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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时期，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安徽官绅创办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农垦公司。这些农垦公司开展了开垦荒山荒地、种植农林作物和开展农学教育等农事活动，从而促进了安徽农业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清末；安徽；农垦公司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28-03
一、农垦公司开设的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迫下，被迫打开国门，开放一批通商口岸，中外经济交往开始变得频繁起来。不过，安徽虽然毗邻业已开放的江浙地区，但却地处内陆，与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距离较远，联系不多，安徽的农业经济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微弱。直到1877年才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安徽“据长江之中”，“雄富虽亚于汉、沪，而游历之客轮舰之往来”，“道必经于是”[1]。因此英国迫切想在安徽境内开放商埠。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实现了英国多年以来的夙愿，芜湖被增开为通商口岸。芜湖的开埠，不仅给安徽提供了一个直接与外国交往联系的窗口，而且便利了列强对安徽进行经济侵略，对耕织结合的自给性小农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导致其开始走向解体。如宁国县“男妇不务蚕织”，“百物所需皆仰给于他人”[2]。霍山县在“咸同以前乡民多有制机织布者，名家机布今已无传”，“制造悉资外人”[3]。
随着耕织结合的自给性小农经济的逐步解体，列强对原料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安徽的农业生产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商品性农业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除了水稻、茶叶和棉花以外，蚕桑、烟草、麻等作物都在市场扩大的情况下有了更大规模的种植。如蚕桑的种植，在不少地方官员的提倡下和蚕利的作用下，得到一定的推广。如石埭县“山多田少，田禾以外，以蚕桑最为先务。兹由本县自行捐廉购到湖桑五万株，不取民间分文，分给里乡一万四千株，外乡三万六千株，发由各该都董转给领户[4]；怀宁县“桑多野生，昔年蚕缫之事百家一二。清光绪间省长官创设桑园，由江浙运桑秧栽于城之东郊，使人习养蚕缫丝诸法并迭经出示劝导，风气渐开，邑人仿而栽者”，“不下数十家”[5]。滁州“向无蚕事，乱后养蚕颇多”。再如烟叶，在很多州县都有种植。凤阳县“近城一带，所产烟叶，较他处为佳。七八月间，商贩四集，贫民颇资以佐食用之缺”；宿松县“当有清中叶东南两乡居民各就高阜地土试种烟草，续种植愈广”，甚至种植棉花之地“续以改种烟草”[6]。
与此同时，战乱之后的安徽荒山荒地很多，亟需开垦种植，以增加政府收入。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爆发，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戮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皖南广德、建平等处，兵燹后人烟稀少、田野荒芜”。“迨乱事敉平，生者寥寥，昔日良田美园，当时则变为荒原旷场，无复有人过问矣”[4]。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复额田赋，清政府对“自咸丰十年起至同治三年止，民欠钱粮一概补行豁免”，以抒民力[7]。从而促进了安徽农业生产的恢复，如全椒县“咸丰乱后，客商星散、土著什不存三、四，田多而人少。故数十年来，邻县如合肥、潜山等客民，多侵入其间，或佃田，或垦山，颇获厚利”。皖南广德、建平等地，兵燹后“当道出示招徕，客民之开垦而来者四方响应。迄今二十余年，纳税征租，良田尽辟”[4]。不过，由于战乱对农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荒地荒山仍然很多。如“皖北地本贫瘠，当发捻乱时最受其冲，困于兵革最久，数十年来凋残之状犹未复元”[8]。皖南不少州县也存在荒山荒地，如石埭县“迄今（1900年）未垦之地尚十之四”[4]。“顾自兵燹以后，田赋至今（1906年之前，笔者注）未能复额”[1]。
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和财政危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全国各地官绅创办农垦公司以振兴农林实业之举积极支持。不仅相继成立了商部和农工商部，而且“为振兴农政起见”，“特电各省将军督抚添设垦牧树艺公司，以冀广辟利源”[9]。与此同时，有人奏称安徽“积荒待辟，亟宜筹设公司推广开垦以兴农业”[10]。安徽地方当局也进一步认识到农垦公司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巡抚朱家宝即认为“皖省素称贫瘠，大江南北，旷土甚多，……非广集公司，取资众力，不足以辟荒芜而臻富庶”[11]。
二、农垦公司开设的情况
安徽最初出现的农垦公司是在安徽地方当局的直接支持下组织成立的，创办人为具有官衔的官府令委。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遵旨督率各属筹办农桑种植，由候补知州彭名保等于安庆省城外宽阔官地韧日新蚕桑公司，兼设蒙学馆以教农家子弟”[12]。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安徽万方卿大令，奉委集股创设开垦公司”，“购买荒田，耕桑之外，兼种竹、木、棉、麻”，“闻所购田地约三千余顷”[4]。
为进一步发挥农垦公司开垦荒地、振兴农林实业的作用，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安徽地方当局直接投资创立农垦公司。如安徽巡抚聂缉椝在1904年奏设农工公司，筹拨官股四万元，从事垦荒。“经皖绅禀准在省垣对江东流县属八都湖地方兴办垦务，设立安阜农务公司，集股试办”，并公举刘廷凤为总理，赵继椿、陈树涵等人为协理，后巡抚冯煦命郭重光为督办，“将官民荒地按亩丈量绘图详报”；朱家宝抵任安徽巡抚后，该公司称“查全圩地势纵长”，“其中荒熟地约共六七万亩，官荒地亩照案缴价领垦，民业荒地遵照定章或以地入股，或认缴堤费，或领价售归公司”，“现计归公司任垦者约二万余亩，其余民荒及滨江熟地尚约四万余亩”[11]。
同时，安徽地方当局还不断饬令各州县地方官劝谕殷实士绅集股开办农垦公司。如东流县令在巡抚冯煦的饬令下，会同富绅清查完荒山田亩之后，即拟将荒地分设公司，劝谕富绅集股款开垦[13]。专管农林实业的垦牧树艺总局和劝业道则为农垦公司注册备案，保护农垦公司的成立与发展。所以，在安徽地方当局的支持下，安徽官绅积极投资创办农垦公司，农垦公司有了较快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数量的增加，资本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如“芜湖万顷湖垦荒之事业已告竣，所开之地多至六万余亩。现在招人认领，每亩收洋银三元，有甲乙丙三公司，各领一万亩，桐邑宰叶大令则劝令邑绅集股三万元，承垦一万顷。怀邑宰丁大令亦集股三万元，已于日前赴芜定额一万亩”[14]。1904年底，安徽省商务议员刘世衔奏准筹办贵池垦务公司，公司“设在贵池之黄湓镇，占地共计十万亩左右”，“股本拟集二十万两，每股银一百两，分为两千股”。“订有公司章程八条”[15]。 其次表现在农垦公司出现地域的扩大。19世纪末叶，安徽的农垦公司只是零星出现在个别州县，创办人是具有官衔的官府令委。到了20世纪清末新政开始后，农垦公司遍布安徽南北，且大多为普通绅民所办。如在皖南地区，青阳植本垦务公司设在“青阳县北门外之焦家埠紫竹果”，“股银二万两，每股二千两”，拨垦荒地四百余亩，“另贾熟田约一百亩，皆系种稻，择其高处冬令可以栽万余株”，“公司实为振兴地利，开通风气而设”。建平垦务公司设在“建平县西乡花赛圩，有田六千余亩”，“集股洋四万元，每股四百元”，“因近年来米价翔贵由于农务日驰是以集股兴办”。“宁国府建平县地方荒地极多，前经浙绅凌赓麴约同刘杨二君创立树艺公司，先集资一万元，定名大牲公司，就该县南乡上柏堡地方购地四千余亩，栽植各种树木”[16]。“泾县阖邑田地共三千三百六十四顷七十六亩，除熟田一千九百零九顷九十二亩外，其余一千四百五十四顷八十三亩均未开垦，兹由该邑绅士集合股本妥订章程创设农林有限公司，业已禀请县令详报皖抚查核立案”[17]。此外还有绅民杜际辰在1907年开设的太平厚生树艺公司、1903年官绅合办的南陵茂林树艺公司、绅民夏国梁在1906年开设的青阳培厚树艺公司、绅民夏翊辰在1907年开设的芜湖启民垦务公司、以及绅民毕保东在1908年开设的铜陵大通农林畜养公司等[1]。
与皖南相比，皖中皖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虽然相对较差，但也出现了一定数目的农垦公司。如“职商刘体智纠集资本请领泗州洪泽湖荒滩，拟开办垦务公司，具禀农工商部咨行皖抚查明于地方情形是否有无窒碍”，“据御史刘隙曾呈称职商刘体智请开泗州垦务公司关系凤泗淮扬四府州民生利害非浅，应请转饬勒石永禁，以维公益”[18]。“皖绅赵太史曾重等前曾创立农工公司，承任两业学务并由官拨款四万元，充作公司股本”[19]。“凤台县垦务公司张嵩生禀遵章筹集股本，缴价领垦该县钱家湖荒地”[20]。皖北蒙城和涡阳等县“均属边壤，惟该处土地膏腴，为天然农业之乡”。而“该处绅董张筱亭等前曾远历重洋考求农业，兹返国后毅然以振兴农业自任，爰集当地热心富绅，纠股开办农业肥料公司，拟具章程呈请劝业道转详立案”[21]。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绅民殷保彝在1906年开设的桐城恒丰垦植公司、绅民王希仲在1907年开设的太湖开源农务公司、绅民耿善举和王牧云在1908年分别开设的巢县敏树牧植公司和凤阳发轫垦务公司等[1]。
三、农垦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农垦公司成立后，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积极开垦荒山荒地、种植各种农林作物和开展一定的农学教育等农事活动。
1.开垦荒山荒地。安徽荒山荒地颇多，各地官府为了尽地利而裕田赋，积极鼓励各地绅民开垦荒地。农垦公司因此在集股创办后无不以开垦荒山荒地为本公司的首要农事活动。如“宣城县职绅吕志元等以该邑自兵燹承平后，官民荒田极多，近来虽有热心农政绅商缴价领垦，然宣城境内核计荒芜田土仍属不少，每多外省人民觊觎藉领垦为名，致滋纠葛，激成他变。日前该绅等招集巨款，拟创立振宣树艺公司，凡宣境荒山田土，该公司均可领垦种植森林以兴实业而杜纷扰，刻已禀请皖抚咨部给照”[22]。“无为州高绅慕德集资八千金在福凝洲购荒地万余亩，逐渐开垦”。
2.种植农林作物。农垦公司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其生产的农产品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因此，农垦公司主要是大规模种植蚕桑、茶、麻、棉花等经济作物，以满足市场需要。如宁国府建平县的大牲树艺公司“种成桐树六万株，湖桑一万八千株，乌桕树四万株，茶树三万株，建茶子一万株，桥树一万株，其余桃李诸果尚拟逐渐扩充，每亩种七八十株，四千亩可种三十万株，三年后每株结实值洋一分，岁计三千元，五六年加三四五倍不等，岁值万余元”[22]。
3.开展农学教育。农垦公司不仅积极进行荒山荒地的开垦，农林作物的种植，而且对农学教育也积极开展。如皖绅赵太史曾重等创办的农工公司以“每年应得利息作为学费，嗣以公司尚未发达，学堂经费浩繁，息款无多，不敷甚巨，一时未能开办，直至丙午冬间开始设法先开农工实业预科，俟两年毕业后，升入本科，所有开办常年经费暂就积存及岁入息款撙节开支，经费稍裕再行扩充”[19]。安徽商务议员刘世衔奏准筹办贵池垦务公司“以振兴农业为要务，使县境之内荒弃地段渐就繁殖以裕生计，并拟公司办成后，酌提数成为资助小学农学之用”，并计划“筹立农务学堂试验以期进步”[15]。
四、农垦公司对清末安徽农业的影响
农垦公司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它的出现肯定会对清末安徽农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首先，促进了安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在1895年至1911年期间，安徽地方当局切实鼓励绅民投资集股开办农垦公司，有力促进了安徽农业的恢复发展。仅在《皖政辑要》上记载的农垦公司就有二十三家[1]。此外，宣城、建平、南陵、休宁、东流等州县绅民集股创立了为数不少的农垦公司，开垦了大量的荒山荒地，大规模种植蚕桑、茶树、桐树和松竹等农林作物[12]，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其次，促进了安徽农业的进步，使安徽农业初步具有了近代色彩。农垦公司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的，在生产的过程中对近代农业技术知识较为重视，注意农业种植的改良，生产的农产品也以满足市场需求为主，这不仅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而且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模式，冲击了封建租佃制度，同时，农垦公司所开展的农学教育活动，则培养了新式的农业人才，为清末安徽农业生产队伍带来了新力量，从而促进了安徽和近代农业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煦.皖政辑要[M].合肥：黄山书社，2005.1，793， 794-795.
〔2〕工式典.民国宁国县志·政治志下·风俗[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18.
〔3〕秦达章，何国祐.霍山县志·地理志·物产[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9.
〔4〕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Z].北京：三联书店，1957.884-885，171-172，162， 225.
〔5〕舒景蘅.民国怀宁县志卷六·物产[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10.
〔6〕俞庆澜，刘昂.民国宿松县志（一）·实业志[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68.
〔7〕汪克让，汪文鼎.民国全椒县志·卷六食货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80-81.
〔8〕皖绅郭鸿仪等募赈函[N].申报，1907-01-01.
〔9〕饬设树牧公司[N].大公报，1908-10-06.
〔10〕世续，等.大清宣统政纪实录·卷5[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影印，1970.25.
〔11〕安徽巡抚奏报农工公司办理情形折[N].商务官报，1909（24）.
〔12〕刘锦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9·实业考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1255，11245.
〔13〕集股开办垦务[N].申报，1907-11-17.
〔14〕承垦荒地[N].申报，1904-12-04.
〔15〕安徽农工商情形纪略[N].商务官报，1906（16）；商部甲辰年纪事表[N].大公报，1905-02-24.
〔16〕栽植树木之利益[N].申报，1910-08-13.
〔17〕创设农林有限公司[N].申报，1908-07-09.
〔18〕咨查垦务公司开办情形[N].申报，1909-11-15.
〔19〕开设垦务公司[N].申报，1909-04-04.
〔20〕皖北肥料公司之组织[N].申报，1909-04-18.
〔21〕宣城绅士创立树艺公司[N].申报，1910-12-13.
〔22〕栽植树木之利益[N].申报，1910-08-13.
（责任编辑 赛汉）
关键词：清末；安徽；农垦公司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28-03
一、农垦公司开设的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迫下，被迫打开国门，开放一批通商口岸，中外经济交往开始变得频繁起来。不过，安徽虽然毗邻业已开放的江浙地区，但却地处内陆，与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距离较远，联系不多，安徽的农业经济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微弱。直到1877年才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安徽“据长江之中”，“雄富虽亚于汉、沪，而游历之客轮舰之往来”，“道必经于是”[1]。因此英国迫切想在安徽境内开放商埠。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实现了英国多年以来的夙愿，芜湖被增开为通商口岸。芜湖的开埠，不仅给安徽提供了一个直接与外国交往联系的窗口，而且便利了列强对安徽进行经济侵略，对耕织结合的自给性小农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导致其开始走向解体。如宁国县“男妇不务蚕织”，“百物所需皆仰给于他人”[2]。霍山县在“咸同以前乡民多有制机织布者，名家机布今已无传”，“制造悉资外人”[3]。
随着耕织结合的自给性小农经济的逐步解体，列强对原料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安徽的农业生产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商品性农业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除了水稻、茶叶和棉花以外，蚕桑、烟草、麻等作物都在市场扩大的情况下有了更大规模的种植。如蚕桑的种植，在不少地方官员的提倡下和蚕利的作用下，得到一定的推广。如石埭县“山多田少，田禾以外，以蚕桑最为先务。兹由本县自行捐廉购到湖桑五万株，不取民间分文，分给里乡一万四千株，外乡三万六千株，发由各该都董转给领户[4]；怀宁县“桑多野生，昔年蚕缫之事百家一二。清光绪间省长官创设桑园，由江浙运桑秧栽于城之东郊，使人习养蚕缫丝诸法并迭经出示劝导，风气渐开，邑人仿而栽者”，“不下数十家”[5]。滁州“向无蚕事，乱后养蚕颇多”。再如烟叶，在很多州县都有种植。凤阳县“近城一带，所产烟叶，较他处为佳。七八月间，商贩四集，贫民颇资以佐食用之缺”；宿松县“当有清中叶东南两乡居民各就高阜地土试种烟草，续种植愈广”，甚至种植棉花之地“续以改种烟草”[6]。
与此同时，战乱之后的安徽荒山荒地很多，亟需开垦种植，以增加政府收入。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爆发，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戮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皖南广德、建平等处，兵燹后人烟稀少、田野荒芜”。“迨乱事敉平，生者寥寥，昔日良田美园，当时则变为荒原旷场，无复有人过问矣”[4]。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复额田赋，清政府对“自咸丰十年起至同治三年止，民欠钱粮一概补行豁免”，以抒民力[7]。从而促进了安徽农业生产的恢复，如全椒县“咸丰乱后，客商星散、土著什不存三、四，田多而人少。故数十年来，邻县如合肥、潜山等客民，多侵入其间，或佃田，或垦山，颇获厚利”。皖南广德、建平等地，兵燹后“当道出示招徕，客民之开垦而来者四方响应。迄今二十余年，纳税征租，良田尽辟”[4]。不过，由于战乱对农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荒地荒山仍然很多。如“皖北地本贫瘠，当发捻乱时最受其冲，困于兵革最久，数十年来凋残之状犹未复元”[8]。皖南不少州县也存在荒山荒地，如石埭县“迄今（1900年）未垦之地尚十之四”[4]。“顾自兵燹以后，田赋至今（1906年之前，笔者注）未能复额”[1]。
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和财政危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全国各地官绅创办农垦公司以振兴农林实业之举积极支持。不仅相继成立了商部和农工商部，而且“为振兴农政起见”，“特电各省将军督抚添设垦牧树艺公司，以冀广辟利源”[9]。与此同时，有人奏称安徽“积荒待辟，亟宜筹设公司推广开垦以兴农业”[10]。安徽地方当局也进一步认识到农垦公司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巡抚朱家宝即认为“皖省素称贫瘠，大江南北，旷土甚多，……非广集公司，取资众力，不足以辟荒芜而臻富庶”[11]。
二、农垦公司开设的情况
安徽最初出现的农垦公司是在安徽地方当局的直接支持下组织成立的，创办人为具有官衔的官府令委。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遵旨督率各属筹办农桑种植，由候补知州彭名保等于安庆省城外宽阔官地韧日新蚕桑公司，兼设蒙学馆以教农家子弟”[12]。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安徽万方卿大令，奉委集股创设开垦公司”，“购买荒田，耕桑之外，兼种竹、木、棉、麻”，“闻所购田地约三千余顷”[4]。
为进一步发挥农垦公司开垦荒地、振兴农林实业的作用，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安徽地方当局直接投资创立农垦公司。如安徽巡抚聂缉椝在1904年奏设农工公司，筹拨官股四万元，从事垦荒。“经皖绅禀准在省垣对江东流县属八都湖地方兴办垦务，设立安阜农务公司，集股试办”，并公举刘廷凤为总理，赵继椿、陈树涵等人为协理，后巡抚冯煦命郭重光为督办，“将官民荒地按亩丈量绘图详报”；朱家宝抵任安徽巡抚后，该公司称“查全圩地势纵长”，“其中荒熟地约共六七万亩，官荒地亩照案缴价领垦，民业荒地遵照定章或以地入股，或认缴堤费，或领价售归公司”，“现计归公司任垦者约二万余亩，其余民荒及滨江熟地尚约四万余亩”[11]。
同时，安徽地方当局还不断饬令各州县地方官劝谕殷实士绅集股开办农垦公司。如东流县令在巡抚冯煦的饬令下，会同富绅清查完荒山田亩之后，即拟将荒地分设公司，劝谕富绅集股款开垦[13]。专管农林实业的垦牧树艺总局和劝业道则为农垦公司注册备案，保护农垦公司的成立与发展。所以，在安徽地方当局的支持下，安徽官绅积极投资创办农垦公司，农垦公司有了较快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数量的增加，资本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如“芜湖万顷湖垦荒之事业已告竣，所开之地多至六万余亩。现在招人认领，每亩收洋银三元，有甲乙丙三公司，各领一万亩，桐邑宰叶大令则劝令邑绅集股三万元，承垦一万顷。怀邑宰丁大令亦集股三万元，已于日前赴芜定额一万亩”[14]。1904年底，安徽省商务议员刘世衔奏准筹办贵池垦务公司，公司“设在贵池之黄湓镇，占地共计十万亩左右”，“股本拟集二十万两，每股银一百两，分为两千股”。“订有公司章程八条”[15]。 其次表现在农垦公司出现地域的扩大。19世纪末叶，安徽的农垦公司只是零星出现在个别州县，创办人是具有官衔的官府令委。到了20世纪清末新政开始后，农垦公司遍布安徽南北，且大多为普通绅民所办。如在皖南地区，青阳植本垦务公司设在“青阳县北门外之焦家埠紫竹果”，“股银二万两，每股二千两”，拨垦荒地四百余亩，“另贾熟田约一百亩，皆系种稻，择其高处冬令可以栽万余株”，“公司实为振兴地利，开通风气而设”。建平垦务公司设在“建平县西乡花赛圩，有田六千余亩”，“集股洋四万元，每股四百元”，“因近年来米价翔贵由于农务日驰是以集股兴办”。“宁国府建平县地方荒地极多，前经浙绅凌赓麴约同刘杨二君创立树艺公司，先集资一万元，定名大牲公司，就该县南乡上柏堡地方购地四千余亩，栽植各种树木”[16]。“泾县阖邑田地共三千三百六十四顷七十六亩，除熟田一千九百零九顷九十二亩外，其余一千四百五十四顷八十三亩均未开垦，兹由该邑绅士集合股本妥订章程创设农林有限公司，业已禀请县令详报皖抚查核立案”[17]。此外还有绅民杜际辰在1907年开设的太平厚生树艺公司、1903年官绅合办的南陵茂林树艺公司、绅民夏国梁在1906年开设的青阳培厚树艺公司、绅民夏翊辰在1907年开设的芜湖启民垦务公司、以及绅民毕保东在1908年开设的铜陵大通农林畜养公司等[1]。
与皖南相比，皖中皖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虽然相对较差，但也出现了一定数目的农垦公司。如“职商刘体智纠集资本请领泗州洪泽湖荒滩，拟开办垦务公司，具禀农工商部咨行皖抚查明于地方情形是否有无窒碍”，“据御史刘隙曾呈称职商刘体智请开泗州垦务公司关系凤泗淮扬四府州民生利害非浅，应请转饬勒石永禁，以维公益”[18]。“皖绅赵太史曾重等前曾创立农工公司，承任两业学务并由官拨款四万元，充作公司股本”[19]。“凤台县垦务公司张嵩生禀遵章筹集股本，缴价领垦该县钱家湖荒地”[20]。皖北蒙城和涡阳等县“均属边壤，惟该处土地膏腴，为天然农业之乡”。而“该处绅董张筱亭等前曾远历重洋考求农业，兹返国后毅然以振兴农业自任，爰集当地热心富绅，纠股开办农业肥料公司，拟具章程呈请劝业道转详立案”[21]。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绅民殷保彝在1906年开设的桐城恒丰垦植公司、绅民王希仲在1907年开设的太湖开源农务公司、绅民耿善举和王牧云在1908年分别开设的巢县敏树牧植公司和凤阳发轫垦务公司等[1]。
三、农垦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农垦公司成立后，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积极开垦荒山荒地、种植各种农林作物和开展一定的农学教育等农事活动。
1.开垦荒山荒地。安徽荒山荒地颇多，各地官府为了尽地利而裕田赋，积极鼓励各地绅民开垦荒地。农垦公司因此在集股创办后无不以开垦荒山荒地为本公司的首要农事活动。如“宣城县职绅吕志元等以该邑自兵燹承平后，官民荒田极多，近来虽有热心农政绅商缴价领垦，然宣城境内核计荒芜田土仍属不少，每多外省人民觊觎藉领垦为名，致滋纠葛，激成他变。日前该绅等招集巨款，拟创立振宣树艺公司，凡宣境荒山田土，该公司均可领垦种植森林以兴实业而杜纷扰，刻已禀请皖抚咨部给照”[22]。“无为州高绅慕德集资八千金在福凝洲购荒地万余亩，逐渐开垦”。
2.种植农林作物。农垦公司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其生产的农产品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因此，农垦公司主要是大规模种植蚕桑、茶、麻、棉花等经济作物，以满足市场需要。如宁国府建平县的大牲树艺公司“种成桐树六万株，湖桑一万八千株，乌桕树四万株，茶树三万株，建茶子一万株，桥树一万株，其余桃李诸果尚拟逐渐扩充，每亩种七八十株，四千亩可种三十万株，三年后每株结实值洋一分，岁计三千元，五六年加三四五倍不等，岁值万余元”[22]。
3.开展农学教育。农垦公司不仅积极进行荒山荒地的开垦，农林作物的种植，而且对农学教育也积极开展。如皖绅赵太史曾重等创办的农工公司以“每年应得利息作为学费，嗣以公司尚未发达，学堂经费浩繁，息款无多，不敷甚巨，一时未能开办，直至丙午冬间开始设法先开农工实业预科，俟两年毕业后，升入本科，所有开办常年经费暂就积存及岁入息款撙节开支，经费稍裕再行扩充”[19]。安徽商务议员刘世衔奏准筹办贵池垦务公司“以振兴农业为要务，使县境之内荒弃地段渐就繁殖以裕生计，并拟公司办成后，酌提数成为资助小学农学之用”，并计划“筹立农务学堂试验以期进步”[15]。
四、农垦公司对清末安徽农业的影响
农垦公司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它的出现肯定会对清末安徽农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首先，促进了安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在1895年至1911年期间，安徽地方当局切实鼓励绅民投资集股开办农垦公司，有力促进了安徽农业的恢复发展。仅在《皖政辑要》上记载的农垦公司就有二十三家[1]。此外，宣城、建平、南陵、休宁、东流等州县绅民集股创立了为数不少的农垦公司，开垦了大量的荒山荒地，大规模种植蚕桑、茶树、桐树和松竹等农林作物[12]，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其次，促进了安徽农业的进步，使安徽农业初步具有了近代色彩。农垦公司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的，在生产的过程中对近代农业技术知识较为重视，注意农业种植的改良，生产的农产品也以满足市场需求为主，这不仅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而且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模式，冲击了封建租佃制度，同时，农垦公司所开展的农学教育活动，则培养了新式的农业人才，为清末安徽农业生产队伍带来了新力量，从而促进了安徽和近代农业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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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集股开办垦务[N].申报，190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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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安徽农工商情形纪略[N].商务官报，1906（16）；商部甲辰年纪事表[N].大公报，1905-02-24.
〔16〕栽植树木之利益[N].申报，1910-08-13.
〔17〕创设农林有限公司[N].申报，1908-07-09.
〔18〕咨查垦务公司开办情形[N].申报，1909-11-15.
〔19〕开设垦务公司[N].申报，1909-04-04.
〔20〕皖北肥料公司之组织[N].申报，1909-04-18.
〔21〕宣城绅士创立树艺公司[N].申报，1910-12-13.
〔22〕栽植树木之利益[N].申报，1910-08-13.
（责任编辑 赛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