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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拿大华裔作家林浩聪在其小说《校长的赌注》中讲述了一个离开故土的华裔商人陈培绍，在战乱的越南经历生死离别的故事。本文试图采用离散理论观点，从地理空间、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三方面解读作品主人公陈的离散经历，透视多重社会文化对这些流寓民的吸引、排斥与侵蚀，籍以揭示作品所表现出的流散主题。
关键词：华裔；离散理论；流散主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2--02
在现当代加拿大文学界，1974年出生的华裔作家林浩聪（Vincent Lam）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祖籍广东，祖辈为越南籍华侨，幼时随父母迁居加拿大。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他成为一位急诊医生，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2006年，林凭借处女作《停止呼吸》一举摘得加拿大重量级文学奖——吉勒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加拿大华裔英语作家。2012年，他创作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校长的赌注》（The Headmaster’s Wager），随后于2013年入围卡内基优秀小说奖、IMPAC都柏林文学奖和英联邦图书奖，受到加拿大乃至国际文坛的一致好评。
受到自己家庭移民经历的影响，林的作品经常呈现出离散主题，将作品人物的被邊缘化和孤独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让读者感受到作品人物身为边缘人的苦恼。在《校长的赌注》中，有关战争的历史背景和迁徙他乡的家族经历是作者创作的基点，支撑了小说所反映出的离散主题。该小说重现并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集体记忆，如“抗日战争的苍夷”、“越战的残酷”等。小说的发生地设定在越南，而越南战争这个大背景贯穿了整部小说。它讲述了精明能干的汕头人陈培绍逃离战火纷飞的祖国来到越南投奔父亲，为了集聚财富、保护家园，不遗余力地与越南各方势力周旋，其间经历了生死别离的故事。因此，陈等主人公是飘零在异乡文化中的“浪子”，是离散族裔的代表。
一、“离散”的内涵
“离散”（diaspora）源于希腊动词“diaspeiren”。约公元前250年，希腊翻译家在《圣经·旧约》中使用 “diaspeiren” 特指接受惩罚而遭上帝驱赶的人。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程度的提高和后现代意识的增强，该词的涵义也逐渐从宗教扩大到了社会文化层面。1931年，犹太裔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把“离散”定义为“一个民族或民族中的部分群体与自己的国土相分离，分散至其他民族中，却保持着自身的民族文化”[1]。随后威廉姆·桑弗朗将“离散”定义为：居住在家国以外的群体，并把该群体的范围缩小至移居国外的少数群体。他把“离散”特征总结为：1从故乡散落至异地；2保有对故乡的记忆；3对居住国持有疏远感与陌生感；4视祖籍地为最后归宿；5试图维系及重建家园；6将与祖国的联系视为群体意识与群体凝聚力的根基[2]。
基于桑弗朗提出的这六大特征，一些学者进一步归纳了离散群体的三大特征，获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这三大特征分别为：（1）“离散”涉及到了两个或多个地方（2）离散者不仅有实体的“故土”，还有精神想象层面上的“故土”。无论与故土的联系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它都为形成离散民的认同感奠定了基础。（3）离散民具有主体意识，离散群体是族裔群体的一部分。
本文试图结合离散理论观点，从地理空间、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三方面解读作品主人公陈培绍的离散经历，透视多重社会文化对流寓民的吸引、排斥与侵蚀，籍以揭示作品所表现出的流散主题。
二、流寓民的空间流动
离散民从原居住地移居到各地，因此离散首先具有地理空间层面上的意义。波西瓦尔中文名字叫陈培绍（下文简称陈），出生于广东汕头。20世纪30年代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陈的父亲陈凯不得不抛妻别子，前往越南从事大米生意。陈凯在越南逐渐积累了大量财富，却没有践行他对儿子的诺言：发财了就回家[3]。相反，他在越南西贡购买了一所米行，并娶了位安南太太（中国对越南的旧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的母亲病逝，他不得不投靠父亲。受安南太太的唆使，陈被父亲安排到香港学习。
在香港，陈爱上了家境殷实、娇生惯养的西莉亚。随着香港的沦陷，西莉亚母亲的航运生意日渐衰败。于是，迫于母亲的压力，西莉亚与陈结为夫妻，与他一起从满目疮夷的香港逃到越南与父亲团聚。在堤岸，陈与汕头老乡马克结拜为兄弟，抗日战争结束后，陈培绍在马克的建议下将米行改建成“波西瓦尔·陈英文学院”。在此期间，陈曾多次萌生回国的念头，但由于新婚妻子的反对，这种想法没有实现。而后，妻子怀孕、儿子岱杰降生、学校越做越大，陈回国的想法也就搁置了下来。随后在越南充军、祖国文革中幸存下来的儿子最后没能逃过死神的魔爪，在越共进驻堤岸的巷战中深陷车中，被活活烧死。陈的祖屋被越共充公，他的法越混血情人杰奎琳也自杀身亡，临死前把她和岱杰的儿子靓仔托付给了陈。一无所有的陈为了保护长着一副混血外貌的孙子，不得不再次逃离，混在难民群中辗转离开越南逃往美国。
三、流寓民的文化传承
空间的位移使流寓民生活在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夹缝中。华裔批评家周蕾也将其比作“在不同文化中游走的旅客，对于他们而言，无家可归是永久的状态”。[4]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文化环境的夹缝中，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在本民族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却又流散到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他们既不能摆脱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又不能完全融入居住地文化；他们与母国文化有空间上的距离，又与异质文化有心理上的距离。他们游离于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边缘，面临着文化认同危机。因此，离散民在塑造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由斯图尔特·霍尔提出的文化属性双重性。即“从流散新视角来看，‘家园’既是实际的地缘所在，也可以是想象的空间”。[5]
尽管陈不受生计所迫，但是与南越南政府、越共和一些西方势力周旋使陈产生了文化认同危机。陈受到欧美既得利益者和本土政治势力的排斥和挤压，而母国文化的缺失也让陈处于一个多重文化相交汇的夹缝地带。因此，陈对“家”产生了无比的眷恋和向往。他从不认为越南是家，拒不接受越南文化。当越南警察要求陈的英文学校越南语时陈生气地说道“为什么要教授越南语？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被迫学习越南语？”与从小在香港长大，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热爱西式生活的西莉亚不同，陈不屑于西方文化。看到妻子和美国人打网球时陈不屑地说那是“白人的鬼玩意”。陈坚决反对她把岱杰送到“满是外国佬”的欧美国家读书的主张，“如果去也只能去中国”。陈坚守中国传统，坚信有朝一日能重回祖国的怀抱。而中国搞“大跃进”的时候，陈会定期向国内寄钱，以表示他无法回家的愧疚之心。陈小心翼翼地保留着家乡的一切：在学校，陈只让厨师准备中餐，对仆人只说潮州方言，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越南和西方的文化，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对本国文化的坚守。 陈不仅自己遵从中国传统文化，还打算通过言传身教，让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并希望他在不久以后能重新融入故土。当岱杰说越南语容易学的时候，陈训斥道：“记住，你是中国人。在一千五百年前，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在法国军队入侵之前，越南人写的是汉字。”
与父亲陈相比，儿子岱杰对中国文化只有一种抽象的认同感。他在少年时期接受到的有关中国的教育仅仅来自父亲对他的描述，正如西莉亚对陈说的那样“他所认识的中国只出现在你的故事里。”虽然岱杰会说汉语，但是他缺少切身感受，对父亲安排自己回国的良苦用心也毫不领情，顶撞道：“要回到一个我从没有见过的地方吗？我不去。”面对父亲的诧异和不解，他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不是我想去哪儿的问题，我只是不想离开这儿……我可以只说越南语，伪装成越南人……这里就是我的家。”顯然，对岱杰来说，父亲口中的中国不是故乡，而是异乡，是他脑海中一个模糊的文化符号。他对未曾谋面的中国有种隔膜感，从而产生了心理上的陌生感和抗拒感，也丧失了作为中国人应有的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
通过陈和岱杰两个形象，林描写了离散民身上体现的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揭示出无论在哪个世界，他们都是“游离”的个体和“外来者”。在相异社会文化之间的抗争过程中，成为精神上的“弃儿”。
四、流寓民的身份认同
空间位移带来了文化传承的缺失，也带来了对身份认同的困惑。萨义德曾说：“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并且与其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构建，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的过程。”[6]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迫于无奈，流寓民在流散过程中变换着不同的身份，进而应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以致有时无法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
小说一开始，陈对于自己身份的建构带有一定的自主性。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不问政事的商人。当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彼得与陈聊天，谈论到越南政局时，陈表现出了对政治的回避；“我们中国人只关心做生意，政治不是我们所考虑的问题。”他认为无论政局如何动荡，只要利用现实处境，做好生意，就能平安无事地继续做一名置身越南世事动荡之外的中国人。他浓厚的思乡情绪总爆发在他最脆弱、最无助的时候。但当他面临抉择的时候，又总因为讨新婚妻子欢喜、照顾怀孕的妻子，养家糊口等理由说服自己留在异国他乡。最后，他蓦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回到故乡，重新回归中国人的身份了。因为“一旦你离开后，就永远回不去了。我本以为我可以回家，但我错了。你离开家后，家也在发生着变化、甚至消失。你记忆中的故土已经不在了，而你也会产生新的记忆。” 流散视阈中的空间和文化传承是变化的，因此身份也存在着一种错位。
与其它讲述越战的小说不同，林浩聪选取了普通华裔陈一家，通过细腻的情节叙述和精准的历史描写，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讲述故事，去探索人性，得与失，爱与恨，合与分，反映以陈为代表的离散人群悲凉的生活状况与无奈的心路历程，揭示离散这一深刻主题。
注释：
[1]Lopidia Dubnov， Simon， Diaspora， Encyclopi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4[M]. New York： Macmillam， 1931.
[2]Safran， William.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J]. Diaspora.1991（1）： 83-99.
[3]本文所出现的小说引文、对白均为本文作者翻译，下同。
[4]B Zhang “The Politics of Re-homing： Asia Poetry Diaspora in Canada ” in College Literature， 31（1），2004：103-125， 2008.
[5]童明.飞散[J].外国文学.2004（6）：52-59.
[6]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关键词：华裔；离散理论；流散主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2--02
在现当代加拿大文学界，1974年出生的华裔作家林浩聪（Vincent Lam）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祖籍广东，祖辈为越南籍华侨，幼时随父母迁居加拿大。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他成为一位急诊医生，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2006年，林凭借处女作《停止呼吸》一举摘得加拿大重量级文学奖——吉勒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加拿大华裔英语作家。2012年，他创作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校长的赌注》（The Headmaster’s Wager），随后于2013年入围卡内基优秀小说奖、IMPAC都柏林文学奖和英联邦图书奖，受到加拿大乃至国际文坛的一致好评。
受到自己家庭移民经历的影响，林的作品经常呈现出离散主题，将作品人物的被邊缘化和孤独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让读者感受到作品人物身为边缘人的苦恼。在《校长的赌注》中，有关战争的历史背景和迁徙他乡的家族经历是作者创作的基点，支撑了小说所反映出的离散主题。该小说重现并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集体记忆，如“抗日战争的苍夷”、“越战的残酷”等。小说的发生地设定在越南，而越南战争这个大背景贯穿了整部小说。它讲述了精明能干的汕头人陈培绍逃离战火纷飞的祖国来到越南投奔父亲，为了集聚财富、保护家园，不遗余力地与越南各方势力周旋，其间经历了生死别离的故事。因此，陈等主人公是飘零在异乡文化中的“浪子”，是离散族裔的代表。
一、“离散”的内涵
“离散”（diaspora）源于希腊动词“diaspeiren”。约公元前250年，希腊翻译家在《圣经·旧约》中使用 “diaspeiren” 特指接受惩罚而遭上帝驱赶的人。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程度的提高和后现代意识的增强，该词的涵义也逐渐从宗教扩大到了社会文化层面。1931年，犹太裔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把“离散”定义为“一个民族或民族中的部分群体与自己的国土相分离，分散至其他民族中，却保持着自身的民族文化”[1]。随后威廉姆·桑弗朗将“离散”定义为：居住在家国以外的群体，并把该群体的范围缩小至移居国外的少数群体。他把“离散”特征总结为：1从故乡散落至异地；2保有对故乡的记忆；3对居住国持有疏远感与陌生感；4视祖籍地为最后归宿；5试图维系及重建家园；6将与祖国的联系视为群体意识与群体凝聚力的根基[2]。
基于桑弗朗提出的这六大特征，一些学者进一步归纳了离散群体的三大特征，获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这三大特征分别为：（1）“离散”涉及到了两个或多个地方（2）离散者不仅有实体的“故土”，还有精神想象层面上的“故土”。无论与故土的联系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它都为形成离散民的认同感奠定了基础。（3）离散民具有主体意识，离散群体是族裔群体的一部分。
本文试图结合离散理论观点，从地理空间、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三方面解读作品主人公陈培绍的离散经历，透视多重社会文化对流寓民的吸引、排斥与侵蚀，籍以揭示作品所表现出的流散主题。
二、流寓民的空间流动
离散民从原居住地移居到各地，因此离散首先具有地理空间层面上的意义。波西瓦尔中文名字叫陈培绍（下文简称陈），出生于广东汕头。20世纪30年代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陈的父亲陈凯不得不抛妻别子，前往越南从事大米生意。陈凯在越南逐渐积累了大量财富，却没有践行他对儿子的诺言：发财了就回家[3]。相反，他在越南西贡购买了一所米行，并娶了位安南太太（中国对越南的旧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的母亲病逝，他不得不投靠父亲。受安南太太的唆使，陈被父亲安排到香港学习。
在香港，陈爱上了家境殷实、娇生惯养的西莉亚。随着香港的沦陷，西莉亚母亲的航运生意日渐衰败。于是，迫于母亲的压力，西莉亚与陈结为夫妻，与他一起从满目疮夷的香港逃到越南与父亲团聚。在堤岸，陈与汕头老乡马克结拜为兄弟，抗日战争结束后，陈培绍在马克的建议下将米行改建成“波西瓦尔·陈英文学院”。在此期间，陈曾多次萌生回国的念头，但由于新婚妻子的反对，这种想法没有实现。而后，妻子怀孕、儿子岱杰降生、学校越做越大，陈回国的想法也就搁置了下来。随后在越南充军、祖国文革中幸存下来的儿子最后没能逃过死神的魔爪，在越共进驻堤岸的巷战中深陷车中，被活活烧死。陈的祖屋被越共充公，他的法越混血情人杰奎琳也自杀身亡，临死前把她和岱杰的儿子靓仔托付给了陈。一无所有的陈为了保护长着一副混血外貌的孙子，不得不再次逃离，混在难民群中辗转离开越南逃往美国。
三、流寓民的文化传承
空间的位移使流寓民生活在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夹缝中。华裔批评家周蕾也将其比作“在不同文化中游走的旅客，对于他们而言，无家可归是永久的状态”。[4]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文化环境的夹缝中，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在本民族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却又流散到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他们既不能摆脱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又不能完全融入居住地文化；他们与母国文化有空间上的距离，又与异质文化有心理上的距离。他们游离于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边缘，面临着文化认同危机。因此，离散民在塑造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由斯图尔特·霍尔提出的文化属性双重性。即“从流散新视角来看，‘家园’既是实际的地缘所在，也可以是想象的空间”。[5]
尽管陈不受生计所迫，但是与南越南政府、越共和一些西方势力周旋使陈产生了文化认同危机。陈受到欧美既得利益者和本土政治势力的排斥和挤压，而母国文化的缺失也让陈处于一个多重文化相交汇的夹缝地带。因此，陈对“家”产生了无比的眷恋和向往。他从不认为越南是家，拒不接受越南文化。当越南警察要求陈的英文学校越南语时陈生气地说道“为什么要教授越南语？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被迫学习越南语？”与从小在香港长大，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热爱西式生活的西莉亚不同，陈不屑于西方文化。看到妻子和美国人打网球时陈不屑地说那是“白人的鬼玩意”。陈坚决反对她把岱杰送到“满是外国佬”的欧美国家读书的主张，“如果去也只能去中国”。陈坚守中国传统，坚信有朝一日能重回祖国的怀抱。而中国搞“大跃进”的时候，陈会定期向国内寄钱，以表示他无法回家的愧疚之心。陈小心翼翼地保留着家乡的一切：在学校，陈只让厨师准备中餐，对仆人只说潮州方言，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越南和西方的文化，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对本国文化的坚守。 陈不仅自己遵从中国传统文化，还打算通过言传身教，让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并希望他在不久以后能重新融入故土。当岱杰说越南语容易学的时候，陈训斥道：“记住，你是中国人。在一千五百年前，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在法国军队入侵之前，越南人写的是汉字。”
与父亲陈相比，儿子岱杰对中国文化只有一种抽象的认同感。他在少年时期接受到的有关中国的教育仅仅来自父亲对他的描述，正如西莉亚对陈说的那样“他所认识的中国只出现在你的故事里。”虽然岱杰会说汉语，但是他缺少切身感受，对父亲安排自己回国的良苦用心也毫不领情，顶撞道：“要回到一个我从没有见过的地方吗？我不去。”面对父亲的诧异和不解，他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不是我想去哪儿的问题，我只是不想离开这儿……我可以只说越南语，伪装成越南人……这里就是我的家。”顯然，对岱杰来说，父亲口中的中国不是故乡，而是异乡，是他脑海中一个模糊的文化符号。他对未曾谋面的中国有种隔膜感，从而产生了心理上的陌生感和抗拒感，也丧失了作为中国人应有的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
通过陈和岱杰两个形象，林描写了离散民身上体现的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揭示出无论在哪个世界，他们都是“游离”的个体和“外来者”。在相异社会文化之间的抗争过程中，成为精神上的“弃儿”。
四、流寓民的身份认同
空间位移带来了文化传承的缺失，也带来了对身份认同的困惑。萨义德曾说：“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并且与其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构建，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的过程。”[6]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迫于无奈，流寓民在流散过程中变换着不同的身份，进而应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以致有时无法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
小说一开始，陈对于自己身份的建构带有一定的自主性。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不问政事的商人。当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彼得与陈聊天，谈论到越南政局时，陈表现出了对政治的回避；“我们中国人只关心做生意，政治不是我们所考虑的问题。”他认为无论政局如何动荡，只要利用现实处境，做好生意，就能平安无事地继续做一名置身越南世事动荡之外的中国人。他浓厚的思乡情绪总爆发在他最脆弱、最无助的时候。但当他面临抉择的时候，又总因为讨新婚妻子欢喜、照顾怀孕的妻子，养家糊口等理由说服自己留在异国他乡。最后，他蓦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回到故乡，重新回归中国人的身份了。因为“一旦你离开后，就永远回不去了。我本以为我可以回家，但我错了。你离开家后，家也在发生着变化、甚至消失。你记忆中的故土已经不在了，而你也会产生新的记忆。” 流散视阈中的空间和文化传承是变化的，因此身份也存在着一种错位。
与其它讲述越战的小说不同，林浩聪选取了普通华裔陈一家，通过细腻的情节叙述和精准的历史描写，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讲述故事，去探索人性，得与失，爱与恨，合与分，反映以陈为代表的离散人群悲凉的生活状况与无奈的心路历程，揭示离散这一深刻主题。
注释：
[1]Lopidia Dubnov， Simon， Diaspora， Encyclopi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4[M]. New York： Macmillam， 1931.
[2]Safran， William.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J]. Diaspora.1991（1）： 83-99.
[3]本文所出现的小说引文、对白均为本文作者翻译，下同。
[4]B Zhang “The Politics of Re-homing： Asia Poetry Diaspora in Canada ” in College Literature， 31（1），2004：103-125， 2008.
[5]童明.飞散[J].外国文学.2004（6）：52-59.
[6]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