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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作为西方的前沿学科被引入中国，“跨学科”这一术语给沉寂多年的国内新闻学界带来了生机。30年来，新闻传播学者们开始了一段既欣喜又艰辛、既热情又审慎的学术旅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也在摸索与碰撞中渐渐展开了一幅气象可辨的版图。然而，与国内大多数传播学者所不同的是，在这场集体性的学术探寻中，有一批人在西方国家完成了他们较早的学术启蒙与严格的科研训练。魏然就是其中一位。这位如今已经在美国获得终身教授名衔的华人传播学者，在将近30年的学术规训与历练中形成了华洋兼容的研究旨趣与路径。而更为重要的是，复杂交汇的跨文化背景与辗转中西的求学经历，带给他更多的是对“异”的清醒以及对“同”的追求。
“做报道是用事实说话，做学术须有理论导向”
1980年，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四届大学生，魏然考入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并且在大三时选择了攻读六年制的本科双学位。“我是教育部第一批双学位学生，研修国际新闻学专业和英语专业。国家招收双学位的背景是刚刚对外开放，各方面急需懂英语也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新闻界也面临这个突出问题。”魏然回忆道，“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广播电视局干部司的一个副司长到上外做攻读双学位的宣传动员，他说我们现在对国外了解太少，要加强国际新闻的报道，但是驻外记者需要复合型人才，得又能采访、又能翻译、又能摄像、又能开车，而外语学院的学生是最有机会成为‘全能记者’的。当时有两个学校搞双学位试点，一个是北外，一个是上外，叫作‘一加一双学士’，我们的待遇就相当于研究生。”魏然的语气平静却自豪。正是当年这样的求学经历与专业背景，让魏然在学成之后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当时人才稀缺的国际新闻工作领域。
1985年，魏然被分配到央视国际部实习，1986年开始正式从事记者工作。魏然介绍，他曾经参加过《动物世界》《外国文艺》等进口栏目的译制工作，并且参与了早期央视英语新闻频道的创建。这段专业记者的经历却给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魏然带来了另一种反思与比照的空间，用他的话说，“做记者看问题比较务实、比较具体，而做学问是反过来的，需要对个别现象进行普遍归纳。做记者的逻辑和做学术的逻辑不太一样，简单地说，就是做报道是用事实说话，而做学术须有理论导向”。在魏然看来，做记者和做学问需要面对不同的写作方式、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要求，这种逻辑的迥异曾经给他带来过转型的艰难和困惑，但至今想来也帮助他拥有了横跨实务与理论的双重视野。“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很关注实务的学科，当年做记者的经验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现在看到一些问题就会想到记者是怎么去考虑的，联系起理论来也不会那么抽象。如果没有做过记者，有些问题也许就会觉得无从衡量，比较混乱。”魏然说。
1988年，魏然离开北京前往英国威尔士大学深造，从此走上了学术研究的漫长征程。跨文化的背景以及新闻工作的实践经验，让他很快就对有别于国内广播电视体制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因为自己的背景是做电视新闻记者的，对新闻业务有足够的培训和经验，所以在国外进修以后，会经常反思媒体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而BBC其实是我对电视台认知的一个全新了解，我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念。比如说新闻专业的价值判断、媒体的独立空间以及BBC的管理运作模式和专业精神，从中我开拓了视野，知道了做事情（即报道新闻事件）是有不同方法的。”
正因为如此，魏然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比较央视与BBC针对同一事件的电视新闻报道的异同。“我当时选择的事件是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的访问，想通过这一事件，看看央视同事们的报道和BBC的报道有什么差异。因为两个媒体在组织形式、运作流程、采访方式、记者的培训背景等各方面都是不同的。我通过深度访谈、分析新闻解说词、比较新闻报道的图像和文字，同时对比新闻的制作流程、制作标准等等，结果发现国内的报道和BBC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这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两国虽然语言文化不同、体制背景不同，但是新闻报道还是有共同性的，而我认为这个共同性就来源于新闻报道的专业性。”
尽管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让魏然觉得“蛮有意思”，但是他坦言，硕士研究只是分析了新闻报道的本身，却没有涉及媒介对社会影响这一部分。“硕士时只是对who said what（谁说了什么）这部分有研究，而对to whom with what effect（对谁产生了什么效果）这部分还没有涉及。我后来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我的英国导师说，那你就要继续念下去。于是，我就在导师的鼓励下申请到美国的大学去念书。比较幸运，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新闻学院录取我去读博士。在印第安那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媒介社会效果方面的研究和训练的机会更多了。”
从1990年到1995年，5年的美国读博生活给魏然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也正是这段时间基本奠定了他之后20多年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路径。“我在美国接受了更加科学、严格的实证训练。我的导师对我影响特别大，他叫David Weaver，是提出著名的传播效果理论Agenda Setting（议程设置）的McCombs和Shaw的第二代弟子。做他的学生就受到他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的影响，我们当时有很多关于媒体与政治传播的议题可以做，同时我还在印大的商学院接受了更多的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训练。”魏然很感念这段求学时光给他带来的帮助，“我觉得自己受益最大的就是博士班的几门方法论课程，它们从高层次的、实用的角度，帮助我从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建构、知识的发展等方面让我对传播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我的研究方法的训练也更加扎实。”
魏然继续聊道，“在印第安那大学的时候，还有一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她叫Chris Ogan，是一位非常能干、非常出色的女教授，她的研究专长是‘传播科技’。我曾经跟她修读过几门传播科技的基础课程，也一起合作了一些课题，慢慢地我对传播科技的兴趣也比较大。当时的新媒体传播科技包括现在已经快淘汰的录影机、录像机，还有刚刚出现的卫星电视。我们一方面从传播科技的角度研究，另一方面从传播效用的角度研究，我多年的研究兴趣基本上就是这两个研究范畴”。 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读博期间让魏然受益最深的研究方法与新媒体这两大领域也成为他保持至今的两项研究专长，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受美国主流研究学派影响至深的他与国内同时期成长的新闻传播学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别。就像他自己说的，“关于为何做学者，如何做学问，以及长期的学术生涯的规划，有些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有些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各种因素组合在一起，我就走上了今天做学问的这条道路”。
“学术的成就来自方法论的严格训练”
在谈及国内外传播学研究现状差异的时候，魏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国外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训练和研究典范的树立。从研究工具到理论框架，从研究设计到实证调查，这一切都首先需要系统的、高强度的训练，而这个在国内可能做不到，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说到这里，魏然回忆起他当年在印第安那大学选修的一门“高级研究方法论”课程。“我们的课一个礼拜要念200页文章，念完后要选中其中一篇进行点评，每个人轮流做，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对我来说是受益最大的。这门课后来的期终大考进行了6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才结束，如果老师不让停的话，我们大概还可以考到4点、6点，因为你必须把一个学期学到的东西都用出来。比如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让你设计一个问卷，你得考虑怎样把要访问的问题设计得比较中立、客观、科学，这就需要根据理论性的概念进行原创思考。再比如关于什么是新闻自由，要求你设计五个能够把它问出来的指标问题。或者测量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要求测量出来的结果要有规范性、有效性等，然后还要看你怎么去分析。”魏然感慨地说，“我今天的学术能有所成就，就是因为受过方法论的严格训练，在这其中，我们还需要对学术研究最核心的哲学性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也就是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
由于先后担任过几家国际主流的新闻传播大众期刊编委的缘故，魏然对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整体水准及其与国际间的差距有着较为中肯的认识：“从我的印象中，国内传播学者提出来的传播学研究选题都非常好，选题有敏感性，也非常切实，比如新媒体、微博、社交网站等等，这些方面和西方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不少国内学者的研究只局限于做单一事件的描述，却超不出这个单一事件的局限，也就是说只告诉你研究的现象是什么，却说不出为什么，或者现象和理论上有什么相关性，以及哪个理论能解释此现象。毕竟，我们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理论的创建，因为理论终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一个最重要的知识来源，所以，只有创建而不是描述，才是对学问的最终贡献。”
不仅如此，魏然还坦率地说道：“国内的很多文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意见很多、观点很鲜明，但是仅此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有观点，但仅有观点是没有太大价值的，做学问的关键是要通过严谨的方法收集大量的数据，通过理论指导，科学地分析、系统地统计数据之后再得出结论，而这一点，国内还缺少一个对传播学方法论进行系统培训、规范和运用的学术文化。”在谈到不少亚洲学者的投稿往往因为英文写作的语言弱势和学术规范性问题而被无奈毙掉时，作为美国传播学期刊《大众传播与社会》首位华人主编的魏然说：“不过，我现在看到国内有一些年轻学者，英文也比较好，读的英文文献也比较多，写出来的东西也开始比较像样了，有理论导向，有数据，有论证过程，比较符合英文写作的习惯，这是一个很好的起色。”
对于学术人生的苦乐，魏然显得很平静，“做学问是一件苦差事，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跟风，因为学术需要很扎实的东西，它不但看你的投入，而且也看你的产出，它不是比聪明和比速度的龟兔赛跑，而是比坚持、比耐力的马拉松赛”。魏然回忆起当年在美国读书时，和他同班的5个同学起初都比他厉害，但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比得过他的论文发表量以及科研能力，“有时候我们开学术会时彼此遇到都会很感慨，可见社会科学的成功不是靠灵感，也不是靠小聪明，而是靠真正的耐心与坚持”。回首近30年的学术生涯，魏然坦言，“你进步最快的时候往往是被别人批评最多的时候，如果别人都说你好，你是不会进步的，所以做学问是一个很苦的历程”。但是相对于其他职业选择，比如做生意，或者做官，他淡淡地说，“做学问更适合我的喜好”。
“我很希望帮助国内青年学者建立学术规范”
多年以来，魏然与国内学术界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1995年博士毕业后，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5年，那里活跃的学术交流氛围让他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大陆学者。“美国毕业后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它是中西方交界的一个点。”魏然说，“当年出国还不是很容易，因为语言不通，有些人认为出国没什么收获。而到香港，一来很近，二来可以讲中文、查阅一些中文资料，大家都很乐意来。那时候每隔3个月，中文大学就会邀请一位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或者院领导过来做访问，国内很多大学的新闻学系主任、院长我都认得，每次开会都能遇到很多老朋友，所以我跟国内的渊源非常久，也非常深。”
2000年，魏然从香港中文大学前往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至今。他说，国内有些人也许会认为中国学者去美国写文章、做研究，论文的题目都应该是写中国，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做学问是应该以理论为导向的，广义地讲，理论是不分文化也不分社会的，理论是一种比较规范、比较客观的表述。因此，学术应该是一种对研究理论比较公开、比较自由的选择。”
如今，魏然已经是南卡罗莱纳大学终身冠名的讲座教授，这是美国大学对全职教员中拥有崇高学术地位与重大研究成就的学者的认可，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第一位获此名衔的海外华人传播学者。魏然说：“我们这些人在海外待了很久，虽然不能讲是功成名就，但至少现在可以随心所欲来去自由地选择做学术研究了。我个人对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还没有做出什么太大的贡献，所以我有一个理想，就是帮助国内的青年学者建立一种学术规范，把国外标准化的学术规范引进国内，特别是引进到传播学界来。中国有很多学者非常优秀，文笔也非常优美，但就是研究与写作过程不够规范。我并不是说量化研究是唯一的路径，但是量化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是主流，而且只要通过训练，每个人都可以学得到。所以，把美国主流的学术文化、主流的学术标准、主流的学术规范介绍到国内提供给青年学者作为参考，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做起来将是我能给中国传播学界做的贡献。” 恰如魏然的心愿，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聘任魏然为“长江学者”，2010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聘任魏然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尽管坦言当年申请时的淡然，但魏然对这个身份非常珍惜：“‘长江学者’就是一个契机，让我能有比较固定的时间回国内做讲座、做课题，包括完成很多其他形式的学术交流。比方说我刚跟张国良老师合作了一个关于手机新闻的课题，同时我和传媒大学很早也有合作，现在是他们的校外兼职博导和特聘客座教授，每次过来也都很方便。”
不仅如此，魏然还希望借助一个有海外背景的学术团体为国内提供更多的交流与协助。“这个团体叫作国际中华传播学会，1989年就成立了，它的发起人是现任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李金铨博士，我是现任会长。学会主要是由在美国的华人新闻传播学者组成，同时也有一些对中国传媒感兴趣的美国学者参加。我做会长的两年以来，一个工作重点就是积极吸收国内学者参加一些国际化的会议，同时也帮助国内的新闻传播院校召开国际会议。我们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学术团体，会员有两三百人左右，大家在美国生活工作比较久，对国内外的环境都相对了解，这个学会就相当于一座中介桥梁。”
对此，魏然说道：“做学术是需要有团体的，要互相影响、互相支持，否则个人做研究就不会那么顺利，甚至做不下去。”
“做学术研究每次都要有一点创新”
魏然对学术研究的创新有很高的期待和要求。“理论是希望有创见的，做学术研究第一要有理论性，只有描述而没有理论的文章是没有价值的。第二，重复使用理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比如像议程设置这个理论，已经存在了40多年，如果你总是原封不动地重复，就会过时。做学术研究每次都要有一点创新，对所使用的理论有所创建，尤其是扩展和充实这个理论，这样做出来的成果，价值才能更高，也更符合顶尖级刊物的要求。我认为将这两个层面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做学术最核心的东西。”
尽管非常强调学术研究的创新，但魏然却并不认为学术研究存在某种“中国模式”。“首先我非常理解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像人发展到一定阶段，越成熟就越自信，国内有这种情绪、需求、表述都可以理解。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是对知识体系建立的一种误解。如果我们觉得西方的铁路、火车、汽车都是很先进的东西，可以直接拿过来用，那么我们需不需要有‘中国模式’的铁路、火车、汽车呢？人类是需要承认共性的，社会科学是全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它的建立、存在和发展同样需要尊重和符合人类的共性。”魏然说，“‘中国模式’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不是学术需要。政治和学术是不同的范畴，如果把政治当成学术，就不对了。”
和许多个性鲜明甚至略带张扬的学者所不同的是，魏然的风格始终是温和平静的。他的谦恭与低调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他的学术甚至信仰却是开放并且西化的。访谈那天，他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左胸口印着红色的INDIANA UNIVERSITY英文字样，那是他的母校，也是曾给他的学术人生带来过最大影响的地方。魏然说他当年上外的同学有的已经成为知名主播，有的做生意发了大财，有的当上了大领导，而他却认为，大概只有做学问的人生更适合他的个人喜好。
在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派的影响下，魏然持重严谨的性格帮助他在历经考验的学术长跑中耐住寂寞，不舍初衷，并最终有所成就。他说，人在不同的年龄，人生的体验和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如今，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他，或许正在回首往昔的过程中完成着对自己的坚守和超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学生刘若涵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编校：董方晓
“做报道是用事实说话，做学术须有理论导向”
1980年，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四届大学生，魏然考入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并且在大三时选择了攻读六年制的本科双学位。“我是教育部第一批双学位学生，研修国际新闻学专业和英语专业。国家招收双学位的背景是刚刚对外开放，各方面急需懂英语也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新闻界也面临这个突出问题。”魏然回忆道，“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广播电视局干部司的一个副司长到上外做攻读双学位的宣传动员，他说我们现在对国外了解太少，要加强国际新闻的报道，但是驻外记者需要复合型人才，得又能采访、又能翻译、又能摄像、又能开车，而外语学院的学生是最有机会成为‘全能记者’的。当时有两个学校搞双学位试点，一个是北外，一个是上外，叫作‘一加一双学士’，我们的待遇就相当于研究生。”魏然的语气平静却自豪。正是当年这样的求学经历与专业背景，让魏然在学成之后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当时人才稀缺的国际新闻工作领域。
1985年，魏然被分配到央视国际部实习，1986年开始正式从事记者工作。魏然介绍，他曾经参加过《动物世界》《外国文艺》等进口栏目的译制工作，并且参与了早期央视英语新闻频道的创建。这段专业记者的经历却给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魏然带来了另一种反思与比照的空间，用他的话说，“做记者看问题比较务实、比较具体，而做学问是反过来的，需要对个别现象进行普遍归纳。做记者的逻辑和做学术的逻辑不太一样，简单地说，就是做报道是用事实说话，而做学术须有理论导向”。在魏然看来，做记者和做学问需要面对不同的写作方式、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要求，这种逻辑的迥异曾经给他带来过转型的艰难和困惑，但至今想来也帮助他拥有了横跨实务与理论的双重视野。“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很关注实务的学科，当年做记者的经验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现在看到一些问题就会想到记者是怎么去考虑的，联系起理论来也不会那么抽象。如果没有做过记者，有些问题也许就会觉得无从衡量，比较混乱。”魏然说。
1988年，魏然离开北京前往英国威尔士大学深造，从此走上了学术研究的漫长征程。跨文化的背景以及新闻工作的实践经验，让他很快就对有别于国内广播电视体制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因为自己的背景是做电视新闻记者的，对新闻业务有足够的培训和经验，所以在国外进修以后，会经常反思媒体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而BBC其实是我对电视台认知的一个全新了解，我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念。比如说新闻专业的价值判断、媒体的独立空间以及BBC的管理运作模式和专业精神，从中我开拓了视野，知道了做事情（即报道新闻事件）是有不同方法的。”
正因为如此，魏然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比较央视与BBC针对同一事件的电视新闻报道的异同。“我当时选择的事件是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的访问，想通过这一事件，看看央视同事们的报道和BBC的报道有什么差异。因为两个媒体在组织形式、运作流程、采访方式、记者的培训背景等各方面都是不同的。我通过深度访谈、分析新闻解说词、比较新闻报道的图像和文字，同时对比新闻的制作流程、制作标准等等，结果发现国内的报道和BBC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这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两国虽然语言文化不同、体制背景不同，但是新闻报道还是有共同性的，而我认为这个共同性就来源于新闻报道的专业性。”
尽管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让魏然觉得“蛮有意思”，但是他坦言，硕士研究只是分析了新闻报道的本身，却没有涉及媒介对社会影响这一部分。“硕士时只是对who said what（谁说了什么）这部分有研究，而对to whom with what effect（对谁产生了什么效果）这部分还没有涉及。我后来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我的英国导师说，那你就要继续念下去。于是，我就在导师的鼓励下申请到美国的大学去念书。比较幸运，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新闻学院录取我去读博士。在印第安那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媒介社会效果方面的研究和训练的机会更多了。”
从1990年到1995年，5年的美国读博生活给魏然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也正是这段时间基本奠定了他之后20多年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路径。“我在美国接受了更加科学、严格的实证训练。我的导师对我影响特别大，他叫David Weaver，是提出著名的传播效果理论Agenda Setting（议程设置）的McCombs和Shaw的第二代弟子。做他的学生就受到他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的影响，我们当时有很多关于媒体与政治传播的议题可以做，同时我还在印大的商学院接受了更多的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训练。”魏然很感念这段求学时光给他带来的帮助，“我觉得自己受益最大的就是博士班的几门方法论课程，它们从高层次的、实用的角度，帮助我从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建构、知识的发展等方面让我对传播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我的研究方法的训练也更加扎实。”
魏然继续聊道，“在印第安那大学的时候，还有一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她叫Chris Ogan，是一位非常能干、非常出色的女教授，她的研究专长是‘传播科技’。我曾经跟她修读过几门传播科技的基础课程，也一起合作了一些课题，慢慢地我对传播科技的兴趣也比较大。当时的新媒体传播科技包括现在已经快淘汰的录影机、录像机，还有刚刚出现的卫星电视。我们一方面从传播科技的角度研究，另一方面从传播效用的角度研究，我多年的研究兴趣基本上就是这两个研究范畴”。 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读博期间让魏然受益最深的研究方法与新媒体这两大领域也成为他保持至今的两项研究专长，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受美国主流研究学派影响至深的他与国内同时期成长的新闻传播学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别。就像他自己说的，“关于为何做学者，如何做学问，以及长期的学术生涯的规划，有些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有些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各种因素组合在一起，我就走上了今天做学问的这条道路”。
“学术的成就来自方法论的严格训练”
在谈及国内外传播学研究现状差异的时候，魏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国外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训练和研究典范的树立。从研究工具到理论框架，从研究设计到实证调查，这一切都首先需要系统的、高强度的训练，而这个在国内可能做不到，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说到这里，魏然回忆起他当年在印第安那大学选修的一门“高级研究方法论”课程。“我们的课一个礼拜要念200页文章，念完后要选中其中一篇进行点评，每个人轮流做，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对我来说是受益最大的。这门课后来的期终大考进行了6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才结束，如果老师不让停的话，我们大概还可以考到4点、6点，因为你必须把一个学期学到的东西都用出来。比如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让你设计一个问卷，你得考虑怎样把要访问的问题设计得比较中立、客观、科学，这就需要根据理论性的概念进行原创思考。再比如关于什么是新闻自由，要求你设计五个能够把它问出来的指标问题。或者测量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要求测量出来的结果要有规范性、有效性等，然后还要看你怎么去分析。”魏然感慨地说，“我今天的学术能有所成就，就是因为受过方法论的严格训练，在这其中，我们还需要对学术研究最核心的哲学性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也就是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
由于先后担任过几家国际主流的新闻传播大众期刊编委的缘故，魏然对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整体水准及其与国际间的差距有着较为中肯的认识：“从我的印象中，国内传播学者提出来的传播学研究选题都非常好，选题有敏感性，也非常切实，比如新媒体、微博、社交网站等等，这些方面和西方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不少国内学者的研究只局限于做单一事件的描述，却超不出这个单一事件的局限，也就是说只告诉你研究的现象是什么，却说不出为什么，或者现象和理论上有什么相关性，以及哪个理论能解释此现象。毕竟，我们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理论的创建，因为理论终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一个最重要的知识来源，所以，只有创建而不是描述，才是对学问的最终贡献。”
不仅如此，魏然还坦率地说道：“国内的很多文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意见很多、观点很鲜明，但是仅此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有观点，但仅有观点是没有太大价值的，做学问的关键是要通过严谨的方法收集大量的数据，通过理论指导，科学地分析、系统地统计数据之后再得出结论，而这一点，国内还缺少一个对传播学方法论进行系统培训、规范和运用的学术文化。”在谈到不少亚洲学者的投稿往往因为英文写作的语言弱势和学术规范性问题而被无奈毙掉时，作为美国传播学期刊《大众传播与社会》首位华人主编的魏然说：“不过，我现在看到国内有一些年轻学者，英文也比较好，读的英文文献也比较多，写出来的东西也开始比较像样了，有理论导向，有数据，有论证过程，比较符合英文写作的习惯，这是一个很好的起色。”
对于学术人生的苦乐，魏然显得很平静，“做学问是一件苦差事，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跟风，因为学术需要很扎实的东西，它不但看你的投入，而且也看你的产出，它不是比聪明和比速度的龟兔赛跑，而是比坚持、比耐力的马拉松赛”。魏然回忆起当年在美国读书时，和他同班的5个同学起初都比他厉害，但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比得过他的论文发表量以及科研能力，“有时候我们开学术会时彼此遇到都会很感慨，可见社会科学的成功不是靠灵感，也不是靠小聪明，而是靠真正的耐心与坚持”。回首近30年的学术生涯，魏然坦言，“你进步最快的时候往往是被别人批评最多的时候，如果别人都说你好，你是不会进步的，所以做学问是一个很苦的历程”。但是相对于其他职业选择，比如做生意，或者做官，他淡淡地说，“做学问更适合我的喜好”。
“我很希望帮助国内青年学者建立学术规范”
多年以来，魏然与国内学术界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1995年博士毕业后，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5年，那里活跃的学术交流氛围让他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大陆学者。“美国毕业后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它是中西方交界的一个点。”魏然说，“当年出国还不是很容易，因为语言不通，有些人认为出国没什么收获。而到香港，一来很近，二来可以讲中文、查阅一些中文资料，大家都很乐意来。那时候每隔3个月，中文大学就会邀请一位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或者院领导过来做访问，国内很多大学的新闻学系主任、院长我都认得，每次开会都能遇到很多老朋友，所以我跟国内的渊源非常久，也非常深。”
2000年，魏然从香港中文大学前往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至今。他说，国内有些人也许会认为中国学者去美国写文章、做研究，论文的题目都应该是写中国，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做学问是应该以理论为导向的，广义地讲，理论是不分文化也不分社会的，理论是一种比较规范、比较客观的表述。因此，学术应该是一种对研究理论比较公开、比较自由的选择。”
如今，魏然已经是南卡罗莱纳大学终身冠名的讲座教授，这是美国大学对全职教员中拥有崇高学术地位与重大研究成就的学者的认可，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第一位获此名衔的海外华人传播学者。魏然说：“我们这些人在海外待了很久，虽然不能讲是功成名就，但至少现在可以随心所欲来去自由地选择做学术研究了。我个人对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还没有做出什么太大的贡献，所以我有一个理想，就是帮助国内的青年学者建立一种学术规范，把国外标准化的学术规范引进国内，特别是引进到传播学界来。中国有很多学者非常优秀，文笔也非常优美，但就是研究与写作过程不够规范。我并不是说量化研究是唯一的路径，但是量化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是主流，而且只要通过训练，每个人都可以学得到。所以，把美国主流的学术文化、主流的学术标准、主流的学术规范介绍到国内提供给青年学者作为参考，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做起来将是我能给中国传播学界做的贡献。” 恰如魏然的心愿，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聘任魏然为“长江学者”，2010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聘任魏然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尽管坦言当年申请时的淡然，但魏然对这个身份非常珍惜：“‘长江学者’就是一个契机，让我能有比较固定的时间回国内做讲座、做课题，包括完成很多其他形式的学术交流。比方说我刚跟张国良老师合作了一个关于手机新闻的课题，同时我和传媒大学很早也有合作，现在是他们的校外兼职博导和特聘客座教授，每次过来也都很方便。”
不仅如此，魏然还希望借助一个有海外背景的学术团体为国内提供更多的交流与协助。“这个团体叫作国际中华传播学会，1989年就成立了，它的发起人是现任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李金铨博士，我是现任会长。学会主要是由在美国的华人新闻传播学者组成，同时也有一些对中国传媒感兴趣的美国学者参加。我做会长的两年以来，一个工作重点就是积极吸收国内学者参加一些国际化的会议，同时也帮助国内的新闻传播院校召开国际会议。我们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学术团体，会员有两三百人左右，大家在美国生活工作比较久，对国内外的环境都相对了解，这个学会就相当于一座中介桥梁。”
对此，魏然说道：“做学术是需要有团体的，要互相影响、互相支持，否则个人做研究就不会那么顺利，甚至做不下去。”
“做学术研究每次都要有一点创新”
魏然对学术研究的创新有很高的期待和要求。“理论是希望有创见的，做学术研究第一要有理论性，只有描述而没有理论的文章是没有价值的。第二，重复使用理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比如像议程设置这个理论，已经存在了40多年，如果你总是原封不动地重复，就会过时。做学术研究每次都要有一点创新，对所使用的理论有所创建，尤其是扩展和充实这个理论，这样做出来的成果，价值才能更高，也更符合顶尖级刊物的要求。我认为将这两个层面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做学术最核心的东西。”
尽管非常强调学术研究的创新，但魏然却并不认为学术研究存在某种“中国模式”。“首先我非常理解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像人发展到一定阶段，越成熟就越自信，国内有这种情绪、需求、表述都可以理解。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是对知识体系建立的一种误解。如果我们觉得西方的铁路、火车、汽车都是很先进的东西，可以直接拿过来用，那么我们需不需要有‘中国模式’的铁路、火车、汽车呢？人类是需要承认共性的，社会科学是全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它的建立、存在和发展同样需要尊重和符合人类的共性。”魏然说，“‘中国模式’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不是学术需要。政治和学术是不同的范畴，如果把政治当成学术，就不对了。”
和许多个性鲜明甚至略带张扬的学者所不同的是，魏然的风格始终是温和平静的。他的谦恭与低调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他的学术甚至信仰却是开放并且西化的。访谈那天，他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左胸口印着红色的INDIANA UNIVERSITY英文字样，那是他的母校，也是曾给他的学术人生带来过最大影响的地方。魏然说他当年上外的同学有的已经成为知名主播，有的做生意发了大财，有的当上了大领导，而他却认为，大概只有做学问的人生更适合他的个人喜好。
在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派的影响下，魏然持重严谨的性格帮助他在历经考验的学术长跑中耐住寂寞，不舍初衷，并最终有所成就。他说，人在不同的年龄，人生的体验和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如今，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他，或许正在回首往昔的过程中完成着对自己的坚守和超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学生刘若涵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