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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柱(1915- )湖北省麻城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处宣传员、师部书记、军部书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红军总司令部参谋，一局作战科副科长、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作战科科长，军委一局二科科长、一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一局副局长，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兼西海岸指挥部参谋长，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42年初春时节，惊蛰刚过，大地回暖，万物复苏。在太行山东南麓的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村驻扎的八路军总部，一队队的干部、战士在宽大简陋的操场上练习刺杀、投弹、队列、跑步；司政后机关各部门在有条不紊地运转；日理万机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仍一刻不停地在办公室里向部属交待任务。
“王政柱，今天正式通知你，回延安学习。同时，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总部在历次战斗中缴获的20斤金银珠宝和几封信件带给中央。现在，延安的条件很艰苦，尽管这点金子是杯水车薪，但也能解一点燃眉之急。另外，还有朱总司令留在前方的当年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头骡子及望远镜等，也一起带回。这头骡子伴总司令一起经过了长征，有战功，要保养好。它们都是珍贵的革命文物，今后革命成功，要放到博物馆里，教育后人。”
27岁的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精神抖擞地回答道：“是，副总司令。我保证完成任务。”
平日里神情威严的彭德怀，望着眼前这位红小鬼出身、聪明好学、沉稳踏实的部下，笑容满面地说：“我老叫你小鬼，但你年龄也不小啦。这次还有一位女同志陪你同路作伴，协助你完成送金子的任务。她是机要科的罗健。你们可能熟悉吧?”
王政柱点头笑着回答：“我们认识。”
彭德怀喝了一口水，接着说：“罗健这位小同志也不简单，不满14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后来又转到豫东游击队。1939年辗转半年到了延安。别看小罗年纪不大，还上过中学嘞，又经过抗大深造，可是个喝过墨水的人啊。你们在路上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尤其是你要好好照顾人家姑娘，走累了可搭一搭骡子……”
王政柱感激地望着首长，无声地点点头。
这时，朝阳涌进屋内，屋里顿时亮敞温暖许多。彭德怀起身对王政柱说：“你就在这里吃早饭，也算我为你饯行!”
王政柱答道：“谢谢副总司令!”
早餐摆上了餐桌，却极为简单。一碟咸菜，一碟清炒土豆丝，一小盆鸡蛋汤，两碗黄黄的小米干饭。彭德怀和王政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上午，王政柱身背特殊行囊离开麻田八路军总部。这个特殊行囊是用加厚白布缝制而成的干粮袋，里面装的就是彭德怀代表八路军总部送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礼物”。这些“礼物”有金锭、银簪、白玉、戒指、耳环、串珠、项链、宝石等等，零零总总百十件，20斤重，价值百万元以上。因为是机密，王政柱将它斜背在身上。金袋紧贴王政柱的衬衣，外面罩着棉袄和棉大衣。三月的太行天气，早晚还很凉，冰冷的金袋把那凉飕飕的气息传到王政柱的整个后背，他感到透心的凉，刺骨的冷。几乎是两个时辰后，王政柱的体温才把金袋捂得不那么冰冷了，而此时，他却耗费了许多体力，感到口干舌燥。
同行的除了不满20岁的年轻机要科女科员罗健，还有朱德总司令的老马夫、30出头的汪秀田。
“王政柱，一路上你要好好负责。小罗，如果他对你照顾不周，你要告他的状。还有老汪，不能让骡马饿着了。”彭德怀在总部门口握着这个特殊组合三个成员的手说：“你们好好走!再见!”“祝你们一路平安!”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也高兴地一一与他们握手告别。
“您们请留步，望首长注意保重身体!”王政柱等三人一再回转头来向彭德怀等挥手告别，直至人影越来越小。后来，彭德怀和杨立三成为王政柱、罗健这对伉俪的介绍人和证婚人。
王政柱一行从晋东南的麻田出发，先北上到晋西北，再折返至陕东北，最后抵达位于陕北中部的革命圣地延安。他们花了整整72天时间，走了一个大大的弓背，沿途翻越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徒涉漳河、汾河、黄河、无定河，跨过白晋铁路、同蒲铁路，通过数不清的我方交通点和敌人的严密封锁线，曲曲折折行程3000余里，才安全到达目的地。
3月9日，王政柱一行到达武乡县王家峪村。这里曾是八路军总部驻扎过的地方，淳朴的乡亲们看到他们，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问寒问暖，问长问短。而王政柱无论在房东家休息，还是在村公所接受宴请，都始终背着金袋子，真可谓金不离身、身不离金。
4月1日深夜，是农历二月十六，一轮圆月挂在天空。在晋中平遥县东南的郝庄附近，王政柱一行由地方武装护送，在月光映照下前进。这里位于同蒲、白晋铁路之间，是敌我活动的游击区，情况比较复杂，所以王政柱等受到重点保护。
地方党组织和交通队，为了避开敌人，防遭不测，保护着王政柱他们旋磨打圈式地来回移动。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晚，每次移动10多里，最多的一次是30里，从3月30日至4月8日，１０天内，他们来回移动六次。王政柱都极其警惕地保护着金袋子，他已把它“熔铸”到自己的整个身心。金袋子中那些小小的尖尖角扎得他后背上血痕累累，又经汗液的浸泡，他常常感到后背火烧火燎地疼。
一直跋涉到4月14日，早先的圆月只剩下一勾月牙儿了，他们终于通过“汾河湾”地区最后一道封锁线太(原)汾(阳)公路，进到晋西北第八军分区驻地康宁堡。
大家都吁了一口气道：“终于回到抗日根据地了。”罗健还兴奋地唱起了著名的《游击队歌》。
斗转星移。又过了１０天，王政柱小组来到晋西北的方山县胡堡镇。当地的护送部队早早地就在预定地点等候他们。
已是4月下旬，春暖花开，鸟鸣莺莺。尽管脱去了棉衣、棉裤，但金袋子仍在王政柱身上牢牢地背着。
护送部队的负责人对王政柱说：“今天的路程较远，需走100多里，而且要通过一道封锁线，还要翻越两座大山，比较辛苦，我担心罗机要员的体力跟不上，是否给她配一匹马?”
王政柱婉言谢绝说：“这就够麻烦你们了，哪能再添乱子?我们有一头骡子，可以让她搭一搭，歇歇脚。”
4月底，王政柱一行到达秦晋交界的晋西北兴县南60里处的乔子头。这里是抗日根据地，他们痛痛快快休息了六天，消除沿途的疲劳，整理个人卫生。而金袋子仍旧没离王政柱的身体。
5月5日，从黑峪口渡过黄河，王政柱那颗整整悬了两个月的心，终于落下大半。他有了到达大后方的感觉，于是，第一次将金袋子从身上解下，把这价值１００多万元的东西放到骡子背上。自己顿觉身轻如燕。同时，他命令罗健和汪秀田精心看管，即使中途休息时，也得有人不离骡子。当罗健知道袋子里的秘密后，嗔怪王政柱道：“好啊，跟你一起执行任务60天，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今天才知道是护送金银珠宝!”王政柱略带歉意地说：“这是组织纪律。现在安全了，我告诉你也不迟呀!”尔后，他俩会心地笑了起来。
5月17日，王政柱、罗健、汪秀田这个特殊三人小组终于抵达目的地延安。
初夏时节的延安旷阔而又美丽。悠悠白云在宝塔山上空缓缓地飘着，柔嫩的柳丝低垂在静谧的延河边。错落有致的窑洞鳞次栉比，高高低低的梯田里，许多干部、战士和群众在辛勤地劳作着，几个宽大的练兵场上，更有八路军将士忙着练兵。
看到宝塔山、延河水，王政柱和罗健激动万分。
当晚，他们一行住在总政治部组织部大砭沟干部招待所。
第二天，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黄欧东派人接走了王政柱一行携带的金银珠宝、骡子、望远镜、信件等所有物品。黄欧东带话给王政柱，中央军委感谢他们圆满完成了这项特殊的重要任务。
简单收拾停当，王政柱和罗健精神饱满地迎接抗大的学习任务。
( 责编晋 源 )
1942年初春时节，惊蛰刚过，大地回暖，万物复苏。在太行山东南麓的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村驻扎的八路军总部，一队队的干部、战士在宽大简陋的操场上练习刺杀、投弹、队列、跑步；司政后机关各部门在有条不紊地运转；日理万机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仍一刻不停地在办公室里向部属交待任务。
“王政柱，今天正式通知你，回延安学习。同时，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总部在历次战斗中缴获的20斤金银珠宝和几封信件带给中央。现在，延安的条件很艰苦，尽管这点金子是杯水车薪，但也能解一点燃眉之急。另外，还有朱总司令留在前方的当年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头骡子及望远镜等，也一起带回。这头骡子伴总司令一起经过了长征，有战功，要保养好。它们都是珍贵的革命文物，今后革命成功，要放到博物馆里，教育后人。”
27岁的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精神抖擞地回答道：“是，副总司令。我保证完成任务。”
平日里神情威严的彭德怀，望着眼前这位红小鬼出身、聪明好学、沉稳踏实的部下，笑容满面地说：“我老叫你小鬼，但你年龄也不小啦。这次还有一位女同志陪你同路作伴，协助你完成送金子的任务。她是机要科的罗健。你们可能熟悉吧?”
王政柱点头笑着回答：“我们认识。”
彭德怀喝了一口水，接着说：“罗健这位小同志也不简单，不满14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后来又转到豫东游击队。1939年辗转半年到了延安。别看小罗年纪不大，还上过中学嘞，又经过抗大深造，可是个喝过墨水的人啊。你们在路上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尤其是你要好好照顾人家姑娘，走累了可搭一搭骡子……”
王政柱感激地望着首长，无声地点点头。
这时，朝阳涌进屋内，屋里顿时亮敞温暖许多。彭德怀起身对王政柱说：“你就在这里吃早饭，也算我为你饯行!”
王政柱答道：“谢谢副总司令!”
早餐摆上了餐桌，却极为简单。一碟咸菜，一碟清炒土豆丝，一小盆鸡蛋汤，两碗黄黄的小米干饭。彭德怀和王政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上午，王政柱身背特殊行囊离开麻田八路军总部。这个特殊行囊是用加厚白布缝制而成的干粮袋，里面装的就是彭德怀代表八路军总部送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礼物”。这些“礼物”有金锭、银簪、白玉、戒指、耳环、串珠、项链、宝石等等，零零总总百十件，20斤重，价值百万元以上。因为是机密，王政柱将它斜背在身上。金袋紧贴王政柱的衬衣，外面罩着棉袄和棉大衣。三月的太行天气，早晚还很凉，冰冷的金袋把那凉飕飕的气息传到王政柱的整个后背，他感到透心的凉，刺骨的冷。几乎是两个时辰后，王政柱的体温才把金袋捂得不那么冰冷了，而此时，他却耗费了许多体力，感到口干舌燥。
同行的除了不满20岁的年轻机要科女科员罗健，还有朱德总司令的老马夫、30出头的汪秀田。
“王政柱，一路上你要好好负责。小罗，如果他对你照顾不周，你要告他的状。还有老汪，不能让骡马饿着了。”彭德怀在总部门口握着这个特殊组合三个成员的手说：“你们好好走!再见!”“祝你们一路平安!”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也高兴地一一与他们握手告别。
“您们请留步，望首长注意保重身体!”王政柱等三人一再回转头来向彭德怀等挥手告别，直至人影越来越小。后来，彭德怀和杨立三成为王政柱、罗健这对伉俪的介绍人和证婚人。
王政柱一行从晋东南的麻田出发，先北上到晋西北，再折返至陕东北，最后抵达位于陕北中部的革命圣地延安。他们花了整整72天时间，走了一个大大的弓背，沿途翻越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徒涉漳河、汾河、黄河、无定河，跨过白晋铁路、同蒲铁路，通过数不清的我方交通点和敌人的严密封锁线，曲曲折折行程3000余里，才安全到达目的地。
3月9日，王政柱一行到达武乡县王家峪村。这里曾是八路军总部驻扎过的地方，淳朴的乡亲们看到他们，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问寒问暖，问长问短。而王政柱无论在房东家休息，还是在村公所接受宴请，都始终背着金袋子，真可谓金不离身、身不离金。
4月1日深夜，是农历二月十六，一轮圆月挂在天空。在晋中平遥县东南的郝庄附近，王政柱一行由地方武装护送，在月光映照下前进。这里位于同蒲、白晋铁路之间，是敌我活动的游击区，情况比较复杂，所以王政柱等受到重点保护。
地方党组织和交通队，为了避开敌人，防遭不测，保护着王政柱他们旋磨打圈式地来回移动。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晚，每次移动10多里，最多的一次是30里，从3月30日至4月8日，１０天内，他们来回移动六次。王政柱都极其警惕地保护着金袋子，他已把它“熔铸”到自己的整个身心。金袋子中那些小小的尖尖角扎得他后背上血痕累累，又经汗液的浸泡，他常常感到后背火烧火燎地疼。
一直跋涉到4月14日，早先的圆月只剩下一勾月牙儿了，他们终于通过“汾河湾”地区最后一道封锁线太(原)汾(阳)公路，进到晋西北第八军分区驻地康宁堡。
大家都吁了一口气道：“终于回到抗日根据地了。”罗健还兴奋地唱起了著名的《游击队歌》。
斗转星移。又过了１０天，王政柱小组来到晋西北的方山县胡堡镇。当地的护送部队早早地就在预定地点等候他们。
已是4月下旬，春暖花开，鸟鸣莺莺。尽管脱去了棉衣、棉裤，但金袋子仍在王政柱身上牢牢地背着。
护送部队的负责人对王政柱说：“今天的路程较远，需走100多里，而且要通过一道封锁线，还要翻越两座大山，比较辛苦，我担心罗机要员的体力跟不上，是否给她配一匹马?”
王政柱婉言谢绝说：“这就够麻烦你们了，哪能再添乱子?我们有一头骡子，可以让她搭一搭，歇歇脚。”
4月底，王政柱一行到达秦晋交界的晋西北兴县南60里处的乔子头。这里是抗日根据地，他们痛痛快快休息了六天，消除沿途的疲劳，整理个人卫生。而金袋子仍旧没离王政柱的身体。
5月5日，从黑峪口渡过黄河，王政柱那颗整整悬了两个月的心，终于落下大半。他有了到达大后方的感觉，于是，第一次将金袋子从身上解下，把这价值１００多万元的东西放到骡子背上。自己顿觉身轻如燕。同时，他命令罗健和汪秀田精心看管，即使中途休息时，也得有人不离骡子。当罗健知道袋子里的秘密后，嗔怪王政柱道：“好啊，跟你一起执行任务60天，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今天才知道是护送金银珠宝!”王政柱略带歉意地说：“这是组织纪律。现在安全了，我告诉你也不迟呀!”尔后，他俩会心地笑了起来。
5月17日，王政柱、罗健、汪秀田这个特殊三人小组终于抵达目的地延安。
初夏时节的延安旷阔而又美丽。悠悠白云在宝塔山上空缓缓地飘着，柔嫩的柳丝低垂在静谧的延河边。错落有致的窑洞鳞次栉比，高高低低的梯田里，许多干部、战士和群众在辛勤地劳作着，几个宽大的练兵场上，更有八路军将士忙着练兵。
看到宝塔山、延河水，王政柱和罗健激动万分。
当晚，他们一行住在总政治部组织部大砭沟干部招待所。
第二天，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黄欧东派人接走了王政柱一行携带的金银珠宝、骡子、望远镜、信件等所有物品。黄欧东带话给王政柱，中央军委感谢他们圆满完成了这项特殊的重要任务。
简单收拾停当，王政柱和罗健精神饱满地迎接抗大的学习任务。
( 责编晋 源 )