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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1983年至2011年《人民日报》关于农民工的1077篇新闻报道为样本，分析了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变迁以及主流媒体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媒体对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再现与构建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形象模式化倾向。
【关键词】主流媒体；农民工；媒介形象
“农民工”一词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在1983年提出来的，随后这一称谓被广泛使用，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农民工还没有明确的定义。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把“农民工”界定为：“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1]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而不断发展的特殊群体。如今，农民工已经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中國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下，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并逐渐被边缘化。本文通过对1983年至2011年《人民日报》关于农民工新闻报道的样本分析，从议题内容、报道数量、报道时间、报道版面以及文章的感情倾向等元素进行框架分析，探析主流媒体报道中所呈现出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变迁和农民工形象的构建情况，进而提出重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建议。
一、1983年至2011年《人民日报》对农民工报道的总体情况
本文以1983年1月至2011年12月《人民日报》与农民工相关的1077篇新闻报道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主流媒体报道中所呈现出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构建情况。
（一）议题内容——报道议题多样化，但不平衡
为便于统计，我们将《人民日报》农民工报道议题分为十大类，即：生存状态、培训与就业、权益保障、方针政策、关怀救助、违法犯罪、精神文化生活、家庭子女、流动管理以及其他。通过样本统计，各类报道的比例如图1所示。
据统计分析显示，《人民日报》农民工报道议题主要集中在生存状态、权益保障、培训与就业、关怀救助和方针政策上，报道所占比例在80%以上。其中，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描述与权益保障的报道分别占到了25%和22%。报道集中于此，说明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报道趋于客观，并多体现为自上而下的关怀，扮演着党和政府的传声筒，也对促进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的融洽相处、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正面导向作用。从图1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人民日报》对于负面议题如违法犯罪等的报道，所占比例很小，这说明主流媒体在农民工问题上宣扬的是社会主旋律，而对于一些负面消息则选择性忽略，因此主流媒体应不断完善，全面报道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
（二）报道数量——逐年递增并出现报道高峰
从1983年到2011年，《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数量每年都有所不同，通过数据显示分析，第一，关于农民工的报道总体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关注逐年增多；第二，从农民工报道数量的曲线图（图2）中可以看出，在报道数量平稳增长的同时会不定期出现某个年份报道数量激增的现象，这种陡然增长并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的政治语境、文化语境、社会语境有着必然的联系。
（三）报道时间——分布不均，但相对集中
为便于从时间上分析《人民日报》对农民工报道的集中度情况，我们将《人民日报》从1983年到2011年1077篇有关农民工的报道，按月份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显示，1—4月份的报道量占42%，而5—8月份仅占17%。1—4月有关农民工问题的报道量是全年的高峰期，主要由于工资拖欠、春运流动、民工荒等关系到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在春节前后得以凸显。而5—8月份这些问题出现相对较少，媒体作为社会问题的万象镜，报道量也随之减少。9—12月份报道量占全年的35%，且较大比例的报道为临近年底农民工工资的结算、回家过年等问题。
（四）报道版面——分布广泛，重要版面较多
从关于农民工新闻报道所在报纸版面上的比例来看，要闻占14%，经济占12%，新农村占10%，政治法律占7%，而由于报道议题和内容的不同，其余报道散落在各个版面上。从报道版面的比例分析，《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大都集中在要闻、经济、新农村、政治法律板块，这表明，《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在数量上或许不多，但报道都占据其重要板块，从侧面映射出主流媒体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而《人民日报》是政府的喉舌，报道的议程设置代表着政府的立场，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重视。
（五）报道基调——以中性和正面为主，但也有一定数量的负面信息
我们把对农民工群体所体现的报道倾向按照以下标准划分：正面——报道中对农民工群体的赞美、认可、鼓励、同情等；负面——报道中对农民工群体的否定、歧视、嘲弄、丑化等；中立——没有明显的倾向和表态，立场比较中立。
统计数据显示，在《人民日报》的农民工报道中，有59%属于中立立场，表示赞美、认可、鼓励、同情等的正面报道占27%，否定、歧视、嘲弄、丑化的负面报道只占9%。文本数据分析表明，一方面，《人民日报》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新闻事实，体现了其作为主流媒体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这表现在其报道农民工相关问题时，大多呈现消息来源的立场和态度，不直接发表意见或作出论断，极具专业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的正面报道大多体现政府、社会、个人对农民工群体的人文关怀、法律援助等，呼吁全社会对其关注，说明主流媒体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农民工的社会形象。
二、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再现
在对农民工形象的再现与构建中，媒体以语言符号为介质，通过有差别地选择与凸显、有意识地省略与淡化、有倾向性地强调和编排，将自己对农民工群体的主观性理解加诸文本中，频繁报道与不断构建，从而形成农民工群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通过对《人民日报》农民工报道的数据统计与文本分析发现，媒体对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再现与构建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形象模式化倾向。 （一）“沐恩者”的形象
该形象指蒙受社会各界恩惠的农民工形象。对于“沐恩者”形象的描述主要集中在权益保障与关怀救助这两个议题中，这两个议题占所有议题的35%，如此高的比例反映了《人民日报》对于该形象的塑造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也说明这一形象是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委机关报所构建的主要的农民工媒介形象。农民工身处社会底层，其生存状况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在这类农民工形象的报道中，关爱、温暖等词汇成为报道中用的最多的词眼。有关媒介在报道过程中突出人文关怀，积极帮助曝光农民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呼吁爱心；爱心人士和团体组织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政府部门关注其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以及其子女教育等民生问题的报道举不胜举。
阿尔都塞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召唤或质询具体的个体作为具体的主体。[2]也就是说，人一旦确定了自己的主体身份，便会主动采取与主体身份相符的行动。因此，媒体构建模式化的“沐恩者”形象旨在召喚农民工个体成为感恩社会的主体，从而踏踏实实、安居乐业，这也正符合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凸显了主流媒体正面宣传、正确引导舆论的功能。
（二）“争取上进者”形象
该形象指那些不满足于生活现状而不断争取进步的农民工形象。农民工被媒体再现成不屈不挠、顽强拼搏、把握命运的强者，有情有义、心地纯善、见义勇为的善者。《人民日报》关于争取上进者的报道，大多是描述农民工为改变其自身生存状况，积极学习一门技术，通过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追逐梦想，实现其预设的目标，并突出其为城市做出的贡献。这种形象的再现是主流媒体对一种向上的精神力量的宣扬和歌颂。
（三）“盲流者”形象
这个形象的再现主要在《人民日报》的早期报道中，自从198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1984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开始，农民工便开始逐渐拥入城市。1989年春节后，铁路客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农民们大量拥向城市，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正是因为这次的“民工潮”，国务院在1989年3月出台了《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以加强管理，减轻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人民日报》在为数很少的文章里，将“民工潮”定性为“盲流”，并用极为有限的篇幅，重点报道了“民工潮”给流入地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并帮助流入地的政府部门呼吁流出地的省市各单位积极配合，劝说“盲流”的农民早日返回家乡。盲流者的形象主要体现在民工潮给城市管理带来的各方面问题，给基础设施增加的压力，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加剧，而相对于一些都市报中过度渲染农民工犯罪、不文明的行为等，《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则是客观真实地反映新闻事实，并无主观色彩的贬低。
三、重构农民工的媒介形象
基于以上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再现分析，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媒体对农民工报道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找到解决农民工媒介形象的策略，真实还原农民工的生活，重新构建健康和谐的农民工媒介形象。
（一）权益等同化
梁启超在《论义务思想》一文中说，“义务与权利对峙者也”，[3]人在承担义务的同时，也应享有对等的权利。农民工进城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是一种生态流动，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是可持续的，他们的形象是由社会环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自身因素决定的。重构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就要使他们的权益与城市市民等同化，不可区别对待。
首先，在对其的称谓上，应该摈弃现有的称呼“农民工”，以及延伸出来的“外来务工者”“打工人员”等。从1983年到现在，其称谓经历了“盲流”“外来务工者”到“农民工”的变迁，而现在农民工已然是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他们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业化工作，因此，农民工可以说是城市的新型产业化工人。在最近几年的《人民日报》中有些文章便采用“新市民”等称呼，从称谓上摒弃偏见与歧视。其次，在有些与农民工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制定上，应使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享受同等待遇。例如，农民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时应享受“五险一金”，农民工与其子女在教育、培训、就业等问题上要享受与市民同等待遇等。只有在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条件下，农民工才能和市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才能真正“名正言顺”，不被歧视和排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顺利成长为“新市民”。
（二）城乡文化的传播者
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落后地区向富裕地区迁徙，这不仅仅是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还是人类学中一种文化变迁和适应的过程与现象。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巨大差距，还有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差异。他们对城市充满着好奇和憧憬，也希望能够在积累足够的资本之后，回到家乡过上都市般便捷的生活。而在语言交流上，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从都市打工回到家乡后，言谈举止中都带有城市的印记，这样的现象自然也感染了周围的人群。在思想观念上，农民工逐渐接受城市市民的价值观，逐渐融入城市生活中，有的在城市中扎下根来，有的返乡后将城市生活的观念带回家乡或引进城市先进的技术，促进家乡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
（三）城市发展的无私贡献者
进城后的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体力劳动，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他们依然怀揣着梦想，为这个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依旧坚持活跃在城市建设的各个角落。他们为城市的建设作出了无私奉献理应获得应有的报酬。在今天的许多媒体信息中，“创业者”“优秀外来工”“全国劳模农民工”等褒奖性称谓给了农民工。近几年的《人民日报》也有专门关于农民工进两会的专题报道，这说明农民工在这个社会中逐渐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他们靠着勤劳的双手，为城市建设无私奉献，这种健康形象的塑造也正是当今社会农民工在城市中形象的真实写照。
大众传媒是公共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民工群体能否获得在公共领域表达意见的权利，是促进该群体与社会融合的关键条件。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记录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奋斗与挣扎，见证了这个队伍不断壮大和变化的过程。《人民日报》有关农民工的报道也再现了主流媒体对农民工模式化形象的塑造。农民工理应与城市市民权益等同，他们是城市发展的无私贡献者、城乡文化建设的传播者，赋予农民工新的媒介形象，对于促进农民工群体健康发展，推动农民工快速融入社会发展进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为201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构建与传播研究（编号XW12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06-307.
[2]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45.
[3]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77.
（曾振华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杨丽、曾艳梅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1级硕士生）
编校：赵亮
【关键词】主流媒体；农民工；媒介形象
“农民工”一词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在1983年提出来的，随后这一称谓被广泛使用，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农民工还没有明确的定义。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把“农民工”界定为：“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1]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而不断发展的特殊群体。如今，农民工已经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中國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下，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并逐渐被边缘化。本文通过对1983年至2011年《人民日报》关于农民工新闻报道的样本分析，从议题内容、报道数量、报道时间、报道版面以及文章的感情倾向等元素进行框架分析，探析主流媒体报道中所呈现出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变迁和农民工形象的构建情况，进而提出重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建议。
一、1983年至2011年《人民日报》对农民工报道的总体情况
本文以1983年1月至2011年12月《人民日报》与农民工相关的1077篇新闻报道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主流媒体报道中所呈现出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构建情况。
（一）议题内容——报道议题多样化，但不平衡
为便于统计，我们将《人民日报》农民工报道议题分为十大类，即：生存状态、培训与就业、权益保障、方针政策、关怀救助、违法犯罪、精神文化生活、家庭子女、流动管理以及其他。通过样本统计，各类报道的比例如图1所示。
据统计分析显示，《人民日报》农民工报道议题主要集中在生存状态、权益保障、培训与就业、关怀救助和方针政策上，报道所占比例在80%以上。其中，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描述与权益保障的报道分别占到了25%和22%。报道集中于此，说明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报道趋于客观，并多体现为自上而下的关怀，扮演着党和政府的传声筒，也对促进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的融洽相处、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正面导向作用。从图1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人民日报》对于负面议题如违法犯罪等的报道，所占比例很小，这说明主流媒体在农民工问题上宣扬的是社会主旋律，而对于一些负面消息则选择性忽略，因此主流媒体应不断完善，全面报道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
（二）报道数量——逐年递增并出现报道高峰
从1983年到2011年，《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数量每年都有所不同，通过数据显示分析，第一，关于农民工的报道总体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关注逐年增多；第二，从农民工报道数量的曲线图（图2）中可以看出，在报道数量平稳增长的同时会不定期出现某个年份报道数量激增的现象，这种陡然增长并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的政治语境、文化语境、社会语境有着必然的联系。
（三）报道时间——分布不均，但相对集中
为便于从时间上分析《人民日报》对农民工报道的集中度情况，我们将《人民日报》从1983年到2011年1077篇有关农民工的报道，按月份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显示，1—4月份的报道量占42%，而5—8月份仅占17%。1—4月有关农民工问题的报道量是全年的高峰期，主要由于工资拖欠、春运流动、民工荒等关系到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在春节前后得以凸显。而5—8月份这些问题出现相对较少，媒体作为社会问题的万象镜，报道量也随之减少。9—12月份报道量占全年的35%，且较大比例的报道为临近年底农民工工资的结算、回家过年等问题。
（四）报道版面——分布广泛，重要版面较多
从关于农民工新闻报道所在报纸版面上的比例来看，要闻占14%，经济占12%，新农村占10%，政治法律占7%，而由于报道议题和内容的不同，其余报道散落在各个版面上。从报道版面的比例分析，《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大都集中在要闻、经济、新农村、政治法律板块，这表明，《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在数量上或许不多，但报道都占据其重要板块，从侧面映射出主流媒体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而《人民日报》是政府的喉舌，报道的议程设置代表着政府的立场，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重视。
（五）报道基调——以中性和正面为主，但也有一定数量的负面信息
我们把对农民工群体所体现的报道倾向按照以下标准划分：正面——报道中对农民工群体的赞美、认可、鼓励、同情等；负面——报道中对农民工群体的否定、歧视、嘲弄、丑化等；中立——没有明显的倾向和表态，立场比较中立。
统计数据显示，在《人民日报》的农民工报道中，有59%属于中立立场，表示赞美、认可、鼓励、同情等的正面报道占27%，否定、歧视、嘲弄、丑化的负面报道只占9%。文本数据分析表明，一方面，《人民日报》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新闻事实，体现了其作为主流媒体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这表现在其报道农民工相关问题时，大多呈现消息来源的立场和态度，不直接发表意见或作出论断，极具专业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的正面报道大多体现政府、社会、个人对农民工群体的人文关怀、法律援助等，呼吁全社会对其关注，说明主流媒体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农民工的社会形象。
二、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再现
在对农民工形象的再现与构建中，媒体以语言符号为介质，通过有差别地选择与凸显、有意识地省略与淡化、有倾向性地强调和编排，将自己对农民工群体的主观性理解加诸文本中，频繁报道与不断构建，从而形成农民工群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通过对《人民日报》农民工报道的数据统计与文本分析发现，媒体对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再现与构建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形象模式化倾向。 （一）“沐恩者”的形象
该形象指蒙受社会各界恩惠的农民工形象。对于“沐恩者”形象的描述主要集中在权益保障与关怀救助这两个议题中，这两个议题占所有议题的35%，如此高的比例反映了《人民日报》对于该形象的塑造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也说明这一形象是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委机关报所构建的主要的农民工媒介形象。农民工身处社会底层，其生存状况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在这类农民工形象的报道中，关爱、温暖等词汇成为报道中用的最多的词眼。有关媒介在报道过程中突出人文关怀，积极帮助曝光农民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呼吁爱心；爱心人士和团体组织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政府部门关注其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以及其子女教育等民生问题的报道举不胜举。
阿尔都塞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召唤或质询具体的个体作为具体的主体。[2]也就是说，人一旦确定了自己的主体身份，便会主动采取与主体身份相符的行动。因此，媒体构建模式化的“沐恩者”形象旨在召喚农民工个体成为感恩社会的主体，从而踏踏实实、安居乐业，这也正符合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凸显了主流媒体正面宣传、正确引导舆论的功能。
（二）“争取上进者”形象
该形象指那些不满足于生活现状而不断争取进步的农民工形象。农民工被媒体再现成不屈不挠、顽强拼搏、把握命运的强者，有情有义、心地纯善、见义勇为的善者。《人民日报》关于争取上进者的报道，大多是描述农民工为改变其自身生存状况，积极学习一门技术，通过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追逐梦想，实现其预设的目标，并突出其为城市做出的贡献。这种形象的再现是主流媒体对一种向上的精神力量的宣扬和歌颂。
（三）“盲流者”形象
这个形象的再现主要在《人民日报》的早期报道中，自从198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1984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开始，农民工便开始逐渐拥入城市。1989年春节后，铁路客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农民们大量拥向城市，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正是因为这次的“民工潮”，国务院在1989年3月出台了《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以加强管理，减轻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人民日报》在为数很少的文章里，将“民工潮”定性为“盲流”，并用极为有限的篇幅，重点报道了“民工潮”给流入地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并帮助流入地的政府部门呼吁流出地的省市各单位积极配合，劝说“盲流”的农民早日返回家乡。盲流者的形象主要体现在民工潮给城市管理带来的各方面问题，给基础设施增加的压力，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加剧，而相对于一些都市报中过度渲染农民工犯罪、不文明的行为等，《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则是客观真实地反映新闻事实，并无主观色彩的贬低。
三、重构农民工的媒介形象
基于以上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再现分析，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媒体对农民工报道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找到解决农民工媒介形象的策略，真实还原农民工的生活，重新构建健康和谐的农民工媒介形象。
（一）权益等同化
梁启超在《论义务思想》一文中说，“义务与权利对峙者也”，[3]人在承担义务的同时，也应享有对等的权利。农民工进城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是一种生态流动，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是可持续的，他们的形象是由社会环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自身因素决定的。重构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就要使他们的权益与城市市民等同化，不可区别对待。
首先，在对其的称谓上，应该摈弃现有的称呼“农民工”，以及延伸出来的“外来务工者”“打工人员”等。从1983年到现在，其称谓经历了“盲流”“外来务工者”到“农民工”的变迁，而现在农民工已然是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他们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业化工作，因此，农民工可以说是城市的新型产业化工人。在最近几年的《人民日报》中有些文章便采用“新市民”等称呼，从称谓上摒弃偏见与歧视。其次，在有些与农民工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制定上，应使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享受同等待遇。例如，农民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时应享受“五险一金”，农民工与其子女在教育、培训、就业等问题上要享受与市民同等待遇等。只有在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条件下，农民工才能和市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才能真正“名正言顺”，不被歧视和排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顺利成长为“新市民”。
（二）城乡文化的传播者
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落后地区向富裕地区迁徙，这不仅仅是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还是人类学中一种文化变迁和适应的过程与现象。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巨大差距，还有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差异。他们对城市充满着好奇和憧憬，也希望能够在积累足够的资本之后，回到家乡过上都市般便捷的生活。而在语言交流上，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从都市打工回到家乡后，言谈举止中都带有城市的印记，这样的现象自然也感染了周围的人群。在思想观念上，农民工逐渐接受城市市民的价值观，逐渐融入城市生活中，有的在城市中扎下根来，有的返乡后将城市生活的观念带回家乡或引进城市先进的技术，促进家乡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
（三）城市发展的无私贡献者
进城后的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体力劳动，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他们依然怀揣着梦想，为这个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依旧坚持活跃在城市建设的各个角落。他们为城市的建设作出了无私奉献理应获得应有的报酬。在今天的许多媒体信息中，“创业者”“优秀外来工”“全国劳模农民工”等褒奖性称谓给了农民工。近几年的《人民日报》也有专门关于农民工进两会的专题报道，这说明农民工在这个社会中逐渐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他们靠着勤劳的双手，为城市建设无私奉献，这种健康形象的塑造也正是当今社会农民工在城市中形象的真实写照。
大众传媒是公共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民工群体能否获得在公共领域表达意见的权利，是促进该群体与社会融合的关键条件。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记录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奋斗与挣扎，见证了这个队伍不断壮大和变化的过程。《人民日报》有关农民工的报道也再现了主流媒体对农民工模式化形象的塑造。农民工理应与城市市民权益等同，他们是城市发展的无私贡献者、城乡文化建设的传播者，赋予农民工新的媒介形象，对于促进农民工群体健康发展，推动农民工快速融入社会发展进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为201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构建与传播研究（编号XW12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06-307.
[2]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45.
[3]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77.
（曾振华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杨丽、曾艳梅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1级硕士生）
编校：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