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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生成逻辑;防范策略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关的观念、观点及概念的总和，其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作为国家整体架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政治导向、经济规制等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常态化运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高度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网络空间不仅是人们了解感知外部信息的重要场所，也日益成为民意民声的汇聚地，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由于网络信息具有多元性、碎片化以及隐匿性的特质，承载着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的观点在网络空间彼此交汇、相互碰撞，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极大挑战。
一、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挑战
（一）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针对性渗透
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争从未间断。早在冷战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就凭借其经济、科技、军事领域的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长期“围剿”和“和平演变”，最终导致“苏东剧变”的发生，使社会主义阵营急剧缩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西方敌对势力日益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想方设法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信息时代的网络空间已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关键前沿阵地。网络信息的多元性、隐匿性和碎片化特质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更加具有隐蔽性、针对性和欺骗性。在经济交往中，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出的不仅仅是商品，还有文化产品背后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以“网络领域同样需要自由主义”为名，肆意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以“人权”“民主”作为攻击中国的武器，抨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二）泛娱乐化、消费主义等思潮的错误性引导
进入WEB3.0时代，以往单方向、直线性的传播模式被彻底颠覆，网络内容制造和传播的门槛无限降低，网络空间呈现出人人皆可编辑、时时皆可发布的状态。在商业资本的驱使和“眼球经济”的刺激下，网络文化内容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走向，泛娱乐化现象愈加严重。一方面表现为部分网络媒体曲解了“走进民众”的真正含义，错误地通过脱口秀等娱乐化形式迎合受众的感官、趣味，使民众长期沉醉于娱乐世界，极易失去是非辨别能力和关心国家政治问题的兴趣。另一方面表现为新兴的媒体平台、媒体人为了分享流量经济的红利而通过调侃、猎奇、审丑等手段迎合受众的感官体验，致使文化的严肃与理性不断被消解，部分文化产品走向庸俗、低俗。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以追求个人极端物质满足为目标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在我国网络中逐步蔓延开来，冲击、影响着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致使部分受众只沉溺于物质享受而忽略精神文化追求，一定程度上造成受众行为上的偏差，消减了人们对理性价值和美好未来的追求。此外，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接踵而来，混淆网民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进而不断消解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影响力，给网络意识形态带来极大风险挑战。
（三）互联网技术层面的严峻性挑战
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进程上比我国超前很长时间，其凭借所拥有的技术优势控制了网络话语权进而成为信息霸主，使得西方媒体和学术界的观点在全球信息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受到科技发展水平低和互联网技术起步晚等不利因素制约，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外来信息，在全球信息浪潮中处于劣势。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网络信息技术在中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近年来中国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直大而不强，目前依然处于国际主干网之外，尚未成为真正的互联网强国。当前，我国网络产业发展依然存在核心技术缺乏、基础信息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等问题，主要软硬件大多依靠国外进口，而这些软硬件可能存有大量的隐性通道、嵌入式病毒，在信息安全上存在巨大的缺陷和漏洞，使我国的互联网信息数据时刻面临着泄漏和损毁的风险。如果西方国家利用这些窃取的数据对我国进行负面宣传和舆论攻击，则会在许多方面对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二、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逻辑
（一）逻辑起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是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产生的逻辑起点。网络空间已然成为各国“软实力”较量的重要战场。由于意识形态的博弈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因而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已成为各国争夺的核心内容。一方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颠覆的战略意图是不会改变的。在网络节点全面触及世界角落的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掌握的信息技术优势，将资本主义价值理念融入文娱产品之中，通过网络传播这一较为复杂隐蔽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同时大量培养网络“意见领袖”、雇佣“网络水军”，通过虚假言论的发表和对舆论走向的操控，将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无限放大，混淆人们的思想观念，撕裂社会共识，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被淡化甚至消解的风险。另一方面，网络空间进入标准的“低门槛”，使“意识形态话语权正由传统的党政宣教部门、舆论传媒机构和高层理论学者向网络传媒大亨、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自媒体终端转移”。但这一转移过程暗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或错误社会思潮所利用，将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诸多不利影响。
（二）催化因素：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滞后
近年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然而“互联网信息技术本身并没有意识形态属性，关键还在谁掌控、谁使用、如何使用”。网络作为一种科学技术存在，其自身是没有阶级属性的，关键在于被如何使用，如果能夠被无产阶级正确使用将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实现人的解放。然而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网络与意识形态二者的关系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网络只是一种虚拟空间，“互联网意识形态论争不过是口水仗，说说而已的事情，任其自生自灭就是了”;有人则认为网络传播突破了时空限制，拓宽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发声渠道，人类一直以来所追求的“自由”在网络空间得到了实现，进而极力鼓吹“网络自由”，出现了“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会堵塞言路”的错误认识。也正是由于人们对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困境重重且远远滞后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致使在虚拟化、去中心化的网络空间中网络文化良莠不齐、社会思潮纷繁复杂、网络舆论更加极端非理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发生。 （三）现实根源：突发事件引起的网络舆论纷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带来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逐步以突发事件的形式显现出来，并在网络空间引发激烈的舆论纷争。“当前，在我国的互联网舆论场上，对于社会事件进行公共讨论的舆论氛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单向度的媒体新闻报道方式，媒体引导舆论的角色正在显著弱化。”每当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网民都会就相关问题展开激烈讨论，掀起一场“舆论狂欢”。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在网络空间的逐渐泛滥，越来越多的“舆论狂欢”呈现出政治化倾向，不少网民借由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巨大关注肆意宣泄自身负面情绪，通过自己的“碎片化”记忆以及看似合理的主观臆断，将社会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从社会生活领域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甚至借由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上升到对我国政府及政治体制的批判。在此背景下，突发事件与网络的结合使得网络舆论纷争带有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在非理性化和极端化情绪影响下的负面网络舆论，若不能及时加以引导，则极有可能成为诱发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导火索。
三、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策略
（一）思想重视：强化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
一方面要坚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将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挑战考虑得更加严峻些、更加复杂些，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做好应对突发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应急预案，做到“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的高招”。另一方面要弘扬斗争精神，强化阵地意识。当今时代，互联网已然成为一种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战略资源。因此必须牢固树立阵地意识，在依托主流媒体平台牢牢占据思想宣传阵地的同时，还要化被动应对为主动出击，抢抓网络舆情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让党的主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网络空间，从源头切断错误思潮和负面信息的传播路径，培育向上向善、积极健康的网络正能量。
（二）能力提升：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能力
一要加快网络核心技术突破，增强抵御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明确强调：“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表面来看，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全球信息之间的平等交流，然而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凭借其技术优势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因此，以加快核心技术突破为抓手，“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是当前加快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能力的重要举措。二要下大力气进行计算机和网络信息系统的科研开发与技术创新。尤其在当前国家推动实施大数据战略的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应抓住这个机遇，通过加强大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从庞杂的网络信息中挖掘有用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与整合，研判网络意识形态发展的新动向，及时找出蕴藏在网络意识形态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强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感知能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
（三）机制保障：完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
风险的生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而形成长期有效的防控机制是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要建立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感应器”，提前对风险产生的可能性进行科学预判。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的收集，及时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量化分析，识别风险来源，抓准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范化解措施。另一方面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搭建风险防控的“保护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在网络时代，由于部分网民缺乏自律精神，加之资本运作的逐利性，致使网络空间乌烟瘴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加快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依法加强对网络空间违法行为的监管与惩处，规范网络空间秩序，提防不法分子利用所谓的言论自由制造虚假信息煽动网民情绪。同时也要使广大网民明白“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中的一言一行一旦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进而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吕薇洲.切实加强网络信息时代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工作[J].前线，2013（4）：31-33.
[3]付安玲，张耀灿.大数据助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及提升路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5）：109
[4]侯惠勤.深化對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认识[J].思想教育研究，2019（3）：137.
[5]李艳艳.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6]米博华.对意识形态工作不可轻视不能放松[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08-28（002）.
[7]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185.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关的观念、观点及概念的总和，其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作为国家整体架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政治导向、经济规制等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常态化运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高度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网络空间不仅是人们了解感知外部信息的重要场所，也日益成为民意民声的汇聚地，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由于网络信息具有多元性、碎片化以及隐匿性的特质，承载着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的观点在网络空间彼此交汇、相互碰撞，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极大挑战。
一、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挑战
（一）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针对性渗透
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争从未间断。早在冷战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就凭借其经济、科技、军事领域的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长期“围剿”和“和平演变”，最终导致“苏东剧变”的发生，使社会主义阵营急剧缩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西方敌对势力日益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想方设法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信息时代的网络空间已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关键前沿阵地。网络信息的多元性、隐匿性和碎片化特质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更加具有隐蔽性、针对性和欺骗性。在经济交往中，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出的不仅仅是商品，还有文化产品背后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以“网络领域同样需要自由主义”为名，肆意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以“人权”“民主”作为攻击中国的武器，抨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二）泛娱乐化、消费主义等思潮的错误性引导
进入WEB3.0时代，以往单方向、直线性的传播模式被彻底颠覆，网络内容制造和传播的门槛无限降低，网络空间呈现出人人皆可编辑、时时皆可发布的状态。在商业资本的驱使和“眼球经济”的刺激下，网络文化内容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走向，泛娱乐化现象愈加严重。一方面表现为部分网络媒体曲解了“走进民众”的真正含义，错误地通过脱口秀等娱乐化形式迎合受众的感官、趣味，使民众长期沉醉于娱乐世界，极易失去是非辨别能力和关心国家政治问题的兴趣。另一方面表现为新兴的媒体平台、媒体人为了分享流量经济的红利而通过调侃、猎奇、审丑等手段迎合受众的感官体验，致使文化的严肃与理性不断被消解，部分文化产品走向庸俗、低俗。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以追求个人极端物质满足为目标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在我国网络中逐步蔓延开来，冲击、影响着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致使部分受众只沉溺于物质享受而忽略精神文化追求，一定程度上造成受众行为上的偏差，消减了人们对理性价值和美好未来的追求。此外，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接踵而来，混淆网民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进而不断消解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影响力，给网络意识形态带来极大风险挑战。
（三）互联网技术层面的严峻性挑战
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进程上比我国超前很长时间，其凭借所拥有的技术优势控制了网络话语权进而成为信息霸主，使得西方媒体和学术界的观点在全球信息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受到科技发展水平低和互联网技术起步晚等不利因素制约，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外来信息，在全球信息浪潮中处于劣势。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网络信息技术在中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近年来中国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直大而不强，目前依然处于国际主干网之外，尚未成为真正的互联网强国。当前，我国网络产业发展依然存在核心技术缺乏、基础信息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等问题，主要软硬件大多依靠国外进口，而这些软硬件可能存有大量的隐性通道、嵌入式病毒，在信息安全上存在巨大的缺陷和漏洞，使我国的互联网信息数据时刻面临着泄漏和损毁的风险。如果西方国家利用这些窃取的数据对我国进行负面宣传和舆论攻击，则会在许多方面对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二、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逻辑
（一）逻辑起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是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产生的逻辑起点。网络空间已然成为各国“软实力”较量的重要战场。由于意识形态的博弈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因而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已成为各国争夺的核心内容。一方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颠覆的战略意图是不会改变的。在网络节点全面触及世界角落的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掌握的信息技术优势，将资本主义价值理念融入文娱产品之中，通过网络传播这一较为复杂隐蔽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同时大量培养网络“意见领袖”、雇佣“网络水军”，通过虚假言论的发表和对舆论走向的操控，将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无限放大，混淆人们的思想观念，撕裂社会共识，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被淡化甚至消解的风险。另一方面，网络空间进入标准的“低门槛”，使“意识形态话语权正由传统的党政宣教部门、舆论传媒机构和高层理论学者向网络传媒大亨、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自媒体终端转移”。但这一转移过程暗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或错误社会思潮所利用，将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诸多不利影响。
（二）催化因素：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滞后
近年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然而“互联网信息技术本身并没有意识形态属性，关键还在谁掌控、谁使用、如何使用”。网络作为一种科学技术存在，其自身是没有阶级属性的，关键在于被如何使用，如果能夠被无产阶级正确使用将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实现人的解放。然而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网络与意识形态二者的关系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网络只是一种虚拟空间，“互联网意识形态论争不过是口水仗，说说而已的事情，任其自生自灭就是了”;有人则认为网络传播突破了时空限制，拓宽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发声渠道，人类一直以来所追求的“自由”在网络空间得到了实现，进而极力鼓吹“网络自由”，出现了“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会堵塞言路”的错误认识。也正是由于人们对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困境重重且远远滞后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致使在虚拟化、去中心化的网络空间中网络文化良莠不齐、社会思潮纷繁复杂、网络舆论更加极端非理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发生。 （三）现实根源：突发事件引起的网络舆论纷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带来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逐步以突发事件的形式显现出来，并在网络空间引发激烈的舆论纷争。“当前，在我国的互联网舆论场上，对于社会事件进行公共讨论的舆论氛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单向度的媒体新闻报道方式，媒体引导舆论的角色正在显著弱化。”每当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网民都会就相关问题展开激烈讨论，掀起一场“舆论狂欢”。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在网络空间的逐渐泛滥，越来越多的“舆论狂欢”呈现出政治化倾向，不少网民借由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巨大关注肆意宣泄自身负面情绪，通过自己的“碎片化”记忆以及看似合理的主观臆断，将社会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从社会生活领域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甚至借由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上升到对我国政府及政治体制的批判。在此背景下，突发事件与网络的结合使得网络舆论纷争带有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在非理性化和极端化情绪影响下的负面网络舆论，若不能及时加以引导，则极有可能成为诱发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导火索。
三、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策略
（一）思想重视：强化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
一方面要坚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将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挑战考虑得更加严峻些、更加复杂些，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做好应对突发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应急预案，做到“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的高招”。另一方面要弘扬斗争精神，强化阵地意识。当今时代，互联网已然成为一种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战略资源。因此必须牢固树立阵地意识，在依托主流媒体平台牢牢占据思想宣传阵地的同时，还要化被动应对为主动出击，抢抓网络舆情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让党的主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网络空间，从源头切断错误思潮和负面信息的传播路径，培育向上向善、积极健康的网络正能量。
（二）能力提升：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能力
一要加快网络核心技术突破，增强抵御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明确强调：“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表面来看，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全球信息之间的平等交流，然而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凭借其技术优势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因此，以加快核心技术突破为抓手，“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是当前加快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能力的重要举措。二要下大力气进行计算机和网络信息系统的科研开发与技术创新。尤其在当前国家推动实施大数据战略的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应抓住这个机遇，通过加强大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从庞杂的网络信息中挖掘有用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与整合，研判网络意识形态发展的新动向，及时找出蕴藏在网络意识形态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强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感知能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
（三）机制保障：完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
风险的生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而形成长期有效的防控机制是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要建立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感应器”，提前对风险产生的可能性进行科学预判。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的收集，及时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量化分析，识别风险来源，抓准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范化解措施。另一方面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搭建风险防控的“保护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在网络时代，由于部分网民缺乏自律精神，加之资本运作的逐利性，致使网络空间乌烟瘴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加快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依法加强对网络空间违法行为的监管与惩处，规范网络空间秩序，提防不法分子利用所谓的言论自由制造虚假信息煽动网民情绪。同时也要使广大网民明白“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中的一言一行一旦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进而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吕薇洲.切实加强网络信息时代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工作[J].前线，2013（4）：31-33.
[3]付安玲，张耀灿.大数据助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及提升路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5）：109
[4]侯惠勤.深化對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认识[J].思想教育研究，2019（3）：137.
[5]李艳艳.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6]米博华.对意识形态工作不可轻视不能放松[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08-28（002）.
[7]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185.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