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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悄然驶入2014年，这是中国传统历法的又一个甲午年。甲午，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是一个极具坐标象征意义的年份，两个甲午前的那场惨败，使得中日双方的战略对弈发生了本质的反转。天朝上国的地位轰然坍塌，日本的臣服心理从此荡然无存。
岁月如梭，两个甲子已然过去，1894年庆功者的喧嚣和战死者的遗骸似乎早已悄无声息，灰飞烟灭，又到了新的甲午年。念及那场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把华夏民族拖入世纪深渊的战争，国人往往痛斥政府之腐朽，体制之衰败，时运之不幸，然而一场被人惋惜了一百多年的败仗，对其教训的挖掘往往又伴随着掩埋。反思甲午，一些学者仅仅将北洋水师的惨败归咎于简单的体制落后，好像官员、军人、民众，只要高呼当今制度的优越性，便可掩盖一切问题——这不但是对历史教训的轻视，更像是对自身责任的逃避和推卸。撇开对体制落后泛泛的声讨，详细研究甲午战争中的清军，能够折射出来的什么样的问题和弊病呢？
反思之一：军事战略思想落后，仅图岸防塞收，缺乏海洋纵深战略
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耗费上亿两白银，终于打造出了拥有50余艘铁甲战舰的“亚洲第一舰队”。然而这只武备充盈的舰队，并未成为代表清朝走向大洋的劈波利刃，却被用于拱卫京畿，成了蹲港驻防的“近海炮台”。
包括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设想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舰队成军时李鸿章竟说：“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其自认为“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
树欲静而风不止。指导思想的落后，衍生了战场上的悲剧。
为避免与北洋舰队正面对抗，日军在辽东花园口冒险登陆：其3万余人及装备在平静与安逸中足足登陆了半个月，期间竟无清军一兵一卒、一舰一炮前来抗击。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感慨道：“如丁汝昌亲率舰队前来，仅遣数只鱼雷艇对我攻击，我军焉能安全上路耶？”始终未跳出单纯海岸守口主义窠臼的清廷，注定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日军的顺利登陆，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被日军陆海夹击，困死港中。北洋舰队从开战到覆灭，谨遵清廷的命令，作为能够对日本本土实施打击的战略力量，竟连自家领海都没驶出过。
反思之二：军队战法墨守成规，训练弄虚作假，为看不为战
清军在战法上坚持“中体西用”，光满足于购置军舰、洋枪洋炮，训练中只图所谓的“威武严整”，实则是花拳绣腿，根本不适用于战争需求。日本军人在回忆录中写到：清军在向日军进攻时，总是扛着大旗，昂首挺胸地走向日军，不考虑利用地形掩护，从不卧射，经常站着射击，使得日军射击“无不命中”；清军向日军炮击时，必在炮位竖起多面大旗，十分有利于日军火炮反击。
为看不为战的训练歪风也在海军中弥漫。舰队演练成了应付三年一度的“大校阅”，而校阅则成了取悦钦差大臣和外国使节的演戏。
主力战舰定远舰大副沈寿垫记载道：原本“平日操演船阵，不可先期预定”的操演，成了“余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炮）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校阅时甚至都在靶船上预埋炸药，同步引爆追求观摩效果。
训练上的弄虚作假使得北洋水师付出了惨痛代价：据战后统计，黄海海战战场上北洋水师每分钟平均发射炮弹30余发，命中3发；而日本联合舰队总射速为193.3发/分钟，每分钟命中高达29发。战火一开，高下立判，此役中北洋舰队近半数军舰被击沉，而联合舰队竟未尝沉没一艘军舰。
反思之三：部队士气风气江河日下，冒功邀赏、谎报军情成风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虚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军魂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
致于舰船不作训练而用于它途，已非个别现象。如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等。在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腐败风气蔓延，训练则弄虚作假。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渫在战后呈文中总结：“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是我方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上报却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梁启超曾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两个甲子过去了，当“中国奇迹”“中国崛起”等溢美之词充盈着我们的脑海，鼓噪着我们的耳膜时，我们周边的安全形势，却变得更加复杂严峻。历史是块挖掘不尽的宝藏，对历史研究得越深入，对问题的症结掌握的就越深透；对历史教训剖析得越具体，对当今的借鉴指导效果越振聋发聩。忘记历史注定要重蹈覆辙，掩埋历史终将被失败吞没。虽有120年过去了，但甲午战争的序幕从未曾拉下，累累的白骨和累累白银买来的教训不能置之不顾。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辛勤拼搏，终于使我国迎来了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战略机遇期。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更应以甲午战争为长鸣之警钟，以史为镜三省其身，决不让历史重演。
编辑/徐展
岁月如梭，两个甲子已然过去，1894年庆功者的喧嚣和战死者的遗骸似乎早已悄无声息，灰飞烟灭，又到了新的甲午年。念及那场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把华夏民族拖入世纪深渊的战争，国人往往痛斥政府之腐朽，体制之衰败，时运之不幸，然而一场被人惋惜了一百多年的败仗，对其教训的挖掘往往又伴随着掩埋。反思甲午，一些学者仅仅将北洋水师的惨败归咎于简单的体制落后，好像官员、军人、民众，只要高呼当今制度的优越性，便可掩盖一切问题——这不但是对历史教训的轻视，更像是对自身责任的逃避和推卸。撇开对体制落后泛泛的声讨，详细研究甲午战争中的清军，能够折射出来的什么样的问题和弊病呢？
反思之一：军事战略思想落后，仅图岸防塞收，缺乏海洋纵深战略
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耗费上亿两白银，终于打造出了拥有50余艘铁甲战舰的“亚洲第一舰队”。然而这只武备充盈的舰队，并未成为代表清朝走向大洋的劈波利刃，却被用于拱卫京畿，成了蹲港驻防的“近海炮台”。
包括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设想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舰队成军时李鸿章竟说：“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其自认为“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
树欲静而风不止。指导思想的落后，衍生了战场上的悲剧。
为避免与北洋舰队正面对抗，日军在辽东花园口冒险登陆：其3万余人及装备在平静与安逸中足足登陆了半个月，期间竟无清军一兵一卒、一舰一炮前来抗击。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感慨道：“如丁汝昌亲率舰队前来，仅遣数只鱼雷艇对我攻击，我军焉能安全上路耶？”始终未跳出单纯海岸守口主义窠臼的清廷，注定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日军的顺利登陆，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被日军陆海夹击，困死港中。北洋舰队从开战到覆灭，谨遵清廷的命令，作为能够对日本本土实施打击的战略力量，竟连自家领海都没驶出过。
反思之二：军队战法墨守成规，训练弄虚作假，为看不为战
清军在战法上坚持“中体西用”，光满足于购置军舰、洋枪洋炮，训练中只图所谓的“威武严整”，实则是花拳绣腿，根本不适用于战争需求。日本军人在回忆录中写到：清军在向日军进攻时，总是扛着大旗，昂首挺胸地走向日军，不考虑利用地形掩护，从不卧射，经常站着射击，使得日军射击“无不命中”；清军向日军炮击时，必在炮位竖起多面大旗，十分有利于日军火炮反击。
为看不为战的训练歪风也在海军中弥漫。舰队演练成了应付三年一度的“大校阅”，而校阅则成了取悦钦差大臣和外国使节的演戏。
主力战舰定远舰大副沈寿垫记载道：原本“平日操演船阵，不可先期预定”的操演，成了“余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炮）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校阅时甚至都在靶船上预埋炸药，同步引爆追求观摩效果。
训练上的弄虚作假使得北洋水师付出了惨痛代价：据战后统计，黄海海战战场上北洋水师每分钟平均发射炮弹30余发，命中3发；而日本联合舰队总射速为193.3发/分钟，每分钟命中高达29发。战火一开，高下立判，此役中北洋舰队近半数军舰被击沉，而联合舰队竟未尝沉没一艘军舰。
反思之三：部队士气风气江河日下，冒功邀赏、谎报军情成风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虚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军魂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
致于舰船不作训练而用于它途，已非个别现象。如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等。在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腐败风气蔓延，训练则弄虚作假。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渫在战后呈文中总结：“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是我方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上报却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梁启超曾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两个甲子过去了，当“中国奇迹”“中国崛起”等溢美之词充盈着我们的脑海，鼓噪着我们的耳膜时，我们周边的安全形势，却变得更加复杂严峻。历史是块挖掘不尽的宝藏，对历史研究得越深入，对问题的症结掌握的就越深透；对历史教训剖析得越具体，对当今的借鉴指导效果越振聋发聩。忘记历史注定要重蹈覆辙，掩埋历史终将被失败吞没。虽有120年过去了，但甲午战争的序幕从未曾拉下，累累的白骨和累累白银买来的教训不能置之不顾。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辛勤拼搏，终于使我国迎来了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战略机遇期。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更应以甲午战争为长鸣之警钟，以史为镜三省其身，决不让历史重演。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