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没有1942年的延安整风，就不会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没有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难以取得国民经济的恢复；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后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判，就不会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就不会有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可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增强党的团结，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不断纠正和克服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中逐渐发展壮大，回顾我们党8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的党内生活无时不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度过的。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中，就党内存在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澄清了一些同志的模糊思想。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同志以大无畏的勇气，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严厉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1927年“八七会议”上，党又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比较彻底地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从而使党顺利地进入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用批评加强党内教育，创造性地解决了党建问题。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并正确分析了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来源和纠正的办法，提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并且特别强调党内批评是增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从而使红军中党的作风建设出现了新的景象。在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我们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使我们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次深刻而系统的批评与自我评的开展，提高了广大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以1942年延安整风为标志，我党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和方针。针对如何处理党外关系问题，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中强调：“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擊，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
　　这次整风运动，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全国胜利前夕，党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同志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評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在赢得全国胜利后，根据党的地位的变化，党中央针对执政后的党容易产生骄傲与懈怠情绪，号召全党继续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并在1950年作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规定了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具体办法，并且把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员的八项条件之一。195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致使我国国民经济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对此，毛泽东同志和一些党中央领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经济指导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给与会同志以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可见，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对我党的思想建设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唯物史观认为思想是在一定社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经产生，它就以其特有的观念形态的方式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反作用。在无产阶级为赢得全社会的民主平等而全力以赴的革命实践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运而生，随着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升为中国共产党治党的理论武器，是共产党人进步的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页。
　　[2]胡锦涛：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组讨论的讲话。原载《就是》2006年第9期。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4]《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引自李传华等：《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全书》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页。
　　作者简介：左娟娟（1985。04）；性别：女，籍贯：山东莱阳，学历：硕士，毕业于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