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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是衡量专业技术人员水平的“刻度”，也可谓一个人的价值实现的“刻度”。虽然它“生不带来”，但活着时如影随形，死后也常常拿来“陪葬”！当一位专业技术人员盖棺论定的时候，生平介绍或悼词中是绝不会忘却其职称的！除非，它卑微得不值一提，不足以替人脸上“贴金”！
众所周知，专业技术职称是有严格的等级的，就如同官场森严的级别和等级一样。从低级（如助教、实习研究员）、中级（如讲师、助理研究员）到高级（包括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职称，以及教授、研究员等正高职称），每升一级，就如同自己的人生迈过了一道坎，登上了一层楼。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上升到一定的职级，才代表人生站上了一定的高度。
自然，如同官场结构一样，职称的结构也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形，即低级职称人数众多，而越往上，则比例越小，人数越少。这样的结构必然导致一个局面，即申请更高一级的职称，一般都是僧多粥少，需要经过极其惨烈的“淘汰赛”。
无论是谁，若要更上一层楼，必须冲破重围，脱颖而出。而能否冲破重围，晋升更高一级的职称，不仅关系到能否获得一定的职位，而且事关专业研究人员的水平、资格、地位、荣誉和尊严，事关人生潜能和价值的实现程度，事关人生的幸福指数和快乐生活。如果一位高校教师，或者一名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终生没有能够晋升“正高”职称，那么，往往会被人认为水平有限，事业不成功，人生有遗憾。至于其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往往也不容乐觀。
也正因为职称沉甸甸的分量，因而许多人将之视为自己的生命线，有人甚至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知识分子聚集扎堆的地方，特别是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每年都会上演各种各样的职称悲喜剧——如果该单位足够“规范”，领导愿意每年都进行职称评定的话。平时自视清高、骄傲处世、道貌岸然、羞于求人的知识分子，这时候难免不再“淡定”，有时甚至“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伪造成果者有之，编造材料者有之，找靠山者有之，拉关系者有之，拜选票者有之，拉帮结派者有之，搞阴谋诡计者有之，低声下气者有之，脸红脖子粗者有之，红眼抹泪者有之，气得生病者有之，恨不能杀人者有之，真的自绝于世者也有之……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平常引以为傲的人生态度、处世原则，都被悄无声息地扔到爪哇国里去了。
当然，职称之争，争的核心还是赤裸裸的利益。毕竟，评上更高级的职称，意味着更高的荣誉、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机会，更意味着工资、津贴、住房、医疗等直接的经济利益。
二十世纪90年代，某省属高校曾经有一个精明过人的副教授，以先知先觉的行动，做了一笔合算的职称“买卖”，令我们这些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穷小子“目瞪口呆”，心灵深处受到极大的触动。那个时候，他所在的那所普通高校评定职称，比的主要不是论文，而是专著，大部头、沉甸甸的专著。因为发表过论文的人实在太多，过于稀松平常，无法一较高下，而专著呢，在当时还是与“著书立说”相联系的，显得既“厚”且“重”。可是，当时国家和知识分子都很贫穷，专著的出版极其困难，普通人连想都不敢想。因为，当时出版社的书号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计划供给的，数量有限，出版社尚未“市场化”，内容审查比较严格，普通人的“专著”显然得不到特殊照顾。此外，限于每月几百大洋的收入，自费出版几近天方夜谭，因为要榨干有限的生活费，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至少一家老小都不能同意。因此，普通学者即使绞尽脑汁写成了大作，也很难获得面世的机会。
不过，这个精明过人的副教授运筹帷幄，以书呆子难以想像的大无畏勇气、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巨额投资”，果断地出手“运作”了。他以超乎寻常的速度，通过“剪刀加糨糊”的方式，编写了两部勉强看得过去的“专著”，然后不惜重金，与书商合作购买了书号，每部自印了十多本“样书”。虽然印数只有区区十几本，根本不可能上市销售，但对于职称评审来说则足够了。如此一来，该君的成果明显更加“厚重”，在若干竞争者中遥遥领先。以如此势不可挡之势参评教授职称，结果顺风顺水，如愿以偿。
从副教授到教授，或许直接的工资增长幅度有限，然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好处”却出人意料、层出不穷：奖金、津贴上了新台阶，住房医疗适用新的标准，申报项目更加有说服力，有资格指导博士研究生，提拔重用机会更多，社会地位水涨船高……哪怕是只简单地算经济账，该君的收获也十分可观。当时购买书号、印刷书稿的成本，与随之源源不断涌来的“利润”相比，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眼见人家赚得盆满钵满、青云直上，洞悉内幕的书呆子们才恍然大悟，悟出其中的妙味。可惜，等到大家都明白过来，跃跃欲试，想移植其成功经验、大干一场时，这条道上已经拥挤不堪了。梦想在拥挤不堪的道路上淘金，概率就相当于坐等天上掉馅饼啦！
正因为职称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具有相当高的“含金量”，因而广大知识分子即使有心超脱，恐怕也不得不“入乡随俗”，不懈地“为职称而战”。于是，在不同的单位，围绕着职称评定，上演了无数跌宕起伏的人间悲喜剧。在这场职称战中，由于知识分子处于被审、被评、被决定的被动地位，基本丧失了自主权和主动权，经常得看评委们的人品和脸色，因而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忍气吞声，有些修养不过关的，难免斯文扫地，干出些龌龊不堪的事情来。
众所周知，专业技术职称是有严格的等级的，就如同官场森严的级别和等级一样。从低级（如助教、实习研究员）、中级（如讲师、助理研究员）到高级（包括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职称，以及教授、研究员等正高职称），每升一级，就如同自己的人生迈过了一道坎，登上了一层楼。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上升到一定的职级，才代表人生站上了一定的高度。
自然，如同官场结构一样，职称的结构也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形，即低级职称人数众多，而越往上，则比例越小，人数越少。这样的结构必然导致一个局面，即申请更高一级的职称，一般都是僧多粥少，需要经过极其惨烈的“淘汰赛”。
无论是谁，若要更上一层楼，必须冲破重围，脱颖而出。而能否冲破重围，晋升更高一级的职称，不仅关系到能否获得一定的职位，而且事关专业研究人员的水平、资格、地位、荣誉和尊严，事关人生潜能和价值的实现程度，事关人生的幸福指数和快乐生活。如果一位高校教师，或者一名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终生没有能够晋升“正高”职称，那么，往往会被人认为水平有限，事业不成功，人生有遗憾。至于其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往往也不容乐觀。
也正因为职称沉甸甸的分量，因而许多人将之视为自己的生命线，有人甚至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知识分子聚集扎堆的地方，特别是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每年都会上演各种各样的职称悲喜剧——如果该单位足够“规范”，领导愿意每年都进行职称评定的话。平时自视清高、骄傲处世、道貌岸然、羞于求人的知识分子，这时候难免不再“淡定”，有时甚至“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伪造成果者有之，编造材料者有之，找靠山者有之，拉关系者有之，拜选票者有之，拉帮结派者有之，搞阴谋诡计者有之，低声下气者有之，脸红脖子粗者有之，红眼抹泪者有之，气得生病者有之，恨不能杀人者有之，真的自绝于世者也有之……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平常引以为傲的人生态度、处世原则，都被悄无声息地扔到爪哇国里去了。
当然，职称之争，争的核心还是赤裸裸的利益。毕竟，评上更高级的职称，意味着更高的荣誉、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机会，更意味着工资、津贴、住房、医疗等直接的经济利益。
二十世纪90年代，某省属高校曾经有一个精明过人的副教授，以先知先觉的行动，做了一笔合算的职称“买卖”，令我们这些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穷小子“目瞪口呆”，心灵深处受到极大的触动。那个时候，他所在的那所普通高校评定职称，比的主要不是论文，而是专著，大部头、沉甸甸的专著。因为发表过论文的人实在太多，过于稀松平常，无法一较高下，而专著呢，在当时还是与“著书立说”相联系的，显得既“厚”且“重”。可是，当时国家和知识分子都很贫穷，专著的出版极其困难，普通人连想都不敢想。因为，当时出版社的书号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计划供给的，数量有限，出版社尚未“市场化”，内容审查比较严格，普通人的“专著”显然得不到特殊照顾。此外，限于每月几百大洋的收入，自费出版几近天方夜谭，因为要榨干有限的生活费，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至少一家老小都不能同意。因此，普通学者即使绞尽脑汁写成了大作，也很难获得面世的机会。
不过，这个精明过人的副教授运筹帷幄，以书呆子难以想像的大无畏勇气、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巨额投资”，果断地出手“运作”了。他以超乎寻常的速度，通过“剪刀加糨糊”的方式，编写了两部勉强看得过去的“专著”，然后不惜重金，与书商合作购买了书号，每部自印了十多本“样书”。虽然印数只有区区十几本，根本不可能上市销售，但对于职称评审来说则足够了。如此一来，该君的成果明显更加“厚重”，在若干竞争者中遥遥领先。以如此势不可挡之势参评教授职称，结果顺风顺水，如愿以偿。
从副教授到教授，或许直接的工资增长幅度有限，然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好处”却出人意料、层出不穷：奖金、津贴上了新台阶，住房医疗适用新的标准，申报项目更加有说服力，有资格指导博士研究生，提拔重用机会更多，社会地位水涨船高……哪怕是只简单地算经济账，该君的收获也十分可观。当时购买书号、印刷书稿的成本，与随之源源不断涌来的“利润”相比，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眼见人家赚得盆满钵满、青云直上，洞悉内幕的书呆子们才恍然大悟，悟出其中的妙味。可惜，等到大家都明白过来，跃跃欲试，想移植其成功经验、大干一场时，这条道上已经拥挤不堪了。梦想在拥挤不堪的道路上淘金，概率就相当于坐等天上掉馅饼啦！
正因为职称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具有相当高的“含金量”，因而广大知识分子即使有心超脱，恐怕也不得不“入乡随俗”，不懈地“为职称而战”。于是，在不同的单位，围绕着职称评定，上演了无数跌宕起伏的人间悲喜剧。在这场职称战中，由于知识分子处于被审、被评、被决定的被动地位，基本丧失了自主权和主动权，经常得看评委们的人品和脸色，因而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忍气吞声，有些修养不过关的，难免斯文扫地，干出些龌龊不堪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