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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证明，面对危机的时候，最有害的决定就是不作决定。德国现在要做的不仅是出钱，还要推动欧元区内部的财政和金融改革，让其他国家能从德国模式中获益。
2011年是欧洲债务危机继续发展的一年。不仅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这四个“欧猪国家”的债务问题没有好转，其他部分欧元区国家的经济也出现严重问题。面对严峻的形势，欧洲各国纷纷把眼光投向了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然而德国的表现却令人失望。虽然它最终在2011年7月的欧元区首脑峰会上作出妥协，敲定了第二轮救助希腊的方案，人们对其要做“大瑞士”的猜测不攻自破，但德国在整个危机中表现得犹豫不决，与其以往作为欧洲一体化主要领导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很多人不禁要问，德国究竟怎么了？欧元区的未来又会怎样？
“优等生”对“差等生”的不满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后，德国经济经历了短暂下滑，但很快展开了强劲反弹，成为当前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经济中的一大亮点。今年7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国民经济发展已经超过危机之前，危机已经安然度过，德国作为欧洲经济“优等生”的地位更加突出了。
然而，人们在羡慕德国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其辉煌背后的代价。早在施罗德政府时期，德国就开始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包括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在各行业引入竞争、限制工资增长，等等。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又实行了严厉的财政紧缩。德国人凭着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良好的劳资关系，协调一致地作出牺牲，共度时艰。因此，德国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国家经济上的成就是以无数个人的奉献为基础的。
当德国人十几年来一直在“卧薪尝胆”时，欧洲其他国家却依然我行我素，不愿付出。所以，当欧债危机来临时，德国人对其他“不争气的小兄弟”要求救助的呼声就有点愤怒了。长期以来，德国一直为欧盟的各种开支埋单，被戏称为欧洲穷国的“提款机”，民众已经有所不满。而对于此次欧债危机，不少德国人认为是一些国家自己造成的。比如希腊，在他们看来，希腊先是靠修改经济数据等“作弊”手段混入欧元区，继而在财政开支上挥霍浪费，最终作茧自缚，陷入财政危机。更令德国人愤愤不平地是，在要德国出钱的同时，希腊老百姓又不愿作出牺牲，还在涨工资，还要求继续享受高福利。普通希腊人在55岁左右就可以退休，而德国人自己的退休年龄却从65岁提到了67岁。一些德国人发问：“为什么我们要为55岁以后就可以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希腊人一直工作到67岁呢？”在2010年，德国企业家联合会前主席亨克尔写了一本书，题为《省省我们的钱！》，对德国不断为欧洲穷国掏钱表达了不满。此书一出版就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引起德国国内民众的强烈共鸣。
在如何摆脱危机的问题上，德国也与那些经济“差等生”严重相左。德国认为，既然德国模式被这场金融危机证明是优越的，那么希腊等国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就是仿效德国模式，同时对欧元区各国的财政状况加强监督和管理。但在那些身陷危机的欧洲国家看来，摆脱危机最需要的是德国迅速提供金融救援，而不是由德国来告诉它们该怎么改革。希腊副总理就反驳说“纳粹的后裔无权对希腊发号施令”，一些希腊报纸还称德国在把整个欧洲变成“金融集中营”。随着危机的蔓延，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指责德国，称其“不负责”、“吝啬”、想当“大瑞士”。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还在今年4月的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欧盟快车上的谋杀案”一文。在耸人听闻的标题之下，他宣称未来人们会说是德国谋杀了欧洲联合。这些攻击和指责反过来加剧了德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反感，认为这些国家“只是嫉妒”或“一心只想要德国的钱”。更重要的是，很多德国人开始把欧元区当成负担，倾向于和南欧国家相“切割”。2011年一家欧洲智库发现，当欧洲人希望德国拯救欧洲时，很多德国人却希望“把德国从欧洲救出来”。
德国对欧洲：缩小的政治雄心
以往德国一直坚持推动欧洲一体化并甘愿为之付出，其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不仅为欧洲也为自己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阿登纳、勃兰特、施密特和科尔等老一辈德国领导人看来，推动欧洲联合是消除战争隐患的根本，是和平之大计。另一方面，德国认为推动欧洲联合可以有效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逐步改变“经济上巨人、政治上矮子”的状况。当时科尔总理决定放弃坚挺的德国马克而采用欧元时，其主要动机就是用经济优势换取更多的政治影响力。但时过境迁，随着越来越多“战后一代”进入领导层，德国对战争的回忆淡漠了，同时淡漠的似乎还有它对欧洲的那种政治雄心。和以往的领导人相比，今天的德国领导人已经不太愿意用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来换取某种政治地位，他（她）们的政策开始变得越来越实用主义。
实际上，德国近年来的政治收获还是相当可观的。原先法国和德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双引擎”，其中法国负责掌握方向，德国负责为之出力，正如法国戴高乐总统所设计的那样：“法国是马车夫，德国是马。”但德国统一后，法德之间的天平就越来越向德国倾斜，马车夫很多时候只能听马的话。在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更是拥有了极高的政治地位。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评价说：“以前法国是政治发动机而德国是经济发动机，现在是那位女士（指德国总理默克尔）做决定而萨科齐召集记者招待会来解释她的决定。”
然而，如今的德国似乎并不在意欧洲各国期望的目光。德国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强调得更多的是“德国”，而不是“欧洲的德国”。 他们认为，德国在二战以后是依托着北约和欧洲一体化发展起来的，一直属于“集体身份”，而不是作为单个民族国家的“个体身份”，因此需要重建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个体身份”，从而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早在施罗德任总理时，德国政府就开始推动“正常化”进程，表现为强调德国自身利益，淡化欧盟的整体利益。2005年默克尔政府上台后，德国这种“正常化”倾向进一步突出。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就批评说：“没有一个德国总理像默克尔一样只顾追求德国自身的利益。”不过，这种突出自身利益的“正常化”并没有使德国再度追求欧洲霸权，反而弱化了它对欧洲的政治雄心，一定程度上甚至还加强了德国“去欧洲化”的倾向。在很多德国人看来，维护德国利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要管欧洲”，正如今年一份民意调查所显示的，有53%的德国人认为德国的前途与欧洲无关。
民众要求政府说“不”
当然，欧债危机中对德国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还是来自民众的强大压力。
一般来说，德国民众在国内政治中还是比较循规蹈矩的。二战以后，西德在西方国家的扶持下开始复兴，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法制体系和民主政治程序，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各种政治势力间的矛盾基本上都可以在已有的政治框架内解决。两德统一后，这种尊重现有程序、尊重法律的国内政治传统延续了下来，所以德国人尽管会对政策展开激烈的辩论，但决不会像法国人那样动不动就上街游行。很多重大的事件都在相对平静的氛围中得到解决，例如，当年科尔政府决定是否采用欧元时，反对的人数达到80%，但并没有强行对政府施压，而科尔也有足够的政治威望来通过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
然而近年来德国国内政治的风格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民众对“体制内解决”似乎越来越不耐烦，转而倾向于抛开现有的政治程序，直接开展街头政治来对政府施压。西方政治观察家曾经高度关注所谓的“斯图加特21”事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就有人提出重建南部城市斯图加特的火车站，但由于施工要拆毁绿化带等原因遭到当地市民的强烈反对，自2008年起，政府与民众出现严重对峙。最终，由于民众的坚持抗议，政府被迫暂停了这一工程项目。这种情况在德国是极不寻常的，很能说明德国民众在政治风格方面的变化。在这种氛围下，德国民众在援助希腊等国的事情上明确说“不”，而且是用选票说“不”就容易理解了。2010年5月，德国默克尔政府与其他欧盟国家达成妥协，通过了第一轮救助计划，总额为7500亿欧元，其中的1230亿欧元由德国担保。这一举动马上引起德国国内的强烈反应。在人口第一大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议会选举中，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遭到惨败，这就使联盟党（基民盟与基社盟）和自由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联邦参议院中失去绝对多数席位的优势。在德国的政治体制下，这意味着默克尔政府将更多地受到反对党的掣肘。
进入2011年后，来自民众的压力更加明显。德国政府尽管表现得犹豫不决，但还是进行了一些让步以援助陷入危机的希腊等国，比如5月份同意放宽继续贷款的条件，7月份通过第二轮救助方案，等等。默克尔政府由此得到的结果就是政府的支持率不断走低。据德国《焦点》杂志7月的一份民调显示，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0%，是1986年该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形之下，作为反对党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则获得了47%的支持。在今年上半年几个州的地方选举中，基民盟也接连失利。
德国的选择与别无选择
目前，德国似乎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不惜代价地出手挽救欧元区国家并进而捍卫欧元，二是屈从民意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大瑞士”。实际情况是，德国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欧元对德国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欧元区最终崩溃，那么德国二十年来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投入将全部化为乌有，这样的代价不可想象。因此，汹涌的民意所表达的只是一种情绪，所谓“不管欧洲”某种程度上是德国人的气话。德国政府对欧元的重要性认识得非常清楚，默克尔在通过第二轮救助希腊方案以后就明确表示：“欧元是德国经济成功的重要条件，没有欧元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欧元值得我们付出所有努力。”这既是德国政府做出的明确选择，也是它别无选择的表态。
然而，重重困难让德国难以摆脱纠结。默克尔政府尽管同意了第二轮救助方案，但由于涉及国家财政预算，该方案必须由联邦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要实现这一目标很不容易，因为政府执政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党就明确反对这一方案，默克尔只有从反对党那里获得必要的支持才能确保议会批准。另外，随着2013年大选年的临近，留给默克尔政府的时间也不多了。如果强行违背国内民意来支持欧元，虽然符合了德国的长远利益，但很可能让默克尔政府输掉选举。就像前任的施罗德政府那样，虽然其推行的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然而由于牺牲了民众的短期利益，最终在大选中落败。默克尔政府的结局可能也是这样，德国保守派的媒体已经在谈论这一前景。
更严重的问题是：即使德国全力出手，欧债危机就能平息吗？当前欧洲的债务危机还在蔓延。今年上半年，意大利的经济也亮起红灯，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和希腊不同，意大利是欧元区的经济大国，国民生产总值是希腊的6.6倍，债务也是希腊的5.56倍，一旦深陷危机，救助的难度要大得多。一家德国报纸不无道理地说：“希腊的危机让我们愤怒，但意大利的危机却会让我们恐惧。”8月，又有传言称法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将遭到降级，法国总统萨科齐虽然拼命“澄清”，但公众的信心还是发生了动摇，相信法国也将陷入危机的法国人达到80%。如果法国再陷入危机的话，那么德国真的成了欧元区的“独木”，很难支撑住欧元这座大厦了。况且，德国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德国经济主要依赖出口，在美欧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的大背景下，德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也不可能很大。8月16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了德国今年二季度经济数据，GDP仅比第一季度增长0.1%，增长速度急剧放缓。虽然一些专家仍对德国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但人们已开始出现恐慌。
不过，尽管前景不明，德国还是必须果断行动。历史已经证明，面对危机的时候，最有害的决定就是不作决定。德国现在要做的不仅是出钱，还要推动欧元区内部的财政和金融改革，让其他国家能从德国模式中获益。这无疑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需要决心，需要政治智慧，当然也需要运气。
2011年是欧洲债务危机继续发展的一年。不仅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这四个“欧猪国家”的债务问题没有好转，其他部分欧元区国家的经济也出现严重问题。面对严峻的形势，欧洲各国纷纷把眼光投向了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然而德国的表现却令人失望。虽然它最终在2011年7月的欧元区首脑峰会上作出妥协，敲定了第二轮救助希腊的方案，人们对其要做“大瑞士”的猜测不攻自破，但德国在整个危机中表现得犹豫不决，与其以往作为欧洲一体化主要领导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很多人不禁要问，德国究竟怎么了？欧元区的未来又会怎样？
“优等生”对“差等生”的不满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后，德国经济经历了短暂下滑，但很快展开了强劲反弹，成为当前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经济中的一大亮点。今年7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国民经济发展已经超过危机之前，危机已经安然度过，德国作为欧洲经济“优等生”的地位更加突出了。
然而，人们在羡慕德国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其辉煌背后的代价。早在施罗德政府时期，德国就开始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包括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在各行业引入竞争、限制工资增长，等等。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又实行了严厉的财政紧缩。德国人凭着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良好的劳资关系，协调一致地作出牺牲，共度时艰。因此，德国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国家经济上的成就是以无数个人的奉献为基础的。
当德国人十几年来一直在“卧薪尝胆”时，欧洲其他国家却依然我行我素，不愿付出。所以，当欧债危机来临时，德国人对其他“不争气的小兄弟”要求救助的呼声就有点愤怒了。长期以来，德国一直为欧盟的各种开支埋单，被戏称为欧洲穷国的“提款机”，民众已经有所不满。而对于此次欧债危机，不少德国人认为是一些国家自己造成的。比如希腊，在他们看来，希腊先是靠修改经济数据等“作弊”手段混入欧元区，继而在财政开支上挥霍浪费，最终作茧自缚，陷入财政危机。更令德国人愤愤不平地是，在要德国出钱的同时，希腊老百姓又不愿作出牺牲，还在涨工资，还要求继续享受高福利。普通希腊人在55岁左右就可以退休，而德国人自己的退休年龄却从65岁提到了67岁。一些德国人发问：“为什么我们要为55岁以后就可以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希腊人一直工作到67岁呢？”在2010年，德国企业家联合会前主席亨克尔写了一本书，题为《省省我们的钱！》，对德国不断为欧洲穷国掏钱表达了不满。此书一出版就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引起德国国内民众的强烈共鸣。
在如何摆脱危机的问题上，德国也与那些经济“差等生”严重相左。德国认为，既然德国模式被这场金融危机证明是优越的，那么希腊等国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就是仿效德国模式，同时对欧元区各国的财政状况加强监督和管理。但在那些身陷危机的欧洲国家看来，摆脱危机最需要的是德国迅速提供金融救援，而不是由德国来告诉它们该怎么改革。希腊副总理就反驳说“纳粹的后裔无权对希腊发号施令”，一些希腊报纸还称德国在把整个欧洲变成“金融集中营”。随着危机的蔓延，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指责德国，称其“不负责”、“吝啬”、想当“大瑞士”。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还在今年4月的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欧盟快车上的谋杀案”一文。在耸人听闻的标题之下，他宣称未来人们会说是德国谋杀了欧洲联合。这些攻击和指责反过来加剧了德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反感，认为这些国家“只是嫉妒”或“一心只想要德国的钱”。更重要的是，很多德国人开始把欧元区当成负担，倾向于和南欧国家相“切割”。2011年一家欧洲智库发现，当欧洲人希望德国拯救欧洲时，很多德国人却希望“把德国从欧洲救出来”。
德国对欧洲：缩小的政治雄心
以往德国一直坚持推动欧洲一体化并甘愿为之付出，其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不仅为欧洲也为自己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阿登纳、勃兰特、施密特和科尔等老一辈德国领导人看来，推动欧洲联合是消除战争隐患的根本，是和平之大计。另一方面，德国认为推动欧洲联合可以有效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逐步改变“经济上巨人、政治上矮子”的状况。当时科尔总理决定放弃坚挺的德国马克而采用欧元时，其主要动机就是用经济优势换取更多的政治影响力。但时过境迁，随着越来越多“战后一代”进入领导层，德国对战争的回忆淡漠了，同时淡漠的似乎还有它对欧洲的那种政治雄心。和以往的领导人相比，今天的德国领导人已经不太愿意用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来换取某种政治地位，他（她）们的政策开始变得越来越实用主义。
实际上，德国近年来的政治收获还是相当可观的。原先法国和德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双引擎”，其中法国负责掌握方向，德国负责为之出力，正如法国戴高乐总统所设计的那样：“法国是马车夫，德国是马。”但德国统一后，法德之间的天平就越来越向德国倾斜，马车夫很多时候只能听马的话。在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更是拥有了极高的政治地位。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评价说：“以前法国是政治发动机而德国是经济发动机，现在是那位女士（指德国总理默克尔）做决定而萨科齐召集记者招待会来解释她的决定。”
然而，如今的德国似乎并不在意欧洲各国期望的目光。德国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强调得更多的是“德国”，而不是“欧洲的德国”。 他们认为，德国在二战以后是依托着北约和欧洲一体化发展起来的，一直属于“集体身份”，而不是作为单个民族国家的“个体身份”，因此需要重建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个体身份”，从而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早在施罗德任总理时，德国政府就开始推动“正常化”进程，表现为强调德国自身利益，淡化欧盟的整体利益。2005年默克尔政府上台后，德国这种“正常化”倾向进一步突出。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就批评说：“没有一个德国总理像默克尔一样只顾追求德国自身的利益。”不过，这种突出自身利益的“正常化”并没有使德国再度追求欧洲霸权，反而弱化了它对欧洲的政治雄心，一定程度上甚至还加强了德国“去欧洲化”的倾向。在很多德国人看来，维护德国利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要管欧洲”，正如今年一份民意调查所显示的，有53%的德国人认为德国的前途与欧洲无关。
民众要求政府说“不”
当然，欧债危机中对德国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还是来自民众的强大压力。
一般来说，德国民众在国内政治中还是比较循规蹈矩的。二战以后，西德在西方国家的扶持下开始复兴，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法制体系和民主政治程序，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各种政治势力间的矛盾基本上都可以在已有的政治框架内解决。两德统一后，这种尊重现有程序、尊重法律的国内政治传统延续了下来，所以德国人尽管会对政策展开激烈的辩论，但决不会像法国人那样动不动就上街游行。很多重大的事件都在相对平静的氛围中得到解决，例如，当年科尔政府决定是否采用欧元时，反对的人数达到80%，但并没有强行对政府施压，而科尔也有足够的政治威望来通过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
然而近年来德国国内政治的风格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民众对“体制内解决”似乎越来越不耐烦，转而倾向于抛开现有的政治程序，直接开展街头政治来对政府施压。西方政治观察家曾经高度关注所谓的“斯图加特21”事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就有人提出重建南部城市斯图加特的火车站，但由于施工要拆毁绿化带等原因遭到当地市民的强烈反对，自2008年起，政府与民众出现严重对峙。最终，由于民众的坚持抗议，政府被迫暂停了这一工程项目。这种情况在德国是极不寻常的，很能说明德国民众在政治风格方面的变化。在这种氛围下，德国民众在援助希腊等国的事情上明确说“不”，而且是用选票说“不”就容易理解了。2010年5月，德国默克尔政府与其他欧盟国家达成妥协，通过了第一轮救助计划，总额为7500亿欧元，其中的1230亿欧元由德国担保。这一举动马上引起德国国内的强烈反应。在人口第一大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议会选举中，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遭到惨败，这就使联盟党（基民盟与基社盟）和自由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联邦参议院中失去绝对多数席位的优势。在德国的政治体制下，这意味着默克尔政府将更多地受到反对党的掣肘。
进入2011年后，来自民众的压力更加明显。德国政府尽管表现得犹豫不决，但还是进行了一些让步以援助陷入危机的希腊等国，比如5月份同意放宽继续贷款的条件，7月份通过第二轮救助方案，等等。默克尔政府由此得到的结果就是政府的支持率不断走低。据德国《焦点》杂志7月的一份民调显示，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0%，是1986年该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形之下，作为反对党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则获得了47%的支持。在今年上半年几个州的地方选举中，基民盟也接连失利。
德国的选择与别无选择
目前，德国似乎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不惜代价地出手挽救欧元区国家并进而捍卫欧元，二是屈从民意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大瑞士”。实际情况是，德国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欧元对德国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欧元区最终崩溃，那么德国二十年来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投入将全部化为乌有，这样的代价不可想象。因此，汹涌的民意所表达的只是一种情绪，所谓“不管欧洲”某种程度上是德国人的气话。德国政府对欧元的重要性认识得非常清楚，默克尔在通过第二轮救助希腊方案以后就明确表示：“欧元是德国经济成功的重要条件，没有欧元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欧元值得我们付出所有努力。”这既是德国政府做出的明确选择，也是它别无选择的表态。
然而，重重困难让德国难以摆脱纠结。默克尔政府尽管同意了第二轮救助方案，但由于涉及国家财政预算，该方案必须由联邦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要实现这一目标很不容易，因为政府执政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党就明确反对这一方案，默克尔只有从反对党那里获得必要的支持才能确保议会批准。另外，随着2013年大选年的临近，留给默克尔政府的时间也不多了。如果强行违背国内民意来支持欧元，虽然符合了德国的长远利益，但很可能让默克尔政府输掉选举。就像前任的施罗德政府那样，虽然其推行的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然而由于牺牲了民众的短期利益，最终在大选中落败。默克尔政府的结局可能也是这样，德国保守派的媒体已经在谈论这一前景。
更严重的问题是：即使德国全力出手，欧债危机就能平息吗？当前欧洲的债务危机还在蔓延。今年上半年，意大利的经济也亮起红灯，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和希腊不同，意大利是欧元区的经济大国，国民生产总值是希腊的6.6倍，债务也是希腊的5.56倍，一旦深陷危机，救助的难度要大得多。一家德国报纸不无道理地说：“希腊的危机让我们愤怒，但意大利的危机却会让我们恐惧。”8月，又有传言称法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将遭到降级，法国总统萨科齐虽然拼命“澄清”，但公众的信心还是发生了动摇，相信法国也将陷入危机的法国人达到80%。如果法国再陷入危机的话，那么德国真的成了欧元区的“独木”，很难支撑住欧元这座大厦了。况且，德国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德国经济主要依赖出口，在美欧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的大背景下，德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也不可能很大。8月16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了德国今年二季度经济数据，GDP仅比第一季度增长0.1%，增长速度急剧放缓。虽然一些专家仍对德国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但人们已开始出现恐慌。
不过，尽管前景不明，德国还是必须果断行动。历史已经证明，面对危机的时候，最有害的决定就是不作决定。德国现在要做的不仅是出钱，还要推动欧元区内部的财政和金融改革，让其他国家能从德国模式中获益。这无疑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需要决心，需要政治智慧，当然也需要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