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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百家讲坛”节目之后，许多地方电视台也纷纷效仿，各类“讲坛”热闹开讲。笔者发现，这类节目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讲人综合素质的高低，因此，笔者仅就这类节目主讲人的素质要求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主讲人应当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作为一个电视节目的主讲人，在他走上电视“讲坛”的时候，其普通话水平的要求就应当与电视媒体的要求相匹配。因此，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就是对“讲坛”类节目主讲人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求。什么样的普通话才算“标准”的普通话呢?这里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按照目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其他部门制定颁布的《普通话测试等级标准(试行)》规定，凡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到一级水平的人，其普通话水平就达到了“标准级”。按照目前有关规定，省级以上电视台的主持人應达到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一级水平，也就是说普通的“标准级”水平，这个要求也应当适用于“讲坛”类节目的主讲人。笔者认为，如果主讲人达不到这个标准，应当采取“一票否决制”，将其摒除于“讲坛”之外。这个要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还有些苛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当可以满足。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许多主讲人都达到了这一标准，比如讲“论语心得”的北师大教师于丹，讲“金庸武侠小说欣赏”的北大教师孔庆东，讲“史记”的河南大学教师王立群，他们均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当然，即便是“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有一些是达不到这一要求的，地方台的“讲坛”类节目主讲人普通话平均水平一般来讲比中央电视台要低一些。
主讲人应当有丰厚的学术素养
作为一个电视节目的主讲人，当他走上电视“讲坛”的时候，他面对的就不仅是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学生，而是亿万电视观众。因此，他的学术素养是否丰厚，是要经过亿万观众检验的。某些学富五车的教授专家在走上“讲坛”之前，在他所在的地区或行业还算得上是个“人物”，对他的讲授赞赏的多，批评的少。但是，当他走上“讲坛”之后，往往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电视观众寄来的许多“挑毛病”的来信。这些来信对他的批评，往往使他难以接受。
俗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没有丰厚的学术素养，最好不要贸然地走上电视“讲坛”。广大电视观众的聪明智慧加起来就是一个其大无边的知识海洋，你自己如果没有一点真本事，那么广大电视观众就可能把你轰下“讲坛”。反过来说，只要你有丰厚的学术素养。观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是会为你精彩的讲授鼓掌叫好的。
主讲人应有个性化的“言语”风格
既然是“讲坛”类节目，其主要表达手段还是语言材料。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就是“言语”。同一种语言，不同的人使用起来就会产生不同的言语风格，不同的言语风格的表达效果也是各不相同的。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同一件事情，有的人说出来，别人愿意听；有的人说出来，别人就不愿意听。在学校里也有这样的现象，同样的课文，有的老师讲起来妙语连珠，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有的老师讲起来，便味同嚼蜡，学生们听起来昏昏欲睡。造成上述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言语风格不同所致。
“讲坛”类节目主讲人在言语风格上要求应当比一般教师高。不仅要有自己的言语风格，而且这种风格还要极具“个性化”，应该是别人不可模仿的。言语风格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有先天的禀赋，也有后天的修养，二者相加才有可能形成自己鲜明的言语风格。有些人虽然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由于先天素质好和后天的勤奋努力，其言语风格极具个性化魅力。比如，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讲坛”类节目主讲人的言语风格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应当是“百花齐放”的，不应该太单一。风格太单一是会使观众厌倦的，只有“百花齐放”才会使人常看常新。在这一方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做得比较好。这个节目许多主讲人言语风格多样，特色鲜明。比如易中天的生动幽默，于丹的庄重典雅，孔庆东的深厚凝重，王立群的朴实流畅，均形成了独特的言语风格。他们的言语风格均具有不可模仿性，这样“百花齐放”的言语风格能够深深地打动观众，紧紧地抓住观众。
主讲人应当注意仪表和姿态
既然是电视“讲坛”，就应该注重电视这个媒体的特殊性，同传统的广播比较起来，电视媒体除了具有广播诉诸听觉的特色之外。还有一个诉诸视觉的特色。传统广播媒体的演播人员与听众之间无视觉交流，观众对他们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因些。演播人员只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声音材料的处理上就可以了，仪表和姿态可以不讲究。但是电视媒体的演播人员不仅需要“出声”，还需要“出镜”，他们就不得不注重自己的仪表和姿态问题。因此，电视“讲坛”类节目的主讲人除了应当注意自己的语言功力之外，还应当注意自己的仪表和姿态。要做到落落大方，自然得体。应当从哪些方面注意自己的仪表和姿态呢?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形象定位。既然是主讲人，就要有一个主讲人的样子，在衣着打扮、举手投足等方面要更像一个教师，而不应当像一个文艺明星，也不应当像一个民间说书艺人。他的仪表和姿态的基调瘦当是朴实、简洁、庄重，而不应当是奢华、复杂、轻浮。其次，既然上了电视，就应该比平时进课堂时更讲究一些，就不能像平时上课那样。随便穿件外套，夹个公文包，漫不经心地走上讲台就开讲。适当地化化淡妆，做做发型，讲究点衣着打扮也是很有必要的。说句实在话，应当对得起观众。再次，在节目进行时，还要注意适当运用一些肢体语言和面目表情，就像毛泽东主席生前曾提倡的那样“以姿势助说话”，以取得很好的视听表达效果。在这方面，有些主讲人做得比较好，比如，复旦大学教师钱文忠，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于丹，在肢体语言和面目表情的处理上均比较自然得体，为其讲授增色不少。但也有少数主讲人做得不好。两手往讲台上一撑就像钉在桌子上一般，轻易是不会挪动一下的，显得僵硬、呆板，面部表情也极不自然。尽管他们讲授的内容很丰富，语言功底也不错，但这种仪表姿态使人感到不自在。
主讲人应当有创新精神
这个要求似乎太高，也太虚，有人也许会说，任何行业的人都应该有创新精神。不错，创新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不同行业的人，创新精神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对电视“讲坛”类节目主讲人而言，他一般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扬创新精神：
第一，应当在讲授内容的选取上有创新精神，不应当将前人的学术成果原封不动地拿来讲授，而应当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所选择，有所扬弃。组织好自己的讲授内容。
第二，应当在学术观点上有所刨新，不能人云亦云，要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比如，别人说曹操是奸贼，他就不能跟着讲曹操是奸贼，他应该多讲讲曹操也有雄才大略，文采飞扬的光辉一面。别人说诸葛亮像神仙，他就不能简单地讲诸葛亮如何神机妙算，而应该多讲讲诸葛亮也有失算的时候。
第三，应当在讲述方法上有所创新，不应该照搬自己在课堂上的讲授方法，像老和尚念经似的一成不变地宣讲，而应当充分运用电视媒体的图文并茂的特点，运用画面的切换、配音配像、影视资料的插人等手段，使讲授变得丰富多彩，打动人心。
第四，应当在讲授的切入点上有所创新。比如同样讲“三国”，易中天的切人点在一个“品”字上，这个切入点选好了，就讲出了特色。既然是“品”，就有自己的独特“品评”，既不同于大学教师讲三国历史，也不同于民间艺人说“三国故事”。同样讲“论语”，于丹的切人点主要在讲“心得”上，这个切入点使她能够以一个女性教师的独特视点，细腻地讲解自己对“论语”的“心得”，娓娓道来，深入浅出，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同样讲“西游记”，钱文忠的切人点在“玄奘”西游记，而不是“唐三藏”西游记。这样就可以讲一些普通观众闻所未闻的故事情节，再夹杂一些中国人听不懂，印度人听了也费劲的古印度梵语词汇和句子，使观众有一种新鲜感。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既普及知识，又娱乐大众的电视“讲坛”类栏目，它的出现使许多学者走出了书房，走上了电视；也让广大观众了解了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使学者专家与广大电视观众在一个更好的平台上进行交流互动。观众也打破了对某些领域的神秘感，不再感到自己孤陋寡闻。它的出现为丰富电视节目的内容和形式，提高广大观众的文化素养，起了良好的作用。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大观众的欣赏水平越来越高，对这类节目主讲人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如果主讲人不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观众是不会满意的。如果失去了观众，这类节目的前景就不会一片光明。
主讲人应当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作为一个电视节目的主讲人，在他走上电视“讲坛”的时候，其普通话水平的要求就应当与电视媒体的要求相匹配。因此，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就是对“讲坛”类节目主讲人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求。什么样的普通话才算“标准”的普通话呢?这里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按照目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其他部门制定颁布的《普通话测试等级标准(试行)》规定，凡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到一级水平的人，其普通话水平就达到了“标准级”。按照目前有关规定，省级以上电视台的主持人應达到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一级水平，也就是说普通的“标准级”水平，这个要求也应当适用于“讲坛”类节目的主讲人。笔者认为，如果主讲人达不到这个标准，应当采取“一票否决制”，将其摒除于“讲坛”之外。这个要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还有些苛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当可以满足。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许多主讲人都达到了这一标准，比如讲“论语心得”的北师大教师于丹，讲“金庸武侠小说欣赏”的北大教师孔庆东，讲“史记”的河南大学教师王立群，他们均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当然，即便是“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有一些是达不到这一要求的，地方台的“讲坛”类节目主讲人普通话平均水平一般来讲比中央电视台要低一些。
主讲人应当有丰厚的学术素养
作为一个电视节目的主讲人，当他走上电视“讲坛”的时候，他面对的就不仅是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学生，而是亿万电视观众。因此，他的学术素养是否丰厚，是要经过亿万观众检验的。某些学富五车的教授专家在走上“讲坛”之前，在他所在的地区或行业还算得上是个“人物”，对他的讲授赞赏的多，批评的少。但是，当他走上“讲坛”之后，往往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电视观众寄来的许多“挑毛病”的来信。这些来信对他的批评，往往使他难以接受。
俗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没有丰厚的学术素养，最好不要贸然地走上电视“讲坛”。广大电视观众的聪明智慧加起来就是一个其大无边的知识海洋，你自己如果没有一点真本事，那么广大电视观众就可能把你轰下“讲坛”。反过来说，只要你有丰厚的学术素养。观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是会为你精彩的讲授鼓掌叫好的。
主讲人应有个性化的“言语”风格
既然是“讲坛”类节目，其主要表达手段还是语言材料。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就是“言语”。同一种语言，不同的人使用起来就会产生不同的言语风格，不同的言语风格的表达效果也是各不相同的。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同一件事情，有的人说出来，别人愿意听；有的人说出来，别人就不愿意听。在学校里也有这样的现象，同样的课文，有的老师讲起来妙语连珠，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有的老师讲起来，便味同嚼蜡，学生们听起来昏昏欲睡。造成上述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言语风格不同所致。
“讲坛”类节目主讲人在言语风格上要求应当比一般教师高。不仅要有自己的言语风格，而且这种风格还要极具“个性化”，应该是别人不可模仿的。言语风格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有先天的禀赋，也有后天的修养，二者相加才有可能形成自己鲜明的言语风格。有些人虽然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由于先天素质好和后天的勤奋努力，其言语风格极具个性化魅力。比如，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讲坛”类节目主讲人的言语风格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应当是“百花齐放”的，不应该太单一。风格太单一是会使观众厌倦的，只有“百花齐放”才会使人常看常新。在这一方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做得比较好。这个节目许多主讲人言语风格多样，特色鲜明。比如易中天的生动幽默，于丹的庄重典雅，孔庆东的深厚凝重，王立群的朴实流畅，均形成了独特的言语风格。他们的言语风格均具有不可模仿性，这样“百花齐放”的言语风格能够深深地打动观众，紧紧地抓住观众。
主讲人应当注意仪表和姿态
既然是电视“讲坛”，就应该注重电视这个媒体的特殊性，同传统的广播比较起来，电视媒体除了具有广播诉诸听觉的特色之外。还有一个诉诸视觉的特色。传统广播媒体的演播人员与听众之间无视觉交流，观众对他们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因些。演播人员只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声音材料的处理上就可以了，仪表和姿态可以不讲究。但是电视媒体的演播人员不仅需要“出声”，还需要“出镜”，他们就不得不注重自己的仪表和姿态问题。因此，电视“讲坛”类节目的主讲人除了应当注意自己的语言功力之外，还应当注意自己的仪表和姿态。要做到落落大方，自然得体。应当从哪些方面注意自己的仪表和姿态呢?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形象定位。既然是主讲人，就要有一个主讲人的样子，在衣着打扮、举手投足等方面要更像一个教师，而不应当像一个文艺明星，也不应当像一个民间说书艺人。他的仪表和姿态的基调瘦当是朴实、简洁、庄重，而不应当是奢华、复杂、轻浮。其次，既然上了电视，就应该比平时进课堂时更讲究一些，就不能像平时上课那样。随便穿件外套，夹个公文包，漫不经心地走上讲台就开讲。适当地化化淡妆，做做发型，讲究点衣着打扮也是很有必要的。说句实在话，应当对得起观众。再次，在节目进行时，还要注意适当运用一些肢体语言和面目表情，就像毛泽东主席生前曾提倡的那样“以姿势助说话”，以取得很好的视听表达效果。在这方面，有些主讲人做得比较好，比如，复旦大学教师钱文忠，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于丹，在肢体语言和面目表情的处理上均比较自然得体，为其讲授增色不少。但也有少数主讲人做得不好。两手往讲台上一撑就像钉在桌子上一般，轻易是不会挪动一下的，显得僵硬、呆板，面部表情也极不自然。尽管他们讲授的内容很丰富，语言功底也不错，但这种仪表姿态使人感到不自在。
主讲人应当有创新精神
这个要求似乎太高，也太虚，有人也许会说，任何行业的人都应该有创新精神。不错，创新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不同行业的人，创新精神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对电视“讲坛”类节目主讲人而言，他一般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扬创新精神：
第一，应当在讲授内容的选取上有创新精神，不应当将前人的学术成果原封不动地拿来讲授，而应当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所选择，有所扬弃。组织好自己的讲授内容。
第二，应当在学术观点上有所刨新，不能人云亦云，要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比如，别人说曹操是奸贼，他就不能跟着讲曹操是奸贼，他应该多讲讲曹操也有雄才大略，文采飞扬的光辉一面。别人说诸葛亮像神仙，他就不能简单地讲诸葛亮如何神机妙算，而应该多讲讲诸葛亮也有失算的时候。
第三，应当在讲述方法上有所创新，不应该照搬自己在课堂上的讲授方法，像老和尚念经似的一成不变地宣讲，而应当充分运用电视媒体的图文并茂的特点，运用画面的切换、配音配像、影视资料的插人等手段，使讲授变得丰富多彩，打动人心。
第四，应当在讲授的切入点上有所创新。比如同样讲“三国”，易中天的切人点在一个“品”字上，这个切入点选好了，就讲出了特色。既然是“品”，就有自己的独特“品评”，既不同于大学教师讲三国历史，也不同于民间艺人说“三国故事”。同样讲“论语”，于丹的切人点主要在讲“心得”上，这个切入点使她能够以一个女性教师的独特视点，细腻地讲解自己对“论语”的“心得”，娓娓道来，深入浅出，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同样讲“西游记”，钱文忠的切人点在“玄奘”西游记，而不是“唐三藏”西游记。这样就可以讲一些普通观众闻所未闻的故事情节，再夹杂一些中国人听不懂，印度人听了也费劲的古印度梵语词汇和句子，使观众有一种新鲜感。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既普及知识，又娱乐大众的电视“讲坛”类栏目，它的出现使许多学者走出了书房，走上了电视；也让广大观众了解了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使学者专家与广大电视观众在一个更好的平台上进行交流互动。观众也打破了对某些领域的神秘感，不再感到自己孤陋寡闻。它的出现为丰富电视节目的内容和形式，提高广大观众的文化素养，起了良好的作用。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大观众的欣赏水平越来越高，对这类节目主讲人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如果主讲人不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观众是不会满意的。如果失去了观众，这类节目的前景就不会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