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颗星球上，少有人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做官。古时候，读书人为了谋个做官资格，有时孙子都已娶妻生子，爷爷还在考公务员。入了官场，为了升更大的官，拍马溜须者有之，欺上瞒下者有之，拜干爹干妈、送金弹肉弹者有之。如果有人愿意搜集素材，估计每个朝代都可以写一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国人对做官情有独钟，原因有两个：第一，可以捞得实惠。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社会，官员想让权力走点私实在太容易，你不见清代官场流行这样一句话吗：“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捞得这么多钱的人还算“清知府”，“浊知府”如何可想而知。第二，可以光宗耀祖。老百姓是被人管理的，在皇家人眼里，像牛羊一样，而官员是管人的，汉代、唐代的时候，甚至缺德地将某些地方官叫做“××牧”，这面子可不是一般的大。一个人做了官，回到家乡，绝对人见人羡。
　　然而，在明朝洪武年间，习惯于在仕途上你追我赶的读书人却对做官避之唯恐不及。
　　秦裕伯、陶凯向朱元璋“投降”：入朝为官
　　浙江临海人陶凯从小聪明伶俐，读书极其用功，学问很好，当年在杭州施氏家塾教书时，朱元璋曾向他请教如何取得天下，陶凯告诉他说：“群雄所据地，未可与争，元虽有地，政衰民怨，是空地耳，取之易也”，朱元璋听了他的，造反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成了明朝带头大哥之后，朱元璋非常想将陶凯召至京城做官。他派人带着诏书去请，陶凯避而不见，离家远走，游学湖海。朱元璋大怒，再发谕旨：“陶凯不应诏，可取族人首级回。”族人大惧，派人四处寻找陶凯，为免祸及族人，陶凯只好向朱元璋“投降”：入朝为官。
　　秦裕伯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秦裕伯在元代曾官至福建行省郎中，后来因为战乱避居上海为母亲守丧。朱元璋派人前来请其做官，秦裕伯声称：“食元禄二十余年而背之，不忠也；母丧未终，忘哀而出，不孝也。”后来朱元璋又一次派人征召他，还是被拒绝，这一次，朱元璋给秦裕伯写了一封信，说滨海地区民众好斗，你再这么“坚守不起”，一定会后悔。俗话说：“听锤听声，听鼓听音”，朱元璋将话说到这个程度了，秦裕伯自然不敢再抗拒皇帝的意志，进京做了侍读学士。
　　诏令读书人做官，却屡屡被拒绝，朱元璋火了，他亲自编撰的《御制大诰三编》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没其家不为过。”在这条御制法令的上面就是苏州府姚叔润、王谔不肯出仕而被枭首抄家的案例。
　　草莽皇帝坏坯子
　　士大夫不想为官，原因之一是明初官员工资很低，没有多少经济利益。当时正七品的知县年薪是90石大米，正二品的尚书也不过732石。明朝一石粮食大约相当于今天60公斤，这样折算下来，知县的年收入是一年5400公斤大米，尚书的年薪是43920公斤粮食。这个收入表面看来不算太低，但那时的官员几乎没有职务消费，送往迎来需要自己掏钱；政府的人手也少，官员自请的师爷之类国家不发工资，得官员自己想办法解决；加上许多时候，工资也不全是发的实物，有时还要折成铜钱、纸币之类，这一折就将原本该发的工资折掉了大半。
　　朱元璋是个草莽皇帝，对官员要求非常苛刻，一句话不对头，就廷杖甚至杀戮官员，也让读书人对做官生出了深深的畏惧之心。洪武八年，刑部侍郎茹太素上言时政，与朱元璋观点不合，朱元璋当面质问，茹太素“言多忤触”，朱元璋下令将其“杖于朝”。
　　山东鄄城人李仕鲁是儒生，精通程朱理学，朱元璋最初对他非常欣赏，说过“吾求子久，何见晚也”的话，后来他谏劝朱元璋放弃佛教，朱元璋置之不理，李仕鲁很生气，告老回乡，并将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顿时怒发冲冠，下令将其杀死于御前。前面提到过的陶凯，其结局也同样非常悲惨，因为陶凯曾经拒招，朱元璋始终不信任他，在陶凯当礼部尚书时，他以陶凯部属“误用符验”为借口，将陶凯处死。秦裕伯如果不是没做几年官赶快辞职，加上死得早，估计也可能身首异处。
　　一个社会老是出现做官热自然不是好事，不过，如果某个时代读书人出仕要靠上位者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杀头相威胁，同样不值得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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