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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语录，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很容易想起上个世纪60年代大量出现的红色塑料皮、64开本的“红宝书”——既有《毛主席语录》，也有《鲁迅语录》。的确，语录之盛行，莫过于上述时期。我要介绍的鲁迅语录，自然包括那个时代的出品，但更涉及此前此后出版的类似读物，有的名为语录，有的则采用了“言论辑”、“言论选”、“名言录”、“妙语录”、“箴言”、“语粹”或“鲁迅论××”等名目。
编辑第一本鲁迅语录的荣誉属于雷白文，这位化名编者于1937年10月自印了《鲁迅先生语录》。该书把鲁迅平日所讲、被他人记录的话也予以选录，因为这符合“语录”的本义。扉页上就用一条“鲁迅语录”作题记：“我好像一支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这条语录虽然常见，却非出自鲁迅笔下。它最早见于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所写悼诗，其中所用比喻生动形象，惟缺少一点谦虚精神，如果改成许广平赞颂鲁迅的话就显得恰切。但如果鲁迅确实如此说过，实事求是，反更为难得。许广平所记鲁迅谈话《片断的记述》，该书几乎全部引用。此外，还使用了内山完造、白危、唐弢等的回忆录中所记述的鲁迅谈话。
这本书采用编年体，其结果使有些年份竟然没有一条入选。原因之一，是鲁迅刚刚去世，鲁迅著作出版尚不完整，编者对鲁迅著作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该书将《海上述林》“现实”之部中《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中有一段话作为鲁迅语录，竟把鲁迅编辑的书籍误认作鲁迅的著译。
1940年10月，宋云彬编辑的《鲁迅语录》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编者阐述编辑意图说：“宋朝的理学家有语录，苏联的高尔基也有人替他辑语录，我何妨也来辑一册《鲁迅语录》。”至于体例，它所选只限于《鲁迅全集》，散见于报章杂志的鲁迅谈话及书简中的语句都没有选入。编者还说：“最初选得很谨严，只拣句子简短而意境隽永差不多可以当作格言的，才写下来；后来觉得这个办法不对，重新再选。可是问题来了：有几篇文章，简直语语警辟，句句精炼，把它全篇抄下来吗?那不成其为‘语录’了，中间摘几句吗?则往往首尾不全，使读者看了莫名其妙。取舍之间，颇觉为难。”这段话道出了语录编选的最大难处。
这本32开、220页的《鲁迅语录》共360则。分上下编；上编12个专题，下编8个专题，后附篇目索引。其最大特点，是把整个上编的篇幅都献给了文艺。看子目，分得很细：文艺与现实，文学与革命，旧形式与大众化，连木刻、图画、艺术修养都有。但有些类别分得过细，如中国书、外国书、古书、评选本等。甚至还有“文艺家的联合”一栏，如此专门，一般读者会觉得琐碎。下编比较注重思想、文化、历史、社会。但也有“帝国主义、苏联、托派”这样富有时代特征的题目。有些还很注重意象塑造，如“狗、奴才、流氓、帮闲”。有些题目欠斟酌，如“破坏、革新(革命)、战斗(叫唤、活动)、牺牲”。最后的“杂类”大约是无法归类的，但头几条有关暴君统治，其实可以归入“历史、社会、文化等”一类。
1941年4月由上海激流书店印行的舒士心编《鲁迅语录》，也采用分类法：1、道德、思想、文化；2、解放、改革、反抗；3、文学与艺术；4、给青年的话；5、其他。1946年10月由上海正气书局印行的尤劲编《鲁迅日》，封面上印着“讽刺幽默针对现实”的标语。熟悉经典的读者自然会惊异于这书名的奇拔。鲁迅曾获得“民族魂”的称号，毛泽东曾称之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日》，从书名上把鲁迅提升到圣人的高度。也许因为担心一般读者看不懂，该书加了副标题“一名《鲁迅名言钞》”。该书分为15类。国家，社会，人民，青年，孩子，改革，文化，文学，文艺，文章，文字，女人，书，美术，杂谈。该书第一条选的是《不懂的音译》中的一段话：“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这一条是对旧文明的批评，而非对国家的痛恨，归入“国家”类显然不妥。
此外，还有把鲁迅语录同其他作家语录合编的书，如1943年5月出版的沙夫编《作家语录》，桂林综合出版社版。战时出版物，形式简陋，错字也不少。该书选录中外35位作家的言论，中国均为现代作家，鲁迅居首。鲁迅的语录32则。随便排列下来，也未注明出处。例如“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本是早期的文字，却排在最后，而后期的“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一段话，却排在靠前的位置，显然不是编年的体例。
鲁迅语录在1966年大量出现，是毛主席语录兴盛以后的事。现在见到的较早的版本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的《鲁迅语录》，1967年9月出版。此书封面大小、版式设计和字体与当时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扉页上有红色题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让我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前进!”这段话出自陈伯达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闭幕词。推测起来，这本鲁迅语录有可能是陈伯达指示或主持编写的。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版本，有的叫《鲁迅语录》，有的叫《鲁迅言论录》，有的是自编，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当时出版界已陷入无序状态，一般语录都是非卖品，现在发现惟一一本有定价的语录，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编辑的，定价为0.40元。此外，还有钢板蜡纸誊写本，如青岛市房产局三队革委会宣传组编印的《鲁迅语录》等。
大多数鲁迅语录在卷首引用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及毛主席书写鲁迅诗《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手迹。有的语录封面印的却是毛主席军装像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卷首选用的鲁迅照片大多是“标准照”(50岁生辰照)，鲁迅的手迹一般采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很多语录以毛主席《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代序”。
显然，编印鲁迅语录的主要目的是用鲁迅的话来注解毛泽东思想。有的语录，每部分都引毛主席语录为导语，如四川大学中文系革命委员会、东方红8·26战斗团中文系分团编的语录。连后附的“正误表”也引用了最高指示：“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
几乎每本语录都有关于青年的一部分，无论是鲁迅逝世后，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因为这是一个很保险的题目。鲁迅深受进化论影响，常寄希望于青年。“文革”的主力——红卫兵——都是青年，是鲁迅语录读者的主体。大多数语录就把这部分题名为“青年”，有的则是“青年、妇女、儿童”编在一起，有的叫“激励青年斗志，培育新生力量”，有的则把相关内容编入“俯首甘为孺子牛”部分。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是1966年毛主席给共青团九大的 指示：“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各种狭隘限制中解放出来。”所选条目如《灯下漫笔》中“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按：指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及《无声的中国》中的“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很切合“文革”的主旋律。
“文革”中鲁迅语录、言论的辑印，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一点与一直发行到70年代末的毛主席语录有所不同。70年代初，鲁迅语录的高潮已经过去，而代之以“言论辑”的名目。这类出版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量出现。有的是鲁迅相关文章的选本，有的则是沿用“文革”语录的格式，萃集相关言论，分类编辑。
毛主席语录仍然在鲁迅语录和言论集中挂帅。几乎所有的言论集都以毛泽东评价鲁迅的那段话(三家五最)开篇。但毛泽东有关批孔反儒的言论却很少。鲁迅的批孔言论，一般冠以这样的题目：孔孟之道是“吃人”之道；而批尊孔部分的题目是：孔丘是反动派的“敲门砖”。有的读本，在每一小类前，都加了“编者按”阐述编辑意图。例如鲁迅关于“王道”、“仁政”的言论，“编者按”指出：“林彪猖狂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借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也有的读本在这个问题上对秦始皇大加颂扬。例如，上海组织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有这样的题目：“秦始皇做的是‘大事业”’，后三个加引号的字，是鲁迅的原话，出自《华德焚书异同论》。鲁迅比较了德国纳粹和中国皇帝毁灭文化方法的异同，对二者焚书的行为同样给予谴责。但选辑者只注意五十步和一百步之间的差别。结果，成了鲁迅称赞秦始皇对文化有重大贡献、中国的焚书是英雄的事业了。
通过这些摘引树立起来的鲁迅的批孔形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编辑者和解说者先有一个概念，再来找鲁迅的话加以证明，或者加以变形后套用。有些摘录并不是孔子的本义，也不是鲁迅文章的本义。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扣帽子打棍子，这种倾向比“文革”初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出版的鲁迅语录也很多，略举几种如下：《鲁迅语录》，陈漱渝、耿之涛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篇幅甚大，意图巨细无遗地摘引鲁迅各方面的论述；《鲁迅语录》，单力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后附诗歌，是与“文革”时期的很多语录的类似之处；《鲁迅妙语录》，劳马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重点放在他那独具特色的文笔上。力求反映其文笔之‘妙’”。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文章的选段，而非语录条目；《鲁迅语萃》，钱理群、王乾坤编，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编者力图理出鲁迅思想的发展脉络；《鲁迅箴言录》，廖诗忠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所设类别有“解剖我自己”、“这样的战士”、“挖掘劣根，鞭笞弊端”、“冷眼中的世人与世事”、“文学及文坛及书”等，重点突出鲁迅个人精神生活和独特思想一面；《鲁迅语录》，张晓星编，京华出版社2004年版，每条都加标题，较为醒目，但不免失之繁琐，有的标题也不尽恰当；《鲁迅语录新编》，林贤治编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突出鲁迅的人格魅力和深邃思想及鲁迅话语中的“个人性”。
总之，三十多年来，鲁迅语录在渐渐恢复本来面目，正如鲁迅在实事求是的研究中回复本真。鲁迅说什么，怎样说，应该在语录中准确地表现出来，而不是被断章取义，任意曲解。
2010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鲁迅箴言》，是这类体裁的最新品种。如果同2009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箴言》结合起来看，可以约略说明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个人物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地位及其紧密联系。
该书共分12类，总计365条箴言，显示了编者希望读者将鲁迅箴言月月读、天天读的匠心。鲁迅日常的谈话及未经鲁迅审定的演讲稿没有收录。大约是“箴言”两字规定了编辑思路，编者在有意将其与“语录”区分开来。而每个条目都注明了出处，在学术上也是颇为严谨的。
编者强调鲁迅是中国20世纪新旧文化交替时期出现的文化巨人，这正是鲁迅不同于那些语录已经流传久远的古代圣贤的地方。作为文学家，鲁迅的文字也不同于，理学家、和尚的语录。正如编者所说：“鲁迅文章有呐喊，有譬喻，有寓言，锦言纷至，妙语迭出，即使片段或短句，也能让读者感受到‘鲁迅风’的力量和韵致。”郁达夫在谈及鲁迅文章的特色时，说得很精彩：“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中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
这本书也采用分类法，每个类目都用鲁迅自己的词句，如“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中国的脊梁”、“使所读的书活起来”等。从所分的12类看，鲁迅写人生体验及社会众生相的比较多，谈文艺和读书做文章的也不少。但关于历史和国民性部分，即该书中的“翻开历史一查”、“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批评的内容就比较多；而“中国的脊梁”一类所收正面肯定民族性的言论则不多。这也是新旧交替时代的特色，正是鲁迅的特色。
这本书编者的署名很耐人寻味：编辑说明下面署了“本书编辑组”，版权页上署的是“《鲁迅箴言》编辑组”，比“文革”时期的语录署具体单位如“鲁迅博物馆红色造反队”更多了神秘性。这种只突出鲁迅、不显示编者自己的做法，在当下出版界是少见的。揣测编者的意图，大约是想突出鲁迅著作的文化经典地位。试看儒家的经典《论语》，就并没有署编者之名。
鲁迅在广大读者中仍然是极具吸引力的，其思想的光芒非“文革”时期的歪曲利用所能掩盖。如今，《论语》、《毛泽东箴言》、《鲁迅箴言》都很受欢迎，读者在从中汲取人生智慧的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也定会有所思考。
(本文编辑 钱振文)
编辑第一本鲁迅语录的荣誉属于雷白文，这位化名编者于1937年10月自印了《鲁迅先生语录》。该书把鲁迅平日所讲、被他人记录的话也予以选录，因为这符合“语录”的本义。扉页上就用一条“鲁迅语录”作题记：“我好像一支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这条语录虽然常见，却非出自鲁迅笔下。它最早见于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所写悼诗，其中所用比喻生动形象，惟缺少一点谦虚精神，如果改成许广平赞颂鲁迅的话就显得恰切。但如果鲁迅确实如此说过，实事求是，反更为难得。许广平所记鲁迅谈话《片断的记述》，该书几乎全部引用。此外，还使用了内山完造、白危、唐弢等的回忆录中所记述的鲁迅谈话。
这本书采用编年体，其结果使有些年份竟然没有一条入选。原因之一，是鲁迅刚刚去世，鲁迅著作出版尚不完整，编者对鲁迅著作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该书将《海上述林》“现实”之部中《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中有一段话作为鲁迅语录，竟把鲁迅编辑的书籍误认作鲁迅的著译。
1940年10月，宋云彬编辑的《鲁迅语录》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编者阐述编辑意图说：“宋朝的理学家有语录，苏联的高尔基也有人替他辑语录，我何妨也来辑一册《鲁迅语录》。”至于体例，它所选只限于《鲁迅全集》，散见于报章杂志的鲁迅谈话及书简中的语句都没有选入。编者还说：“最初选得很谨严，只拣句子简短而意境隽永差不多可以当作格言的，才写下来；后来觉得这个办法不对，重新再选。可是问题来了：有几篇文章，简直语语警辟，句句精炼，把它全篇抄下来吗?那不成其为‘语录’了，中间摘几句吗?则往往首尾不全，使读者看了莫名其妙。取舍之间，颇觉为难。”这段话道出了语录编选的最大难处。
这本32开、220页的《鲁迅语录》共360则。分上下编；上编12个专题，下编8个专题，后附篇目索引。其最大特点，是把整个上编的篇幅都献给了文艺。看子目，分得很细：文艺与现实，文学与革命，旧形式与大众化，连木刻、图画、艺术修养都有。但有些类别分得过细，如中国书、外国书、古书、评选本等。甚至还有“文艺家的联合”一栏，如此专门，一般读者会觉得琐碎。下编比较注重思想、文化、历史、社会。但也有“帝国主义、苏联、托派”这样富有时代特征的题目。有些还很注重意象塑造，如“狗、奴才、流氓、帮闲”。有些题目欠斟酌，如“破坏、革新(革命)、战斗(叫唤、活动)、牺牲”。最后的“杂类”大约是无法归类的，但头几条有关暴君统治，其实可以归入“历史、社会、文化等”一类。
1941年4月由上海激流书店印行的舒士心编《鲁迅语录》，也采用分类法：1、道德、思想、文化；2、解放、改革、反抗；3、文学与艺术；4、给青年的话；5、其他。1946年10月由上海正气书局印行的尤劲编《鲁迅日》，封面上印着“讽刺幽默针对现实”的标语。熟悉经典的读者自然会惊异于这书名的奇拔。鲁迅曾获得“民族魂”的称号，毛泽东曾称之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日》，从书名上把鲁迅提升到圣人的高度。也许因为担心一般读者看不懂，该书加了副标题“一名《鲁迅名言钞》”。该书分为15类。国家，社会，人民，青年，孩子，改革，文化，文学，文艺，文章，文字，女人，书，美术，杂谈。该书第一条选的是《不懂的音译》中的一段话：“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这一条是对旧文明的批评，而非对国家的痛恨，归入“国家”类显然不妥。
此外，还有把鲁迅语录同其他作家语录合编的书，如1943年5月出版的沙夫编《作家语录》，桂林综合出版社版。战时出版物，形式简陋，错字也不少。该书选录中外35位作家的言论，中国均为现代作家，鲁迅居首。鲁迅的语录32则。随便排列下来，也未注明出处。例如“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本是早期的文字，却排在最后，而后期的“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一段话，却排在靠前的位置，显然不是编年的体例。
鲁迅语录在1966年大量出现，是毛主席语录兴盛以后的事。现在见到的较早的版本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的《鲁迅语录》，1967年9月出版。此书封面大小、版式设计和字体与当时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扉页上有红色题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让我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前进!”这段话出自陈伯达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闭幕词。推测起来，这本鲁迅语录有可能是陈伯达指示或主持编写的。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版本，有的叫《鲁迅语录》，有的叫《鲁迅言论录》，有的是自编，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当时出版界已陷入无序状态，一般语录都是非卖品，现在发现惟一一本有定价的语录，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编辑的，定价为0.40元。此外，还有钢板蜡纸誊写本，如青岛市房产局三队革委会宣传组编印的《鲁迅语录》等。
大多数鲁迅语录在卷首引用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及毛主席书写鲁迅诗《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手迹。有的语录封面印的却是毛主席军装像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卷首选用的鲁迅照片大多是“标准照”(50岁生辰照)，鲁迅的手迹一般采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很多语录以毛主席《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代序”。
显然，编印鲁迅语录的主要目的是用鲁迅的话来注解毛泽东思想。有的语录，每部分都引毛主席语录为导语，如四川大学中文系革命委员会、东方红8·26战斗团中文系分团编的语录。连后附的“正误表”也引用了最高指示：“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
几乎每本语录都有关于青年的一部分，无论是鲁迅逝世后，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因为这是一个很保险的题目。鲁迅深受进化论影响，常寄希望于青年。“文革”的主力——红卫兵——都是青年，是鲁迅语录读者的主体。大多数语录就把这部分题名为“青年”，有的则是“青年、妇女、儿童”编在一起，有的叫“激励青年斗志，培育新生力量”，有的则把相关内容编入“俯首甘为孺子牛”部分。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是1966年毛主席给共青团九大的 指示：“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各种狭隘限制中解放出来。”所选条目如《灯下漫笔》中“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按：指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及《无声的中国》中的“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很切合“文革”的主旋律。
“文革”中鲁迅语录、言论的辑印，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一点与一直发行到70年代末的毛主席语录有所不同。70年代初，鲁迅语录的高潮已经过去，而代之以“言论辑”的名目。这类出版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量出现。有的是鲁迅相关文章的选本，有的则是沿用“文革”语录的格式，萃集相关言论，分类编辑。
毛主席语录仍然在鲁迅语录和言论集中挂帅。几乎所有的言论集都以毛泽东评价鲁迅的那段话(三家五最)开篇。但毛泽东有关批孔反儒的言论却很少。鲁迅的批孔言论，一般冠以这样的题目：孔孟之道是“吃人”之道；而批尊孔部分的题目是：孔丘是反动派的“敲门砖”。有的读本，在每一小类前，都加了“编者按”阐述编辑意图。例如鲁迅关于“王道”、“仁政”的言论，“编者按”指出：“林彪猖狂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借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也有的读本在这个问题上对秦始皇大加颂扬。例如，上海组织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有这样的题目：“秦始皇做的是‘大事业”’，后三个加引号的字，是鲁迅的原话，出自《华德焚书异同论》。鲁迅比较了德国纳粹和中国皇帝毁灭文化方法的异同，对二者焚书的行为同样给予谴责。但选辑者只注意五十步和一百步之间的差别。结果，成了鲁迅称赞秦始皇对文化有重大贡献、中国的焚书是英雄的事业了。
通过这些摘引树立起来的鲁迅的批孔形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编辑者和解说者先有一个概念，再来找鲁迅的话加以证明，或者加以变形后套用。有些摘录并不是孔子的本义，也不是鲁迅文章的本义。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扣帽子打棍子，这种倾向比“文革”初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出版的鲁迅语录也很多，略举几种如下：《鲁迅语录》，陈漱渝、耿之涛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篇幅甚大，意图巨细无遗地摘引鲁迅各方面的论述；《鲁迅语录》，单力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后附诗歌，是与“文革”时期的很多语录的类似之处；《鲁迅妙语录》，劳马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重点放在他那独具特色的文笔上。力求反映其文笔之‘妙’”。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文章的选段，而非语录条目；《鲁迅语萃》，钱理群、王乾坤编，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编者力图理出鲁迅思想的发展脉络；《鲁迅箴言录》，廖诗忠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所设类别有“解剖我自己”、“这样的战士”、“挖掘劣根，鞭笞弊端”、“冷眼中的世人与世事”、“文学及文坛及书”等，重点突出鲁迅个人精神生活和独特思想一面；《鲁迅语录》，张晓星编，京华出版社2004年版，每条都加标题，较为醒目，但不免失之繁琐，有的标题也不尽恰当；《鲁迅语录新编》，林贤治编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突出鲁迅的人格魅力和深邃思想及鲁迅话语中的“个人性”。
总之，三十多年来，鲁迅语录在渐渐恢复本来面目，正如鲁迅在实事求是的研究中回复本真。鲁迅说什么，怎样说，应该在语录中准确地表现出来，而不是被断章取义，任意曲解。
2010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鲁迅箴言》，是这类体裁的最新品种。如果同2009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箴言》结合起来看，可以约略说明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个人物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地位及其紧密联系。
该书共分12类，总计365条箴言，显示了编者希望读者将鲁迅箴言月月读、天天读的匠心。鲁迅日常的谈话及未经鲁迅审定的演讲稿没有收录。大约是“箴言”两字规定了编辑思路，编者在有意将其与“语录”区分开来。而每个条目都注明了出处，在学术上也是颇为严谨的。
编者强调鲁迅是中国20世纪新旧文化交替时期出现的文化巨人，这正是鲁迅不同于那些语录已经流传久远的古代圣贤的地方。作为文学家，鲁迅的文字也不同于，理学家、和尚的语录。正如编者所说：“鲁迅文章有呐喊，有譬喻，有寓言，锦言纷至，妙语迭出，即使片段或短句，也能让读者感受到‘鲁迅风’的力量和韵致。”郁达夫在谈及鲁迅文章的特色时，说得很精彩：“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中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
这本书也采用分类法，每个类目都用鲁迅自己的词句，如“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中国的脊梁”、“使所读的书活起来”等。从所分的12类看，鲁迅写人生体验及社会众生相的比较多，谈文艺和读书做文章的也不少。但关于历史和国民性部分，即该书中的“翻开历史一查”、“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批评的内容就比较多；而“中国的脊梁”一类所收正面肯定民族性的言论则不多。这也是新旧交替时代的特色，正是鲁迅的特色。
这本书编者的署名很耐人寻味：编辑说明下面署了“本书编辑组”，版权页上署的是“《鲁迅箴言》编辑组”，比“文革”时期的语录署具体单位如“鲁迅博物馆红色造反队”更多了神秘性。这种只突出鲁迅、不显示编者自己的做法，在当下出版界是少见的。揣测编者的意图，大约是想突出鲁迅著作的文化经典地位。试看儒家的经典《论语》，就并没有署编者之名。
鲁迅在广大读者中仍然是极具吸引力的，其思想的光芒非“文革”时期的歪曲利用所能掩盖。如今，《论语》、《毛泽东箴言》、《鲁迅箴言》都很受欢迎，读者在从中汲取人生智慧的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也定会有所思考。
(本文编辑 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