而言，龚自珍更多表达了前者，而魏源则是后者。下面，将对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分别论述之。
（一）成长环境的赋予
1.龚自珍的幼游江南
龚自珍年幼时，其父亲龚丽正常常带着他游宦江南名城，使其从小便有机会接触社会，多见多闻，对于国情民忧早有了解，并主动思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因此，龚自珍对当时的社会比魏源认识得更早也更透彻，因而其山水诗也带有更多的悲感与苦味，更多的隐逸之情，诗风哀艳。
2.魏源的经世致用
魏源曾在岳麓书院读书，这里的授业环境对其影响至深。岳麓书院集中体现了湖湘文化主张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学风。这一文化传统通过书院的教育教学渗透进魏源思想的深处，并成为他行事治学的准则，坚定了他经世致用与积极入世的思想抱负。魏源游山览水的真正动机是“考察山川形势，用为经世参考”[13]。他的山水诗中包含了其探索到的山川地理状况的内容以及研究的改造自然之法，饱含了匡时济世的情感志向，流露出了更多的入世之情。
（二）仕途经历的催化
1.龚自珍的为官京师
龚自珍和魏源均仕途坎燷、郁郁不得志，但他们的政治追求有所差异，选择的道路也有所不同。龚自珍选择留在北京这个全国政治中心。他长年担任京官，官职小而闲，常常上书言事、呈递改革之策都未果，才能得不到发挥，自身又常遭排挤和打击，抱负始终无法实现，希望渺茫，内心失落。因而，在他的山水诗中，相比魏源，常常流露出的是隐逸之情，用哀艳雄奇来抒发自己既哀婉又狂放不羁的心绪。此外，龚自珍多年在外为官，与父母妻儿两地相隔，虽然后来将妻儿带到身边，但年迈的父亲还在上海官署或退休还乡，其归隐情结萌生的一个原因也是想要归家侍奉父母，与家人团聚。
2.魏源的为人幕僚
魏源由于长期被排挤在仕途之外，不仅才能无法施展，谋生亦艰难。于是他在选择通过科举考试以为官的同时，亦选择了为人当幕僚这一途径，曾先后进入贺长龄、陶澍、陈銮等人的幕府，幕僚生涯长达二十余年。在幕府中，魏源受命主编《皇朝经世文编》、协助试行漕粮海运、参与淮北盐票大政改革与水利工程的兴修、甚至到前线参与研究抗英侵略的作战计划等，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他的经世才干，尤其是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政治志趣相投的同乡故友每遇兴革之事，常与魏源商讨，这些都使得魏源对自己、对入世、对未来仍旧抱着幻想，充满着信心，积极入世之情也少有消减。因而相较于龚自珍，魏源的山水诗便流露出了更多的入世之情。此外，虽然魏源也曾多年在外求学或当幕僚，但他当幕僚或为官所在地大多在江苏，而其亲属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定居江苏，故其思归之情没有龚自珍强烈。
（三）性格特征的影响
1.龚自珍的敏感多情
龚自珍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是敏感多情。幼年时他“经常在夕阳西下时分，听到远处传来幽幽的箫声，就觉得心神不宁，很容易生病”[14]。这固然与他禀赋的生命哀情的天性有关，“少年哀乐过于人”[15]，而且还与他的恋母情结有联系。这种多愁善感的特质伴随着龚自珍终身，使他经常感到“沉沉不乐”。“龚自珍动辄如痴如幻的心态和漫漠幽奇的哀伤，正是他日后构筑浪漫诗国特有的心理机制。” [16]龚自珍性格中敏感多情、哀乐过人的一面加之坎坷的遭际与忧患的时局，使他面对大好河山，更易感慨万千，哀怜己身，对之向之往之，故在山水诗这个特殊题材中表露出更多的隐逸之情，诗风哀艳。
2.魏源的乐观进取
相较于龚自珍，魏源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乐观进取。魏源从小生活在隆回金潭这个山水环绕的小村庄，秀丽的山川孕育着成长的魏源，使他“自幼养成了豁达开朗、宁静深邃的性格”[17]。魏氏家族从两次迁徙到发家致富再到书香门第，始终保持着很强的开拓进取、奋进向上的精神。祖辈们自强不息的家族血液流淌在魏源的体内，他“终生奋斗的艰难历程和积极奋进的品格”[18]正是这个家族精神的写照。魏源幼时家道中落，家事全靠母亲操持。生活虽然清苦，母子俩却能在贫苦中寻找快乐。母亲积极乐观、执着坚毅的个性品质深刻地影响着魏源，使他即使在科举仕途上屡屡受挫，仍然乐观进取，自强不息。魏源怀着博大的胸襟，与自然山水相对，不禁气壮情动，往往从中汲取的是鼓舞自己的精神力量。他的山水诗较之龚自珍更少流露出悲观消极的情绪，更多表达的是积极入世的昂扬斗志和对未来的信心和憧憬，正是其乐观进取、昂扬向上的性格特征的必然选择。
龚自珍和魏源的山水诗既有相似相通，更有差异不同。更多表达隐逸抑或入世之情是其思想感情方面的主要差异，也是二人尤其是龚自珍的山水诗与其他题材的诗歌在情感表达方面的特殊之处。而二人在成长环境、仕途经历、性格特征等方面的相异，是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龚自珍、魏源充满时代精神的山水诗，冲破了当时山水诗坛诗意诗风日下的格局，成为近代进步诗歌的主流，对清代乃至近代山水诗史有开创或开拓之功。本人以龚魏山水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主要差异为切入点和基点，发书鄙见，望于读者了解龚自珍、魏源及其山水诗之异有所裨益。若有可能，后续也将对二人山水诗的其他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注释：
[1]王英志.龚自珍山水诗与准山水诗初探[J].文学遗产，2004，4：122.
[2]同上.
[3]同上.
[4]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755.
[5]本论文中引用的龚自珍的山水诗均出自于：刘逸生，周锡韦复 . 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4-969. [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576.
[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345.
[8]同上.
[9]本论文中引用的魏源的山水诗均出自于：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5-833.
[10]丘振声.一个爱国者的行吟——魏源的山水诗[J].学术论坛，1991，3：77.
[11]赵小琪.魏源诗移情山水初探——纪念魏源诞辰二百周年[J].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54.
[12]胡小林.论魏源山水诗的人格建构[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19.
[13]李汉武.论魏源的诗和诗论[J].船山学报，1987，2：83.
[14]陈铭.剑气箫心——龚自珍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1.
[15]刘逸生，周锡韦复 .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813.
[16]于慧.诗与人为一——论龚自珍诗与人格的关系[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3：16.
[17]夏剑钦.魏源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3.
[18]孙功达.试论魏源成长的家庭环境[J].兰州教育学院学坛（社会科学版），1998，1：20.
参考文献：
[1]王英志.龚自珍山水诗与准山水诗初探[J].文学遗产，2004，4：119-127.
[2]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5-833.
[3]刘逸生，周锡韦复 .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4-969.
[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254-576.
[5]丘振声.一个爱国者的行吟——魏源的山水诗[J].学术论坛，1991，3：74-78.
[6]趙小琪.魏源诗移情山水初探——纪念魏源诞辰二百周年[J].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52-56.
[7]胡小林.论魏源山水诗的人格建构[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19-20.
[8]李汉武.论魏源的诗和诗论[J].船山学报，1987，2：81-86.
[9]陈铭.剑气箫心——龚自珍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1-106.
[10]于慧.诗与人为一——论龚自珍诗与人格的关系[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3：16-17.
[11]夏剑钦.魏源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3-21.
[12]孙功达.试论魏源成长的家庭环境[J].兰州教育学院学坛（社会科学版），1998，1：19-24.
[13]陈铭.龚自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230.
[14]陈其泰，刘兰肖.魏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95-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